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

　　社会变革大背景下人性的思考与重审国民性的启蒙叙事，成为了越过草创期（1978-1982年）迈入转型期（1983—1984年）陈忠实小说创作的重心。人性书写的重回地平线不仅仅是对“五四”新文学中启蒙主义思潮的回归，更是对建国以后文学创作中忽视人性存在的一次挑战。重审国民性，从“立人”的目的出发，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层影响下，揭示一个社会存在背后所粘着的精神重负。

一、“社会——个性”启蒙视角的乡土小说

“启蒙”话语本身具有“借心智之光驱散黑暗愚昧，扫除迷信无知”①的内涵。这一时期陈忠实不断经历着新的自我剥离后，从革命政治话语叙事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他开始吸收契诃夫、莫泊桑等世界艺术巨匠的创作，从现实角度出发，描绘一批并非革命与时代英雄的“小人物”。英雄主义创作思潮在新中国三十年的中国文学中具有极其稳定的创作基础与阅读基础。“文革”中浩然的小说和“革命样板戏”中的“高大全”形象，“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加之集体主义价值观使得这批革命样板在程式化的创作中失却了人性的光辉。随着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重归正规，从艺术创作本身要求英雄降格为人，还原人的真实本性。陈忠实笔下的小人物是社会苦难中苦中作乐的达观者（《马罗大叔》中的马罗）、是敏锐把握时代气息率先走向致富之路的先觉者（《田雅兰》中的田雅兰）、是始终吃不准新时期农村经济政策变化的困惑者（《鬼秧子乐》中的鬼秧子乐叔）、是为揭露以权谋私不惜牺牲自己命运铤而走险的倔犟者（《拐子马》中的马长道）。

　　马罗大叔是个在极“左”时期愤世嫉俗、敢于说真话的“真汉子”，是个一生都未娶妻却敢于冲破世俗与自己的相好黑灯瞎火偷偷约会的“有情郎”，是个不愿因为自己的难处给他人添麻烦的长者。“马罗生时寂寞，死时却热闹，能得到这种无怨无悔的结局”②与他在复杂政治运动与社会变革中绝不低头的坚毅个性、豪爽达观的人生态度密不可分的。鬼秧子乐叔是个心眼稠、心计重的庄稼人。在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的过程中，像鬼秧子乐叔一样被政治运动吓怕了的普通农民自然而然是满心疑惑、持观望态度的。然而当他与二女儿合股开办的油糕店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却又因为害怕成为“万元户”的典型，怕再有政治运动回潮而草草收场。最终“一字歌饺子馆”的开张与“一万元”捐资助学的捐款让他吃到了定心丸，鬼秧子乐的鬼点子和“前怕狼后怕虎”的担忧将一个始终吃不准新时期农村经济政策变化的困惑者形象描写的淋漓尽致。田雅兰，这个曾经整天喊着要救济的农村歪婆娘摇身一变成为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最先受益者，但她心中的那块心病——因为吃救济而丢失的名誉，最终靠她送给田家湾团支部的那台彩电才算消除。这是个没有被生活打垮、不屈不挠的农村妇女，是个说话算话、不愿遭人指摘而损毁名誉的女强人。马长道的被捕是他揭批以权谋私的支书马应龙所布下的策略，是他为了护林不惜铤而走险的笨办法。这是一个张扬着独立个性与生命意志的残疾老头，是个意志力刚强、不畏艰险的“民告官”的“英雄”。这些光彩照人的个性典型，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散发出自己的人性光芒，他们不是改造社会的英雄，却是实实在在的个性觉醒者，他们遵从自己的做人准则与人生理想为之奋斗，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他人的独立竖起榜样的力量。

二、“社会——个体”启蒙视角的乡土小说

社会发展变革的道路上不仅有阳光也有阴暗，表现社会阴暗面带给人的压抑与痛苦，透视个人在社会中突围的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也是陈忠实这一时期启蒙叙述的另一个途径。从革命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个体在新型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网中又陷入了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新的困境，这种困惑更让人难以招架甚至更折磨人的肉体与精神。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其生存权的享有与维系是标举启蒙大旗的人文主义者投注目光的地方。陈忠实敏锐发现了时代前进中利益追逐的扩大与人身份差异的加剧所造成的人生存权的危机，在《十八岁的哥哥》与《送你一支山楂花》中压抑的社会个体生存权的社会阴暗被无情地暴露了出来。尊重人、肯定人的启蒙视角成为陈忠实这一时期乡土小说的又一重点。

