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

　　翻译语体与汉语新小说

　　朱寿桐

　　白话文作为汉语语言应用文体的一种俗称，其实包含着多种语言体式。作为新文学的设计者、缔造者和伟大的实践者，鲁迅那一辈人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和其他文学实践，已经基本厘清现代汉语的白话语体与书面语体的基本语言特性及其相互关系，从表述规范、语用特性等方面确定了这两种语体的言语风貌。但包括这些伟大的设计者、缔造者和实践者在内，人们都没有意识到，现代汉语同时还为白话文语境下的汉语文学、理论表述准备了另一种特别的语体，那就是翻译语体。翻译语体在文化实践中主要用于文学和理论翻译，其在表述风格和语体规范方面有别于已经形成相对稳固的联系与制约关系的汉语白话和现代汉语书面语。翻译语体作为一种语言风格乃至表述习惯的展示，已经并正在为当代小说创作所应用，形成了引人入胜的一种文学和文化的语体景观。

一、翻译语体与现代汉语书面语

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翻译小说或翻译文学可以一目了然，因为它具有若干外在性的语言特征，包括人名和地名以及历史名词所承载的异域文化风貌。不过，最容易被忽略而又最不应该被忽视的应该是将上述异域文化风貌连接起来、呈现出来的汉语语体，那是一种既区别于汉语白话也区别于现代汉语一般书面语的翻译语体。其基本语言特性可以概括为：多层次的定语、状语成分的高密度出现，倒装句或无主句的经常穿插，从句的普遍出现以及与从句相关的特定连词如“如此、以至、即便、要不是、于是”等等在实际语用中无法省略，从而构成了翻译语体的必然遗形。

　　翻译语体是汉语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这场新文化运动对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种特别的贡献。其实，当林纾进行外国小说翻译的时候，或者当严复翻译西方文化典籍的时候，古文是翻译的语文载体，也就是说，翻译家将所翻译的内容通过自己最习惯的古文文体进行传达。当然这里所说的古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上古之文，乃是一般通俗意义上的文言文之别称。钱钟书看出林纾的翻译“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①应该是非常精切的判断。这些翻译家一般都是非常执着的古文家，他们对古文文体的迷恋甚至可以超过对其翻译对象的坚持，于是林纾可以大张旗鼓地反对白话文进而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思想基础正与他们大规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所信奉的某种理念相吻合。这样的情形下，虽然有了较大规模的翻译，但独立的翻译语体当然不可能形成。鲁迅与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也是如此。传统文言语体便是在民国旧派文人（通常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译笔之下，尽管已经多倾向于白话传达，但往往服从传统白话小说所谓“某生体”②的叙事文体语式，故而也不可能营构真正的翻译语体。翻译语体的构成，是白话文运动走向深入，全面建构现代汉语语体的必然结果，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成果。

　　新文化运动所带动、催生和裹挟着的白话文运动，直接继承着近代启蒙主义运动中的语体革命的传统，从改良主义的社会文化功能角度出发，从特定的语言进化观出发，对现代汉语的理想形态及其语言形态作出了富有时代性的设计。如果说在传统文化语境下白话文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曾经丰富、生动地存活在小说文体以及俚俗生活之中，那么，现代白话文运动则不满足于白话在个别文体中的有限存活，不满足于白话仅仅在俚俗生活中发挥作用，在整个汉语系统中“以白话为正宗”是这场运动的基本目标，而正宗的现代汉语语体又必须面临着向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渗入，向各种文体的规范性表述寻求出路，在前一种意义上建构的是现代汉语白话的口语语态，在后一种意义上建构的则是现代汉语白话的书面语语态，而在书面语语态建设中，翻译语体又成为十分令人醒目的组成部分，虽然这一部分迄今为止尚未充分进入文学研究和语言研究的学术视野。

