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近年来，日本妖怪文化研究掀起热潮。为掌握研究现状，笔者就寡闻所及，对21世纪以来中国内地的日本妖怪文化研究成果作一个简要综述与评介。从研究内容来看，先行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为六类：研究综述类、文化概述类、前人思想类、特定妖怪类、妖怪形象类和中日对比类。
一、研究综述类成果
研究综述类成果指对日本妖怪文化研究进行总结与综述的研究成果。步入21世纪以来，叶春生、杨充和刘晓峰三位学者先后对日本的妖怪文化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与总结。
叶春生（2004）简单介绍了井上圆了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21世纪中国学界在日本妖怪文化领域的首篇研究综述，该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杨充（2015）总结了日本相关先行研究，强调了“妖怪”的定义，阐述了日本妖怪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刘晓峰（2016）梳理了日本妖怪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与发展脉络，并阐述了中国传统妖怪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还指出目前该领域缺少“综合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研究”[1]。
虽然该类成果较少，但我国学者借由日本妖怪文化研究提示出中国传统妖怪文化发展的可行性，取得了重要成果。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目前中国关于日本妖怪文化专门且深入的研究较为少见，对相关研究进展的关注度较低。
二、文化概述类成果
文化概述类成果指探讨日本妖怪文化内涵、形成原因等要素的研究成果。李婷（2009）介绍了日本妖怪文化的历史渊源，并指出妖怪文化反映了日本民族的思维特点和心理特征。对此，李文博（2013）和安小康（2016）持相同观点。
陈辉（2012）考察了日本妖怪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他认为随着时代变化，日本妖怪文化也在不断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妖怪文化所传达的精神内涵，即日本人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
付双（2013）侧重于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妖怪文化的影响。随后，付双（2014）又从外部原因和本质原因两方面论述了日本妖怪文化的形成，率先探讨了“异人”、“他界”与妖怪之间的关系，指出“妖怪研究即人心的研究、即人类社会的研究”[2]。
尹娜等（2014）考察了日本妖怪文化与日本自然环境的联系，并指出“日本妖怪的产生与发展与其自然环境息息相关”[3]。
不难发现，学界普遍肯定妖怪文化研究对日本民众精神信仰研究的作用。并且，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妖怪文化研究即关于人的研究。这与小松和彦提出的将妖怪学作为研究“人”的学问看待这一方向性是一致的。
三、前人思想类成果
前人思想类成果指探讨相关学者理念与思想的研究成果。傅鹏宇（2014）以柳田国男的《妖怪谈义》为中心，分析了柳田妖怪研究的理论思想。
职文芳等（2015）以《妖怪学讲义》为中心，论述了井上圆了创立妖怪学的本质与目的。随后，职文芳（2016）又探讨了井上圆了妖怪学的理论与思想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除井上圆了、柳田国男之外，我国学者也分析了妖怪文学作家们的“妖怪观”。陆薇薇（2013）与高西峰（2014）分析了京极夏彦的创作理念；安阳（2017）探讨了室生犀星的妖怪认知。
当下，我国学者对妖怪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考察较少，应多关注以小松和彦为代表的日本妖怪学研究专家，获取日本学界妖怪文化研究的新动态，把握该学科的发展方向。
四、特定妖怪类成果
特定妖怪类成果指某一特定妖怪的研究成果。该类研究中，有关河童的成果最多。
罗宏等（2007）认为日本河童是“水神替身”[4]般的存在。
陆薇薇（2010）重点讨论了日本河童和中国文化的联系。
松村薰子等（2016）指出现今的河童形象是人们结合个人愿望与现实需求创作而成。
部分学位论文也就河童展开了专题研究。
阴慧丽（2011）指出河童文化不断变化发展是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杨充（2015）偏向于把握河童文化的整体像，提出了该领域目前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除河童外，部分学者也讨论了其他妖怪。王劼歆等（2011）、李欣欣（2013）、张瞳（2017）分别选取了天狗、狸、人鱼作为课题，作出了较为新颖的研究。