　　《十八岁的哥哥》中高考落榜的十八岁男孩曹润生，并没有被高考落榜的心情所影响，这一切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重回乡土的他，渴望靠在河滩捞石头从而实现自己养蜂的愿望。谁料，生活的苦难与社会的复杂多变让他始料未及。初恋情人刘晓兰的离去给予了他沉重的一击，然而最终将这个年轻的农村后生逼上出走之路的，却是事业理想的瞬间毁灭。他被人无情的利用了，砂石管理站站长、乡吴副主任、村长曹子怀三人蝇营狗苟的小算盘终于将曹润生美好的愿景打得粉碎。当曹子怀的儿媳妇已经在腋下挟着活页夹子走下河滩，走马上任之时，他才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幡然醒悟，他被这复杂而看不清的世事终于打醒了。“他现在才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头脑太简单了，简单得令自个憎恨！一切都不简单，只是自己把一切都看得简单了，看不透才觉得简单。他第一次为自己的口头禅——事情很简单——懊悔了。和晓兰的关系也不像自己已往想都的那么简单吧？第一次萌动的爱情结束了！他被曹村的庄稼人推举为“会长”，还不曾执行过一次协会会员的使命，就被村长不动神色地排斥到一边去了……他却毫无办法。——他终于归结到一点，自己头脑太简单了！他心里有点冷，却不空虚，他仅仅只有十八岁，而生活的路还很长……”当一切都已失去了年少那一点睿智的光芒时，十八岁的哥哥曹润生终于在痛苦中，选择了“出走”这样一个看似已经习惯了的文学主题与成长之路，“太阳从秦岭东山群峰的巅尖冒出来，雪地上闪射出五彩缤纷的花环，令人眼花缭乱。十八岁的哥哥走上河岸，再没有回头……”③。

　　《送你一支山楂花》中黄家坪村民黄草是一个执着不息的文学青年，通往文学圣殿的路却充满着坎坷与艰辛。他并不惧怕一次次地退稿，但他却因求知似渴的那股“傻劲”偷卖生产队的化肥买回一箱远门哥哥珍藏多年的“精神毒药”——书籍。刘心武《班主任》中那个精神荒芜的时代在陈忠实的小说中两相对照。当他的政治问题得以平反而重回桑树镇时，他的第一站是桑树镇文化站，正当这个文学青年如饥似渴的读着《神圣的使命》这篇新时期文学力作的时候，他却被一个头发长得盖着衣服的男青年不怀好意的接了短，众人鄙夷的目光让他这个蒙冤入狱的人为了自己已经恢复的名誉遭到一场肉体的毒打，然而，精神的抚慰、一个人活着的尊严都在这部充满人性关怀与人道主义情感的作品中得到了一丝慰藉。

