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蕾

　　“中国故事”的另一种讲法
——从《丰乳肥臀》说起

　　周 蕾

　　近几年，围绕中国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讨论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热点之一。说起来，这应该算是汉语新文学的一个老问题。诚如学者夏志清所言，“感时忧国”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精神传统①。早在上个世纪初，梁启超著文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时，新文学尤其是新小说即被赋予了重塑国家形象（“新国”）、改良国民主体性（“新民”）的历史重任。从晚清梁启超等人对“未来中国”的期待，五四鲁迅他们对“乡土中国”的批判，左翼文学对“红色革命中国”的热切拥抱，到建国后维系“新中国”一体化的中国故事，新时期倾诉“伤痕”与探索“新生”的中国故事，新世纪“告别革命”与欲望狂欢的中国故事等等。可以说，以小说的形式想象和叙述“中国”，已然构成了百年汉语新文学的基本母题。

　　一套知识话语或一种故事形态的形成，离不开一个特定的“视角”，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叙述结构。倘若我们把汉语新文学对“中国”的讲述也视作一种话语实践，粗疏地梳理一下，可以归纳出两种不同的叙事样式：一种是乌托邦叙事，另一种是见证叙事。乌托邦叙事，与现代中国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兴起息息相关。这类叙事从理论上假定了一个社会进化的规律，把历史当作有目的前进的过程，故事在时间中展开，情节设置的聚散离合、人物经历的生死悲欢，依据某个“朝前的梦想”（布洛赫语）而获得叙事意义。比如“红色经典”中的革命历史故事，即是这类叙事的典型代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有一套“大叙述”，“然后才会在想象的空间里使得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有所认同”②。乌托邦叙事的价值就在于，在内忧外患不断的20世纪，这些小说承担着维系国民希望、构建国家认同的“大叙述”功能。

　　相比较而言，见证叙事则更关注百年中国所遭遇的种种灾难和创伤。“见”——直面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发现并体认经历者的苦难；“证”——书写个人和国家的创伤性故事，质询苦难的症结，抱慰受伤的心灵，最终为族群共同体的创伤记忆保留下一份沉甸甸的文学证据。在当代文坛，莫言是少数几个倾力讲述“乡土中国”创伤故事的作家之一。如很多研究者所谈到的，他的作品几乎囊括了近现代以来的所有历史事件，而且大历史的灾难往往与小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自20世纪80年代成名文坛，三十多年来莫言一以贯之地坚持讲述“高密东北乡”的小故事，也不断逼近20世纪中国的大命题，他直面历史创伤的写作，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引发了诸多的非议。笔者不打算直接去评判其中的是非，拟以莫言的长篇《丰乳肥臀》为例来谈一谈“中国故事”的另一种讲法及其面临的困境。当代文学如何为历史创伤做见证，如何写出“中国故事”的复杂性？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一

随着宏大叙事神话的解体，世界不再由先验可靠的真理支撑，主体认识世界的理性信念也已然失效。历史的真实走向混沌和不确定，关于真实的言说一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样一个多元化、也逐渐碎片化的时代，写作者不得不独自面对探索真相的难度。这是见证型“中国故事”的前提，也是其价值所在。