　　中国传统语言在其漫长发展中形成了口语与书面语分属于不同的语态表述系统，及习惯上所说的白话与文言系统，这种两种语态并列的语言格局被近代启蒙主义者和新文化倡导者确认为文化保守、落后的重要原由，于是“言文一致”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改革目标。然而“言文一致”的追求并不能掩饰汉语具有多种语态可能性的言语特征。汉语在长期的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历史悠久、文字众多、同义词众多以及涵盖方音土语众多的特性，决定了它对于不同语态语体的巨大包容性，这样的包容性不仅造成了古已有之的言文不一致现象，而且也使得新近改良的现代汉语同样无法避免言文分离的局面。白话文运动固然成功地推翻了文言文作为书面语一统天下的统治地位，但随之而来的并非真正如白话文倡导者所期许的那种语言局面，即“我手写吾口”，用胡适后来的阐释，乃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③将所有的书面语都等同于白话口语。多种表述选择，多套文字与词语选择，使得汉语无论在传统语境还是在现代语境下，都无法真正实现言文一致或口语语书面语的一致，在这种情势下，文学语言的改革便主要体现为书面语的改革。由于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批判运动和文化改革运动，其主要运作的语言载体是文章之类的书面语，白话文取得“正宗”或主体言语的位置以后，便迅速疏离口语语态，而向现代书面语的语态作积极而艰辛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话文运动更加直接和更加鲜明的目标原不是白话口语运动，而是白话书面语运动。

　　事实上，任何时代的白话口语都是在悠久的历史和最底层的人生现实中自然形成并演化而来的，一切的语言改良和文学革命都不可能对之产生实际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倒是可以直接施加于一部分写作者，他们在写作中自觉调整语言习惯，在风格的审美选择、词汇的语用选择甚至句法的改铸与锤炼等方面走出既不同于传统表述又疏离于白话口语的现代书面语路径。从新文化时期一直到1930年代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趋于稳定、成熟，白话文运动实际上都在努力建构汉语白话书面语的新秩序。从《狂人日记》开始定型的鲁迅体书面语，到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思想背景出发所锻造并贡献出的各自的白话书面语体，都加入了这种书面语新秩序的营构。在这样的意义上，应该对1920-1930年代出现的所谓“新文艺腔”另眼看待：其实这种明显疏离于实际生活中的白话，同时又与传统的文言拉开了绝对距离的拿腔拿调、忸怩生涩之语体，正是先驱者探寻、设计和实践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结果。

　　白话书面语的设计运用了许多语言资源，最重要的是白话口语，传统文言也是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成分，不过，翻译语汇在现代汉语白话书面语构成中显然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大量的翻译语汇对现代汉语书面语起到了某种支配性作用，而对外国文学和文化典籍及其表述方式的接受又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语体、语式历练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参照系。这样的因素其价值作用的持久效应便形成了现代汉语书面语表达的翻译语体。

二、翻译语体与特定的文化心态

翻译语体是指现代汉语翻译家对外国文学和文化典籍进行汉语翻译时所选择的，较大限度地尊重外文表述习惯的汉语书面语表达语式。它是外国文学和文化原典尽可能忠实的翻译，又是一种特殊语体和特定语式的汉语表达。外国文学家可以这样展开他们的小说，而中国的翻译家竟可以如此准确地传达在他们自己书写语言的特性，以此交待一种常见的场景或人物：

　　“八月初旬，天气还炎热得利害。每天从十一点钟到三点钟的时候，就是极有坚决力的人也不能出去行猎，最忠顺的狗都咬起猎人的鞋跟来：懒洋洋的一步步跟在后边，张着条大舌头。”

　　这是耿济之翻译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第三节的开头，刊载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5号。在这一期《小说月报》上，周建人翻译的梭罗古勃的《微笑》这样开头：“大约十五个男孩和女孩，和几个青年男女，都会集在舍密波耶里诺夫别装庄的园中，庆祝家里的一个儿子的生日，他名叫莱莎，是一个二等的学生。莱莎的生日，真是一个为着他的年长姐妹招致可以中选的少年到家里来的好机会。”

　　上述小说作品的翻译显然都充分照顾到外文原文的表述习惯，包括其用语习惯以及从句方略。有些词语的翻译因时代差异而今变得有些令人费解，如“二等的学生”④之类，但总体上显现的是那个时代翻译语体的基本风貌：中国的读者既能顺畅地阅读和理解这些文句表述的小说描写内容，又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样的语言表述是翻译语体的呈现，带着鲜明的外文表述的语言痕迹与味道。如果与当时优秀的汉语小说创作进行比较，会发现汉语书面语的表达与翻译语体的明显差异。仍然是这一期《小说月报》，刊载着许地山的小说《换巢鸾凤》，作品一开头这样写道：“那时刚过了端阳节期，满园里底花草倚仗膏雨底恩泽，都争着向太阳献他们底媚态。”没有从句拆散的痕迹，没有冗长、庞杂的补充语，而“端阳节”等词语透露的是中国风情，“膏雨”“恩泽”等词语传达的是传统汉语文化的魅力与信息，整段文句表述得是这样典雅、异趣而超凡脱俗，但却与翻译语体表述的截然不同。即使是许地山的小说表达也已经融入了较为浓厚的现代意味，将满园的花草之美都描述为“向太阳献媚”的媚态，其语言的表述呈现的仍然是典型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与翻译语态大相径庭。

