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爽

　　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喜福会》讲述的是第一代华裔移民与其子女即第二代移民之间的情感冲突，而这种冲突源于中西文化差异。书中四位母亲都生长于中国，虽移居美国，但身上仍被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而其子女出生于美国，并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式的教育；他们语言习俗思维方式的差异，根源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所以他们经常无法理解对方。女儿们没有办法理解母亲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无法理解母亲们为什么要拿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她的皮肤、头发虽然是中国产的，但是她的内心已经完完全全是美国制造的。”[1]273母亲们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适应美国环境，另一方面又想他们保有中国人的品性，但是这两件事情因为中西文化之间固有的差异，根本没有办法调和。但随着时间流逝，女儿们开始慢慢理解被中国传统文化打上烙印的母亲们，这表明中西文化实现了共融。本文试图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对《喜福会》一书中四对母女之间的关系进行解析，探讨她们之间从最初的隔阂到相互理解。

二、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于20世纪60年代末，一共研究了50多个国家，以及3个跨国分公司，以此研究分析出国家文化的维度。[2]（赖红玲，王建电，2012:87）国家文化维度一共有四个，分别是权利距离维度、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以及不确定性规避维度。加籍香港学者彭迈克又补充了第五个维度，这个维度是关于未来、过去以及现在导向的，称为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本文将从这些维度来解析《喜福会》这本书中四对母女之间的冲突以及融合。

（一）权力距离

霍夫斯泰德在《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一书中把“权力距离”定义为：“在某种文化与机构中，其弱势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而此处的机构（institutions）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包括家庭、社会以及学校。”[3]49霍夫斯泰德用权力距离指数（PDI）来形容权力距离差异，在家庭、学校、公司，甚至朋友之间都存在权力距离。当权力距离较大，人们能接受的等级制越强。中国人崇尚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其权力距离指数较高；西方文化崇尚人人平等，其权力距离指数较小。

　　高权力距离的社会强调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父母教育子女要服从。而中国作为典型的高权力距离的社会，强调尊敬长辈，提倡“百善孝为先”。而这里孝顺理解为顺从父母，不违背父母的意愿，同时回报父母对自己养育恩情，这些观念植根于中国儒家思想。许安梅的母亲在自己母亲快要去世时，主动提出要为母亲割肉做药引子，她根据古老的传说做了一碗能够起死回生的汤，让她母亲服下；尽管她母亲最后还是驾鹤西去，但是，“这是女儿敬重母亲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深彻骨髓的孝道。肉体的痛苦微不足道，而且务必忘却。因为有时候唯有如此,你才能铭记自己骨子里面的东西。”[1]39这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许安梅经常教育自己的女儿，“女孩好比一株小树，你必须挺直身板，听从站在身边的妈妈。只有这样，你才能长得强壮、笔直。”[1]205而同（加上吴的母亲如何逼迫她弹钢琴）样的吴菁妹的母亲经常说，“只有两种女儿，要么是乖顺听话的，要么是固执己见的！只有一种女儿能生活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1]146菁妹的母亲要求自己的女儿对自己绝对服从，是因为其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作为子女应该服从、孝顺父母；而菁妹生活在美国，被自由平等这些思想影响着，所以她说出“你想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我永远不会成为你心中设想的女儿！”[1]146这些反抗的言语。

（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关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这一维度，霍夫斯泰德给出下列定义：“在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倾向的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大家只关心自己以及核心家庭；而在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倾向的社会，人们比较紧密地融入到内群体中，而他们在这个群体中又能得到终身的保护，同时，人们对这个群体又绝对地忠诚。”[3]80-81个人主义指数（IDV）用来表示社会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倾向。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中，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社会各个体都应以集体利益为先，要重视集体，重视家庭；而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中，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强调的是追逐个人利益。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倾向的国家；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强调个人是家族的一员，要注重家族的荣誉，个人的荣誉也就是整个家族的荣誉。

　　《喜福会》一书中四对母亲之间的情感冲突体现在个体关系上：母亲们从小接受的就是集体主义倾向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不仅建立在个人成就上，更表现在对子女的期待上；所以，把子女管好是母亲的责任与义务之一，让子女按照她们的一员行事和成长。但子女从小的教育是美国文化的教育，崇尚个人奋斗价值观，追求平等。美国文化教育还认为父母不能干涉子女的生活，子女的成功与家庭无关。由此可以看出四对母亲与其子女的矛盾根源于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个人价值主义观之间的矛盾。[5]

　　韦弗里从小在下棋方面就有天赋，赢得了很多奖杯。“母亲喜欢拿我当炫耀的资本，仿佛我就是她反复擦拭的众多奖杯之一。她总爱跟别人讨论我下棋时的表现，仿佛是她自己设计出这些战术的。”“我痛恨她将全部功劳都记在自己账上的这种行为。”[1]178中国父母总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自己的子女得到某项荣誉，就感觉这荣誉就是自己的。而作为生长在美国的韦弗里来说，获得的那些荣誉都是自己努力得到的，是属于自己的；这就导致她们母女之间产生隔阂，互相不理解。

　　在个体文化中，人们之间沟通方式都倾向于低语境；而在集体文化中，人们倾向于高语境的交流方式。而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在日常情景交流中，把较多的信息量包含在环境或者情景中，而那些较为明显的语言的代码承载较少的信息量。[4]中国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所以《喜福会》里面的母亲习惯于少说话或者说话委婉些，而生活在美国这个低语境文化的她们的子女们更习惯于多交流，沟通要直截了当。

