齐 红

　　试着重新打量朱文颖是在三年以前——2007年，当读完了这个年份前后朱文颖所有的小说创作时，我感觉一些熟悉而又陌生的东西从朱文颖的小说里丝丝缕缕地飘出来，叙述细密耐心，注重氛围的营构与气息的捕捉——早年小说的这种意韵仍在，但它们开始成为一种背景，一种辅助，是人物命运及内心生长变化的底色，而一些更为沉实且棱角分明的东西开始走向朱文颖小说的前台：命运、历史、心灵的变故，灵魂的细节……及至最新长篇《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篇《花窗里的余娜》，这种变化更加清晰分明地呈现在眼前。

　　

　　我感觉到了朱文颖隐忍而执着的努力——那种对现存世界的追问，对命运的探究：在这样一个大变故的时代，“我”应该是谁？在做什么？精神向度的变化和走向是什么？最终会有什么样的归宿？而这些渺小的个体又是怎样串联起来，形成了繁复而层叠的世界？或多或少，或重或轻，朱文颖的小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存在的追问。

命运：大时代与小人物

“命运”是浮现在朱文颖近作中的一个关键词——它跟生命的转折、突如其来的变化、人生的无常、猝不及防的死亡，甚至某种神秘的暗示有关，它是外婆脖颈中间那道绳子的勒痕，在岁月的流逝中提示着曾经的不堪与尴尬；它又是不期而至的车祸，让几个小时前还在吃饭聊天的朋友忽然间死于非命 （《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它是无法预知的人生走向：“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或许都是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比如说，余娜的祖父，那个和我外公一起站在船头、后来又笑傲江湖的人，生下了一个温柔胆小的儿子，这个温柔胆小的儿子娶了一个更加温柔胆小的媳妇，结果却生下了一个桀骜不驯的女儿”，又是让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的世事变化：面对这个世界的快速发展，外婆显然有些迷乱：她“睁开眼睛，眼前的马路变了一条；再睁开眼睛，后面的房子少了一片。”（《花窗里的余娜》）在朱文颖的文字中，“命运”横亘眼前，想要掌控却有时无能为力。

　　但个体的命运展示不是一个单纯的线索，在朱文颖的小说中，你分明可以感受到小人物背后的大格局的变化，也就是说演绎“命运”的载体不仅仅是人物本身，而是个体与群体、历史与现实的纠结：在看似飘摇、动荡的年代更替与命运变化中，有一条清晰坚硬的线索传达着朱文颖小说中人物的存在状态——那就是个体的小人物总是被捆绑在大时代中前行的，他们汇入历史的滚滚洪流，有些身不由己，却又心有不甘地作着抗拒与挣扎。在这出“命运”的交响曲里，“个体”是一个有些嘈杂的声部，他们虽没有冲出主旋律的主观意图，却一直没有放弃演奏个人乐章的努力。

　　因此，朱文颖的两部小说中都隐含着一个展示人物的坐标：纵向的历史变迁和横向的个体命运。但“历史”本身并不是朱文颖的表现重点——她完全没有“新历史小说”中那种清理历史的热情，“历史”更多地是一种历程感：《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一个世纪——从外公童有源的出生到“我”的当下生活，叙述的重点则集中在莉莉姨妈长大成人之后的半个世纪的经历与命运；而《花窗里的余娜》则让我们隐约捕捉到这片土地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近三十年的变化。朱文颖小说中的历程感与一些词汇有关：比如“公私合营”、“举着红旗游行”的队伍、“1986”、“深圳”、“福利分房”……这些词汇分别对应着这样的时代风貌与气象：火红、激情的五十年代、疯狂的六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历史的痕迹就是这样星星点点地散布着，并没有特别连贯的线条，而朱文颖要表达的，是那些与时代气象不太合拍的人物以及他们所演奏出的有些异样的生命乐音。

