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桢

　　摘? 要：自《人民文学》2010年第2 期推出“非虚构”栏目以来，文学评论界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论争此起彼伏，从具体作品的分析到名称源流的梳理，从作品的社会效应到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观察，都被吸纳进了探讨和研究的范畴。然而，栏目以及发表作品与刊物之间的依存而又越轨的矛盾复杂关系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模糊了，未能被进一步深入探究。重新回归至《人民文学》推动“非虚构”栏目的行为本身，对其进行本体性考察，耙梳刊物是如何建构“非虚构”的，这将有益于从更深的层面思考和研判何谓具有《人民文学》特色的“非虚构”。

　　关键词：《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本体考察

　　自《人民文学》2010年第2 期推出“非虚构”栏目以来，批评界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论争此起彼伏，从具体作品的分析到名称源流的梳理，从作品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到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观察，都被吸纳进了探讨和研究的范畴。当中许多关于“非虚构”的见解，既缘于《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的推出，又时常溢出此界域，可以说《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成为了这些研究的触发点。然而，栏目以及发表作品与刊物之间的依存而又越轨的矛盾复杂关系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模糊了，未能被进一步深入探究。重新回归至《人民文学》推动“非虚构”栏目的行为本身，对其进行本体性考察，耙梳刊物是如何建构“非虚构”的，这将有益于从更深的层面思考和研判何谓具有《人民文学》特色的“非虚构”。

　　一、《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的镜像透视

　　就“非虚构”而言，它最初是《人民文学》一个“因文而设”的栏目。“这一期我们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非虚构》。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楚。……去年我们发的《解放战争》，当时标为‘叙事史，其实就是‘非虚构;这一期，我们发了韩石山先生的回憶录，也是‘非虚构。”①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以第一人称为主要叙述视角，采用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特殊经历。因为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将此篇作品放在《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固有栏目里面似乎都不大合适，所以推出了“非虚构”这个栏目。自然，《人民文学》应该早有增设“非虚构”栏目的考量，之后“非虚构”作品源源不断的发表即是前期筹备和累积的最好明证。

　　随着“非虚构”作品的持续推出，《人民文学》在2010年10月启动了“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其宗旨是“以‘吾土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②。这项活动在写作者、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作家、评论家为之热情涌动，纷纷参与到“非虚构”写作中，如贾平凹的《定西笔记》、南帆的《马江半小时》、于坚的《印度记》、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等;梁鸿的《梁庄》及《梁庄在中国》、李娟的《羊道》、郑小琼的《女工记》等作品都推出了单行本，“形成了独特的‘非虚构出版现象”③。

　　从“非虚构”栏目推出至2016年，《人民文学》总共发表了42篇作品④。这些作品题材各异，既有钩沉历史的也有观照现实的，既有深入社会的也有书写个人的，在叙事内容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现实非虚构”“历史非虚构”“文化非虚构”。

　　《人民文学》一直秉持着“人民大地，文学无疆”的理念，强调作品的现实性，所以从其推出“非虚构”栏目伊始，就可以预想到“现实非虚构”将是它刊发的主要类别。“诚恳融入现实人生，真切状写世情人心的写作总能引起广泛的共鸣。我们的文学导向经历了从‘二为‘双百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化过程，‘非虚构文学，也正是对这一导向的响应和践行。”⑤从《梁庄》《梁庄在中国》到《中国，少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再到《女工记》《生死十日谈》，这些“现实非虚构”作品通过作者的积极行动和细微观察揭露与剖析了中国社会百态。它们在发表时基本上都得到编辑在当期的《留言》或者《卷首》上的推荐，对其进行定性，强调其中的尖锐性和疼痛感。一些关注异域边地的作品也可以归入到“现实非虚构”，例如《羊道·春牧场》《羊道·夏牧场》《羊道·冬牧场》《长眉驼》《藏北十二年》等。作者在褪去虚构的外衣之后，离开书斋，走进边疆，将所见所感以原生态的方式真切呈现在读者面前，展现边疆特有的魅力，同时也以自己的“非虚构”写作改变着人们对少数民族传统的想象方式。还有一些展现普通人的家务事、儿女情的作品，如《胆小人日记》《关于音乐的记忆碎片》《飞机配件门市部》《相亲记》等，亦可纳入到“现实非虚构”中。作者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在对家长里短的絮叨中、在对人情冷暖的铺排中、在对梦想爱好的追逐中记录着个体的成长、社会的变迁。作者普通人的身份、作品中老百姓的生活，增强了读者对作品的认同感、代入感，在一定程度上也鼓励着更多的普通人勇敢地拿起笔，投入到“非虚构”的写作当中。

