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昆

　　论刘庆邦“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的价值与局限

　　杜昆

　　近年来文坛的底层叙事在呈现老百姓的种种生存经验的同时，直面现实，关注弱者，不回避社会矛盾，见证了转型期中国的问题和苦难，彰显了作家可贵的担当意识和人文关怀。“接地气”的底层叙事自然得到批评界的重点关注，相关研究文章可谓相当丰硕。刘庆邦素有“短篇小说之王”的盛名，以书写乡村和煤矿的人事见长，其优美或酷烈的文风颇受读者好评，然而，刘庆邦的保姆系列小说在文坛反响平平，作家雄心勃勃，而读者反应寥寥，刘庆邦关于保姆的底层叙事似乎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其价值和局限值得解析和反思。

一、城乡冲突中的人文关怀与批判精神

刘庆邦在《进入城市内部》这篇序言中说，他多年来积累了一些北京生活的经验和情感，觉得应该集中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了，于是选择写保姆来写城市生活，认为保姆像是打入城市的“尖兵”和潜入城市的“卧底”，在浩浩荡荡的打工队伍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承载着也创造着历史。①刘庆邦的现实认知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保姆作为城乡冲突、性别冲突的交汇点或者说“穴位”，确实能够触及到城市生活最敏感的神经，展现形形色色的冲突。保姆职业是城乡分化、社会分工的产物，是数百万从农村出来的女性迫于生计的选择。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保姆的称谓还有家仆、大妈、阿姨、家政工作者等，但保姆的身份终究难以摆脱被人歧视的文化底色。保姆帮助城里人照顾老幼、料理家务，远离亲人、辛勤工作，却不得不经受身份、职业、性别上的多重歧视，是城市中真正的“异乡人”“边缘人”和弱势者。对于一个城籍农裔的作家来说，刘庆邦选择书写“保姆”而不是“白领”阶层更能发挥他在身份、信息上的优势。从该文集中的十几篇小说来看，刘庆邦在描写城与乡、金钱与尊严的冲突中，表现了保姆在城市生活中的紧张感、异化感、漂泊感，也表现了城里人的精于算计、刻薄势利及自私冷漠。

　　不难发现，城乡之间二元对立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刘庆邦在主旨、情节和人物方面的书写。这种对立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长期以来形成的巨大的经济文化差距使得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鸿沟让人无法忽视，以致刘庆邦在刻画人物时反复运用烘托手法，不断地强化着城里人的优越、强势与乡下人的自卑、弱势。比如在《找不着北》《榨油》《钓鱼》这三个短篇中，刘庆邦书写了城市雇主凭靠自身地位、金钱和文化上的优势，利用、索取或占有保姆的性资源，却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甚至道德上的谴责。在《说换就换》《谁都不认识》《后来者》等短篇中，作者把城市雇主对保姆的歧视、戒备、压迫和刁难描写得绘声绘色。刘庆邦显然熟悉保姆们在城市操劳的生活细节以及她们敏感、谨慎、卑微、尴尬的内心状态，一再书写了她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窘迫。写作对象和写作重心很容易流露出作家的创作姿态，在关于保姆的底层叙事中，可以说，刘庆邦总体上是以同情和悲悯的姿态对待这些城市中的边缘人的，他并不认同保姆所经受的种种屈辱和压迫，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底层弱者的应有的正义精神和人文关怀。

　　刘庆邦向来注重作品的“含心量”，多次强调写作要“凭良心”，作家要把劳动人民的疾苦反映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刘庆邦对保姆的情感姿态是复杂而微妙的，他并没有一味地同情弱者，而是力图坚持 “贴近人物的心灵”的创作原则，并不避讳她们的人性弱点，比如他小说中的保姆们有不少是贪财的，个别甚至不知廉耻地用身体谋取钱财。而对待城里人，刘庆邦重点刻画了他们好色或刻薄的嘴脸，但在《走投何处》《路》中多少也透露了城里人生活的无奈和隐痛，在《骗骗她就得了》中也写了城里人的“冷漠与荒寒”②。刘庆邦并没有因为写作对象是“弱者”或“强者”就爱憎分明，他在《钓鱼》《榨油》《金戒指》中也写了乡下来的保姆身上的人性污垢，折射出作者对伦理道德的拷问及人性的探索。刘庆邦在处理这些人事的时候是相当冷静的，没有被社会正义感所绑架，于是其笔触少了义愤填膺的偏执和激情，而多了绵里藏针的细致和锋芒。刘庆邦的保姆系列小说揭开了城市生活灰冷无情的帷幕，当他冷静而悲悯地来描写城里的保姆及其雇主时，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一个运笔娴熟的作者在自信地展示和解剖人性。

