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先锋”文学到“先锋文学”
当我们谈论先锋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对于“先锋文学”概念的不明确会带来一系列的不明确。如果我们将“先锋文学”观念视为文学史的正面景观的话，那么，走到文学史的背面，我们或许能够于阴影处发现“先锋文学”的另一派景象。从“历史起源”的角度重新审视先锋文学。如果我们稍稍颠倒一下先锋文学与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史的既定叙述逻辑，便会发现其实在文学史给定的“先锋文学”概念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广泛的“先锋”文学谱系——在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先锋文学只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概念，从70年代末王蒙、宗璞、茹志娟等人的拟西方“意识流小说”到80年代中期刘索拉、徐星、张辛欣等人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再到80年代中后期马原、余华、格非、苏童等人的“文本实验小说”都被统称为“先锋”文学。后来，文学评论界为了便于命名文学现象，“先锋文学”在使用中逐渐被窄化、固化为相对微观、边界清晰的概念——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先锋小说”仅指“80年代后期，一批年轻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所做的实验及其创作现象”。从王庆生的“先锋”小说概念到洪子诚对“先锋小说”的定义，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先锋文学所经历了一个“去粗存精”的过程。最早将其问题化并进行系统分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他在长文《如何理解“先锋小说”》中指出，“先锋小说”是在后来文学史一系列“分析”“归纳”“总结”等功能的“过滤”和“筛选”过程中逐渐确立自身合法性的。据其考证，“先锋小说”的最早命名应该是在《文学评论》和《钟山》编辑部1988年10月召开的一次有关“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研讨会上。当时“先锋小说”还被不同的评论家指称为“新潮小说”“实验小说”“现代派小说”“探索小说”等，直到90年代后期，“先锋派小说”这一概念才被北京的陈晓明、张颐武等批评家密集地使用。可见，“先锋小说”是一个带有鲜明的追授性色彩的历史性命名。而“追授”一词也某种程度上说明“先锋文学”原本包含着诸多复杂而丰富的文学史信息。通过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就可以发现，1979至1988年间出现的被称作“意识流小说”“实验小说”“现代派小说”“探索小说”“新小说”“新潮小说”的小说实验，一开始携带着各种不同的历史目的，有不同的文学诉求，而后来所说的“先锋小说”就是从这些命名中分离出来的。某种程度上讲，“先锋文学”被文学史认可与确认的过程，恰恰是另一个更为驳杂、丰富、宽阔的先锋文学谱系被人为裁剪的过程。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纯文本实验意义上的“先锋小说”成为“先锋文学”的代名词。透过目前流行的文学史教材我们已经可以清晰看到，像刘索拉、徐星、王朔、残雪等这些曾经的“先锋”作家已经不再被归入“先锋文学”的章节。
二、人工合成的“纯文学”
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逐渐被中国知识界接受，一些倡导“纯文学”的新潮批评家们普遍认为，广义上的“先锋”文学多数依然停留在对“社会内容”的讲述上，而对“文学本体”的自觉关注还不够强烈。出于对这种文学现状的不满，他们有意识地把“内容小说”推到“形式小说”的对立面。在他们看来，“探索小说”“新潮小说”“现代派小说”说到底仍然是一个“写什么”的问题，而“先锋小说”要面对的是“怎么写”的问题，而后者才是回到“文学本身”的“历史性要求”。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之下，马原、洪峰、余华、格非、苏童、北村、孙甘露等一大批先锋作家，更加明确地将“怎么写”视做自己自觉的艺术追求。由此可见，“先锋小说”意义上的“纯文学”思潮在这时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历史位移，它开始被文学界理解成一个“纯粹”的“写作问题”。而这种“写作”被批评家从进化论角度定义为一种比“社会写作”更高级的文学存在，并在此后的文学史书写当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建构起“先锋神话”幻象。某种意义上讲，“先锋文学”进入文学史是当时新潮批评家与先锋作家们秘密合谋的结果。“先锋文学”的策源地无疑是上海。1985年到1987年间，吴亮、程德培、李劼、许子东、王晓明、陈思和、毛时安、夏中义、蔡翔、殷国明等一大批年轻的批评家以《上海文学》中的“理论批评版”为基地，很快形成了一个“新潮批评”圈子。“从那一时期的文学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观念上，上海批评家比其他地方的批评家有更明确的先锋意识。吴亮的《马原的叙事圈套》、李劼的《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胡河清的《马原论》《洪峰论》《论格非、苏童、余华与术数文化》《孙甘露与他的“信使”》等文章率先确立了先锋小说的内涵和文体特征，他们对其形式、语言、叙述等价值的重视，与其他批评家仍在强调历史、美感截然不同。”由此可见，新潮批评家圈子的形成为“先锋小说”进入文学史提供了强有力的“法理依据”。
基于“对生存的永恒性不满，对有限的超越，对社会束缚的挣脱，对日常感觉的改变和对变幻无穷的叙述方式的永久性试验”，面对着强大的批评圈子明确的先锋意识的吸引，迫切希望参与“处在历史短暂停滞时期的‘当代文学’的‘重新分配’过程”，并渴望获得成功的“先锋新人”们很大程度上从事着一种与“新潮批评家”的理论主张互动的“共生性”的文学创作。不论是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所强调的写作“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还是格非在《塞壬的歌声》中所追求的“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陈规陋习局限的”创作，一定意义上都是在积极回应上海新潮批评家们所倡导的“纯文学”的理论主张。当论述文学的“形式”和“语言”时，余华和格非不约而同地援引了当时理论权威李陀的话——“首先出现的是叙述语言，然后引出思维方式”——来增强说服力。由此可见，先锋小说所标榜的“纯文学”，所追求的“写作的自由”其实并不纯粹。