　　从莉莉姨妈有记忆的那一刻起，外公童有源的表现就与时代有着许多的不合拍：在一个上上下下红彤彤的富有革命与激情意味的年代里，童有源总是落落寡欢、行为怪异，他像幽灵一样地奔走、寻觅，似乎一直在朝向内心的某种期待，沉默的影子中常常现出决绝而疯狂的特质；莉莉姨妈（童莉莉）也是这样，只是她从小所受的教育使她的人格比父亲显得更为矛盾和冲突：“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莉莉姨妈对那个时代的所有理念与追求有着一种本能的认同，但同时她骨子里又充满了与时代气息不协调的“小资”情绪，在潘菊民家听留声机里播放出那些优美的乐曲时，她是痛苦而又幸福的——这样的生活方式让她“迷恋而又痛恨”。

　　童莉莉一面在理论上认同着时代的规范，一面又在内心奔突挣扎着，为那些个体情绪寻找着释放的出口：在五六十年代“反对个人主义”的众声喧哗中，童莉莉仍与潘小倩、潘菊民们约会、聚谈、听留声机、参加舞会、烫头发、谈恋爱……他们是潜伏在涌动的潮流中的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但生活的庸常意味仍然常常将这些新鲜和刺激冲蚀或遮蔽，童莉莉本能地想要抓住生活的某些可以令人兴奋的东西，以反抗庸常的状态，就像小说中所写：她喜欢的是那种“危险、倾斜、失衡”的生活，她不断寻找并试图守住这样的“非常”状态：与潘菊民的恋爱、跟父亲一起离家出走、运河之上一个多月疯狂的寻找、与吴光荣的结婚、离婚、再婚、渐渐老去之时对容貌固执而坚定的要求……

　　不仅仅是童有源和童莉莉，事实上这个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或多或少地表现着与这个时代的不合拍，“这一家都是疯子。充满了热情的疯子”，他们孤独、排斥，又惺惺相惜；而另一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家庭——“花粉飘散般轻柔安静”的潘家，其实内里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暴：安静宽容的母亲早年那隐秘的情感传奇，爱听评弹和爱在春天去灵岩山独坐的潘菊民后来的躲避与逃亡，潘小倩的强迫症……

　　两个家庭之外还有着许许多多的异样而孤独的个体：蓬乱着头发、精通鸟语的常德发，租了旧教堂的季古先生，就连那个坚定地“与毛主席在一起的”吴光荣也会有“奇怪而理智”的爱情表白——感伤、爱恋、流浪、评弹与昆曲……这些词汇其实是不应该属于那个时代的，但它们却在这群人物的身上恣意生长。就像乡下旧教堂庭院里的那棵桂花树，疯了似的，铺天盖地、蛮不讲理地枝蔓着，全没有规则地生长着……

　　朱文颖的小说让我们听到了这异样的声音——在时代的洪流之中，这是个体小人物鲜活而独特的存在标志。同时，这声音是需要屏息静气地去聆听的，否则难以捕捉和分辨，也正是这种声音里的某种异样特质激发了朱文颖的探究热情：“我确实有这样一位姨妈。当然，她并不叫童莉莉，她也并不是我的莉莉姨妈。我的这位真实的生活里的姨妈是上海人，她喜欢吃苏州松鹤楼的松鼠鳜鱼，年轻的时候得过肾炎，后来死于哮喘。据说这样的病人更多的应该就地抢救，但救护车把她从疗养院载走时，她是平躺着的。引起了更深的呼吸困难。那半个多小时、或者更为漫长的时光，她一定是无助的，绝望的，没有人能够听到她内心的呼喊——她那整整一辈子，都很少有人能够听到她内心的呼喊。四周是漆黑的夜、静悄悄的流淌的河流，她从命运的这头终于到了那头。”（1）