　　总体来看，莫言的写作路径是——把复杂还给复杂。既然历史创伤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认知且难以说清，与其为了说清去攀附各种名目和意义，不如以退为进，“悬搁”阐释，让现象回到现象本身。换句话说，莫言“选择大地般超然客观的叙述立场，他取消了自己的声音、甚至取消了自己的角度”③。的确，莫言笔下的“中国故事”重在呈现 “是什么”而非探究“为什么”，作家很少去解释或评说历史，他更擅长以身体的全部感官为经验媒介去直观还原历史情境。至于历史创伤为何发生，症结何在，怎么解决，莫言一般以“不言”对之。大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研究者认定莫言的小说没有思想，莫言是个没有思想的小说家。莫言也常自嘲“我向来以没有思想为荣，尤其是在写小说的时候”④。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莫言讲述的“中国故事”有没有思想？或者说其小说的思想价值到底如何呢？先不做判断，来看一个例子。《丰乳肥臀》第七卷写的是1900-1938年，以“母亲”的成长、嫁人、生育为主线，串联起了20世纪初中国被迫面对世界、开始现代变革背景下，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和个体创伤。在“母亲”前半生的经历中，作家特意设置了三个事件来呈现她所遭遇的创伤：第一个事件是1900年，德国在胶东地区修铁路，乡民反抗，德军镇压屠村，“母亲”的父母罹难；第二个事件是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风吹进高密县，新任县长反裹脚倡天足，“母亲”的三寸金莲由“美”的代表迅速被重估为“丑”的标志，这直接影响了她的婚姻，从立志嫁状元、督军的想象转为被迫嫁给铁匠儿子的现实；第三个事件发生在婚后，因为丈夫不能生育，导致“母亲”迟迟未能给上官家诞下传宗接代的儿子，在屡遭打骂和被休的恐吓之后，她走上了漫长的借种生子之路。这三件事改写了“母亲”的命运，也左右着人们对“母亲”的理解，有人说这是一个饱经苦难的伟大母亲，⑤也有人尖锐地指责莫言塑造了一个背伦丧德的母亲⑥。相反，莫言并没有在小说中做出任何评判⑦，他只是呈现了“母亲”的遭遇，这些遭遇中有西方现代性引发的创伤，如事件一和事件二；也有本土文化原发性的创伤，如事件三，是封建夫权等带给母亲的伤痛和苦难。这种现代与传统、本土和西方、伦理以及反伦理复杂缠绕的历史叙事形态打破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判断，将女性、乡土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创伤都复杂化了。而历史叙事的复杂化，也使我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所以看起来莫言的小说是拒绝思想的，但深究起来，他坚持搁置判断与解释，致力于历史情境的复杂呈现，反而推进了反思的深度。我们也可以说，莫言小说的思想深度，恰恰通过拒绝给出某种思想而得以显现。

二

如果说，选择“超然的”叙述立场，是莫言见证创伤记忆的特定视角，那么直观场域化叙事、写实描写与寓言性杂糅、多声部复调叙述，则是他讲述“中国故事”的具体方法。先来谈叙事场域化。尽管莫言一再强调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但在实际创作中，他的作品却带有明显的“去故事”倾向。他很少像古代说书人那样全知全能地讲述故事，他往往是直截了当地把读者拉进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场，让你自己睁开眼睛去看，张开耳朵去听，调动嗅觉去闻，借助想象去感受。

　　《丰乳肥臀》的第一卷，作家花九章的篇幅描写了一天：这一天上官鲁氏即将生下她的第八胎，上官家养的黑驴头生难产，日军的马队打算从村头蛟龙河畔入村，福生堂大掌柜司马亭鸣枪劝告乡亲们逃命，二掌柜司马库带人在蛟龙河大桥布下火阵、土匪沙月亮在桥边灌木丛潜伏，他们准备阻击入侵的“日本鬼子”，与此同时上官家的七个女儿在大姐来弟的带领下正下到河里摸虾……数个事件细节几乎在同一叙事时空下并置铺开。通过这个“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莱辛语），莫言以历历如在眼前的场景真切再现了“一九三九年古历五月初五”——这个传统的端午节，“高密东北乡”人所遭遇的历史创伤：这创伤中有琐碎的日常生活被打断的恐慌，有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的麻木或镇定，有民间自发的血性反抗，有突如其来的惨烈死亡，有入侵者的残暴屠戮和被杀，甚至还有日军军医救活金童和玉女，并拍照大肆宣传“中日亲善”。由此可见，与其说莫言笔下的“中国故事”是被讲述出来的，不如说是被直观场景“显示”出来的。

　　除了追求场面的直观呈现，《丰乳肥臀》的“叙事场域化”还表现为场景与场景的自主并置。小说的故事从1900写到1995年，长达近一个世纪，作品涉及了百年乡土中国大大小小的众多历史事件：乡民抗德、“放天足”运动、日本侵略、抗战、国共内战、“土改”“还乡团”、阶级斗争、“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批斗“牛鬼蛇神”、红卫兵武斗、改革开放、乡村转型……在50万字的篇幅里既要尽量呈现国家-民族大事件的历史灾难，又要真切体察国民-个体小人物的历史创伤，莫言不可能面面俱到书写每一个历史时段的全部历史细节。他的办法是打破线性因果环环相扣的叙事逻辑，借助大跨度时间省略或空间转移自主调度场面。这样既可以腾出笔墨集中书写富有主题意蕴的重要场景，又能在场域内部或场面之间形成交叉互文指涉。彼此对照碰撞、相互渗透解构，耐人寻味的“历史蒙太奇”拼贴，不仅使单个场景的寓意得到自由生长的空间，其小说的整体寓意也在看似简单地直观“显示”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阐释深度与广度。

