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丹

　　刘庆邦评论小辑

　　《黄泥地》与中国乡土的重建

　　王丹

　　刘庆邦的长篇小说新作《黄泥地》讲述了20世纪末期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因支书换届所引发的各类人物相互缠构的故事。故事本身的题材虽然显得司空见惯，但其却隐喻性地涉及了乡土文明在现代性转型的持续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冲击、所出现的各色问题，蕴涵了作家对当代乡土如何重建的深层省思，这无疑使得《黄泥地》在乡土书写日益多元的当下文坛，具有不同凡俗的探讨价值。

一、“黄泥地”的隐喻

自五四时期开始，乡土文明的现代蜕变一直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点关注对象，而这不仅表现在诸如“化肥取代粪便”“机械化的联合收割”①等经济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的显性变化层面上，也与更为深层的东西——国民性——的畸变紧密关联。对于这一点，刘庆邦在接受访谈时曾概括道：“也许不少人都发现了，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也就是纠缠性，构陷性。这种泥性一旦爆发，会形成集体性的、无意识的人性恶，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和破坏力。”②由此而言，小说取名为“黄泥地”，其隐喻意味显而易见。因为，国民性中的这种具有“纠缠”“构陷”特征的“泥性”往往是与人性中“恶”的本能互文的。

　　不过，如果《黄泥地》只是发现并书写、批判了国民性中的负面能量，那么，就很难说作家对中国乡土状态的认知有所新意。相较于鲁迅在《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中所戏讽的那种冷漠、一盘散沙似的国民心理，刘庆邦似乎更关注的是“泥性”中能动可塑甚至于积极的正面因素，即小说中所描写的：“黏土地的好处是胶性强，粘接度好……，捏什么，像什么”。运用这种非固化的“泥性”去描述、审视当代乡土的蜕变及其可能的方向，正是作家别具一格的创见之处。

　　《黄泥地》中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中国北方村庄“房户营”中，从村庄的实际当权者房守本到其他具名与不具名的人物系列，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出身，他们既有着对于权力的推崇与敬畏，亦有着制约权力的渴望与行动。这使得房户营成为乡土衍化过程的典型缩影。在文中，刘庆邦以村支书换届作为导火索，通过展示了房户营村村民鲜活的言行举止与民俗风情，一步步揭示出房户营的权势格局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房守本的村支书位置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自然过渡而来，具有特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他通过压制与贿赂的手段把这一权力传递给他的儿子房光民时，其现实合法性却遭到了村民们自发的质疑乃至抵制，这无疑体现了乡土民主意识的进步，尽管他们大多敢怒不敢言。因而，在房守本父子以金钱贿赂乡镇干部、通过泼妇形象宋建英气势喧嚣的市井谩骂，去强调换届的合法性、压制威胁权力承袭的挑战同时，对既有权力格局不满的反对派迅速串联起来，寻求制约乃至颠覆房守本父子的力量。

　　当然，作为反对派角色出现的房守现、房守成、高子明以及房守彬、房守云等人之所以汇聚起来，并非主要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或是正当的利益诉求，而是有着类似于谋求宅基地以及“房户营村的事就是咱说了算”之类的权利私欲。仅就个体而言，不论是出谋划策的老生产队长房守成以及乡村知识分子高子明，还是最后坐收渔利的房守现，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或愿意承担直接反对房守本父子的风险。因而，他们双管齐下，一方面合谋利用房国春的虚荣心，将其推到乡村权力争斗的前沿；另一方面以同样的行贿、拉关系等手段赢得乡镇政权的支持，从而让房守现的儿子房光金取代了房光民，开始了新一轮的乡村统治，同时也在生产新的困局与“地震”。在这里，小说的叙事好像在告诉人们，经过一番波澜起伏，房户营村又回到了开始的状态，乡村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房国春所做的一切及其牺牲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使另一对父子占据了村支书的位置及其权力。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类似轮回重复的状况并不意味着作者对于国民性的乡土想象业已定型，毕竟农民权益的个体化与分裂化并非总是历史的普遍常态。或许，人性之中不乏利己乃至自私的部分，但就如文中所言：“泥巴在地里是黄泥巴，在村里就变成黑泥巴”，承载并形塑人性的社会文化场域却是变动不居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解构以往关于国民性的本质化界说。而且，从小说中貌似与主体线索相疏离的不经意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不过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乡土蜕变，在此之前的大集体时代以及之后的建设美丽新农村时期，乡土权力结构及其利益分配其实并非这般。