　　朱文颖从 “莉莉姨妈”、“小露阿姨”、“外婆”和“我妈妈”以及周围许许多多的人的表情里看到了那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叫喊与挣扎，这叫喊与挣扎综合了时代的气氛与声音，形成了那个叫做“命运”的东西。或许最终难逃历史的走向，但那些个人化气质仍然试图从某种困囿中努力地冲决出来。在这样的命运表达中，如果小说能够将“大时代”和“小人物”的内在关联与逻辑更清晰地展现出来，而人物命运的线条更光滑一些（比如潘菊民的消失与重现），小说也许会有更理想的效果。

孤独：心灵的漂泊与归属

朱文颖小说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是 “孤独”——新近的两个故事中少有活得不“孤独”的人物：童有源是孤独的，童莉莉总是在家庭和周边的热闹中感觉“孤独一人”，潘菊民、秋先生、林先生不断地诉说着“我很孤独”，“难以名状的一种孤独”，白先生在深夜不归的“我”面前也难免一阵悲凉与孤独。而他们每个人对待这种孤独的情绪也是复杂、纠结的：一面是痛恨，一面是享受，一面想要摆脱，一面却又固步自封地坚守着。

　　这孤独来自于哪里？为什么如此深重、无以自赎？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曾经描述过人的这种境况：当个体努力逃脱群体的制约力求获得自由的时候，这同时也意味着“他是孤独的，他被隔离了”，“失去了那种无可非议的所属感……”（2）朱文颖小说中深陷孤独的这些人物都是一些“另类”的人物，他们是在集体的合唱中想要发出自己声音的那一个，这是他们深陷孤独的根源。

　　另外，他们在努力反抗既定的程式化生活制约的同时，却并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目标或理想的归属究竟在哪里，能否接近或实现，通俗一点说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排斥和抗拒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却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在哪里，怎样实现。小说中有一个声音也在不停地追问着：“他要干什么呢？”“他究竟要干什么呢？”“你到底要对抗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啊？”“那究竟又是什么呢？”

　　每一个追问都没有答案，小说中的主人公摆脱迷惘的方式之一就是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让自己行动起来：身体“永远在路上”，内心永远在漂流，就像小说中的描述：“每个人都显得有点不安。都有点随波逐流却又举棋未定的样子。”（《花窗里的余娜》）

　　在童莉莉的记忆中，父亲童有源总是出其不意地从母亲和自己面前消失，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离家出走，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原因。但在他向柳春风不停述说多年来自己的旅途奇闻（神秘的相面人、突如其来的枪声与死亡）时，你会觉得也许目标本身对童有源来说变得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在漂来漂去的状态中感受着传奇与异样的人生，这是对庸常生活的另一种反抗，也是为自己茫然无措的心灵找到的一种暂时的归属吧。

　　童莉莉在骨子里与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拒绝“无力和中庸”，愿意跟随内心的冲动追逐、寻找新颖、富有挑战性的、不一般的生活，与父亲不同的是看起来她总是有一个精神的支点和一个行动目标，比如爱情，比如评弹团，比如时尚与潮流，但这些目标的虚无和变动最终仍然使她的寻找与追求本身变成一场没有结果的漂流。评弹团迟迟不到，偶遇潘菊民却给她带来更加疯狂的漂泊与寻找，与吴光荣反反复复的离婚与复婚……她看起来是义无反顾地、坚定地折腾着，与这个世界“赌着气”，但是内心其实又是脆弱的，没有支撑与归属感。

