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外国语学院

　　《洪水之年》中的生态整体观探析

　　刘怡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外国语学院

　　在小说《洪水之年》中，阿特伍德通过作品所展现的末世图景对人类与其他物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反思，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恶果，反思了深陷于技术阱架的社会中的深刻危机，体现了作者的生态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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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有“加拿大文学女王”盛誉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她的作品关注人类的命运和发展，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危机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继其以男性视角叙事的反乌托邦小说 《羚羊与秧鸡》在2003年出版之后，阿特伍德于2009年出版了姊妹篇《洪水之年》，从另一个侧面用女性的视角展现了这场 “无水的洪水”——人为研制的病毒瘟疫爆发导致人类毁灭的故事。小说描述了人类濒临灭绝时期社会的乱象与生态末日的场景，在托比与瑞恩两位女性的观察与经历中穿插绿色环保宗教组织领袖“亚当第一”的布道和赞美诗，再现了“上帝的园丁”这一提倡生态保护的宗教组织的信仰中的生态内涵，体现了作者对当今世界人类生存境况的思考，反映了作者的生态整体观。

一、对人类在生态系统中地位的反思

生态预警小说《洪水之年》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力作。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中心，具有内在价值，人是价值的来源，一切价值的尺度，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和道德代理人，其道德地位优于其他一切存在实体。在这种世界观看来，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存在物无内在价值，仅有工具价值，他们被排除在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之外。”[1]12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自身的需要放在首位，无视自然界中其他物种与自然本身的需要，给世界带来了破坏性的危害。阿特伍德在 《洪水之年》中，通过废市百姓、公司大院和上帝的园丁组织三个层面展现末世不同社会各阶层与团体的人们对待其他生命形式的态度，对前篇《羚羊与秧鸡》中所体现出的生态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与延伸。

　　在混乱肮脏的废市中，人们倒卖珍稀动物的皮革，以吃濒危物种为乐，并已形成产业。在托比父亲死后她所暂居的出租房楼下，就是一家掩人耳目并以稀有动物的毛皮做原料的高档女装作坊。“他们在柜台上出售万圣节的道具服，蒙蔽那些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的眼睛，转身回到密室熏制兽皮……偶尔还会听见动物的咆哮和哀号——他们现杀现卖。因为客人不希望买到假冒巨羚羊的山羊皮，或是染成狼獾毛的狼皮。剥皮的畜肉统统卖给一家名叫‘生珍’的美食连锁餐厅。……你可以吃到濒临绝种的动物；光是一瓶虎骨红酒就值一条钻石项链。”人们只关注自身的利益，为满足自身的需要不顾动物的感受与生态圈繁荣稳定的需要，导致物种的大量灭绝。废市中的人们对动物的漠然态度反映了社会民众对生态物种保护麻木冷漠的心态。小说中，地中海的土地沙化，曾经硕果累累的农场如今变成了沙漠，亚马孙河盆地的生态系统被人类灭绝殆尽，而地球上的资源即将被人类消耗至尽，正面临着毁灭的危险。

　　小说中的社会是由几家公司大院统治的极权社会。这些公司有着自己的顶尖科技研究人员，大院里的科学家们不断地在实验室里创造拼贴新的物种为人所用，例如，他们创造了器官猪用以器官移植，创造了鸡肉球以增进鸡肉产量，在蜜蜂体内植入监视器使之变为生化间谍蜂等。可是，科学家们创造的物种却常常与设计的初衷相悖：他们将狮子和绵羊的基因拼贴，合成为狮羊，“根据他们的推论，要实现狮羊合乐的预言，又要保证狮子不吃掉绵羊，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将两者融为一体。然而，这种结合的果实却不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狮羊表面极其温顺，但却长着长而尖锐的犬齿，仍保留了狮子猎杀食肉的本性。葛蛾也是转基因合成物，用以控制消灭野生葛藤，可是现在却成了更喜欢吃蔬菜的害虫。设计者把葛蛾的头部做成一张大眼睛笑容夸张的娃娃脸，结果“这些毛毛虫隐藏在天使面具底下翕动下颚狼吞虎咽”。

　　由于人类对环境与生态系统的破坏，大量物种迅速灭绝，而另一方面，公司大院内的科学家却在不断创造、拼贴新的物种。然而正如亚当第一所说，“那里的科学家和商人正在毁灭旧有的自然物种，制造新的，破坏这个世界”。人造的新物种非但不能替代自然物种，而且由于其事实效果与设计初衷相违背而产生了深刻的讽刺效果。这些人造物种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是人类在藐视自然规律与物种个体性差异的情况下，在狂傲自大的极端心态下制出的拙劣之作。阿特伍德对此种科学家以研究之名对自然物种进行的人工改造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如果我是上帝,我会很不安。他创造了一切,并且认为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现在人们正在这件艺术品上到处胡乱涂改。”[2]