　　当吴菁妹的母亲说要给喜福会的成员做一道黑芝麻羮时，吴菁妹说“别显摆了”，母亲说，“我这可不是显摆。”她说这两种汤“差不多”——几乎是一样的，但也可能她当时说的是“不同”，也就是说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人有一些微妙的表达方式，可以利用含糊的语意，让话语听起来更委婉。对这种根本搞不清的事情，我从来记不住。这么多年以来，吴菁妹都是这么和她母亲交流，所以她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但今晚林多阿姨的话再次使我感觉到，母亲和我从未真正理解过彼此。我们在心里诠释着对方的语意，不过我似乎总是没能听出母亲的弦外之音，而母亲在理解我说的话时却总是多心了。”[1]24

（三）不确定性规避

霍夫斯泰德对不确定性规避，给出了下列的定义：“人们面对不确定或未知的环境时所表现出的对威胁的应对程度。而这种感觉我们可以通过人们的紧张感以及其对可预测性的需求（这种需求包括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来判断。”[3]177中国文化崇尚含蓄，对于环境的威胁往往采取沉默、回避的态度，而西方人更强调的是直白。中国人强调遇事多忍耐，不争，这种想法植根于中国墨家思想。

　　江林多嫁给了比自己家富裕好几倍的黄家，她的婆婆看不起她。完全不把她当成自己的儿媳妇，让她去干厨子和佣人的活。让林多淘米、刷夜壶、做各种佣人才做的针线活，每天都洗各种脏衣服，百般折磨林多。而林多对此只是各种忍耐，已经麻木，“我也慢慢把黄太太看作亲生母亲一般，总是想方设法讨好她，还必须完全无条件地遵从她。”[1]49

　　“她总爱跟别人讨论我下棋时的表现，仿佛是她自己设计出这些战术的。”[1]178韦弗里因为母亲经常炫耀自己取得的成绩，在斯多克顿大街拥挤的人群冲她叫嚷，然后赌气好几个小时都没有回家；当她回家时，她以为母亲会发脾气，结果她只听见母亲冷冰冰地说：“咱们别理睬她。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1]95在这场争吵中，韦弗里的母亲采取的都是沉默、回避的态度，不管韦弗里如何叫唤，都拒绝跟她沟通，“从当晚直至第二天，她都不搭理我。她跟父亲和哥哥们说话提到我时狠声狠气，仿佛我不在旁边似的，就像在讨论一条已扔掉的烂鱼，只留下了恶臭。”[1]179经过这次下棋事件以后，韦弗里发现母亲变了个人，“她仿佛在我俩之间竖起了一堵无形的墙，而我则每天暗中摸索，揣摩这墙有多高多宽。”[1]181

　　罗丝的婚姻正经历着破裂。“最初我认为，产生这种想法，是由于自己被这种中国式的谦卑观念带大的，身为中国人，就该接受道家关于顺应天命的观念。”[1]160罗丝因为自己骨子里面谦卑的思想，加上泰德优越的家庭条件，总是觉得自己配不上泰德，所以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中，罗丝对泰德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以至于泰德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而后期罗丝一直逃避他们婚姻之间的问题，仿佛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一开始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不平等的，导致了后面婚姻的破裂。

（四）长期导向—短期导向

“长期导向的定义是，追求未来回报，特别推崇坚韧、节俭这两种品德；而短期导向鼓励发展与过去有关的品质，尤其推崇尊重传统、维护面子、以及履行社会义务。”[3]222长期取向指的是其成员更注重长远发展，时刻为未来打算；而短期取向的成员更注重的是短期回报。

　　“在长期导向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人们把节俭推崇为最重要的品质。”[3]226中国是典型的长期导向国家，所以《喜福会》里面的生长在中国文化的母亲们都崇尚节俭。吴菁妹的母亲用十九块钱在凯普惠尔购物中心买了一件大红毛衣，连连夸赞其比自己织的还便宜；还有她母亲一直不舍得用自己五年前送给她的新餐具，一直用带着缺口的老旧餐盘。韦弗里的母亲做头发从来不去专业的美容院，一直自己在家做头发，或者让她的朋友安梅为她理发；而韦弗里不能理解母亲，她自己经常去罗瑞先生那边做头发，她觉得生活要及时行乐，这又导致了她们母女之间的交流隔阂。

　　“存在于长期导向程度高和低的国家，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那就是谦卑；在长期导向程度高的文化中，人们比较推崇谦卑这种基本的人类美德。”[3]225而中国是典型的长期导向程度高的国家，这种谦卑时刻可见。当韦弗里和茱恩在争论广告文案的事时，茱恩觉得自己可以再修改文案，而韦弗里觉得茱恩没有能力为她的公司写文案，修改也无济于事；此时，茱恩母亲马上摆出谦卑的姿态：“的确，风格是教不会。茱恩没你深刻。想必是天生的。”[1]222茱恩瞬间羞愧异常，她觉得韦弗里的聪明才智再次胜过了自己，而自己的亲生母亲也背叛了自己，她们母女之间的误会又加深了。

三、结语

在《喜福会》的结尾，母女之间的误会、隔阂消除了，女儿和母亲开始交流，慢慢开始相互理解。吴菁妹完成了母亲的遗愿，回到中国与两个姐姐相认了；韦弗里最终打算去中国度蜜月，“我们三个人冰释前嫌，一起登上飞机，肩并肩坐着，然后共同从西方飞向东方。”[1]197小说描写了吴菁妹与吴宿愿、许安梅与罗丝、江林多与韦弗里、莹映和丽娜这四对母女经过了冲突与隔阂，最终都实现了和解；她们之间的融合体现了中西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在世界性的文化大碰撞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从而产生强大的震撼力。因此，各文化不能回避这种历史潮流发展方向，比起被动遭遇，应该主动参与。每种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要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原则，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遵从文化平等的原则，对于异质文化要采取尊重、平等、宽容、理解的态度，这样才能实现多元文化融合。[6]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