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珍珍

　　曲阜师范大学

一、家庭小说的概念

“家庭小说（семейный роман）”，顾名思义就是以“家庭”为视角，以父子、母子、夫妇之间的关系为核心，描写家庭生活，包括家庭结构、家庭形态、家庭经济、家庭环境、家庭教育、家庭演变以及恋爱婚姻等，表现家庭关系、家庭伦理、家庭亲情的小说。

二、欧洲家庭小说及其对俄国家庭小说的影响

19世纪是小说的时代，欧洲小说在这个世纪有长足的发展，出现盛况空前的局面。在已成为主要文学形式的长篇小说中，从题材类型说，家庭小说最为突出。当时很多欧洲小说传入俄国，如18世纪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的小说就主要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以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为核心。他的第一本书信体小说《帕米拉》（Pamela，or Virtue Rewarded）和第二部书信体长篇小说《克拉丽莎·哈罗》（Clarissa Harlowe）于 19世纪传入俄国，前一部作品以书信和日记的形式叙述了乡绅家的女仆帕米拉的生活。后一部作品查理逊继续描写家庭生活题材，仍然以书信体的形式书写,小说主要展现了少女克拉丽莎的遭遇。两部作品都反映了英国当时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妇女的婚姻问题，只是《帕米拉》的结局是圆满的，而《克拉丽莎》则是一部悲剧作品。在欧洲小说发展史上，查理逊的贡献是显著的，他真正使小说摆脱了传奇故事的影响，使家庭、婚姻成了小说的内容；英国另一位18世纪作家奥立弗·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1730—1774）的《威克菲牧师传》（The Vicar of Wakefield）也于19世纪传入俄国，作品写的是一个乡村牧师受地主的欺压，他的女儿受地主的蹂躏，儿子也遭到迫害，全家入狱，最后地主的叔父才使它们全家苦尽甘来；以及德国奥古斯特·拉封丹的作品等。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en）也可以列入西欧家庭小说的范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宣扬的是爱情的自由。爱德华和妻子夏绿蒂在田庄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邀请上尉和奥狄莉来家做客。两人的到来使这个家庭渐渐起了分化，男主人和女客人、夫人和男客人产生了感情，他们痛苦地陷入道德与情感的冲突之中……这部小说反映了资产阶级婚姻的危机。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1）的作品《米德洛西恩的监狱》（The Heat of Mid-Lothian）中也表达了作者的家庭理念，《米德洛西恩的监狱》以1736年爱丁堡市民反对英国的压迫的一次暴乱为背景，描写苏格兰农村姑娘珍妮·丁斯长途跋涉前往伦敦求见王后，使无辜被判死刑的妹妹获救。《印第安娜》（Indiana）的作者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在小说的结尾处总结描述了家庭幸福的画面。还有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的《欧也妮·葛朗台》（Eugenie Grandet），小说叙述了一个金钱毁灭人性和造成家庭悲剧的故事，围绕欧也妮的爱情悲剧这一中心事件，以葛朗台家庭内专制所掀起的阵阵波澜、家庭外银行家和公证人两户之间的明争暗斗和欧也妮对查理倾心相爱而查理背信弃义的痛苦的人世遭遇三条相互交织的情节线索连串小说。居斯塔夫·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1821—1880)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它围绕包法利家庭展开，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爱玛的故事。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却使她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积债如山，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

　　19世纪初,俄国文学的古典主义作家对欧洲的家庭小说是持批判态度的。 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1799—1837) 和托尔斯泰 (Л.Н.Толстой，1828—1910)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对其进行了讽刺，如在《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中，安娜在从莫斯科回彼得堡的旅途中读的就是某部有关幸福的英文小说。他们的讽刺是合理的，因为俄国小说家的家庭理念和西欧小说家的家庭理念有很大不同。

　　西欧作家认为幸福的家庭应该是在广阔的不完整的世界中的一个个体的隐蔽处，一个和谐封闭的小岛，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的家庭是孤立的，是脱离人类家园，是远离人类的任务和追求的。西欧小说家将家庭隐喻为远离周围人类环境的孤岛。在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米德洛西恩的监狱》中,农村姑娘珍妮·丁斯和牧师结婚后生活在人烟稀少的芬格兰岛上，远离不列颠和群体人类。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家庭式的鲁滨孙漂流记，其追求的是夫妻间的田园诗生活。更甚有把家庭比作孤岛更确切的是远离广阔的世界和人群。在乔治·桑的小说《印第安娜》中反映的正是这种概念。印第安娜和男爵结婚后，不仅是定居在印度海的一个岛屿上，并且是在岛屿的最高处安家，一个叫巨人谷的地方。如岛中岛，这对夫妇生活在自己设立的孤独中，远离人群。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幸福。男爵对叙述者说独处是美好的，这样就不需要为任何人考虑。而男爵在听到叙述者转达别人观点时说，一些道德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社会承担责任，你这种行为是一个不好的榜样。男爵却回答说对于一个对自己没有要求的人来说，社会也不会要求他什么的。我不认为我会传染其他人。与社会断绝联系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所以让我们安静地欣赏自己的幸福吧，为了不引起嫉妒，我们会默默无闻远离世人。