三

写实描写与寓言叙事杂糅，也是莫言讲述“中国故事”的典型方式。说到写实描写，不能不提围绕《丰乳肥臀》的诸多非议，许多研究者批评小说情节和人物“不真实”。如有评论者认为“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外敌强寇、内安国邦、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而《丰》中展示的高密东北乡的百年史，则是中国共产党搞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历史”，这“违背了艺术真实”。⑧而莫言自己则坚持他的小说不仅有艺术的真实性，还调动了大量生活真实的素材。作家曾多次谈到《丰乳肥臀》的部分细节和人物其实都有现实原型，是他自己、他的家人以及故乡人曾经的真实经历。⑨因此，当有人批评小说的细节不真实时，莫言回应“一些人批评我刚才讲述的情节是胡乱编造，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在20世纪的60年代，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⑩。

　　透过这场“真实”之争，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该如何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又该如何解读创伤叙事中的“真实”？很显然，见证者或见证文学的写作者讲述的首先是个人记忆。而“每一个别的记忆都只是，也只能是记忆者通过个人经验与某个共同记忆空间的局部联接，这种局部的链接必然是偏见的，必然不等于就是共同记忆对象本身”?。简言之，个人记忆有其局部性，并不完全等同于集体记忆，也不等同于另一个人的记忆。因此，当我们以自己的私人经验或族群共识经验去核对某一个见证故事的细节时，很可能会碰到不符合的现象。这种“不符合”并不必然就是虚假的，也许，是创伤现场的另一种真实体验。所以，见证文学的倡导者提出，“就像每一个和别人生活都‘差不多’的人，有他自己存在的价值一样，每一个见证者的遭遇叙事也都有它的个别意义”?。

　　在莫言看来，“好的小说，其中的人物既有典型性又有象征性，其中的故事和情节既是来自生活的但又是以其丰富的寓言性质超越了生活”?。《丰乳肥臀》就是一部这样的小说。一方面作家调动大量个人、家人与乡亲们的真实记忆，丰富其写实描写的叙事细节，另一方面，整部小说又以深刻的创伤体验，成为20世纪乡土中国不断被闯入、被侵犯、被改写、被牺牲的国族寓言。“寓言所扩充的是人的存在的普遍意义和境遇。”如此一来，见证叙事便同时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如实描写了特定“灾难中的暴力、恐惧、人性黑暗，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苦难和悲惨”；第二，“它是对普遍人性和存在境遇的探索”?。换成莫言的说法就是，“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像出來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

四

为了把创伤记忆最大可能地复杂化，莫言笔下的“中国故事”还使用了多声部复调叙述。前面说过，《丰乳肥臀》中写了大量创伤场景，而在返回历史现场再现这些创伤性情境时，莫言通常会设计同一事件不同经历者多角度的多种叙述。如小说第33章有一个阶级教育场景，围绕“还乡团杀人”事件，作品安排老师、学生、见证者三类人物出场，聚集了官方话语、民间旁观者话语以及亲历者双方话语等不同叙述声音。

　　官方话语：

　　“还乡团进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他们在短短的十天时间内，用各种难以想象、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杀害了一千三百八十八人。”

　　民间话语：

　　1、“那天晚上，是个大满月儿……俺刚一出门，就看到小狮子提着一把耀眼的大刀，押着进财的媳妇、进财的娘，还有进财的两个孩子。大孩是个小子，七八岁了；小孩是个女儿，两岁多点。大的跟着他奶奶，吓得嗷嗷地哭；小的在进财媳妇怀里抱着，也吓得嗷嗷哭。进财耷拉着一只胳膊，肩膀上被砍了一刀，红肉白肉地翻出来，吓死人啦。”