　　小说的独特书写除了着眼于乡村权力斗争及其结构的复杂性与稳定性之外，还描绘了乡土礼乐崩坏的多元表现。其中，最为直观而突出的就是对于两性关系荒淫的描写。老一辈的房守现、高子明都有长期的婚外情，前者的头脑中甚至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一个男人没有“相好”的就是没出息、没能耐的表现，因而在儿子当上支书后，更是变本加厉的借治病之名猥亵妇女；年轻的一代亦是如此，房光民公然而肆意地与村主任房光和的妻子偷情并生子，其继任者房光金的作风则更坏，不仅公开嫖宿，还变相强暴留守妇女。男女之间不正常的两性关系向来是传统家庭、婚姻伦理与道德秩序的禁忌之处，作家在此展开笔墨，显然也有着深远的文化反思意味。

　　不论怎么说，围绕有着多重特性的“黄泥地”这一隐喻所进行的文学书写，鲜明地映射出刘庆邦借此立体透视当代乡土图景的审美取向。倘若我们不将所谓国民性固化于宏大叙事的劣根性层面，就能发现：在特定时代的某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黄泥地”还是比较适合用于隐喻农民权益分散化、个体化的现实。甚至可以说，不独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房户营”如此。事实上，只要某个社会性群体中的成员权益存在类似的状况，这个隐喻就可以随之扩散，不管它处于那个时代和那个地域。

二、乡土蜕变的艰阻

在小说中，有两个跃然纸面的外来者形象：“织女”（张春霞）与高子明。在其中，织女是乡土文学中值得关注的一类角色，也是作家应当深入挖掘却在实际书写中被淡化的形象。作为“大跃进”落潮时被淘汰到农村的纺织女工，她对自己过去的城市生活一直无法忘怀，近乎病态的对自己在城市工作时拍摄的工装照珍而视之，连主要的遗愿也是带着这张容光焕发的照片入墓陪葬。但是，曾经的城市经历对于织女来说，更多的意味着向人炫耀的虚荣心与贪图享受的生活作风。虽然她不甘心委身农村、对乡土生活现状不满，但其内心深处却缺乏积极的精神支持，只能为乡土生活的阴暗面所侵蚀，进而与人偷情、沉沦于乡土。被打成右派而由县城遣返乡村的高子明，虽然没有丧失他在城市所习得的知识和形成的智慧，但这些不仅没有变成一种推动力量，反而扭曲为一种适者生存、明哲保身式的世故精明，或是进行投机的工具理性。

　　对照而言，房性的原住民的心态与举止则更是令人震撼的不堪，作家在文中描摹的多个场景鲜明地表现了这种“泥性”。比如，高子明的老婆类似于祥林嫂一样哭诉的悲凉情境。对于她的小卖铺遭盗抢的事情，大多数村民们不仅是作为看客而存在，而且其冷漠程度远甚于鲁迅笔下的同类人物。他们既表现出多种样式的幸灾乐祸或阴暗心理，又以近乎逼迫的方式让她一次次重复，连一丝表邻里乡亲之间的基本同情、怜悯也没有。可以说，这些人事景物深刻显示了乡土社会稳定而强韧的运作逻辑所造成的变革艰难：一个人只要进入乡土，就如同泥潭深陷，在情欲、权欲或物欲中难以自拔，最终溃败于“平庸的恶”③，不仅不能主动承担推动乡土文明进步的个人责任，反而习惯以业已堕落的道德和异化的人性作为标准去评判其他人所做出的事情。