　　那时候德国作家斯托谟的代表作颇为中国读者和翻译家所关注与器重，唐性天等最初翻译为《意门湖》，颇为创造社文人所诋诮，随后他们推出了较为成熟的《茵梦湖》译本，创造社中期核心人物周全平还以此作为模本创作了他的小说代表作《林中》。斯托谟的《茵梦湖》后经张友松的翻译，以及成为汉语新文学翻译的经典之作，成熟的汉语翻译仍然保持着汉语翻译语体的基本特性，请看《茵梦湖》开始赖恩哈晚景的描写：“晚秋的一天下午，一个衣冠楚楚的老人沿着大路慢慢地走着。”“他挟着一根金头的长手杖；他那双黑眼睛好像凝聚着全部早已逝去的青春，衬托着雪白的头发，显得很不一般；这双眼睛平静地眺望着周围的景色，或是凝视着他前面低处那座被傍晚薄雾笼罩着的小城。”中国作家自己的创作也可以作类似的场景和人物的交待，但语言表述一定是从那个人物所看到的景象写起，而不是从他的那双眼睛的“动作”写起；现代书面语可以描述这双眼睛中传达的衰老、忧伤和无尽的回忆，一般不会描写它们所“凝聚”的“全部早已逝去的青春”，在它们的面前，可以是一座小城笼罩在夕烟和薄雾之中，而不会使用“被傍晚薄雾笼罩着的”作为“小城”的定语。显然，现代汉语翻译语体不可避免地带有基本的汉语白话成分，但它的表述习惯和句式结构显示着外语固有的文化因素和语法要素。

　　事实正是如此，翻译语体实际上是现代汉语语种中不可忽略的一种主要用于进行汉语翻译的语言体式，它反映了现代汉语翻译文本对目标语言表述习惯的充分尊重，以及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翻译者对于翻译文本的特别尊重。很少有其他语言能够像汉语这样如此重视翻译文本，以至于在自己的语言锻造中为外文翻译准备了一种特别的语言体式，而且这种语言体式在语言规格、文化地位方面甚至优越于我们的日常语体和书面语体。这种语体的准备完全是为了完成上述的“尊重”语态。中国现代文化是在普遍尊重西方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时代语境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这种关于翻译的“尊重”语态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种特别现象：第一是最为杰出的时代文化英雄大多涉及到翻译工作，诸如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郭沫若等新文学设计者、缔造者和实践者都同时致力于外国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的翻译，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文化制高点，也使得后来的翻译者不得不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心态从事可能的文学翻译。与此相联系，第二现象便是现代语言表述在充分“尊重”外来语言，充分“尊重”翻译文本的时代心态下自然形成了现代汉语的翻译语体。

　　翻译语体的形成并不是早期的文学翻译者刻意为之的结果，而是在现代汉语语体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特别成就。近代翻译文体一度使用汉语传统语体，也就是文言文，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林纾对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于包括新文化倡导者在内的几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思维、理论与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入的影响。作为在文学和文化翻译方面成就卓著的作家与学者，严复、林纾等或者因作为古文大家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地位所决定，或者因这种声名之累所影响，一度从西方文化的积极引进者转而变为新文化运动“绊脚石”的角色。但无论如何，新文学倡导者将这两位西方文化的积极引进者列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甚至是主要敌人，乃是一种错误决策，因为严复、林纾他们仅仅是在语体意义上反对白话文及其所代表的新文化倡导，对于向西方开放的新文化自身并没有持有特别的异议；林纾攻击的新文化是在语体上的“引车卖浆者流所操语”现象，而不是后者倡导的以西方文化为根底的新文化内容。他们对西方文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甚至西方语言保持着的尊重态度，不仅与新文化倡导者相一致，而且客观上应是新文化倡导者的先导。只不过，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他们都沉迷于文言文的美感与畅快，没有涉及到位翻译文本开辟、准备一种特别的语体形态。新文化倡导者和新文学实践者在现代汉语书面语设计的过程中，出于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西方语言的尊重，特别位翻译文本开辟、准备了一种语体空间，一方面充分尊重外语原语的表述风格、文化内涵甚至语法习惯，一方面又尽可能将现代汉语的洁净、纯熟、优美和雅致附着其上，从而锻造出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富有风格特性和审美魅力的翻译语体。