　　“现实非虚构”类作品占了半壁江山，“历史非虚构”类作品也不容小觑，例如南帆的《马江半小时》、蒋劲梅《“鸭子”使命》、阿来《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李彦的《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黑明的《我们的抗日》、高建国的《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等。“历史非虚构”一词出现于《人民文学》对阿来作品的推荐：“《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有别于一般的‘现实非虚构，这是阿来的‘历史非虚构长篇力作。”⑥。“历史非虚构”最核心的界定在于对历史现场的接近，对历史事件的还原，召唤历史是为了现实之需，使读者在走进历史的同时审视当下的社会和生活。

　　“文化非虚构”类作品则是上述两种叙事题材的融合。当读者将“非虚构”类作品的内容逐渐定位于“现实非虚构”和“历史非虚构”时，《人民文学》再次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在2015年第6期抛出“文化非虚构”这一新的题材类别：“《翡翠记》是一个有些特别的非虚构文本……这是在现实非虚构、历史非虚构作品外，对上述特征有所融合，并在‘文化非虚构方位上有所推进的一部力作。”⑦虽然迟至《翡翠记》的发表，“文化非虚构”这一命名才出现，为读者所认知，但是先于其刊发的《宝座》《武人琴音》不妨也可以收归“文化非虚构”之列：前者围绕着安放在故宫太和殿的龙椅，就与它有关的故事、逸闻、历史、人物娓娓道来;后者以高超的功夫展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勇武侠义精神，既有对传统人格的承续，又有对其缺失的追问。

　　二、《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的关键词

　　《人民文学》以专栏形式持续地推出“非虚构”作品，并在多篇《留言》或《卷首》中以文艺批评、按语、走笔等形式引导着“非虚构”类作品的创作，与此同时作者们也以文本写作来具象化地阐释着对“非虚构”写作的理解，这一概念就在刊物的设想和作者的创作中被不断地建构着。就一个概念的传播和接纳而言，历史语境和演绎空间的差异都必然会对其注入新的阐释。既然《人民文学》抛出了“非虚构”这个概念，并在使用和建构过程中不断为其注入崭新的意蕴进而将其明晰化，那么“非虚构”就被打造成了一个具有《人民文学》特色的概念，它包含着以下这几个关键词。

　　第一，开放性。《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正式推出“非虚构”栏目，《留言》进行了如下的说明：“这一期我们新开了一個栏目，叫《非虚构》。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所以，先把这个题目挂出来，至于‘非虚构是什么，应该写什么，有待于我们一起去思量、推敲、探索”⑧。在这则第一次关涉“非虚构”的编者说明中，有以下几个层面的涵义需要关注：第一，对“非虚构”概念的阐释主要使用模糊化的用语（例如“说不清楚”）和否定式的表述（例如“不能肯定”），反映出此栏目的探索性和不确指性;第二，将“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进行了区隔;第三，界定了“非虚构”作品的作者身份，并不仅仅限于专业作家，非专业作家、普通人均可;第四，推崇“非虚构”在内容和题材上的多元化，而体裁、内容、审美特性等更为深层的问题则有待于继续思量和探索。

　　以上四个方面都强有力地指向着《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所具有的“开放性”。作为中国当代文坛最为核心的一本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自创刊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发现文学的潜在的可能性。“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而言，文学期刊对潜存的文学可能性的发现，比追捧名作力作具有更加值得称道的文学史意义，发现文学新的新生力量是编辑工作的创作性的集中体现，其前瞻性成为文学波涌不息的活力源泉。”⑨因此，《人民文学》并没有受限于已有文学作品体裁，也没有从一开始就局囿于名实之辩，而是对“非虚构”这一概念的阐释采取了模糊化和否定性的修辞策略，以期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操作性、创造性。同样的，不管是在作者身份还是作品体裁、题材等方面，这个栏目均呈现出极高的容纳度，兼容并包，给予尽可能的自由空间。