　　西欧家庭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 “私生活的叙事诗”，重视夫妻间的相互关系，巩固家庭基础，抚养后代。

三、俄国家庭小说

俄国家庭小说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西欧新世界叙事形式的影响下形成的。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作品中，家庭小说题材在30年代的小说作品中得以体现，如别吉切夫(Д.Н.Бегичев，1786—1855)的《霍姆斯家族》(《Семейство Холмских》,1832)、阿克萨科夫(С.Т.Аксаков，1791—1859)的《家庭记事》(《Семейная хроника》,1856)。 之后还有列夫·托尔斯泰的《家庭的幸福》(《Семейное счастье》,1859)、列斯科夫(Н.С.Лесков，1831—1895)的《贫穷的出身》(《Захудалый род》,1874)、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М.Е.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1826—1889)的《戈洛夫廖夫老爷们》(《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ёвы》,1880)。 幸福家庭题材在下列这些俄国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赫尔芩 (А.И.Герцен，1812—1870) 的《谁之罪》(《Кто виноват?》， 1846)， 冈 察 洛 夫 (И.А.Гончаров，1812—1891) 的《平 凡 的 故 事》(《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847)、《奥勃洛摩夫》(《Обломов》，1859)、《悬崖》(《Обрыв》,1869)，屠格涅夫(И.С.Тургенев，1818—1883)的《贵 族 之 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1859) 和《处女地》(《Новь》,1876)， 列斯科夫(Н.Лесков)的长篇小说《走投无路》(《Некуда》，1864)，皮谢姆斯基(А.Ф.Писемский，1821—1881)的长篇小说《浑浊的海》(《Взбаламученно е море》，1863)。

　　在上述家庭小说中，虽然每个作品的侧重点不同，背景也不一样，但都反映了一定的家族或家庭关系。很多家庭小说作家是在 “历史上形成的俄国家族”（费·陀思妥耶夫斯基语）的界限内寻找所渴盼的家庭范式，属于这种家族的包括俄国传统的贵族之家、商人之家、平民知识分子之间、农民之家、社会和道德属性不尽相同的牧师及其配偶和他们的子女之家等。如此一来，在基督教规范和宗法贵族的善良人的形象的土壤里成长出了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的自传体性质的理想家庭范式作品《家庭记事》。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爱伦堡地主斯杰潘是一家之主并且是整个庄园的族长，他周围的人，无论年龄大小，都怕他。他就是权威。阿克萨科夫的《家庭记事》是作者根据父母、亲朋和仆人所讲述的故事、传说，经过艺术加工，描述了巴格罗夫家族祖辈和父辈的家庭生活，展现了宗法制地主庄园中的虚假关系和种种矛盾；祖父老巴格罗夫作为一家之长的无上尊严和绝对权威；妻子儿女对他的阳奉阴违；家庭成员间的明争暗斗；地主空虚无聊的寄生生活；村长对农民的欺压和诈骗等等。

　　俄国小说家并没有错过把家庭理解为夫妻间封闭的室内关系。 果戈理(Н.В.Гоголь,1809—1852)的《旧式地主》(《Старосветские помещики》，1835)中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和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就是实现了自己家庭的田园诗生活，远离世俗和人群。冈察洛夫的作品《悬崖》中的莫洛奇科夫夫妻，屠格涅夫的作品《处女地》中老夫妇费姆希金和弗姆希金都是这种类型的。他们都是起源于菲勒蒙和巴乌希斯(希腊传说中一对永不分离的恩爱夫妻，心地善良，殷勤好客)，来自弗里吉亚的希腊神话人物。上帝因他们虔诚而授予他们长寿和相伴离世的机会。列夫·托尔斯泰在《家庭的幸福》中也描写了在家庭田园诗脱离周围不和谐社会条件下的和谐家庭。

四、《安娜·卡列尼娜》与俄国家庭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其是在一系列家庭小说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过去家庭小说的继承和发展。在19世纪30年代奥陀耶夫斯基（В.Ф.Одоевский，1803—1869）的两部中篇小说《公爵小姐咪咪》（1834）和《公爵小姐济济》（1839）描写了贵族青年的爱情婚姻问题。普希金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1835）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家庭小说，这部小说是以描写贵族军官格利尼奥夫的家庭纪事的形式完成的，作品以贵族青年格利尼奥夫和上尉的女儿玛丽亚的曲折感人的爱情故事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家庭的悲欢离合和爱情故事。赫尔芩的《谁之罪》围绕着三个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展开。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作家都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托尔斯泰早期的中篇小说《家庭的幸福》也是一部关于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家庭小说。某种程度上来讲，《安娜·卡列尼娜》是《家庭的幸福》的延续和发展。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是由两条平行而又紧密相连的情节线索组成的。安娜情节是由安娜——卡列宁——伏隆斯基的这一线索组成，其与俄国当时的城市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过安娜的爱情悲剧着重揭露了贵族上流社会的腐败、虚荣、冷酷，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道德危机，侧重反映爱情、婚姻、家庭、妇女地位等伦理道德问题；列文情节则是由列文——吉提的这一线索组成，其与农村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主要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农村的面貌，表现了农村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冲击下迅速瓦解，暴露了农民与地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揭示了俄国社会的危机。主要是通过列文这个人物的探索，侧重反映经济、政治、宗教、哲学等社会问题。两条情节线索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形象地反映了俄国社会“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时代风貌。