　　这种翻译语体走向成熟以后，它的语词、句式，它的语言风貌和文化风貌注定会离开现代汉语白话和书面语而另辟蹊径或独树一帜，虽然它仍然是洁净的、纯熟的、优美的甚至是优雅的汉语，但它属于汉语中的一个特别的语体。这样的翻译语体在几乎任何翻译作品中都普遍存在，而且对于汉语原语使用者相当容易识别。或许可以列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的卢梭《忏悔录》的题词之翻译作为典型例证：

　　“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不管你是谁，只要我的命运或我的信任使你成为这本书的裁判人，那么我将为了我的苦难，仗着你的恻隐之心，并以全人类的名义恳求你，不要抹煞这部有用的独特的著作，它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也不要为了照顾我身后的名声，埋没这部关于我的未被敌人歪曲的性格的唯一可靠记录。”⑤

　　对于汉语原语使用者而言，这段文字无须等到读完第一句，就已经可以确定是翻译文本。长长的定语，带有明显外国风的措辞，更显示着强烈的外国语言方式的强调句法，都足以表明翻译语体的基本特性。至于与“命运”和“信任”相伴的“裁判人”，对于“苦难”的“恻隐之心”，“以全人类的名义”发出的“恳求”，以及“未被敌人歪曲”的“性格”等等，翻译家在这里调动了现代汉语中尽可能洁净、纯熟的同义词，伴之以书面化的优美和雅致的风格处理，又使得这一段翻译文字没有面临着彻底的“欧化”，而带有明显的成熟的汉语语体风范。这样的翻译实践让人们相信，在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中，确实存在着既尊重和体现着外来语风格与魅力，同时更体现着汉语的洁净、纯熟、优美和雅致的翻译语体。这是与现代汉语书面语、现代汉语白话文紧密相连但又难以完全混淆的独特语体，某种意义上它既不是汉语“欧化”的结果——因为它不可能真正将汉语书面语带到只有西方人能动而中国人越来越不懂的尴尬处境，也不是外国文学和文化文本“汉化”的结果——因为关于上述文本的翻译部分地保留外国语言的特征，甚至完全保留外国文化的风格。这种翻译语体应被视为汉语书面语向世界语言文化宝库作出的特别贡献。

　　钱钟书曾引用德国翻译学家席勒马赫（Friedrich D.E. Schleiermacher，钱译为希莱尔马诃）在《论不同的翻译方法》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汉语翻译存在着两种翻译法：“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⑥显然，这“两种翻译法”与人们所习见常读的翻译文本都有很大的差距。现代汉语中的翻译语态典型地属于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它不可能引导和鼓励汉语读者走向“安居不动”的外国作家那里去，外国作家可以“安居不动”，因为他们不懂得用现代汉语特别语体翻译的这些事实上已经离他们而去的文字；同样地，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汉化”翻译，能够“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所有的汉语翻译都需要以汉语作语言呈现，而呈现的是在文化风貌和语言风貌上展示异域气派的内容。重要的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为翻译语体准备了早已成熟的语用空间，这样的翻译语态为现代汉语加入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语言翻译问题历来显得十分重要。各个国家都可能拥有非常经典的文学和文化文本，无法在异国语言的翻译中得以传神地转达。不用说中国的古典诗词难以在外国语言的翻译中不失其风流韵致，便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也每每因为西方语言翻译的问题而难以跨出文化的国门。这一方面可以证明，西方语言对于东方文学和文化的翻译常常无法抵达它自身正常的语言水平。与此相反，至少在小说翻译以及相当多领域的理论翻译领域，汉语的翻译语态经常能够大展身手，其所产生的翻译文本常常比起一般现代汉语书面语表述更加洁净、纯熟、优美、雅致。一种民族语言能够拥有对外语翻译的特别语态，而且这种语态可能产生优于自身正常语态的语言效果，这是现代汉语巨大语言优势的体现，也呈现出了现代汉语文化包容、博大与杰出的气度。

三、小说创作中的翻译语态

翻译语态所呈现的现代汉语的洁净、纯熟、优美和雅致，对于现代汉语的理论表述、创作表达又有着明显的积极的反作用。自从翻译语态形成以后，汉语原语使用者就已经敏感到这种语态在表述复杂原理和复杂情感及人际关系方面的巨大优势，于是，借重翻译语体的某种语言优势和风格特征进行理论与文学表述，成为汉语新文化和汉语新文学运作中的一种倾向，有时甚至是一种时尚。