　　但值得追问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当代乡土是一个坚若磐石、积弊难返的“大染缸”？只要我们稍微细读一下文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作家还原式的鲜活描绘中虽然呈现出对房户营生存样态的爱恨交织，但却没有止步于此来对它做出超历史的界定，对作为乡土症候的“黄泥地”进行线性化的本质书写。因为，就像杨才俊警告房守本所说的：“房户营村不是孤立的”，作家笔下的乡土农村，早已非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展示的那个自行其是、与时代变革相隔的未庄，而是日趋深入的被卷进中国社会纵深转型的当代浪潮之中。外来力量的强势介入与制约已经给房户营村的权力阴影带来了一些新质以及改变。比方说，以杨才俊和尹华以代表的乡镇政权对房户营村权力更迭的有力影响，房国春的层层上访所涉及的县市以及更高级别的政权对于乡村问题的制约与规范。这些因素对房户营村的塑造就是有效证明。当然，这种影响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则只能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农民的集体诉求而定。

　　对于时代发展的力量所起的疏离乃至消解作用，小说中有着多方面的细致书写。在结尾处，小说讲到了房守本、房守成等老一辈人物的相继离世，尤其是喻示传统善良贤淑妇德的皇甫金兰自缢而亡时，作者充满了惋惜与沉痛。与之相对的是带来皇甫金兰死亡的直接因素：泼妇宋建英，虽然她尚且活着，但也卧床不起、行将消亡。这些人物的死或衰象征了一个时代的远去，一种乡村的生存样态成为远去的记忆。这则可视为时代力量的作用之二：对于乡土传统善恶格局及其非正义、去道德化的乡村权力怪圈的持续消解。叙述至此，乡土中国的日益衰败成为必须直面的现实。那么，如何完成乡土蜕变后的重建呢？显然，仅仅靠时代力量消解的一面是不够的，要想真正将乡土病根的改造与宏阔的外部世界连接起来，还需要农民求新求变诉求中的积极力量以完成泥性的重塑。刘庆邦将这一对于崭新未来是否、何以可能的严肃思考寄托于人物房国春的身上。

三、乡绅的挽歌与乡土重建之可能

从人物形象角度来看，《黄泥地》与当代其它以乡土为题材的底层叙事最显著的差异之处在于，它塑造了一个有些类似于堂吉诃德般不合时宜的现代乡绅角色：房国春。这种身份定位，出自小说中精于世故的房光东的主观评价：“房国春之所以热衷于管村里的事，是他有乡绅情结。乡绅情结房国春的父亲就有，到房国春身上反应更强烈。他在外面当不上官，管不了别人，就只能回到村里找话语权，希望能当一个乡绅。”故事中人物的这一叙述其实是作家对乡土蜕变的一种反思，也体现了近年来社会上关于乡土重建的一些看法或呼吁。在农耕社会之中，乡绅往往是地方乡村社会集于宗法权威与经济政治文化优势一身的实权阶层，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在乡村社会的秩序维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不过，乡绅制度所能发挥的影响及其深广度还是有前提条件的。当他们的绅权与政权相互兼容时，就会发挥得酣畅淋漓，而当它与之产生冲突之时，则毫无例外地会遭到削弱乃至打击④。

　　作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高中教数学的普通教师，房国春既没有一官半职，也谈不上经济富裕，甚至他的家庭成员也大多以务农为生。可以说，他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优势，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泥巴人”。他之所以在村民中具有良好的形象与特别的威望，主要不在于他的耿直品性、宗族辈分或科学知识，而在于他教了几十年书，有不少有出息的学生，其中既有文中的乡领导杨才俊，又有不具名、一提而过的省委副书记。或者简单地说，主要源于他作为知识分子所建立的人脉关系所形成的文化象征资本。因此，他能帮助村里联系修桥，能帮助遇难村民家属索要矿场赔偿，发挥辅助和延伸基层政权的乡绅作用，并由此获得相应的物质、精神回报。比方说，回家时村民争相拜访、门庭若市，分地时无需抓阄就能分到好田地，以及乡镇政权提议让他的儿子房守良当村支书等等。小说留意于此，是对知识权力异化的一种批判，这种权力一旦与政治权力沆瀣一气，则无疑将乡土的空气变得昏暗窒息。

