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汉朝时一个活跃在欧亚大陆广袤戈壁沙漠的游牧民族,曾经动摇过东方的农耕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文化,然而有关这个民族的资料却十分鲜少,只是零星散落于其它民族的史料典籍中。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曾给民族下过这样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其中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特征,也是识别民族的重要标识,一个民族的的特征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得到完整的映照和传承。匈奴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然而由于兵燹荼毒和文字语言的缺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民族逐渐湮没在西域的沙海中,只有一座久经风雨剥浊,坍塌、破损的统万城屹立在陕北高原。享有着“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称号的作家高建群,超越时空,穿行在现实与历史之间,以统万城为楔子,还原了这个民族最后的辉煌,刻画了最后一代匈奴王赫连勃勃的形象,也展示了五胡乱华后战乱频繁、佛教弘传的宏阔历史画卷。
1600 多年漫长的时空距离,这种距离感使作家有足够的智慧审视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民族。作家高建群小心翼翼地穿梭于历史的古堡中,虔诚地膜拜着穿行在历史时空中的人物,为纷繁错杂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把脉,逐渐梳理出那段历史的纹理和脉络,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末代匈奴王赫连勃勃传奇的一生和建筑统万城的绝唱;另一条是以大乘佛教的东传和弘扬。小说将两个性格差异巨大的万恶之王、杀戮成性的匈奴王和普济众生、至圣至善的鸠摩罗什放置在同一个时空里,并行交叉,增强了小说的传奇性,同时也展示了作家娴熟的小说技艺。
一
作家高建群的视域范围中陕北厚重的黄土地和坍塌的统万城并不是死的、废弃的,而是充满了灵性和文化底蕴,整个文本中流淌着一股强烈的传统意识和少数民族文化心理。这些年来,作家一直潜心耕耘于西部题材,在新的小说中重新审视历史,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少数民族,挖掘我们民族文化绵延不绝的的根源、在废弃的匈奴的文化中拾遗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的正能量,并将思考到的结果通过艺术的方式展现给读者。“寻根文学”思潮的主将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无论是文学的根还是民族的根,由于潜藏在并不起眼的历史褶皱中,很少受到主流文化的注意,我们的“根”自然较多或是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寻根文学的另一位主要倡导者李杭育在《理一理我们的“根”》也认为,文化分为规范文化和非规范文化,汉民族文化也是如此,而少数民族文化自然是规范文化之外,少数民族文化浪漫、富于想象,情感浓烈、真实质朴,最后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总而言之,我以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同样,作家高建群钟情于西部地域和少数民族题材的小说,通过对“非规范”文化的挖掘,寻找民族的“根”,这一思路在其代表作品《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古道天机》等一系列小说得到充分展示。小说《统万城》作家同样继续关注着这类题材,并通过其全知全能的视角,尽可能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为我们塑造了末代匈奴王赫连勃勃、鸠摩罗什、鲜卑莫愁等极具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万恶之王的赫连勃勃做为最后的匈奴王,父亲畸形的培养、家族振兴的使命,艰难人生的经历让他养成了暴戾、凶残、狡诈的性格,他是一个集合智慧与勇猛于一身的军事统帅,更是万人推崇的领袖;他,仪表华美、风情万种,成为草原女性崇拜与仰慕的对象;他不辱使命周旋于前秦及拓跋氏之间,为匈奴最后的辉煌开疆拓土,兴建了一座“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统万城。同时他也是恶魔的化身,杀人成性,变幻无常,杀戮与阴谋是他的代名词,为了目标不择手段,落难时的恩人、幼年时的恋人,贤惠的皇后竟然都与他有着血海深仇,用一支漂亮的孔雀羽毛结束了英雄难以言说的一生;穷兵黩武、为了修筑统万城劳民伤财、挥霍无度都加速这个民族的灭亡。作家犹如一个歌者,用哀婉、伤感的笔调记叙了赫连勃勃成长、逃亡、征伐、筑城直至都城沦陷,刻画了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正如鸠摩罗什高僧所评价的那样:“那是一位天人,一位为某项特殊使命而来到人间的可怜的人。不要评价他的对与错,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站在末代匈奴王的角度来看,都是必须的。在这样的人物面前无所谓对与错,善与恶,人类现存的法则和善恶观根本不适用于他!”