　　在《说换就换》《习惯》中，刘庆邦揭示了城里老年人的精神孤独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又夹杂在暧昧的性骚扰、性吸引问题中，而且还同时表现了城里的雇主对保姆的戒备和不尊重，老人及其子女甚至保姆，几乎都成了作者审视的对象，主旨游离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多次受到了干扰。刘庆邦的人性书写有时会让读者感到费解，比如《路》中的陶老师的反常行为：“从儿子身边走过时，陶老师没有停下来，没有跟儿子说话，甚至连对儿子看一眼都没有，仰着脸，目不斜视，径直就走了过去。”但陶老师在散文中说自己多次在夜深人静时端详熟睡的儿子，泪流满面。白天冷漠，夜晚深情，一个母亲有这样反差确实不可思议。这样的人物形象也许更接近真实的现实生活？没有疑问的是，刘庆邦的保姆系列小说的叙述风格从容舒缓，不温不火，不动声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作者的全知叙述者的声音过于强大，掌控着故事的节奏和走向，也“洞见”人性的复杂和幽暗。比较来看，作品所显露出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剖析并没有协调成交相辉映的审美效果，作者剖析人性时的冷峻目光和批判精神形成的“气场”遮蔽了人文关怀的光和热。

二、底层叙事中的视角问题和审美困境

这并不是说刘庆邦的保姆系列小说匮乏正义和人道精神，而是说，面对复杂的人性和现实社会，强烈的知识分子意识让他总是以批判的立场来观察人事，其精英视角总是在不自觉地审视、反思城市生活，也往往忽略了保姆们内心丰富的需求和愿望。从赵改妮、周玉影、李秀美、杨春明，到郑春好、王家慧、冯春良等，作家在不同的短篇中不断变换保姆的姓名，但她们的境遇和性格并没有多大变化，她们的内心世界是模糊不清的，一直被作者所代言。这批系列小说的核心情节甚至可以用偷情、偷窃、窥视、虐待来概括，保姆多是虚荣好利、颇有心机的。很难想象这是出自早年书写过那么多柔美善良的乡村少女的刘庆邦之手。难道是少女们长大进城后就变得龌蹉不堪了？《鞋》《梅妞放羊》《响器》等作品中的乡村少女难道仅仅是寄寓知识分子乡愁的想象载体，如今早已完成了她们的使命？其实，城市这个现代化的容器，在底层叙事中，已经常成为许多作家笔下吞噬乡村女性良知羞耻的罪恶渊薮。

　　集中书写保姆题材本来就冒着较大的风险，很容易落下类型化、雷同化的弊病。在“保姆在北京”的系列小说中，有《找不着北》《榨油》《钓鱼》《习惯》《升级版》五篇作品以保姆和城里人的“性纠葛”为线索，这样的安排和臆想，更多地是出于迎合和刺激文学消费者的感官需求。又如《走进别墅》中的保姆作为真正的“卧底”，她其实是个写小说的年轻人，但是也很难相信她引诱雇主的儿子时竟说出这样的话：“你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更不要提钱的话，首先是我自己需要，我热衷此道，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美好，何乐而不为呢！”美女作家当保姆，而且利用色相俘虏阔少，这样离奇夸张的情节确有媚俗之嫌。如论者所说：“在接受美学角度上，保姆系列在情节诱人的设置下，矮化的却是读者的智商，难免不带有媚俗之嫌，因为‘兴趣点’亦为‘性趣点’。”③性话语成为许多作家底层叙事的中心话语，成为作品的叙事推动力，成为招徕读者的重要手段。刘的保姆系列小说亦未能免俗，寄寓同情和正义的底层叙事同样被自由穿插的性话语所裹挟，没能摆脱欲望叙事的窠臼。