　　可是，如同传统乡绅的无形权力只能成为政治权力征用的对象一样。作为现代乡绅，房国春所起到的作用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往往处于被敷衍或者被打击的状态，无论是在房户营村还是在其学生担任领导的乡镇政权中。从文中近乎白描的细腻叙述中不难看到，当他与各级地方政权的关系由不冲突、相配合转向冲突以至对抗时，他所起的乡绅功能就显得极其羸弱了。不仅他的形象与威望被宋建英的辱骂、房守本的金钱攻势以及作为政治暴力工具的看守所完全粉碎。而且，包括他的教师公职、离休工资以及预备党员资格等在内的正当权益也统统被取消，就连其人脉人情和家庭成员的尊严与命运也先后陷入困境。此时的他只是一个类似于房光民所说的“泥胎”。但是，即便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房国春仍是“一根筋坚持到底”，孤身上路、层层上访。之所以还要持续不懈地去抗争，显然不再是因为小说在前文中着力描绘的、盲目膨胀的虚荣心或是对自己能力的高估，更不是维护祖坟风水的私心作祟，而是因为他在洞悉了一切之后还有着自己特定的坚守与认同。显然，他竭力坚守的就是知识分子不同流合污的责任担当，认同的是国纪国法的公平正义。

　　与房国春相比较的话，小说中另一人物房光东虽然对当代乡土社会的利益逻辑和异化表现早已洞若观火，但是他在进入城市后始终把自己与故乡乡土隔离，一方面认为自己无力也不愿意去改变房户营村，因而严肃劝诫家人不要直接参与相关事宜。另一方面，在小说结尾，他又想榨取房国春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通过其“村史”遗稿做点隐秘文章。可以说，这个人物寄托了作者对包括自我在内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利己主义的深刻拷问。从房国春在迟暮之际对高子明劝说的驳斥也能看出这一点，他说道：“你少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中国的很多事情就坏在你们这些爱耍小聪明的人手里。”这不仅使房国春与传统的乡绅群体和农村知识精英等人物区别开来，也流露出作家内心深处类似于沈从文在《边城》中那种痛心的乡土挽歌情绪，以及他反思知识分子、乡土重建的某些隐含结论：“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如果像房国春这样的人多一些，对于民主的进步，国家的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当然，肯定刘庆邦在《黄泥地》中所作的省思，并非意味着简单认同他的结论。不过，从现实层面来讲，乡土要改变的确迫切需要一批真正有良知、愿意融入乡土的先知先觉者，不计个人得失、富于牺牲精神地自觉推动广大村民集体素质的“觉醒”，共同塑造一个潜隐着传统优秀文化精神的现代化乡土。虽然，这一过程如同雨中返乡的房国春泥污缠身的坎坷前行那般艰难，在到来的时间进度上也具有不确定性，但至少是有希望的切实前景。

　　尽管刘庆邦忆长期以来是以中短篇小说的书写见长，并不以思力见胜，但相对于他以往的作品来说，《黄泥地》却塑造了一个作为上世纪末乡村生存样态的独特隐喻，以此自觉地从细微之处对当代乡土文明的现实与可能展开思辨。即便这种思考展开不是非常充分，但也超脱了他在《红煤》等长篇小说中所呈现的那种眼于一个人的人生进退来展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纠葛，以及对时代的整体性思考不够自觉的遗憾。由此返观整个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叙述中始终有一种直面生活真实的历史态度，这决定了他在揭示乡村蜕变的难题所在并深感悲哀与愤慨的同时，又着力通过房国春这一人物形象捕捉到了乡村中存在的抗争性、重构性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内外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黄泥地》是对乡土文明症候进行批判的作品，毋宁说是对于当代乡土何以重建的一种入骨性思考。我们相信，在乡土变革急速发生的当下，当刘庆邦在沉淀“黄泥地”的经验得失之后，对于乡土之变将会有更加精彩的个性书写。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语言批评的社会历史向度研究”（13YJC751053）与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言批评的问题域及其话语构型研究”（2015BWX034）的成果之一。

　　王 丹 信阳师范学院

　　注释：

　　①本文出现的《黄泥地》引文均出自《十月》2014年第2期。

　　②舒晋瑜，刘庆邦:《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中华读书报，2015-7-8（11）。

　　③［美］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的恶”》，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