鸠摩家族,一个在天竺国享有崇高威望、显赫地位的望族,这个家族的成员承袭着这个国度宰相的职位。鸠摩炎、鸠摩罗什是这个家族的成员,继承着宰相的职位,但是他们不迷恋权位,也不为世俗的名利所累,为了达到大彻大悟的大觉悟之境,弘传佛法、普度众生,一生漂泊,充满坎坷。鸠摩炎在破戒之后担任龟兹国的宰相鞠躬尽瘁,国破后忍辱偷生,历经艰辛将三万之民众顺利带到代来城。鸠摩罗什,告别华丽的屋檐,辗转于大漠荒原的西域各国潜心学习大乘佛教,他承受着中亚西亚无遮无拦的毒太阳的炙烤、西域的猛烈的狂风袭击和前秦大将吕光的亵渎、侮辱,重重困难依旧没有消磨其一心向善、追求佛法的的意志,在面对食人蚁时他不计前嫌,利用佛法营救众人;流亡途中不断钻研、翻译佛经,历经十七余年抵达长安城。抵达长安后,招收弟子,译介佛经,弘扬佛法,传播西域文化,推动大乘佛教在中原大地的传播。小说中这种为弘传佛法、面对艰难万险矢志不渝的的人物类型比比皆是,罗什公主、龟兹国王他们同样都为善念不惜牺牲自己。同时小说也塑造了慧眼识珠、忠诚仗义的叱干阿利、薛鲜、薛恒父子,在赫连勃勃落难之际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冒险施手援救并终身相随。小说展示了匈奴这个民族凶悍、刚毅、勇猛、执著的民族性格,就是这样一种民族性格才使这个民族每逢灾难都能化险为夷,同时也推动着中华文明的绵延相传,这与时下迷茫、冷漠、信仰缺失、柔弱国民众生相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作者对人性的反思,也是对男性阳刚之气、敢于担当、心怀天下的文学“寻根”,更是用“寻根”这样一个“视镜”寻找中华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东西。
二
民族融合有时候是历史前行的一种动力。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民族融合、各民族取长补短,推动社会发展。每当占统治地位的中原主流文明走向衰落、处于弱势之机,少数民族便入主中原,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跃进,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小说《统万城》讲述了活跃在北方大漠匈奴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碰撞,汉传佛教的弘传与中原儒家文化的有机结合,也许五胡乱华那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历史,但是对民族大融合、社会发展却有着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作家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描写了民族融合这一历史过程,更是关注到融合这一历史进程中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和内心纠葛。匈奴铁弗一族,继承东汉末年匈奴民族道德“内附”政策,遁离大漠一直向南迁移越过长城直至内陆腹地,途中既要忍受长途迁徙的苦痛,又要遭受北魏政权的偷袭和屠杀,但是这种“内附”的决心一直没有停止过,当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被杀后,他便转投向统治中原的后秦君主姚兴。之后,随着赫连勃勃势力强大不断地杀伐掠夺、攻城略地,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内心萌发的还是对汉民族尤其是先进的农耕文化的仰慕和占有。但是赫连勃勃在汉化过程中,内心存在着复杂的心理,作为大漠高原上的英雄,赫连勃勃自尊心极强,内心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在一直努力恢复匈奴的复兴,摆脱强势民族的控制,祛除各族文化的烙印。赫连勃勃立志于改掉汉皇族赐予的刘姓,创立一个匈奴民族自身的姓氏赫连勃勃。殊不知,这种自觉、独立意识显示的是一个弱势民族敏感、自卑,甚至由极度的自卑扭曲成自傲、狂妄的心理,但正是这种要求地位平等、强烈的独立意识也成为民族融合、对话的前提,否则不在同一地位的不同民族是无法实现正常的交流与对话。各种文化融合的历史潮流也绝非赫连勃勃的“排外”可以阻挡,民族融合对各民族文化产生的烙印也不是能轻而易举祛除,长期融合过程中各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一种以汉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全新文化,尤其是占主流地位的汉文化早已经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中都产生着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小说在匈奴绝唱统万城的修建过程,统万城从结构、设计理念和功能,尤其是城池四门的命名以“招魏门”、“朝宋门”、“服凉门”、“平朔门”命名东南西北四门,是末代匈奴王朝的外交方略,也流露出赫连勃勃复杂的内心情感,匈奴族已经无法游离于民族大融合之外,这座北方少数民族的城池,体现了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及其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族及其农耕文化的交融。末代王对“家”,一个属于匈奴人自己的可以自由自在生活的不再遭受追击被屠戮的城池,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这种文化心理感,是匈奴族对汉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这种对家的依恋意味着将要告别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走向定居农耕生活方式,既是对落后的流离的游牧方式的厌倦也体现着对汉文化强烈的认同和归属。这种强烈的情感贯穿了赫连勃勃的一生,年幼时家族遭遇灭门杀戮后在逃难过程中他就渴望用羊骨头修建一座可以遮风挡雨的城池;遇到心仪的鲜卑莫愁之后他幻想着有一天为自己爱的人建一座城;在征伐过程中,狂妄叫嚣用敌人的头颅建立一座功勋的城;随着匈奴势力的一天天强大,他渴望着建筑一座属于匈奴人自己的城,之后举全国之力修建了一座雄伟“君临万邦”之城。归属感,并非匈奴这种马背上民族应有的心理,在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过程中逐步认同中原农耕定居文化的先进性,告别落后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进步,也是对汉文化的向往与回归,这种文化的归属感和对“家”的依恋是对中原文化圈的认同,也奔流在“寻根文学”的河床里。
三