　　与废市中人们的麻木和公司大院里的专横相反，园丁的理念是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物种观的。在公园展销会上，瑞恩看到摊位前经过的富太太们，大多数都穿着厚重、昂贵的皮革——“鳄鱼皮吊高跟鞋，豹皮迷你裙，巨羚羊手提包，她们会对你摆出防卫的眼神：反正不是我杀的，何必浪费呢？而瑞恩好奇的是：穿戴这些皮具的人对另一个生命的皮肤紧贴着自己的肌肤有何感觉”。瑞恩在园丁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园丁们穿的是粗布衣服，有较强的生态保护意识，对滥杀动物、用动物皮毛制成的消费品持反对态度。

　　在食物的问题上，园丁们平时奉行素食。根据《圣经·旧约》，他们认为动物是有思想的，所以洪水过后上帝才在诺亚和动物间立约。“动物不是毫无感觉的物体，也不是切碎的肉块，都不是，它们有思想，否则上帝不可能与之立约。”园丁们认为诺亚是物种的守护者，园丁是复数的诺亚，应担负起保护物种的使命。在食物方面，很多园丁甚至不吃蛋，“但他们也不会谴责其他吃蛋的人，你不需要因为吸收它的蛋白质而向蛋道歉，但你必须向鸽妈妈道歉，并且感谢它的赠予。”采蜂蜜时，皮拉和托比都会和蜜蜂亲切地对话交流。在布道中，亚当第一对不受人欢迎的生物也进行了肯定。“蚯蚓、线虫、蚂蚁，若没有它们不停地翻弄土壤，大地就会变成水泥一样杂乱坚硬的团块，生物行将绝迹。”这些均体现了园丁的价值观：他们把动物当作主体对待，考虑动物的感受与痛苦，肯定不同的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独特的作用与地位。他们认为动物不是人类霸权下依据人类的偏好可以被任意宰割的对象与他者。园丁们把动物作为有感情、有思想的主体来对待，他们的理念与行为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

　　对于社会发展史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亚当第一在布道时说：“我们堕入了贪婪的深渊。为何我们竟相信世上的万物属于自己，而事实上我们属于世上万物？……让我们祈祷不要跌入骄傲的陷阱，以为自己在有灵的造物中是独一无二的。不要自以为超乎万物之上，听凭一时喜好草菅生命，还妄想能逃避惩罚。”园丁甚至认为，人因依靠着自然的支撑生存，最后也应将自己还于自然，以利其他生命形式。“通过腐尸甲虫和清道夫细菌的辛勤工作，我们的肉体被分解，回归最原始的元素，滋养万物。……待时辰到来，以自己的身躯回馈生命的赠予，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本分吗？”值得注意的是：园丁的生态观念并不极端，在强调对其他物种进行保护的同时，也肯定了人为了生存的求生的正当权利。亚当第一认为，在万不得已时，可以捕猎取食，不过人死之后也应用自己的身体回馈自然界的赠予。“只要心怀感激、恳求宽恕，轮到我们的时候再无怨无悔地献身伟大的营养链。”

　　生态整体主义的代表人物利奥波德倡导的“大地伦理学”主要观点认为：“人是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普通公民。大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地位，从他是大地——社会的征服者，转变为其中的普通成员和普通公民。这意味着人类不仅要尊重共同体中的其他同伴，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人类不仅要把‘权利’概念扩展到大地共同体，而且要把‘良心’和‘义务’扩展到大地共同体。”[1]21园丁们的生活理念与废市人们和公司大院对待其他生命的方式不同的是：废市人们对濒临灭绝的物种的漠然与公司大院对生命形式的恣意篡改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的人类霸权，他们以其他物种为征服的对象，实行的是无情而冷酷的物品价值上的榨取；而园丁们认为人类不是自然和万物的主宰，人类是自然与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和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是互为主体性的关系，园丁的生活理念体现了生态整体观。

二、对“技术阱架”的批判

“技术阱架”是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提出的概念，“阱架”指某种“一旦开头就无法摆脱的可怕结局”。“在其支配下，天下万物无不面临‘客体化’命运，即被现代科技一一展现为单纯的能量、原料、利用或替代对象，以及各种丧失本性的持存物。在强大的现代科技面前，人与物全都可资研究，复加以利用、调试和克服。出于这种侵略性逻辑，人类被迫进入一种非自然生存，逐渐丧失其本性。更有甚者，科技以其执拗意志，勒令一切神话、宗教、传统文化退出历史舞台。新时代的一切，只能在技术交往中获得重构：它们必须千篇一律地展现为物质性的存在，或成为可计算的技术对象。如此，科技就不只是一种工具性力量，而是人类‘发展或毁灭’的真理命运。”[3]