三、“文化——国民性”启蒙视角下的乡土小说

陈忠实在198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梆子老太》中，也试图用文化视野超越自己刚刚转型的社会视野，他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现代启蒙中，深入挖掘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嫉妒心理。这是陈忠实“第一次试着以人物结构小说，而打破了自己以往事件结构小说的办法”④。在这部作品中，陈忠实“无意伤害一个受过愚弄的没有文化的乡村老太太，不过是想通过这个较为复杂的形象，挖掘一下我们的国民性”⑤。梆子老太的形象与路遥《平凡的世界》中“政治狂”孙玉亭、贺凤英夫妇的形象极为相似，却又更为复杂。首先，无法生育的黄桂英是封建残余意识的受害者。为夫家生儿育女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中国农村妇女无法排遣的一种责任与义务。女人作为妻子最基本的任务就在于生殖功能的发挥。然而，没能生育的梆子老太却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种下了始终无法遏制低人一等的念头。她无可非议地遭受着来自外来势力的冷眼与冷嘲热讽，从一个妻性与母性的角度，她都无法满足，她也因此得不到丈夫与养子养女必要的关爱。她是残缺的，身体的残缺造成了心理不断的残缺与扭曲，然而，当她留心学文妻是否能生育的时候，得到的却是旁人恶毒的攻击，她是想在这个村子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这只是为了一种平衡，而不是一种孤立，然而在别人眼里，她就成了“盼人穷”。其次，她是一个因嫉妒心理而道德失范、人格扭曲的畸形者。盼人穷，是梆子井村庄稼人对那些嫉妒心特别强烈的人的贬称。梆子老太一步步走向人性扭曲是封建残余观念造成的对于女性的扼杀，是丈夫景荣老五对她缺乏必要的心理关怀造成的结果，同样，是她自身心理人格不健全的表现。愈是遭歧视愈是想出人头地、让人另眼相看的欲望作祟，使她比一般妇女更愿意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而且千方百计地要做出成绩。这是一种畸形的双向选择：一方面，日渐失去人心并一步步走向自己反面的政治运动，需要的就是黄桂英这类盲目性、片面性、狂热性集中于一身的私欲强烈者的参与；另一方面，黄桂英这类处心积虑想要尽快改变自我的处境者，也迫切需要趁政治之风扬帆启航。这就是黄桂英虽然在梆子井村活的不得人心，却能得到当时的政治力量支持的原因。再次，她是梆子井村无数冤假错案的捏造者。当政治的天平在乱世的风云中向梆子老太倾斜的时候，她无疑要抓住这样一根救命稻草，而改变自己一生低人一等的命运。政治与人生的契合促成了她在欲望不断膨胀的过程中，满足着自己虚伪、焦躁的那丝虚荣。政治运动的疯狂与梆子老太狭隘自私的欲望相结合，既会给那种阴暗心理披上堂而皇之的革命外衣，又会强化、加速阴暗自我的膨胀，以权欺人、压人，随意为他人制造生存障碍或悲剧而自娱，她亲手制造了胡振汉红苕地事件、胡学文反动文章事件、胡玉民老爷土匪背景事件、胡选生父母身份事件、胡振武儿子娶媳事件等一系列事件。最终，她不过是政治舞台上的小丑与棋子。梆子老太只不过是政治运动中的一颗被人利用的棋子，她是愚昧的，也是没有自主性的。她只是依靠政治上的荣誉与暂时的地位，满足了自己无法平衡的心态，但是这种满足更加无法挽回她早已扭曲的灵魂。政治领导对她的褒奖，对她一次次地重用与青睐，对她政治觉悟与思想路线的一次次肯定，不断游走在县乡两级政府的梆子老太俨然成为了一位老来红的政治明星，在政治的仕途上越发不可收拾。她是人老心不老真正的老来红，她是睁着眼睛睡觉——警惕性最高的政客，她是学活了，用活了，有阶级感情的贫协主任。然而，她又是哄得憨狗咬石狮子的牺牲品，女儿也说她：人家把你当猴耍，你还当你能行哩！公社干部吃公粮，挣工资，耍嘴皮子。你跟上人家瞎哄哄，难道不怕众人指脊背嘛？她只是政治舞台上上窜下跳的跳梁小丑，她只是政治舞台的牺牲品而已。最终，文革结束了，政治上的所有错误都在不断的得到纠正，原先的政治策略与路线都将得到改变，“左”的思想将被打破，阶级斗争也将被经济建设所代替。梆子老太想不通，但是她的贫协主任没有了，她所批斗的那些五类分子逐一平反了，她所坚持的那些阶级斗争的理念也逐渐不摈弃了，她又从火红的政治中回到了景荣老五老婆的这样一个地位，她的孤寂与最终的潦倒，精神上的打击不可否认证明她仅仅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而已。她用无限的政治热情，不断扭曲的人格心理完成着对于自己身份的确认，最终她死了，虽然她在波折中得到了安葬，但她最终无法得到人们的评说，人们不愿评说这样一个人物，因为她太特殊，她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她是悲剧的，她的人格病变，让人们清楚地看到错误的政治路线更深层的破坏性。

　　转型期的陈忠实乡土小说高举重返启蒙的大旗，在“社会—个性”、“社会—个体”、“文化—国民性”的三个角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实现了新时期“启蒙”叙事的“后革命转移”，在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崇宁思考“现代性”中国建构的曲折与多舛，陈忠实用多维的“启蒙”为新时期文学驱散“十七年”、“文革”阴霾，在理性与光明的烛照下开启了灿烂的“八十年代文学”。陈忠实转型期的乡土小说是以启蒙为标榜，以智识阶层的理性思辨为基础，还原文学艺术本质、揭示历史背后“被遮蔽”的隐秘的泣血而作。

　　注释：

　　①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页。

　　②陈忠实：《马罗大叔》，《陈忠实文集》（二），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页。

　　③陈忠实：《十八岁的哥哥》，《陈忠实文集》（二），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

　　④⑤陈忠实：《答读者问》，《陈忠实文集》（三），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