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侠

　　贾平凹小说中“女性崇拜”的精神意蕴
——以《秦腔》《古炉》《带灯》为例

　　刘利侠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贾平凹就因其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美好女性形象而被评论者认为具有“女性崇拜”的倾向。可以如此说，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崇拜”意识贯穿其多年来的创作，且随着小说主题的日渐厚重，体现出日益丰富的精神内涵。以下，笔者拟以贾平凹二十一世纪初期先后推出的《秦腔》《古炉》《带灯》三部小说为例，对其“女性崇拜”的深层意蕴略加探究。

一、童年记忆中的母性之爱

有论者将贾平凹笔下的“女性崇拜”称之为“女神崇拜”。其所以称为“女神”，是因其人物形象具有超乎常人的特别“神性”。当然，此处的“神性”不是巫术或其他，而是美好的人性。贾平凹常用“菩萨”和“佛”来比喻女性，如早期的《浮躁》称小水为“菩萨”，《秦腔》描写白雪是“如同墙上画着的菩萨一样，一圈一圈的光晕在闪”，“身上有了佛光”。①《带灯》中的带灯，则亦“如佛，全身都放了晕光”②。“菩萨”与“佛”在中国文化中是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精神符号，代表着“仁慈悲悯”的爱。这便是贾平凹笔下“女神”人格的核心特征。

　　对贾平凹小说中女性身上千篇一律的仁慈，一些评论者颇有微词。一方面指责其“过多保留传统风韵，多具传统意蕴”，一方面认为这些女性形象“为了表达和满足男性作者和男性主人公的理想和需要存在，根本没有独立自足的完整个性”，③也因此被贴上守旧、男权和类型化的标签。 以上批判并非全无道理。单从小说人物塑造来考察，贾平凹笔下的“女神”们确实不接地气，没有呈现出人性中应有的复杂和矛盾。然而，如果立足于文本主题，答案犹可商榷。

　　有论者将贾平凹早期小说的主题分为三个阶段：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生命本体。④观照其二十一世纪初期来作品，发展的轨迹大致如下：从对社会政治的赞颂，到对历史文化的倾慕，再到对生命本体的思考，最后是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综合反思与批判。反思的元点，是对生命本体的关怀。不论是《秦腔》所直面的城镇化问题，还是《古炉》对文革的沉痛追忆，以及《带灯》的乡村政治，揭示的无非功利化社会的道德失范和人性扭曲。文革中古炉村人在利益驱动下的集体覆灭；樱镇基层官员的精神病态；清风街淳朴民风之不再。但如果小说仅仅写这些，笔调未免灰暗，现实未免惨淡。

　　贾平凹认为，“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要阐述着人的一种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所借鉴的。……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灿烂。”⑤相比现实的不堪，闪耀着佛光的带灯、菩萨般的白雪、救人于苦难的蚕婆，这些小说中的“女神”象征着具有悲悯之爱的人性境界。贾平凹将如此的“精神高度”赋予女性，自然是“女性崇拜”的表现。观其心理，既有对传统女性审美的继承，也有对古典文学中香草美人象征手法的借鉴，同时也不乏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

　　贾平凹幼时的经历和创伤，使他对母性之爱有特别的认知感受。翻开《古炉》，看到狗尿苔婆孙生活的场景，会为他们的贫穷和屈辱而落泪，也会为他们相依为命的一幕幕场景感到温暖。狗尿苔“前无来处，后无落脚，如星外之客”。他被抱养在古炉村，饱受“人境的逼仄”⑥。但读者并不觉得他可悲，也并不觉得他不幸，因为有婆的存在。不论他多矮小，多丑陋，婆从不厌弃；不论他多么可笑，犯下多大的过失，婆都不忍心责罚他。有了婆的庇护，狗尿苔成为不愿长大的孩子。狗尿苔对婆的依恋，是对母亲的依恋，是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的一种无私、不求回报的关爱和保护，是一种本能和天性的生命诉求。成人世界，人际关系极端功利化，虚伪、机诈、残忍、冷漠无所不在。我们对此充满了厌倦和恐惧，我们渴望一个温暖的怀抱，得到关怀和抚慰。而这是只有母性才能给与的爱。不愿长大，是每个人内心的隐秘。母性之爱，是冷漠的世界仅存的温暖，是人性之美的最后领地。