兴起于上世纪的寻根文学思潮,是一次致力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挖掘,是一次对五四以来对割裂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弥补,更是作家们自觉思考本民族文化寻找积极向上的文化因子,创造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和特色的作品,以求与世界文学找到平等对话的机会。于是,作家们将关注的视点更多地聚焦于传统儒释道文化、从乡土、地域文化以及风俗民情中,希望从中找到民族优秀文化。高建群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但并没有拘泥于寻根思潮的理论一味地进行模仿,而是结合作家的个性气质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思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文化寻根不是单纯地恢复传统文化和对传统文化的盲目的沾沾自喜,而是借助西方现代文化的技法自觉地审视传统文化,寻找中国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作家面对一座废弃的坍塌的城池,以及凌乱的种种关于匈奴民族的史料、传说,没有进行简单的堆砌和牵强附会的杜撰,而是站在中西方文化这样一个高度,寻找东方文化和西方基督文化的桥接点,正如作者在题记中所说:“匈奴这个话题,是人类历史的一根大筋,一旦抽动它,无论东方,无论西方,全人类都会因此而痉挛起来!”。这样一个能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话题,早已经超越了“寻根文学”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民间的思考空间和挖掘范畴,在当今世界民族矛盾尖锐、宗教极端势力沉渣泛起极大地威胁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宁,当再次聚焦于这个业已消失的曾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民族时,我们阅读时多了些思考与期待。小说《统万城》选取了这样一个具有全球性视野的话题,也使该部小说具有了“世界性”文学的质素。这样为读者接受这段历史和这样一个民族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也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和言说空间。寻根文学,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语境下以一种文化保守的姿态出现,小说在技法方面自然要受到中西小说的双重影响,不需赘言。寻根作家们在创作技巧上借鉴、模仿的色彩过于浓厚,而忽略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也成为评论界批判的诟病。高建群作为极富浪漫色彩的作家,其创作技法方面也充分展示了其性格禀赋,小说《统万城》作家设置了一个历史的迷宫,作者作为事件的旁观者、讲述者,穿行其中与历史中的人物对话,借助作家的口吻将魏晋南北朝那段历史展示给读者。高建群采用超现实幻想这一叙事方式,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历史中的人物诗意化、神圣化,为了增加故事的可读性和传奇性,小说刻画了女萨满这样一个半巫半人半神独眼的人物,每一次出现都好似预先安排恰如其分,推动情节的发展,透过她的恐怖的独眼,向我们叙说着匈奴民族在欧洲大陆的创举。她的吟唱、狂舞、祈祷仪式以及预言,都给这个人物蒙上了层厚厚的神秘的黑纱,增加神秘感和传奇性。《破戒》和《食人蚁》分别描写了生活在严寒、缺氧的高原上长期忍受着性饥渴的动物之间疯狂、亢奋的性行为;罗布泊沙漠中的食人蚁排山倒海如洪水一样洗涤过之后白骨遍布、惨不忍睹的场景,通过后现代主义的的艺术手法将这些离奇、惊悚甚至恐怖的场景活灵活现地展示给读者,身临其境,极具感官刺激,也让小说具有某种玄幻、传奇的色彩。
小说的传奇性另一方面主要表现在小说情节的设置上离奇曲折,不同寻常,常常起到曲径通幽的效果。“凡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古人云:“文似看山不喜平”,足见结构的设置、情节的安排也是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小说《统万城》作者匠心独用在小说开头便描述了大夏国攻陷在即、匈奴王赫连勃勃在简陋的羊圈里悄然离世的悲惨一幕,场面悲怆,引起读者同情与遐想,之后依照大夏王的一生经历安排情节,并通过黑衣萨满的口吻不断穿插赫连勃勃的兄弟阿拉提大帝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壮举,这样的布局曲直有致、引人入胜。同时,小说巧妙地将人性中两个极端的的人物交叉设置在同一部小说,并都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和视角出现。赫连勃勃,末代匈奴王,杀人成性、反复无常的嗜血狂魔;鸠摩罗什,心怀天下,为普渡众生历经千辛万苦,这样一位大智大善之人,这样人性中截然不同的人物出现在同一历史时空中,没有进行善与恶的较量,更谈不上善、恶之间的征服,而只是叙述了人物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不同的人生际遇、经历。或许善与恶,作者对作品中人物也没有好恶评析,社会的发展正是由这些形形色的人物各自不同的行为汇集而成的,善恶无须多言,以客观的态度还原历史,这样给小说在结构发展的设置增加了难度。
传奇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一种体裁,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方式,叙事中往往通过巧合、离奇、夸张等艺术手法达到神秘、离奇的艺术效果,作家高建群结合小说的体裁和素材,灵活地应用这种艺术方式,为“寻根文学”的艺术样式提供新支点和视野。
统万城,陕北高原上一座非常普通、不起眼的黄土包,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见证着一代枭雄的兴衰荣辱和一代高僧的坎坷艰辛,也见证着这个大漠民族的升降沉浮;也正是这个坍塌、破败、黄草萋萋的城墙成为中西文化的一个连接点,成为寻找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国民人性的突破口。
注释: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P61-64页。
②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
③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9)。
④高建群:《统万城》,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第1页。
⑤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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