　　孤独、茫然，却又无所适从，这是朱文颖小说主人公普遍的心灵状态，就连《花窗里的余娜》中那个一向“气定神闲”的母亲也有突然失态的时候，内心的芜杂混乱不自觉地泄露出来。在这样的状态中，人常常会本能地抓住一个支点，用以安抚自己心灵。飘摇不定的小露阿姨几乎是一个象征，她总是本能地在浮躁与喧哗中寻找一个生活的标杆，而这个标杆其实就是她为自己找到的生活动力和精神依靠：余娜家的小洋楼、“深圳”、宗教、回国后的余娜——在小露阿姨最初的理解中，这些标杆全部与物质的富足有关，她甚至兴致勃勃地去了一趟深圳，但这个当年意味着无限的机会、可能性、冒险精神与物质富足的城市却让小露阿姨茫然的内心更加无序：深圳归来的她显然受了某种刺激，她的平静、反常及突然的爆发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刺激究竟来自哪里？小说并没有太多的暗示，可是我们可以在小露阿姨的极端情绪中感觉到她对既往生活的反思与颠覆：那一向追逐的目标忽然变得可疑与虚无，生命的支点忽然消失，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将面临崩塌，——潜在的危险已经开始向小露阿姨逼近。

　　家庭的事故一桩接一桩：小露阿姨服用安眠药过量、堂哥堂姐去往深圳、母亲突然变得暴躁、外婆突发心脏病……而这一片闹哄哄的“不安”与“乱象”之中，“我”却又不可自制地、疯狂地爱上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究光蛋”。小露阿姨气息渐渐变得虚弱，她只能借助老唱片里那单纯而悠长的音乐缓解内心的茫然，或者到余娜家里坐坐。原本叛逆、不驯的余娜回国后返璞归真，变得古典而安静，评弹、昆曲、阅读，玉兰树、香干马兰头、荠菜馄饨……这些符号围绕中的余娜让小露阿姨觉得陌生而又神秘，同时让她不知所向——自己穷尽所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呢？小露阿姨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果断中止了自己关于这个世界的疑问，也终止了自己内心的混乱与痛苦。

　　到底什么可以拯救漂泊的心灵？古典的、让人安静的评弹？激情与理想？返璞归真的平淡？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在困顿之中挣扎着，寻找心灵平息的那一刻，但没有一个人物获得过完整而完全的内心安宁——除了那个遥远飘乎的余娜。但她一直隐藏在“花窗”之内，不能给我们一种现实的且坚实的感觉，我们也就跟随着这些人物观看着种种摇摆不定的生活——一样的疼痛而无奈。

　　这两部小说中朱文颖采用了相同的叙述人——“我”，事实上更多时候这个叙述人是以一种“混合型叙述人称”出现的：“我外公”、“我母亲”、“我姨妈”……它比第一、第三人称更自由，观察视野更为广阔，可以对某些限制视角无能为力的领域进行天马行空的描写。（3）对于小说中的其他主人公而言，这个“我”既是他们生活的打量者，又是一个拷问者。并且，“我”在拷问别人的生活，同时也在拷问自己的生存，正是源于对个人生活的茫然，以及对茫然状态的不满意，才会生发出对他人生活的探究热情和对自我生存的追问。如果说有遗憾，那么这个遗憾来自于“我”与故事中人物的胶着状态：“我”更多看到的是片断式的、局部的场景，没有从“他者”的生活中跳出来，给予我们更开阔和宏观的俯视：关于历史，关于人物。

张力：语词与氛围

朱文颖的小说总是能够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语词的使用、氛围的营造、人物心性的表达——事实上这三种因子在朱文颖的小说写作过程中一直存在并延伸，只是由它们综合而成的一种强度与张力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鲜明。

　　朱文颖以前的小说更喜欢 “雾里看花”：“雾气里是看不清东西的。虽然有时雾里面的事物很美，但仍然是一种消失了棱角甚至轮廓的美。那时我常常愿意止步于这种美，因为雾气后面生命的真相我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所以也就想不明白；想不明白，自然也就说不出来。”（4）而现在她在拨开迷雾，让原本也许已经近在咫尺的风景更加清晰和有力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变化在小说中的表现是，语词的修炼与氛围的营造不再是纯粹的、独立的审美存在，而是与人的存在状态的探究、人心的揭示密切相关：《花窗里的余娜》中的主人公余娜无所不在，却从未出场，她的存在更像一种若隐若无却总挥之不去的气息：噼噼啪啪的高跟鞋、细细沙沙的喇叭裤，大清早的练声、玉兰树、白色围巾……与她有关的一切自“我”外婆家对面的那座小洋楼里不停地向外渗透着，影响着“我”外婆、“我”的小露阿姨的生活：“甜得淌出蜜来的音乐声，穿过余娜家漂亮的客厅，尖尖的屋顶，穿过那几棵花团锦簇的桂花树，以及月光下模糊诡异的花窗，最后委婉曲折地停留在我们家寡淡无味的晚餐桌上。”