　　贾平凹的“女性崇拜”，是对美好人性的崇拜，也是对人类逝去童年的深情缅怀。

二、污浊现实中的性灵之光

贾平凹的上述三部小说中，人的生存状态普遍堪忧。《秦腔》中夏天仁夭折，象征着善良本性的不再；夏天礼倒卖银元死于非命，象征尊严在金钱面前的不堪一击；夏天义的死象征道德的消亡和价值观的坍塌；夏天智的死，象征人类快乐的不再和自我的迷失。仁、礼、义、智的死，象征着清风街灵魂已死。在市场化经济冲击下，“集体转向盲动群体的短视、趋利和狂热的焦虑”，“心灵世界黑暗、迷信鬼神、欲望无限膨胀、利己主义蔓延、不满情绪升温、社会承担意识匮乏……”⑦

　　《古炉》中的夜霸槽，被善人称作“古炉村里的骐骥”，“州河岸上的鹰鹞”⑧。他曾是一个颇具男性魅力的人，不仅古炉村的女人迷恋，连狗尿苔也愿意追随着他。然而，在权利斗争中逐渐膨胀的野心将其扭曲为魔鬼，最终不仅葬送了自己，也带来了古炉村男性的集体覆灭。剩下的追随者和反对者，无不“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带灯》中的樱镇，“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人贫困了容易凶残，使强用狠，铤而走险，村寨干部又多作风霸道，中饱私囊⑨”。本该樱花烂漫的世外桃源，变成了皮虱飞舞的污浊尘世。

　　如此灰暗的底色，更加衬托出“女神”们的光彩夺目。《秦腔》一书中，“疯子”引生被评论者称为“尴尬的叙述者”⑩。然而，笔者认为，“疯子”的含义，一方面在于精神之狂，即对主流价值观的背离和不妥协；一方面在于其存在是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游离者和边缘人。所以，“疯子”的审美，成为一种超然于功利的审美，是对生命状态最原始和本能的判断。《秦腔》第一句，开门见山地说，“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引生对白雪的爱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直觉感性的迷恋。为了让爱更纯粹，作者让他挥刀自宫以剔除肉欲的成份。因此，引生对白雪的爱是纯粹的精神恋爱，代表了人类对生命个体最朴素的审美。同时，“白雪”的名字，蕴含着纯净如水的性情。小说中一次次的渲染白雪在洗衣回来的路上令引生怦然心动的感觉。而读者却可想见她美丽的影子倒映水中的诗意，以及生活在世俗世界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小说中，白雪的生命和“秦腔”联系在一起。为了秦腔，她宁愿和夏风离婚，默默承受苦难的命运。在贾平凹看来，秦腔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秦地农村的一种生存方式：高兴了，秦腔的“快板”，让他们“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秦腔幽长沉痛的“慢板”则能“熨平”他们“愁苦的皱纹”。对于秦人来说，“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然而，商业化解构了几千年乡土社会的精神世界，世俗化的享受代替了人们对秦腔艺术的诉求，秦腔也随着乡土文化的消亡而没落。当秦腔演员纷纷转行时，白雪所坚守的秦腔已经不再是一份谋生的职业，而是为家乡的人们守住的一片精神领地。

　　《古炉》也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叙事者——狗尿苔。孩子的天真，让他对生命的判断最为真实。狗尿苔心里，只有两个女人，婆和杏开。“杏开”是杏花开放的隐喻。桃花、杏花虽都绽放在春日，但桃花妩媚，杏花洁白。小说中的杏开青春、美丽，心地纯洁善良。然而，她却迷恋霸槽俊朗健壮的外貌和独具的个人魅力，为此顶着世俗的压力与父亲闹翻。杏开的形象，在那个时代属于异类。她的悲剧成为世俗的笑柄。但她对自我内心情感的尊重和坚持，与世俗中人自是不同。杏开是年轻的婆。杏开艰难地抚养着霸槽的遗腹子，而婆也从外面抱回来一个孩子。小说中的婆告别了青春和美丽，与一个孩子相依为命。然而，婆的生命并不枯槁。她酷爱剪纸：

　　她觉得那些花木开得艳了，那是花木显魂，人聪明精干了那是人精，就是那些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猪狗牛猫，它们也都是有神附体的，她便剪下这些东西的形来，嘴里念念叨叨，要它们来保护自己的孙子。?