　　随着西方理论文化的长驱直入，汹涌以进，汉语文化世界的理论建树不仅在理论框架和思维习惯上趋近西方，便是在理论表述及其语言体态方面也朝着翻译文本方面趋近。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大量翻译为理论表述上的翻译语体建构提供了充要条件，同时也重铸了翻译语体的崇高、庄严，使得许多本土的理论阐述也向翻译语体趋近。改革开放以后，大量西方理论，包括哲学理论、美学理论、文化理论、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的涌进，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理论翻译空前活跃，翻译语体由这种密集的和强势的翻译推涌向前，在整个汉语理论世界呈现出渐次弥漫甚至全面覆盖的态势。这并不是说较为新潮的理论阐述都一律采用了翻译体，而是说翻译语体在当代理论的前沿性表述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势。

　　在文学创作领域，翻译语体的描写功能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翻译语体的风格特征可以引领读者进入西方化的文学情境，从而传达出与西方文化密切相关的别一种书香之气。在一些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中，特别是在浪漫谛克色彩明显的小说中，翻译语体常常会成为作者凸现人物特定修养，烘托人物特殊心境的手段。鲁迅作为小说家，对语体的感觉最为敏锐，他的《狂人日记》之所以先用文言文“某君昆仲，今隐其名……”作为题记，接着便是完全白话书面语的情节展开：“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这是借文言语体与白话语体的差异性，突出“狂人”所写“日记”的“正常的”文人笔调之间的语言差异，其实也拉开了传统文言与现代白话语体之间的距离。作为一个翻译家，鲁迅显然深知翻译语体与知识阶层现代书卷气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写《幸福的家庭》时，直接借用英语作人物交流语言：“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Oh no, please you!”尽管这英语显得非常生硬，但恰恰更能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做作的洋气与空想的幸福感。同样是表现知识分子生活但更多带有浪漫谛克情调的《伤逝》，也更多借助翻译语体表现人物心态和性格。小说一开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便是典型的翻译语体。“如果我能够”是标准的西式假定句，“为子君，为自己”又是标准的西语状语后置，加上后文不时出现的状语从句如“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或者定语从句如“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胳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这样的翻译语体形象地表现了“手记”作者涓生西式文化情怀和情感书写方式，也显示出鲁迅在现代汉语语体开发方面的突出贡献。原来，“布的有条纹的衫子”之类的表述在梁实秋等苛刻的批评家那里都属于语言不纯熟的生硬，殊不知鲁迅所选择的是翻译语体表述法，其实不宜作一般的小说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看待。

　　同样表现知识分子人生并且带有明显浪漫谛克倾向的小说，杨沫的《青春之歌》也是密集地、频繁地使用翻译语体的作品。作品中常用这样的翻译语体描述人物，第二部第25章这样传述林道静与卢嘉川的关系：“当她年事稍长，当她认识了生活，当她真正碰到了值得深深热爱的人，当她正准备用她那温柔、热烈的情感——只有成熟了的、经过了爱情的辛酸的女人才有的那种真挚炽烈的情感去爱卢嘉川的时候，他却突然被捕了。”这种不断叠加且冗长得需要从句介入的定语句式，是典型的翻译语体，这样的语体令小说叙事更加缜密，使人物的性格刻划更加精致，文学风格也更趋于优雅。同是在这一章，林道静收到了卢嘉川牺牲之前给她的一封信，这封信也同样是多用翻译语体写成：“如果你能够看到我这几张字纸，我相信你已经是我的好同志了。”“如果”开始的假设句，具有初步翻译语体的风格，这样的句式烘托使得这封信的语言情境非同寻常。果然，这是烈士的绝笔，卢嘉川语言自己将丧身于雨花台，“但是我一想到还有我们无数的、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革命同志前仆后继地战斗着；想到你也是其中的一个，而最后的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时候，我骄傲、欢喜，我是幸福的。”复杂的从句集缀在一起组合成硕大的状语，用来作为“我骄傲、欢喜”这一简单句子的修饰，这同样是典型的翻译语体，当然还有最后那句勉励的话：“你的忠实的朋友热烈地为你祝福……”同样是定语和状语作为强调的成分远远重于主句，主句反而非常简单。这样的翻译语体无疑强化了小说的知识分子生活氛围，也有力地凸现了人物处在革命与人生交错点上的浪漫谛克情怀。