他们的写作在有意无意中受到当时新潮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和评价标准直接且深刻的影响。以余华为例，通常文学史将余华的“暴力叙述”“极端叙述”视为先锋小说的典范，认为他的“文本实验”和“虚伪的形式”才是真正的“纯文学”。然而文学是一种社会综合力量参与的创造活动，它的生产机制包含了创作主体、出版媒体、意识形态力量、接收者的趣味、批评者的反馈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参与，如果仅仅强调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决定力量，往往很难说清文学在一个时代的独特面貌。实际上在关于先锋小说辉煌的文学史叙述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文学型人际关系网络。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上海文学》《收获》《上海文论》等杂志的编辑家、批评家由原来的“幕后”走到了“前台”，自身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加强，事实上“已经具有了某种现代‘出版商’‘书商’的面目”，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并以此来影响文学的发展。例如，余华《现实一种》演绎了一对兄弟相互残杀的死亡过程。山岗的四岁儿子皮皮出于一种无知和好奇，将襁褓中大哭不止的堂弟摔死，围绕这一事件，山岗、山峰兄弟俩迅速卷入一种非理性的复仇漩涡中——山峰一脚踢死了自己的侄子皮皮，接着又被山岗折磨致死，山岗最后也因为故意杀人被处以极刑。而余怒未消的山峰妻子，又谎称自己是死者妻子，主动要求捐赠死者遗体，使枪毙后的山岗再次被医院作为器官移植捐献者，承受被肢解的命运。当时的批评家大都对余华这种“极端叙述”表示欣赏，认为余华赤裸裸地表现人类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然而，这种无节制的暴力叙述背后也充分暴露出余华另一种创作心态。不断辛苦奔波于海盐、嘉兴和上海之间的余华在过去的生活与“旅居生活”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断裂感，大上海的都市生活景象与家乡小镇平庸、单调、琐碎的生活的巨大反差加速了野心勃勃的年轻作家“逃离”的冲动。正是在此时，来自江南小镇的余华意识到正在走向“消费化”的上海对文学的需要，因之也就有意识地要把“暴力”“死亡”“血腥”的小镇怪异故事呈现给上海的批评家和都市民众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华经过短暂的文化定位和艺术尝试后，很快就引起了文坛轰动，成功地跻身著名先锋作家的行列。
三、“先锋文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美好误会”
“先锋文学”在极力张扬文本实验的“纯粹性”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忽略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意义问题。正如杨庆祥所尖锐指出的那样：“我们从80年代的先锋文学作品中几乎读不出80年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中国是何面貌？国人拥有怎样的生存感受？知识阶层具备怎样的“自我意识”？这些原本并非“先锋文学”单独面对的问题，却因其对文学形式上“纯粹性”的过分强调而被放大成为一个迫切的、棘手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了回应上述问题，一些激进的“先锋派”拥趸者采取了“弃卒保车”的应对策略。他们普遍认为，先锋文学是以损害文学的社会文献功能为代价完成了中国文化与国际性的“后工业文化”的全面接轨。为此，他们试图挪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来佐证“先锋小说”中已经发现了所谓的“后现代自我”——一个“消解性”的“自我”。的确，我们可以从“先锋文学”中轻易寻找到许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痕迹。但仅凭这些痕迹便仓促认定“先锋文学”完成了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全面接轨，我只能说这实在是一种去历史化的，一厢情愿的“美好误会”。彼得·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整个19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先锋派是对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期盛行的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艺术自律体制的一种抗衡性文化力量。在比格尔看来，艺术的自主性，艺术与生活保持一种距离是一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仅仅在19世纪的唯美主义之后，艺术完成与生活实践脱离，审美才变得‘纯粹’了。”反观当代中国的“先锋文学”，它当时所面对的强大阻力不是来自内部的文学自律机制，而是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干预。因而，“先锋文学”的历史任务是要打破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文学局面，拓展创作视野，丰富当代文学的艺术手法和技巧，推动当代小说的多元发展。对此，刘云生在《先锋的姿态与隐在的症候——多维理论视野中的当代先锋小说》一书中做出了极为准确的总结：“对于出现在后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先锋文学而言，借用西方先锋派们用来反抗资产阶级艺术体制的某些后现代主义手法，最终的结果不是摧毁资产阶级的自律艺术体制，而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确立文学相对独立和自律的艺术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先锋文学”中的“自我”是消解性的，毋宁说是未完成性的。