　　2、小狮子与进财对话：（出自郭大娘口述中的直接引语）

　　狮：‘进财，你还有什么话说？’

　　财：‘狮子，我不想求你。我把你爹折腾死了。我不杀他，别人也要杀他。’

　　狮：‘我爹省吃俭用，跟你爹一道贩鱼贩虾，赚了点钱，置了几亩地。你爹运气不好，钱被人偷了。你说，俺爹有啥罪？’

　　财：‘置地，置地就是罪！’

　　狮：‘进财，你说良心话，谁不想置地？你爹想不想置？你想不想置？’

　　财：‘你别问我了，问我我也答不上。坑挖好了没有？’

　　从以上几个片段看，官方话语里的历史高度抽象，没有个人，只有“还乡团”“他们”等指代称呼。具体的杀人者是谁、被杀者是谁，杀戮是因为什么原因引发的？这些并没有深加呈现。而且官方叙述中，除了“阶级报复”“残酷手段”“杀害”等说法，没有恐惧，没有呼号，没有疼痛，也没有亲历者的声音。

　　相反，“郭大娘”口述的民间话语就丰富多了。在“郭大娘”的叙述中，那些人不是什么“阶级敌人”，而是小狮子，进财，进财媳妇，进财的娘，进财的一双儿女。他们彼此之间不只是敌对关系，更是“邻墙隔家”“拜把子兄弟”“俺老姨”。作家还让杀人者和被杀者参与了对话，从亲历双方的话语中也可以还原“土改”与“还乡团杀人”的部分历史真实：小狮子的父亲勤俭置地，在土改时作为地主被进财等人批斗致死，小狮子在还乡团时期回来坑杀了进财全家。进财父亲原本与小狮子父亲一起贩鱼贩虾要攒钱买地，只是赚的钱被偶然偷了，因此改写了命运。显然，历史现场并不像官方叙述的那样敌我分立，是非分明。在这种多声部互相补充、互相质询甚至互相颠覆的复调叙述中，无论是“土改”还是“还乡团”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其历史的混沌复杂性。

　　大屠杀见证者，作家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曾说“我为什么写作呢？为的是受害者不被遗忘，为的是帮助死者战胜死亡”?。同样，中国文学为什么要去讲述创伤性“中国故事”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回答：为的是创伤不被遗忘，为的是受难者不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再次遭遇死亡。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批准号：13AZD049）阶段性成果。

　　周蕾 北京师范大学

　　注释：

　　①［美］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371页。

　　②［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转引自李欧梵《李欧梵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③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④莫言：《诉说就是一切》，《四十一炮·后记》，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⑤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该文指出，《丰乳肥臀》“完整的历史段落是通过一位伟大‘母亲’的塑造，即上官鲁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来建立和体现的。……作为人民，她是这个世纪苦难中国的真正的见证人和收藏者”。

　　⑥1995年，《丰乳肥臀》在《大家》发表，并获得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之后引发了诸多非议，小说题目和母亲的形象也成为许多评论者指责的焦点，如蔡梅娟即认为莫言“‘憋足了劲要在这本书里为母亲歌唱’（《〈丰乳肥臀〉解》，而实际上却变成了对母亲的亵渎”，引自《对真善美的叛逆——评〈丰乳肥臀〉》，《淄博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⑦当然，莫言在后来的创作谈中谈到《丰乳肥臀》时，一再表示上官鲁氏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具体说法可参见相关文章莫言《〈丰乳肥臀〉解》（《光明日报》11月22日）、莫言《我的〈丰乳肥臀〉——2000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收入《莫言研究三十年》中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⑧蔡梅娟：《对真善美的叛逆——评〈丰乳肥臀〉》，《淄博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⑨莫言曾说“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见莫言《讲故事的人——2012年12月8日在瑞典学院的演讲》，《莫言研究三十年》中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⑩莫言：《我的〈丰乳肥臀〉——2000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莫言研究三十年》中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0页、第255页、第233页、第10页。

　　?莫言：《小说与社会生活——2006年5月在京都大学会馆的演讲》，莫言文集《用耳朵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

　　?莫言：《自述》，《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