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辉

　　伟大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伟大的思想家，时常致全力在作品中提出自己的疑问和困惑，思考文学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思考文学承载能力的多样化和可能性。对伟大作家而言，创作是对未知的执着追寻和刻意探索，因而疑问成为小说情节推进和情怀粘附的基础，思考变成作家创作的自觉意识和理想担当。这是我读完被誉为“70后作家的光荣”“最重要的作家”徐则臣《王城如海》后的基本体验。《王城如海》在深度和厚度上比不上《耶路撒冷》，但它显露出两个独特症候。一个是作者在小说中虚构故事，询问世界，不作定论，刻意展现出一种令人迷醉的“模糊”和“不确定”，充分呈现了作者对自己无法厘清的城市、人生和艺术问题的质询，另一个是这种对“模糊”“不确定”的呈现和思考变成作者展现世界、思考创作的自觉意识，标志着作者创作风格的圆熟。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小说是对未知的渐进式探索，其价值就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小说的意义在于提出疑问。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的智慧在于对一切提出问题。……如果说，小说有某种功能，那就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小说应该毁掉确定性。小说家的才智在于确定性的缺乏，他们萦绕于脑际的念头，就是把一切肯定变换成疑问。小说家应该描绘世界的本来面目，即谜和悖论。”在他看来，生活的本质在于人生中的事件仅仅发生一次，无论你事前多么精于算计，事后如何懊悔弥补，它永远都不会重复发生，而且生活本身是无法把握和准确预知的，谁也不可能证实生活本身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人生无法避免的显示出一种固有的无经验和不成熟。人永远无法证实他自己做的好不好，世界是不是他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小说就应该客观准确地展现这种谜团样的世界本相和生活中的复杂悖论，小说家就应该对自己发现并无法解释的现象提出自己的疑问。与米兰·昆德拉相似，徐则臣深谙此道，曾说：“疑问既是一部作品的起点和核心，也应该是它的终点。我以为文学的意义不在于寻求确定，恰恰相反，它是对确定的追问和质疑及对不确定的发掘和展示。”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有一个连续的东西，不仅是主题的连续性，也不仅是人物的连续性，而且是提出疑问，探索未知可能性这一问题意识的连续性，从《跑步穿过中关村》《居延》到《水边书》《耶路撒冷》再到《王城如海》，莫不如此。在《王城如海》中，这种探索意识主要体现在城乡关系的迷雾、精神认同的困顿和文学身份的焦虑。

一、城乡关系的迷雾

作为生产意义和消费社会的人类聚集空间，城市是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重要结果，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象征。与此同时，如罗伯特·帕克所言，城市是一个实验室或诊所，在其中，人类本性和社会过程及人与世界的关联可以被有效地进行研究。也许出于对此观念的认同，徐则臣选择以北京这一当今世界的超大城市作为观察世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他说：“不管我有多么喜欢和不喜欢，北京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处境。面对和思考这个世界时，北京是我的出发点和根据地。”