　　综合了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因素，“我”这个家族与余娜家有一种奇特的关联：认同而又排斥的，羡慕而又嫉妒的，亲近而又疏远着……一直以来，“我”的家族就这样矜持地观察着、介入着，有时又逃离着，朱文颖在“花窗”内外营造了一种朦胧、暧昧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又时时提示着那种隐约存在的，流动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若有若无却直指人心——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描写。

　　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只是朱文颖小说的一个局部“特写”，在读完她的这两篇作品以后，我忽然意识到，朱文颖其实一直想要把自己生存其中的那个“南方”，那个“曲折的、缓慢而又水意的南方”（《当我重新拥有说话的欲望》）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个“南方”有着表面与内里的反差，它柔软、温和却也激情四射，它是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又是余娜、小露阿姨和“我”的喧嚷的南方，它隐藏在秘而不宣的爱情期待中，隐藏在秋先生对“我”莫名的情绪里，同时它又在昆曲、评弹、绿豆芽云腿丝里，细密、精巧、含蓄，却包裹着不期而至的爆发与疯狂。

　　而这个“南方”让我们在朱文颖小说的局部细节之外感受着更大意义上的张力——我们在它温和的表情里听到了生命的尖叫、内心的激情与癫狂——一代又一代“南方”女人的血脉里流淌着的正是这样一种血液：

　　“我的外婆有一种深藏在心里的粗鲁。我知道，我们这个家族里所有的女人都有一种深藏在心里的粗鲁。她们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来自于历险，来自于如履薄冰怆然失重的片断……同样，也来自于这种粗鲁。”

　　“和亲爱的莉莉姨妈一样，和这个虚荣、做作的女人一样，我的深情和暴烈像毒一样埋在心里。毒液注满了我的身体，它们在里面奔涌、冲突、挣扎，它们是运河里掩埋千年早已腐烂的沉积淤泥。”（《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魔鬼，魔鬼的苏醒使得人生变得繁复而充满层次，并且具有了一种张力：平静之下的疯狂、古典之中的叛逆、时尚之中的古朴、暧昧之中渐次清晰的现实……这就是朱文颖小说中的女人和“南方”。

　　但是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古老而又现实的困惑：什么力量可以制止那挣扎、奔突的内心，让它终于可以获得安宁和平静呢？究竟是激情、失控的生活滋生了心魔的成长，还是心魔的苏醒导致了激情、失控的生活？生命的真谛到底是什么？

　　朱文颖的小说在追问，但是没有答案，有时候我们会跟主人公一起陷入巨大的茫然：外公和外婆一辈子的奇特纠缠，究竟是为什么？莉莉姨妈的结婚、离婚、再婚，其内心的促动力究竟来自于哪里？只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么？是什么让小露阿姨不安现状，而最后必须以生命作为代价去换取永久的安宁？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本身还没有参破命运与历史的眼睛，以至于这些追问也只是断断续续的，“连不成片”——就像小说中“我”和秋先生的交往，最后“只剩下一些晃晃悠悠的碎片在那里飘荡……随风飘荡……随风飘荡……”

　　注释：

　　（1）朱文颖《当我重新拥有说话的欲望》，网文。

　　（2）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P135，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3）祖国颂：《叙事的诗学》，P214，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