这种“未完成性”首先表现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形式”推向“内容”的对立面，并以此标榜文本实验的“先锋性”，这本身就是“后文革”式的惯性思维，其显著特征表现为极端的“排他性”。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先锋文学”对“语言”“形式”“本体”“异质”等“纯文学”观念的强调，势必会将一切以刻画人物、叙述情节、描写环境为核心的“典型现实主义文学”视为落伍的、过时的文学样式。此外，“先锋文学”的“未完成性”还表现为一种“现代主义焦虑症”。出于对宏大叙事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质疑与厌倦，先锋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代表先进“文学生产力”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写作范式。然而，过于急迫的“除旧布新”势必会带来新一轮的“写作崇拜”。将（后）现代主义创作技法奉若圭臬的先锋作家们在创作初期普遍采取“鹦鹉学舌”的直接模仿策略，其背后所反映出的中西方文学落差感是不言而喻的。在“自卑—赶超”心理的驱遣下，新潮批评家和先锋作家们有意识地模糊甚至屏蔽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当时中国文学创作生态之间的隔膜与错位，从而制造出“先锋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缝衔接、平等对话的幻象与错觉。先锋文学中存在着外在形式与内在观念的分离现象。对此，季红真早在1988年就明确指出：“西方产生现代主义文学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中国并不具备现代主义的必然条件，同时也缺乏现代主义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社会文化哲学土壤，先锋文学只是在不同层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但是没有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本。”因此，在我看来，认为“只有先锋文学才使中国文学获得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资格，才使得中国文学获得了真正现代性变革的起点”的论断，只不是当前评论界急于将先锋文学经典化的一种叙事策略而已。
不可否认“先锋小说家”们在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抗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先锋小说在击溃现实主义文学一统天下的进程中，也在悄然以“纯文学”之名建立新的文学霸权。这种文学霸权一方面是建立在“先锋文学”不断克服所谓“非先锋文学”/“非纯文学”干扰的基础上而最终获得“文学性”的历史性结果；另一方面是通过新潮批评家与先锋作家们的秘密合谋，最终实现了当代文学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的全面“转轨”；除此之外，先锋文学所采取的“断裂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分道扬镳）和“嫁接式”（唯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马首是瞻）的创作姿态，在新潮批评家们“后预设”的理论渲染下，被赋予了“开创文学新纪元”的历史意义，并逐渐成为了文学界的一种想象性共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的当代文学史会大书特写先锋文学的历史意义。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学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批先锋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趣味和评价标准建构起来的以“审美性”“纯粹性”为旨归的文学史。它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当前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观念之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甚至说制约着今天的文学史表达。
在“先锋文学”三十岁生日里，写这样一篇有煞风景的文章，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合时宜，甚至于还有点哗众取宠的嫌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笔者之所以选择从文学史背面重返“先锋文学”，其目的并非是要全盘否定“先锋文学”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而是旨在从知识考古学和文学谱系学的角度，去呈现“先锋文学”的内在生成逻辑和外在运行规律，进而为当前的文学现状和未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镜像或参照。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文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对未知的好奇和对可能性的容留，因此，“民主”是（小说）文学的唯一道义，它天生是任何霸权主义的劲敌。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笔者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对于“先锋文学”意识形态因素的梳理与揭示，恰恰是为了建构一个更具生命力、包容性、多元化的当代文学生态。
注释：
①③⑤⑥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第4-19页。
②陈晓明曾就“先锋小说家”指出：“8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年轻作者，他们有明显不同于前代作家的风格写作，他们中有些人特别注重小说的表现形式，甚至于语言句法。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被称为‘先锋派’……我使用‘后新潮小说’这个术语，当时主要指苏童、余华、格非、北村等人，以此与‘85新潮’相区别。90年代初期我改用‘先锋派’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在当时比较流行，容易获得认同。”见陈晓明：《现代性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1页。
④吴亮：《向先锋派致敬》，《上海文论》，1989年第1期，第53-67页。
⑦[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8页。
⑧刘云生：《先锋的姿态与隐在的症候——多维理论视野中的当代先锋小说》，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6页。
⑨季红真：《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艺报》1988年1月29日。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