　　婆热爱一切的生命，能用艺术的方式让它们的精魂复活，并与它们对话，和它们相依相伴。

　　《带灯》中的带灯是黑暗中的光。带灯不仅带来了超凡脱俗的美，还带着一盏光明的灯。带灯原名“萤”。“萤”是贯穿整部小说的重要意象，萤火虫微弱的光是人文之光。带灯在给元天亮的信中说：“农村真正可怜，但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在农村，因为在农村能活出人性味。”?在视万民如刍狗的官场，带灯带着对生命的爱，去体会和播撒人文的火种。“人生就是个出家的过程也是回家的过程，一个村寨一个村寨地走啊走，恍惚里走过了饱含亲情的村寨而又到了下一个有亲戚的村寨。”?以情观物，则物皆着我之色彩，别人眼里贫穷、肮脏、卑贱的村人，对带灯却是温暖的港湾。带灯把自己的人生比作树，“把内心美丽情愫长成叶开成花结成果，像树一样存活，一年一年，一季一季，一天一天，去生轮圈。平静的人华丽的心。”?带灯所崇尚的是精神世界的丰盈，是由内而外的爱的弘扬。

　　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权利的攫取和消费充斥着人的肉体和精神。被欲望奴役的灵魂，被贪婪扭曲的面容，在权力和暴力面前猥琐的身躯，使生命散发着腐臭的气息。而贾平凹笔下的“女神”们却是如此美好，她们的美，是性灵之美。生活在世俗的物质世界，她们一尘不染，保持着人性的真淳和善良。她们带着深情去观照生命和世界，她们为人类守候最后的爱的火种。

三、女娲补天的济世情怀

贾平凹在《带灯后记》中说：“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却能做到的是清醒，正视和解决哪些问题是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在他看来，清醒地认识现实是一个层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最终的目标。唯有这样，我们的生存和文学才是远大光明的，“对人类和世界文学的贡献也将是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古炉是个烧制瓷器的村子，“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含在里头”，“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古炉村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

　　“文革”只是古炉村悲剧发生的一个契机。决定“文革”发展的是人的自私和贪欲。以此类推，《秦腔》所反映的城市化进程中乡土社会的凋敝、民众的焦虑和社会混乱并不在发展本身。《带灯》中基层恶劣的政治生态和民生的危机，也不在地域和群体本身。人性的堕落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人是天使和魔鬼的集合体，自私和贪婪生而有之，如何遏制和约束却不在生命个体本身，而在于作用于人的精神和文化基因。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各个民族不同的命运。“被特定的文化和文明局限及牵制的整个过程，这可以称之为命运”，“古炉村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他们和我们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中国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而“文革”只是这“特定的文化”牵制下中国历史所记录的人性灾难之一。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等级的文化，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是专制的文明。政治制度的改变，并没有消除本民族强悍的文化基因。专制是权力控制一切的法则，等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存在方式。物质只是权力的依附品。权与物一旦成为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人性和道德便被踩在脚下。于是，就有了古炉村的“文革”。所谓革命，只是一场承载着多数人物质欲求的权力斗争而已。清风街的种种乱象，不过是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所带来的心理失衡和狂躁。樱镇群飞的皮虱，是物化社会人文生态恶化的生动隐喻。破除这样的社会病象，重塑本民族的精神生态，需要迎接一场文化的变革。

　　《秦腔》《古炉》和《带灯》三部小说，揭示了贾平凹反思民族文化的心路历程。《秦腔》是一部乡土文化的挽歌。小说中，作者对农耕背景下的传统文化寄予深深的缅怀。不论是仁、义、礼、智的消亡，还是“女神”白雪所热爱的乡土艺术秦腔，都是作者所赞誉和留恋的。但是，作者并非没有困惑。小说中，白雪和夏风的孩子先天不足，象征传统文明的母体对工业化、商品化的现代文明矛盾的难以调和。小说在悲凉的气氛中结束，白雪女儿难以治愈的残疾令人唏嘘。

　　《古炉》依然写乡土，但反思更深了一层。古炉村的权利斗争集中体现了人性之恶，作者对传统伦理则保持了理性的态度。善人的出现，是仁、义、礼、智的代表。他奔走为世人说病，却连婆媳之间的纷争都解决不了。小说中包括狗尿苔在内的人物，都觉得他的言论晦涩可笑。最后，随着象征乡土文明的风水树白皮松遭毁，善人以身相殉。由此看来，根植于农业社会的伦理已不可能解决新的生产关系背景下的当代问题。