　　传统文化中，城市的兴盛是以乡村的衰败作为代价的。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乡村消失，城市和乡村演化成对立的存在，相互割裂，即使在文学领域也不例外，比如阅读近年的都市小说，乡村似乎完全在中国销声匿迹。但在徐则臣看来，再伟大的城市，也无法割裂它与乡村间的联系。小说中，作者借主人公余松坡的口说：“一个真实的北京，不管它如何繁华富丽，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交通有多堵，奢侈品名牌店有多密集，有钱人生活有多风光，这些都是浮华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这个“乡土的基座”使北京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自洽性。北京凝结了在地自然、社会人文和历史文化，有了温情和温度，有自己的内心世界，用蛛网似的相互关联昭示着它与乡村互为表里的依存关系。它是徐则臣对城乡村关系提出质疑的基础。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有两种倾向：一种以乡土中国作为主要描述对象，作者正面叙述乡村的苦难和国人的辛酸，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叙述和当下的底层写作中屡见不鲜，城市成为乡土叙事的陪衬物；另一种倾向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成为罪恶的源泉，乡土叙事渐趋衰落，都市文学日渐繁盛，文学叙事主体不断发生转移。这种衰落不仅体现在乡土文学数量的减少，而且体现在乡土文学的叙事主体已从直面乡村事件转到对乡村消失的哀悼和浓浓的乡愁。城市失地农民以此哀悼过去的生活方式，中产阶级以此寄托乡愁，知识分子以此开拓新的审美领域，文学成为追寻记忆，想象自然的一种方式。然而，在徐则臣那里，情况正如索尔·贝娄回答芝加哥和他的关系时所说：芝加哥与其说是根，不如说是一团纠缠不清的铁丝，没有办法简单疏朗地厘清相互间的关联。徐则臣发现了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和乡村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试图客观展示这一奇异的现象，促使读者思考这种微妙变化中滋生的新的城乡关系类型。故而在其小说中展现出非常奇特的离异现象，一边是大群悲壮而义无反顾的赶赴北京圆梦的京外人士，如敦煌、夏小容、旷山、保定、七宝、行健、米箩、宝来、鹿茜等，但同时另一边又是大群在京人物的逃离，以花街、鹅桥等故乡抵抗北京强大的压抑和束缚，寻求自己的故乡梦，初平阳要离开北京寻找耶路撒冷，秦福小则毅然决然的从北京回到花街，韩山老想带着罗冬雨回归老家，罗龙河在闯下大祸的时首先想到的是带着姐姐逃到农村的二舅家。徐则臣一方面如实叙述新的历史阶段底层人民在北京的梦想和生活，另一方面在诗意抒写乡村人物的成长履历和精神抗争，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北京是城市，它寄托着人们的精神梦想，是人的精神故乡；乡村是故乡，它祛除了人们的漂泊感，是人类回归的港湾。徐则臣无意于城市或乡村的苦难叙事，也没有让人物高居城市，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和心态哀悼，寄托深沉的乡愁，更不强调城市与乡村的疏离与对立，而是展示新的历史时期城市和乡村互文式的存在，城市是乡村人的彼岸，乡村也是城市人的天堂，相互阐释着诗意，成就着梦想。北京“把‘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充分地感性化、肉身化了。”这不仅在小说表层构成一种叙事奇观，而且于深层彰显出徐则臣对城乡新型关系的敏锐感知。徐则臣展示出这种新的变化，交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王城如海》中有一个十分有意味的情节。余松坡历经千辛万苦从乡村奋斗到城市，又不惜忍受孤独出国深造，一生行走过世界上大多数著名的超级城市，但无法祛除自己的“他者”体验，形塑“自我”，为了搞实验戏剧，选择回到北京。在他的经验中，与纽约、伦敦、巴黎不同，北京是一个由广大的乡村和野地包围的国际大都市，没有自足的形态和独立性。也就是说，北京实际上仍然和乡村休戚相关，这是北京作为世界超级城市的突出特征。小说借用剧目《城市启示录》中教授的话道出了实情：“我对这个国家所有的愤恨、不满、批评和质疑都源于我身在自其中。”对于出国在外的人来讲，北京已经不再是城市的代名词，而是故乡的表征，是你与生俱来的背景，是你穿行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信物，是你考察所有城市的终极参照。徐则臣用这种特殊的城乡景观发出质询：乡村和城市究竟“谁是谁的谁”？

二、人物精神的困顿

文学是一种精神食粮，展现人的精神需求，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文学不能忘记世界大同的理想，作家也不能忘记关注人的存在，特别是人的精神存在。大凡古今中外的小说，无不因为在揭示人的精神向度中独具一格而成为经典。徐则臣洞悉其中的奥妙，写道：“文化生产在骨子里应该从精神上找原因，……精神上的问题越大，文学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出于这种信念，他致力于对人类的精神指向提出疑问。如果说《耶路撒冷》呈现的是70后的精神履历，“标示出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的话，《王城如海》则展现的是人类的精神困顿，既是作者自己的困顿，也是小说人物的困顿。

　　徐则臣深知人都处于一种“存在的被遗忘”中，一个城市与人的关系，其实也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他曾说：“我于北京，很大程度上符合那句绕口令似的术语：缺席的在场，或者在场的缺席。”之所以成为“缺席的在场”“在场的缺席”无非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并未很好地融入这个城市，最起码缺乏精神上与北京的契合。城市是巨大财富的聚集和豪华消费的场所，但它常常一边是豪华的摩天大楼的星级酒店和富人住宅区，一边是处于豪华富裕的建筑丰碑阴影下的棚户区。这种巨大的落差致使都市成为孤独、割裂的个人居住场所，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契约，映射出人类深沉的痛苦与绝望。徐则臣因此写道，在这座城市中，“王城堪隐，万人如海，在这个城市，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只有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这是他困顿的根源，也是他创作的起点，于是他在小说中将自己的精神困惑诉诸于余松坡，将其转化成人物的精神困顿。