　　《洪水之年》中的社会便是这样一个深陷于“技术阱架”而人不自知的社会。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全面依赖公司大院的技术，公司也在利用所掌握的技术控制着人。托比的妈妈是荷尔史威瑟公司营养剂销售，可她却死于自己长期服用的公司营养剂，成了公司的小白鼠。另一方面，代表生物科技的沃特森·克里克学院兴盛富有、设施先进，而代表人文艺术的玛莎·格雷厄姆学院则衰败寒碜、破旧不堪，象征了遭科技至上的意识形态排挤的文学与艺术的空前没落。整个社会充斥着色情、毒品与各种暴力冲突，人们的行为已逾越了道德底线，把人体的器官割下来留待移植，再把掏空内脏的残躯塞进“秘密汉堡”的绞肉机里，人们能在“秘密汉堡”中吃到猫毛、鼠尾、甚至人类的指甲，即使这样，顾客还趋之若鹜。在这样的社会里，道德与伦理已不复存在。在科技至上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甚至家庭成员内部的关系也十分冷漠。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瑞恩的生父弗兰克——荷尔史威瑟公司大院的科技精英。然而，弗兰克和妻女间的关系淡漠；当弗兰克自己被敌对公司绑架用以勒索会引发慢性疾病的公式时，荷尔史威瑟的高层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得出了病菌和公式的价值大于弗兰克的结论，因而拒绝付账，导致弗兰克丧生。在这样全面物化的社会，不仅其他生命与自然被物化，人本身的价值也完全被物化，一切都以经济价值衡量，这便是在工具理性主导下人性被扭曲异化的直接恶果。

　　在“技术阱架”中，受害者不仅是单个的人，而是整个人类。小说中的社会没有信仰，没有法制，倡导生态保护的绿色宗教“上帝的园丁”被大院定为非法组织镇压，整个社会在大公司和公司警的极权统治下。公司大院本欲利用科技实行更大的阴谋：将研制出的病毒植入性药“喜福多”加以传播，再售卖解药以赚取巨额利润，可是这些都被公司的科学天才格伦“秧鸡”利用设计成自己毁灭人类的计划。格伦销毁了解药，致使病毒在全世界爆发后无法得以控制而毁灭了人类。这场“无水的洪水”过后，世界最后只剩下格伦用基因合成的“秧鸡人”和极少数的幸存者。小说设想了科技发展可能导致的极致后果，人类用科技毁灭了人类自身。

　　韦伯认为，人的理性行为分为工具行为和价值行为。工具理性为讲究利益、追求有用性；而价值理性不计结果，只认道德义务。在历史发展中，人类通过工具理性认识并改造世界，但对工具理性的过份推崇也引发了严重的现代社会危机，导致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社会价值领域的分裂。[4]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科学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的根源。自启蒙时代以来，以工具理性和科技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导致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统一的关系被人为地割裂，人被剥离了自然母体，人类与自然成为了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在对“他者”自然的征服过程中，环境被破坏，生态系统失衡，人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条件受到威胁。这种对待自然的方法被移用到人类社会中，造成了人性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使人丧失了饱满的人性，成为被工具理性统治、操纵的工具，进而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小说不单单指出了科技的弊端，更指出了科技思维方式的弊端：它能将人物化，使鲜活的生命被贬斥为物化的工具，失去作为人的价值，沦为科技的奴隶，最终被无情地毁灭。

三、结语

《洪水之年》是一部反映当代深刻生态危机的反乌托邦小说，阿特伍德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与敏锐的洞察力展现了一幅人造瘟疫席卷全球的末世图景，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不断膨胀会带来的后果，表现了在工具理性驱动下与技术阱架控制下的世界可能出现的危机，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道德责任感。当然，阿特伍德并不是无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正当需要，而是希望人类在自身合理生存的同时不要滥杀其他物种，破坏生态平衡。人类不能沦为工具理性被物化的奴隶，而应作为物种的保护者与自然的守护者在大地上栖居生存。

　　[1]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访谈[A]//傅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29.

　　[3]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7:177-178.

　　[4]刘怡.主体的膨胀与瓦解——论《羚羊与秧鸡》对人类沙文主义的解构[J].作家,2015(10):69-70.

　　[5]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洪水之年[M].陈晓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6]Aldo Leopold.A Sand Countr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

　　[7]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刘怡（1982-），女，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