　　除了知识分子生活特别是知识青年罗曼司题材的小说而外，科幻小说是最有可能运用翻译语体的文学类型。中国科幻小说总体建树不高，即便是在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今天，而且在网络写作中也充塞着穿越与幻想题材的作品，有些作品还获得了较高的奖项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作品的表述和运作语言仍然缺少应有的精彩。花城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麦然的科幻小说《恐龙人与我走出的秋季》（下称《恐龙人》）让人们有焕然一新之感。这种新鲜感不仅来自于作者编织的“精彩耐读”的科学幻想和“奇思妙想的”恐龙人故事，⑦也不仅来自于人与恐龙人之间神异的交集及其产生的情感震撼效应，而且还来自于精蓄有力，表现得体的小说语言，特别是翻译语体准确有度的使用，在网络写作流行语言粗俗化甚至粗鄙化的时代，应该视为一道养眼的风景。

　　科幻小说显然离不开科学性的描述，而较为尖端的科学知识以及类似的科学考察报告，往往都借助西方语言以作承载，汉语的传达便不可避免地带有翻译语体的语感。于是，在科幻小说中，翻译语体非常适宜于用来进行幻想中的科学描述和情境铺设。《恐龙人》第二章一开始这样描述遥远的恐龙人时代：“6500万年前的地球对任何人而言，哪怕是对现在世上最古老的东西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久远和陌生，那是属于爬行动物的世界。在云端，翼龙滑翔在天际，称霸着整个蔚蓝色的天空，这些空中的巨兽成群地飞舞，巨大的身躯使得整个天空看起来显得有些局促而拥挤。它们僵硬机械的飞行姿态和高亢尖锐的嘶鸣声使得当时的天空，多了几分恐惧的气氛。”这当然是幻想中的科学性描述，翻译语体精炼而别致的运用强化了科学幻想的严密性和真实感。

　　科学幻想作品一般会将故事和人物放置在遥远的时空中展开叙述与刻画，这时候，为了在叙事和刻画的语言感觉上造成时空距离所必需的陌生化效果，翻译语体的使用尤为必要。《恐龙人》正是这样展开远古故事的叙说和幻想人物的语言。第三章描写的那位不怀好意的大法官这样对恐龙世界的“大智胜者”指手画脚：“神圣的国王陛下已经向我下达特别旨意，大智圣者你要尽快把时光机器造好，我们要派出一支精锐的部队去未来夺取能够拯救我们世界的科技！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不管那是科技，还是魔法，是人，或者干脆是整个未来世界，我们都必须占有它，建立我们恐龙人的新国度！”作者麦然在刻画恐龙人世界的时候基本上都采用这样的翻译语体。恐龙人活动的6500万年前的世界所使用的翻译语体与现实人生所使用的活生生的生活语言构成了小说两套相对独立但又可以交叉互通的语体系统，而翻译语体的陌生化效果有效地拉开了科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生活情境之间的距离。

　　能够熟练地使用两套语体进行小说叙事和情境呈现，是小说技巧达到相当成熟程度的体现。从翻译语体的准确而有节制的使用，到在幻想与现实的两个世界分别安排不同的语体并将之贯彻到底，《恐龙人》至少在语言运用方面体现了它小说技术的成熟。

　　翻译语体是中国现当代小说语言形态的一个重要现象，其所具有的小说修辞功能也许至今尚未得到彻底揭示。而现代汉语除了拥有白话和自己的书面语而外，尚在书面语系统中存在着独立的、有意义但又常常不为人知的翻译语体，这是现代汉语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这一贡献同样谕示着汉语小说表达和创作的另一重要路径。

　　朱寿桐 澳门大学

　　注释：

　　①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中国翻译》1985年第11期。

　　②某生体，原指唐宋传奇类小说往往以“某生”开头稍显僵化的叙事模式，后又用“新某生体”讽喻以西文字母代“某生”的新叙事模式。见朱大枬：《新“某生”体》，《晨报副刊》1923年6月25日。

　　③胡适的阐释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④应该相当于现代所说的“二年级学生”。在英文表述中，“grade”确实也有等级的意思。

　　⑤[法]卢梭：《忏悔录》（第一部），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⑥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中国翻译》1985年第11期。

　　⑦曹文轩推荐语，《恐龙人与我走出的秋季》，花城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