　　作品中的余松坡说：“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是个渴望高尚和纯粹的庸俗的人，每天都被相同的两个问题纠缠不休：怎样生活才最有意义；怎样的生活才最有用。”这是个人之问，也是人类的根本之问，余松坡以这样的疑问，掀开了自己精神魔瓶的盖子。余松坡说过倘若以后有机会站在人前说话，务必要守住真诚的底线，但在面对余佳山时竟然不敢相认，落荒而逃，甚至恐惧到将孩子购买的白色气球粗暴踩裂；余松坡为了逃避揭发余佳山的负罪感远走北京乃至美国，但令其无法理解的是貌似精神错乱的余佳山却介入自己的生活范围，阴差阳错的进入家中酿成大祸；余松坡口口声声追求“高尚”与“纯粹”的艺术和生活，但他却是一个“在浩大的历史中对一个人伸出被逼的告密之手”的说谎者；余松坡行走多国，是业界受人尊敬的成功者，但他回归北京的原因竟是“孤独和忧伤让他们觉得离‘人’更近一点”；余松坡梦想理性地解决问题，但“当理性获得全胜时，夺取世界舞台的却是纯粹的非理性”，他根本无力解决事件偶然、随意发生造成的荒诞感和无力感；余松坡是戏剧界出名的执着强势的先锋导演，但却在遗书里写道：“我喜欢躲在后面，让演员、人物替我说话。不是羞怯，而是恐惧，被当众揭掉面具、戳穿身份的恐惧”，甚至因此得了怪病，没有人说得清原因，也没有办法治疗，惟能靠听《二泉映月》才能缓解内心的焦虑、恐惧和躁动。为什么这样？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面对余松坡繁复怪异的精神现象，没有谁能说得清楚，只能真切体验到人类精神的繁杂和难以把控。徐则臣也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摆出了自己的质疑。答案在读者各自的心中，在各自不同的阅读情境中。显然，徐则臣的小说不是叙述的小说，也不是描绘的小说，而是思索的小说。在徐则臣的观念中，疑问往往是一部作品的起点和核心，作者、思想的人、提出问题的人，统统都是发问的人，整个叙述服从于这种思索。小说应该是个复杂的结构，作者要善于营造复杂的情境，展示人物精神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可能性，不能三言两语就说明白、定性，而是要在叙事过程中让人物的精神困顿逐渐呈现出来，作家本人也置身于问题当中。

　　徐则臣是一个过多依赖于理性创作的作家。他并非仅凭激情完成创作，而是以理性显露自己的创作意图，实现自己的创作愿景。他在小说中通过“展示”而不做评判的方式揭橥真实的、鲜活的人的精神的复杂性，其目的在于认同小说的雄心就是揭露确定性后面和语言文字的叙述后面的东西，真正体现出表达的及物性与有效性，拓宽小说的容量和气度。

三、文学身份的焦虑

弗洛伊德说过，人的精神焦虑可以分为现实焦虑、神经焦虑和道德焦虑。作为一个作家，对于艺术身份问题的焦虑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焦虑，是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是否合格的内在自我判断，也是他对艺术原则的道德判断。我是艺术家吗？艺术的原则是什么？我真的能坚守艺术原则吗？这些问题仍然是徐则臣在《王城如海》中提出的重要疑问。

　　《王城如海》的核心情节比较清晰，即海归导演余松坡认为文学作品不能仅是一部作品，还应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坚信“艺术需要一意孤行，同样需要敞开自己，寻找更多的可能性。”他身体力行，践履艺术原则，排演出了一部专家公认的年度最好的戏《城市启示录》，但是作品中有一个小细节引起巨大的争议。在戏剧中，到小月河城中村出租屋内寻找宠物猴“汤姆”的教授发现“蚁族”不忍直视的生活环境时，忍不住质问“你们待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并发出带有蔑视、鄙夷和愤怒的慨叹“你们啊……”，从而引起轩然大波，也引起了徐则臣对文学身份的焦虑。

　　在消费社会和信息技术时代，大批量的机械复制、拟真仿真作品充斥市场，甚至出现大量的“后制品”，消弭了原创和衍生品的界限，也模糊了商品和艺术品的界限，时时挑战传统社会人们对艺术的判断。从理论上讲，在目前的文学壁龛中，作为商品的文学和作为艺术的文学同时并在，前者以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为指导，注重消费群体的习惯喜好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后者以经典艺术的评价标准为依据，注重思想的深刻性和技法的先锋性，旨在推进文学艺术的深化发展。然而在现实的文学活动中，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对文学作商品和艺术的区分，无法解决文学作品本身的尺度问题。第二，随着作品掌控者的改变，作品的商品或艺术身份将会出现反转。第三，文学作品本身的复杂性颠覆了对其清晰的界定，很难判断何为商品何为艺术。在小说中，这些问题悉数凸显，成为读者评判作家思考文学的契机。小说中，余松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剧组“改”还是“不改”争议部分这一二难选择。