　　刘庆邦在文集的《序》中说，希望系列小说能像拳击运动的组合拳，形成比较大的冲击力量。很遗憾的是，这套“组合拳”没有预料中的力道，在看似不偏不倚的叙述中，保姆系列作品所承载的政治和道义责任被稀释了，因此，看完故事后总觉得它们缺乏一种震撼力和让人回味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阅读期待？是因为他刻画的保姆不像我们熟知或想象中的的保姆吗？还是因为刘庆邦贬低了保姆的道德和尊严吗？抑或是作家年事变高因而创作能力在减退和萎缩，以至于作品缺少灵气和血性？

　　当前社会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都很严重，底层弱者收入微薄，上升渠道狭窄，社会矛盾时有激化，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期待底层文学能承担一定的政治和道义责任，文学的虚构尽量真实可信，距离现实生活更近一点，作家不能总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俯视芸芸众生，不能满足于为底层“代言”。尽管底层文学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我们还是期待文学能够唤醒、强化读者的良知，能够凭借“诗性正义”彰显伦理之美和文学之美。刘庆邦对保姆和雇主之间的矛盾也有所表现，当矛盾激化时，故事结局总是主人公一走了之，使得作品如同一个“小品”缺乏悲剧性，也缺乏理想精神。如《谁都不认识》中的保姆和当保安的男友最后盗取了雇主家里的赃款后逃之夭夭，《后来者》中的保姆遭受城里人的歧视排挤之后选择逃避到地下室去。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故事在网络媒体中屡见不鲜，刘庆邦的小说似乎取材于社会新闻，但并没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更生动的演绎。失去了理想主义的引导，作品就很难由实到虚，具有情感和思想之美；失去了悲剧精神的照耀，读者就很难从作品中得到精神上的洗礼和升华。社会问题是如此严峻，而我们的小说介入现实的力度却徘徊不前，失去了把握现实、超越现实的能力。

　　底层文学也许正如李云雷所说：“它不仅要打破意识形态、市场、精英在文学上的垄断，讲述底层的故事，发出底层人的声音，而且要以文学的变革为先导，唤起民众的觉醒，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真正体现出底层的利益与力量，从而改变现实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④反观刘庆邦的保姆系列小说，无意聚焦于底层民众的苦难，也无意深入探究财富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体制缺乏等问题，也未能展望保姆未来的命运和发展；而是一再以“性纠葛”作为情节中心，反复以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批判人性，这难道不是向意识形态、市场和文人的批判传统妥协？摩罗认为：知识分子几乎本能地具有进行国民性批判的冲动，“知识分子就这样通过对底层社会的卑贱化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建构了他们自己在社会控制集团中的重要地位，扩大了自己在社会宏观分配体系中所占的份额。”⑤在知识分子这个“他者” 的视野中，保姆大多贪恋钱财，对城里人的家庭具有潜在的威胁，同样更重视其劳动功能而不是她们的需求和愿望。这样的“代言”似乎进一步暴露了刘庆邦对保姆角色的刻画陷入了“性别迷思”的困局，也暴露了知识分子作为城市精英与乡村弱者之间的距离，只能远远地审视、同情，却不能走近、倾听她们。知识分子看待底层民众的立场、观点、视角和方法真的变成了植入大脑的“芯片”，无法更新、扭转了吗？

　　确实，为底层代言与让底层发声确实存在一定的悖论，目前这是虚构类的底层文学的软肋，相反，纪实类的报告文学在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上就做得比较出色，能够唤起读者的信任和兴趣。典型的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就征服了社会各界读者，广受好评。又如，杨晓升的《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与韩生学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聚焦于老百姓的孤独和痛苦，真实而感人地反映了他们悲苦的心声。这并不表明纪实类文学的叙事感染力更强，而是表明作家肩负的责任很重，需要深入理解和同情老百姓的苦难，只有放低姿态，平视底层民众，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才能更好地为底层代言。同样是保姆题材，胡传永的《篱下沧桑——安徽保姆采访手记》更多地呈现出保姆的辛酸艰难和自尊自爱，尤其是关于保姆思念孩子、吃别人剩饭的细节中包含的人性光辉让人为之动容。程乃珊的《上海保姆》更有趣地呈现出时代变迁中保姆的圆滑、直爽、坚韧性格或各种传奇故事，让读者感到亲切真实，感叹不已。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阅读效应，或许与这两位女作家的性别视角有关，她们对保姆的生存状况有更加贴切的理解和同情；也与她们书写保姆的叙述重心有关，舍弃“性纠葛”的中心话语，而是更关注女性保姆真实的生活、命运、性格和心灵世界。