　　《古炉》中，作者似乎已经找到了救世的答案。夜霸槽自比女娲，要开创炼石补天的伟大事业。然而，他的事业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因此葬送了自己。女娲补天和政治野心家的斗争有本质的不同：女娲补天是因其为人类之母，出于悲悯和爱而拯救人类，政治野心家则为了权和利；女娲炼五色石补天让世界更加美好，政治野心家用阴谋和暴力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夜霸槽不是女娲。一场文革之后，贪婪和野心死了，道德和伦理死了。古炉村剩下婆、杏开和一些女人，还有狗尿苔、霸槽遗腹子等孩子。在灾难的废墟面前，谁能让古炉村重生，古炉村的希望就在哪里。婆和杏开，便是培育古炉村重生的母体。

　　贾平凹对女性所给予的高度期许，与西方女性主义思想颇有默契。女性主义者曾经从社会学角度谈到了“母系制社会”和“男权社会”的不同文化，认为“母系制社会”是建立在原始公有制基础上的人人平等，以氏族内部的血缘和亲情关系为社会纽带。而父权社会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伴随着等级的分化和剩余财产的重新分配。“母系制文化”也被称为“圣杯文化”，意味着“平等、责任、爱、和平、合作、管理”。“圣杯文化”的复兴，是充满母性特质的悲悯之爱的复兴。(21)《带灯》的主题，与“圣杯文化”一致，带灯是“母系制”精神的代表。小说中的天亮隐约有作者的影子。在带灯眼中，元天亮“是有出息的男人，有灵性的男人”，他因“对文学和社会的关怀关爱”(22)成为她的“爱戴”和“梦想”。可以说，元天亮是带灯的精神信仰，“你是我在城里的神，我是你在山里的庙。”(23)。“神”是灵魂的高度，是信念和理想；“庙”是“神”与下界沟通的通道，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接。高举着爱的理想的带灯在现实中踽踽前行。然而，现实过于黑暗，萤的光芒如此微弱。带灯的精神世界轻盈而神圣，肉体却困顿在世俗的泥沼。《给元天亮的信》是其孤独的自白，内心越狂热，越折射现实的焦灼。于是，带灯的爱终于在弱肉强食的文化中败下阵来，她的精神彻底被肉体放逐而飘忽在夜空里。

　　此时，樱镇却突然出现了萤阵：

　　看着这些萤火虫，一只一只并不那么光明，但成千的成万的十几万几十万的萤火虫在一起，场面十分壮观，甚至令人震撼。……飞来的萤火虫越来越多，全落在带灯的头上，肩上，衣服上。竹子看着，带灯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24)

　　关于这个结尾，评论者并不看好。“也许贾平凹不想让这个故事太压抑了”，“这个光明的尾巴很是突兀，显然带有某种‘制作性’或‘装饰性’。”(25)现实中带灯渴望的光明并没有来到，而这如梦似幻的萤阵又是什么？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带灯是一个带着佛光行走的人。她的光虽然微弱，她的努力虽然失败，但谁又能说她的光明不曾点亮他人的灵魂呢？只要有一粒光的种子，人类便还有希望，光明就不算遥远。

　　刘利侠 西安培华学院西北大学

　　注释：

　　①?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6 年，第556 页、1 页。

　　②⑨???(22)(23)(24) 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第352 页、39 页、184 页、170 页、209 页、147 页、131 页、352 页。

　　③高丽芳：《论贾平凹作品的女性崇拜倾向》，《当代文坛》2000 年第4 期。

　　④王仲生：《贾平凹的小说与东方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13 页。

　　⑤贾平凹：《四十岁说》，《五十大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第145 页。

　　⑥? 贾平凹：《古炉后记》，《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606 页、604页。

　　⑦孙霄：《文化焦虑与精神病象：〈秦腔〉的存在主义解读——兼论新世纪以来贾平凹乡土小说的新变》，《理论与创作》2010 第1 期。

　　⑧? 贾平凹：《古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125 页、9 页。

　　⑩黄平：《贾平凹小说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131 页。

　　?贾平凹：《秦腔》，《贾平凹散文精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第69 页。

　　??贾平凹：《带灯后记》，《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第360 页。

　　?贾平凹、韩鲁华：《一种历史生命记忆的日常生活还原叙事——关于〈古炉〉的对话》，《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11 年第1 期。

　　(21)刘思谦：《关于母系制与父权制》，《性别研究：理论背景与文学文化阐释》（刘思谦、屈雅君等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3-7 页。

　　(25)杨俊国：《飞舞的皮虱和闪烁的萤灯——读贾平凹的小说〈带灯〉》，《小说评论》2013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