　　余松坡起始自信观众是被建构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审美就有什么样的观众，以为自己能超脱名利，坚守自己的艺术原则，坚持不修改争议部分，但他始料未及的是观众对戏剧中“蚁族”的艺术审美根本无法建构，现实观众和舆论的抗议使他认识到决定不改的不可能，他无法罔顾观众的反应和社会的负面评价；如果修改剧本就能平息争议，但没有争议的戏剧注定无法维系超高的关注度，戏剧的生命也就寿终正寝。生活中貌似简单的问题，在一个坚守艺术准则和道德底线的优秀艺术家那里，变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变成人类精神守望与物质欲望的博弈，到底该如何抉择？在此，世界没有了单一的供人膜拜的绝对真理，只剩下无数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芸芸众生选择信仰哪个真理成为复杂的问题。选择成为每个人日常当中无法避免的艰难生活，在此与彼、对与错的二元架构中，能否走出新的道路，考验着每一个人的内心坚强程度。徐则臣提出质疑，请读者自己思考。

　　有意思的是，以萨助理和北京记者为代表的一派，提出让《城市启示录》中争议更大更极端，以便让更多人关注的第三条方案。在他们看来，在传媒时代，“争议比赞美更具有广告价值”，而且“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是一回事”，更何况，世事轮回，瞬息万变，“庸俗还是高雅，谁说的准呢？”面对这样的意见，余松坡虽然不能即时认同，但也无法简单反驳，一直纠结于在“艺术和市场究竟哪个才是‘时务’”的困扰当中，举棋不定，愈加脆弱，并且因脆弱竟然想去抱抱保姆罗冬雨或被罗冬雨抱抱，甚至承认“‘艺术’归根结底只有‘失败’，没有‘成功’。每一门艺术，每一个人的艺术，都是在无尽的暗夜里前行。”即使这样，他仍然避免不了焦虑到频频发病。最终，余松坡选择对《城市启示录》维持原状，不做修改，说是发现了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在他诉诸众人的话语下，谁又能确证他不是以维持争议的方式引起更大的关注，获得更大的成功？他说这是“有分寸的站在风口浪尖上。”但“有分寸的站在风口浪上尖”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才算“有分寸的站在风口浪上尖”？余松坡没说明白，读者也不明白。徐则臣又把问题抛给了读者。詹姆斯·伍德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小说最起码有三层意义，一是公开讲出来的动机；二是潜意识的动机；第三层是最深层的动机，是无法清晰解释的动机。徐则臣采用提出疑问的方式，耦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做法，深化了小说的意义。

　　小说的真正价值正在于把已知的、清晰的、确定的东西忽略掉，把未知的、模糊的、不确定、无把握的东西呈现出来。小说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疑问，一个无法轻易作答的难题。它以模糊性、相对性和不确定坚守着自己的边界和特性。对作者而言，“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发现未知的实质是作者对未知的意愿和态度。作家最可贵的品质是永远保持思考的意识，着力于探索未知的领域，提供精神流量，与读者一起构成命运共同体，共同探索世界和人生的可能性，启发读者深入思索，使读者和作者都保持着“认识的热情”，抵抗“存在的被遗忘”。在《王城如海》中，徐则臣用对未知的主动探索和发现将自己稳定的形塑为一个道德的现代作家。徐则臣的贡献在于重启了作家对未知领域的深入探索，也在于将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置于作家创作最为核心的位置。他让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真理的完全占有者，每个生灵都是真理的阐释者。

　　当然，中国有句俗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王城如海》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小说有效的提出了现存社会的问题，但正是由于作者在作品中太想抛出他所发现的全部问题，使得小说问题不仅显得过于驳杂，而且消解了小说的深度，比如说粗略提及的现代土地流转制度对农民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功能等，本是讨论以人民幸福为旨归，逐步消减大城市，取缔城乡分离模式，系统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田园城市问题的大好契机，但作者借用擦车工、卖菜人的话语一笔带过，只能让人看出作者希望抛出疑问的良苦用心，但对小说的意义的深化影响甚微。徐则臣太想扩充小说的容量，对所有现象提出疑问，这在一部十多万字的小说中，绝非易事。其实，任何小说也无法对所有现实提出置疑，徐则臣还需要好好唤醒自己处理这类问题的智慧。

　　注释：

　　①[英]乔·艾略特等：《小说的艺术》，张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3页、76页。

　　②徐则臣：《徐则臣：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跑步穿过中关村》，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153页、150页、151页、149页、137页、152页。

　　③徐则臣：《王城如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258、66页、49页、259页、116页、182页、81页、182页、85页、75页、143页、129页、113页。

　　④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页。

　　⑤该评价见2007年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给徐则臣的授奖辞。

　　⑥“后制品”（postproduction）一词是法国的尼古拉·布里奥（Nicolas Bourriaud）提出，主要指影视领域中对录制的素材加以处理的总称，包括剪辑、特效、配音、打字幕、添加其他图像素材等。其突出特征在于不再生产原始材料，而是对原始材料的重新配置。在艺术中，简单讲就是重新编排已有的作品。见[法]尼古拉·布里奥：《后制品》，熊雯曦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Ⅰ-Ⅻ页。

　　⑦[英] 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