　　第二，行动性。《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对“行动性”的推崇肇始于梁鸿作品《梁庄》的发表。梁鸿和她的《梁庄》将一个在一定层面上曾经被忽视和掩盖的中国乡村活生生地展开在读者的眼前，插进了读者的心里，的确是“非虚构”的力作。《人民文学》的编者写道：“梁鸿的行动和写作，尝试着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之所以要提到‘行动，是因为，在非虚构的写作中，你不能说‘我的生活就是生活，你必定是在采取行动，去拓展你的生活的疆域，从已知去占有未知，你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有限，不能保持自足，你要建立一种开放性路径，让自己走向生活——自己的新生活和他人的生活。”⑩从梁鸿的《梁庄》开始，“行动性”就与“非虚构”紧密勾连在一起。

　　“行动性”包涵着两个层面：作者的写作态度和作品的社会效用。作者应该采取一种介入式的写作姿态，不论是钩沉历史记忆的“历史非虚构”，还是剖析复杂现实的“现实非虚构”，亦或是纵横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非虚构”，作品的“真实”呈现首先要求作者们必须要走出书斋，走进生活。对“非虚构”写作的创作主体来说，以自身的“在场性”和“亲历性”，“让叙事形成无可辩驳的事实性”{11}，这应该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是在为文学潜在的可能性承担起个体的责任。就作品来说，是希冀能够引起一定的社会共鸣或者思考。包含着行动品质的非虚构写作特别是“现实非虚构”，往往承担着质疑和修正的双重效用。这也在一定层面上解释了缘何“现实非虚构”会在已发表作品中占有半壁江山：对作者走出书斋、走进生活的行动力的强调，对作品反映现实的提倡，导致了“现实非虚构”经常得到编辑的刊发，而这类作品所引发的批评界热议和读者群关注又逆向地促动着《人民文学》对它的青睐。

　　第三，建构性。《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栏目并不仅仅限于发表一些作品，引起读者的一些关注，引发评论界的一时热议，而是希冀展开两个维度：“非虚构”类写作和“虚构”类写作的双重建构，以此来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突围与变革。关于“非虚构”类写作的建构，本文已多有论述。这里将分析《人民文学》是如何通过“非虚构”栏目的推出，试图去变革“虚构”类写作的。“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12}这是《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在推出“非虚构”栏目时编者的一段话。由此可见，《人民文学》期待着以“非虚构”栏目对“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进行突围，挣脱“虚构性”对文学的束缚。

　　值得注意的是，“挣脱”并不意味着“对立”。由于“非虚构”概念在界定时采用了否定式的表述，因而有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与“虚构”对立的境地。事实上，在《人民文学》看来，“开放性”和“行动性”这两个“非虚构”的关键词同样适用于当下的“虚构”类写作。“如果说本刊的‘非虚构是有所倡导的话，那就是吁请宅于小天地的写作者，睁开眼睛或者把眼睛从镜子里的自我挪开，去领受生活现实丰富性的提醒和激活，从而告别绝缘式的自说自话，敞开自我与世界的通道——这更是给‘虚构失效者的建议”{13}“行动”，不仅是“非虚构”类写作的关键因子，同时也是作者写出好的虚构作品的前提条件。“非虚构”并不是反“虚构”，只是希望有所思索、有所启发：在新的生活质地的面前，“虚构”并不是文学所能挥舞的唯一的“大棒”，如若期许文学要达成“高天厚土——世道人心——生存命运——成风化人”{14}的指归，任何的形式、任何的体裁、任何的题材都可以为我所用。作为一本试图并能够引领文学潮流的权威性刊物，《人民文学》希望作品是能够触摸生命热度的，这实际上是呼应了近几年来评论界对文学“向外转”的呼吁和讨论：文学“向外转”，“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就是重新建立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与紧密的契合度，锐意突进外部世界与国人文化心理，创造直逼当下和人心的自由叙事伦理，从而建构起属于新世纪的审美空间与精神生活”{15}。这应该也是《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写作，推动“虚构”写作，变革文学创作生态的建构性目的。