如上，在特定妖怪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多为河童，其他妖怪的研究成果甚少。这一空白为后来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五、妖怪形象类成果
妖怪形象类成果指研究日本妖怪形象、造型的研究成果。周英等著《怪谈——日本动漫中的传统妖怪》（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讨论了妖怪形象在日本动漫中的应用，论证了妖怪文化在动画产业中的艺术价值。
秦琼等（2013）探讨了日本动漫中妖怪形象的文化基础，并提出了“中国动漫的将来必须结合中国实际”[5]这一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杨知君（2017）以日本动画《千与千寻》为依托，介绍了该动画中无脸男、河童、天狗等妖怪形象的来历与演变过程。
在该类成果中，学位论文较多。
吴金桓（2011）分析了小泉八云和水木茂作品中妖怪形象的意义和产生变化的原因。
吴宜简（2014）将日本妖怪学与美术学联系起来，论证了日本妖怪文化的艺术价值，角度较为新颖。
昌佳（2015）将妖怪学与传媒学相结合，发掘了妖怪文化的传播价值与审美价值，具有跨学科研究意义。
王晶（2015）从美学角度归纳了日本动漫作品中妖怪的画风造型设计及外貌特点，阐明了中日动漫妖怪造型的异同，启示了中国动漫造型设计的发展方向，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王昕晔（2017）指出日本妖怪形象与自然环境和民间文化联系密切。
目前，学界关于日本妖怪形象的研究成果中学位论文占多数。上述学位论文分别从文学、美学、传播学、设计学等学科出发，研究日本妖怪形象的变化与发展。这表示我国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开始综合性、跨学科的妖怪文化研究。并且，妖怪题材类动漫作品成为学者们的热门研究对象。
六、中日对比研究类成果
中日对比研究类成果指对比考察中日妖怪文化的研究成果。常娜等（2016）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妖怪概念及妖怪形象，其突破在于考察了妖怪文化与宗教的关系。
张人方（2016）通过展示中日两国妖怪文化的魅力和发展动力，启发了我们在新时代该如何继承与发展中国妖怪文化艺术。
在学位论文中，也有关于中日妖怪文化对比的优质研究成果。
李欣欣（2014）对比两国文化中的“狸”形象，以把握两国人民对妖怪文化的认识。类似的还有霍君（2017）的《浅析中日天狗形象的差异》。
王鑫（2015）考察了中日两国的妖怪概念、天狗形象及妖怪研究，指出“通过‘妖怪学’，我们可以描绘出一个不为大家所熟知的中日近代思想文化交流的侧面”[6]。
张帆（2016）立足于中国《山海经》与日本《怪奇鸟兽图卷》，探讨了中日妖怪形象的艺术形象视觉设计，视角新颖。
近年来，中日妖怪文化对比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对比研究，我国学者试图发现两国妖怪文化的联系与魅力，并找寻适合中国妖怪文化的发展道路。目前，该领域还缺少全面且权威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七、结语
自21世纪以来，我国在日本妖怪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从最初简单介绍研究成果，到如今开展各类专题研究，我国日本妖怪文化研究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并且，关于日本妖怪文化研究，小松和彦教授曾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开展综合性、跨学科的妖怪学研究，二是以“外部”视角与“他者”视角开展研究。不难看出在我国学界，日本妖怪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与对比研究逐渐成为一大趋势。在这一点上，我国学者洞悉了研究动向，并结合动向开展了实际研究，取得了成果。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日本妖怪文化研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中国日本妖怪文化研究进展相对缓慢。虽然近年来关注妖怪文化的学者有所增加，但以妖怪文化为课题进行专门且深入研究的学者仍为少数。并且我们缺少权威的专家学者。第二，从整体上看，学界缺少对我国相关研究成果的概观，全局意识仍需加强。第三，目前的研究成果所涉及的领域大多为文学、哲学、民俗学、美术学、电视艺术等，较为局限。如今，学科交叉研究正成为研究热潮。我们不但要将既有课题做精做深，还要不断开创新课题。第四，研究成果多为论文，鲜有专著。
综上所述，21世纪中国的日本妖怪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日本妖怪文化研究能够使更多的人正确理解妖怪文化，发现妖怪文化的魅力，探索中日两国妖怪文化的异同与渊源。这也是研究者们共同的目标与动力。期待在未来我国学者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并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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