　　九十年代以来，作家塑造的保姆形象大致可分成鸠占鹊巢式、自立自强式和肉体堕落式这三类，人物的扁平化、符号化宣告着乡下人进城小说艺术的溃败与人文精神事实上的滑落。⑥刘庆邦的保姆系列形象也很难超越这些类型，而且，保姆生活的整体面貌亦不可能在刘的作品中得到完整的呈现，平心而论，刘庆邦的作品在当代保姆书写的众多作品中还是有较高水准的。但重要的是，其作品中的欲望话语及精英视角没有让我们感受到审美上的创新和愉悦，倒是让我们感受到作家观察不甚贴切，思考还不够深刻，想象还不够丰盈。刘庆邦尚且如此，更遑论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当前底层文学的审美困境既有艺术功力欠缺的问题，也与作家们的生活经验不足、精神资源有限有关，同时，文学的消费语境也让底层叙事纠缠于欲望话语而匮乏理想精神和文体创新精神。也许，我们对刘庆邦保姆书写的失望，是缘于对底层文学及其功能不切实际的期待？事实上，文学之于社会是经由世道人心潜默地产生作用，更何况真实的底层民众几乎是不阅读精英作家书写的底层文学的，如是，许多人也就丧失了对文学的信仰，认为文学是知识分子茶余饭后的谈资，是知识分子情感游戏的“衍生物”和消费品。

　　刘庆邦很少解释自己的保姆系列小说，而关于自己近年来的写作状态，他说自己“已经养成了写作的习惯”，在写作中能够找到思索、存在的感觉，对他来说，写作“不仅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需要，也是生理上、身体上的需要。”⑦我们无法从这篇自述文章中读出作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⑧，而这是一个作家的情怀的核心所在。继续写作成了个体生命的惯性和慰藉，刘庆邦似乎无心去践行自己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学主张：“短篇小说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代表着人类对美的向往和理想，是一种精神重构。”⑨然而，刘庆邦的保姆系列小说却没有以“对美的向往和理想”烛照保姆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精彩地传达出底层真实的精神内涵，亦无法激起人们对丑恶、不公正的社会问题深入思考，同样，也无法给保姆这样的底层民众以尊严和自信。以上反思针对著名作家刘庆邦保姆系列小说的不足，毕竟不是聪明的文学批评做派，但需声明的是，我对作家本人绝无菲薄之意，只是想强调这样的写作伦理：淑世情怀是底层文学的灵魂，时代需要深度介入社会的批判精神，期待唤醒读者良知和理想精神的底层文学，期待贴近民生、反映民意、体现人民公平正义理想的优秀作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编号：14CZW011 ）、河南省教育厅社科基础研究重大项目 （教社科【2015】852 ）的阶段性成果。

　　杜 昆 信阳师范学院

　　注释：

　　①刘庆邦：《找不着北：保姆在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该文集共收录13个短篇小说，不知何故《钓鱼——保姆在北京之四》未被收录，原刊于《作家》2012年第13期。

　　②孟繁华：《都市深处的冷漠与荒寒——评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骗骗她就得了〉》，《北京文学》2013年第3期。

　　③许心宏：《人与城：刘庆邦“保姆系列”的城市书写》，《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④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年第6期。

　　⑤摩罗：《教授为什么要批判保姆的国民劣根性》，《群言》 2010年第5期。

　　⑥令狐兆鹏：《九十年代以来“乡下人进城”小说的修辞与意识形态》，苏州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⑦刘庆邦：《不写干什么呢》，《光明日报》2015 年1月26日第13版。

　　⑧王彬彬：《当代作家的可持续写作问题》，《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1期。

　　⑨刘庆邦：《短篇小说之美》，《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