　　《安娜·卡列尼娜》的核心主题是家庭和家庭伦理，小说正文的第一句话“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一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点名了小说的主题，整部作品也正是在叙述三个家庭的故事：安娜家庭、列文家庭和奥布朗斯基家庭。其中安娜的家庭，即不幸的家庭，占据着小说的中心位置：安娜就本性而言是很单纯的，她热爱生活，浑身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似乎就是为了爱才来到人间的，而她的丈夫卡列宁则像个机器一样的古板，对家庭和妻子都呈现出冷漠的态度。安娜和卡列宁结婚八年，而彼此之间却缺少爱情，卡列宁满足不了安娜对爱的渴望和追求，这就导致了她最终投入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军官伏隆斯基的怀抱，坠入情网。然而安娜与伏隆斯基这段恋情却毁了她的家庭和她自己。列文和吉提的关系，是作为与安娜和卡列宁、安娜和伏隆斯基相对立的关系提出来的。与安娜家庭相比，列文家庭无疑是幸福的，虽然列文与吉提所走的道路是漫长而又曲折的，但是最终获得了圆满幸福的结局。托尔斯泰对列文家庭是赞赏和支持的。列文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最终在家庭生活中、庄园劳作中和为自己庄园里的农民谋福利中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反映了托尔斯泰对男人的“天职”的认识，托尔斯泰认为“男人的天职是作人类蜂房的工蜂”，仅仅“关心自己的家庭、财产的增长、文坛的名声和种种乐事”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自私的“，男人不仅有责任和义务忠于和捍卫家庭，而且更应当承担社会义务。而在吉提身上则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和家庭观。在托尔斯泰看来，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妻子应全身心投入家庭生活，操持家务，养儿育女。列文和吉提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心中的宗法制幸福家庭的典范。奥布朗斯基家庭在某种程度上说既是不幸的家庭又是幸福的，因为，杜丽在家庭生活中生活得很辛苦，忍辱负重，日夜操劳，她的丈夫并不爱她，经常在外面拈花惹草，但是杜丽的隐忍和宽容挽回了家庭的表面完整，至少是一个被社会承认和祝福的家庭。

　　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虽然家庭是核心主题，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只专注描写夫妻间的田园诗生活，列文并不是紧紧只关注他与吉提之间的夫妻小家庭的田园诗生活，而是在不断地关注自己的心理动态和思考道德矛盾。俄罗斯家庭小说描写了资本主义个性化 “家庭—世界”“家庭—宇宙”“家庭—教堂”之间的关系，把家庭的范围扩大化。理想的家庭都不与世界隔离，而是敞开地参与人类的担忧和悲恸。另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家庭小说关心人类存在意义的问题，也就是本体论的问题。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在与吉提缔结良缘之后陷入对生命意义的沉思中，列文对人生真谛的追求十分执著。列文在解决俄国农业问题上的探索与实践遭到失败后，企图从哲学上解答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他开始钻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在小说的第一部中，列文曾以激烈的语气反对他同母异父哥哥柯兹内雪夫的主观唯心主义，可是当他在唯物主义那里找不到答案时，他又重新阅读柏拉图、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著作。他陷入了书中“精神、意志、自由、本质等意义含混不清的词汇”的“文字陷阱”，却觉得“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痛苦的矛盾之中，几乎想用自杀来结束一切。一次他偶然听到一个农民所讲的“道理”，欣喜地发现它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答案。农民费多尔向他说，某村的普拉东老头是个品德高尚的人，他宁肯自己挨饿，绝不损害别人，这是因为“他活着是为了灵魂，他记得上帝”。这句话在列文心里“起了像电花一样的影响”。他开始认为，“为上帝、为灵魂活着”，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五、结语

与西欧家庭小说相比，俄国家庭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主人公并非把家庭作为一个封闭的集体，而是开放式的，他们在满足于自己家庭田园诗的同时还时刻关注社会的发展。俄罗斯家庭小说中，家庭教育是宗法制的，家训式的道德教化，家庭的范围远远大于一个独立的小家庭。

　　“家庭的思想”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作品中，无论是安娜的命运还是列文的家庭都主要围绕着家庭，涉及爱情、道德等问题，展开新旧两种对立的伦理观的较量。但是作者清醒的现实主义使他自己不能违背生活真实，家庭并不能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如果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孤独的一个家庭是没有幸福可谈的。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家庭与世界是紧密联系的，主人公的家庭生活与俄国农奴制社会阶层密切联系在一起，另外作品中反映了道德价值和全人类价值。西欧家庭小说强调个体性，对他们来说，家庭就是整个世界，只要家庭幸福就一切太平；而俄国家庭小说则强调整合性，在关注自己小家庭的同时，关心社会和整个人类的命运，追求整个世界的幸福，追求人类共同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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