　　三、本体考察后的思索

　　《人民文学》对“非虚构”栏目的大力打造，的确使其在一段时间内风光无限，“非虚构”写作成为了中国文坛当下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学潮流。但是在较为详细地耙梳了该栏目的作品之后，笔者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推出“非虚构”栏目，至2016年第12期，总共发表“非虚构”作品42篇：2010年11篇，2011年11篇（8篇“非虚构”，3篇“非虚构小说”），2012年6篇，2013年4篇，2014年1篇，2015年5篇，2016年4篇。就每年发表作品的数量而言，如果将《人民文学》2011年刊发的“非虚构”作品仅限于“非虚构”栏目下的8篇作品，并不包含“非虚构小说”栏目推出的3篇小说，那么2010年，也就是“非虛构”栏目推出的当年竟是刊发此类作品最多的年份。此外，时至今日，经常为读者津津乐道的“非虚构”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如梁鸿的《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均出自于2010年的《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也就是说，不管是刊发作品的数量还是推出作品的社会影响力，2010年是《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的策划年、推出年、井喷年。

　　在此之后，此栏目的作品数量和作品影响力都似乎逐渐进入到了瓶颈地带。2010年11篇作品呈现出蓬勃发展之态势，随后逐步递减，2011年8篇，2012年6篇，2013年4篇，直至2014年1篇。而且2014年发表的唯一的“非虚构”作品《武人琴音》未被归入“非虚构”栏目名下，而是归到“武侠作品辑”，与两篇短篇小说并置，只是在作品名称后面写上“非虚构”。随后2015年5篇，2016年4篇，数量上有所增加，不过仍远逊于2010年。诚然，文学期刊的某个栏目于某个时间节点刊发作品数量的多寡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衡量此栏目成功与否，但是作品的“难产”在一定层面上也印证着“非虚构”类写作似乎不如创作评论界所预想的那样“风起云涌”。除了推出作品数量逐年减少之外，能够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的作品也为数不多，大致有2012年郑小琼的《女工记》、梁鸿的《梁庄在中国》，2013年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等几部作品可以被读者添加到“非虚构”代表作的行列当中。倒是乔叶2011年发表的两篇“非虚构小说”——《盖楼记》《拆楼记》令读者印象深刻，并出版了单行本。

　　“非虚构”作为一个意图重新界定的文学性概念，《人民文学》在对它建构过程中所秉持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概念的“开放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兼容并包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混沌性——《人民文学》在2011年推出一个与“非虚构”并置的新栏目“非虚构小说”，这在一定层面上体现着“非虚构”自身的含混性。既然“非虚构”“包含着广阔的可能性”{16}，涵盖着“非虚构小说”，为何《人民文学》还要将其单列？将两个栏目在同一期刊物上并置，可以推断两者在逻辑上不是包含关系，而是不相容关系。编者在《卷首》进言“非虚构”蕴含着“非虚构小说”，在栏目设置时却将“非虚构”与“非虚构小说”区分，这不得不令人“糊涂”。当“非虚构”栏目走到今日再回首时便发现，“非虚构小说”栏目仅仅出现三期就消失了，出现的时间又是2011年，是在“非虚构”栏目推出一年之后，这也表明了编者对这个栏目的设想尚在摸索、调整之中。

　　在发表作品的题材方面也存在着隐忧，《人民文学》自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2013年第8期《人民文学》的《卷首》在推介了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之后，编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目前人们更多的兴趣似乎还局限在‘非虚构内容与社会学、史学研究的范畴相恰的那部分。我们对‘非虚构更热切的希求是：深在人性意味、结构、语言等经典性文学要素，能够更自然从容地渗透在写作意识中”{17}。作者进行“非虚构”写作时倾向于选择社会学、史学研究的范畴，恰恰是因为这些题材更贴近和符合《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栏目时一直强调的“真实”和“行动”，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这样的作品似乎更容易发表和引起关注。所以，尽管此后《人民文学》推出了“文化非虚构”，题材过于偏向化和窄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已经走到了2018年，不管是栏目本身还是它所刊发的作品，都经历了从热议到争论再到归于平静的过程，但它一直都在努力践行着对读者的承诺：“更自由和更深刻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提倡作品主题的广阔性和文学题材、体裁与风格的多样性”“鼓励各种不同的文学样式和不同的文学风格在读者中自由竞赛”{18}。对其进行一种本体考察，也是为了使《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能够更加成熟，更为多元。

　　注释：

　　①⑧{11}编者：《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

　　②《“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人民文学》2010年第11期。

　　③⑥{17}编者：《卷首》，《人民文学》2013年第8期。

　　④笔者统计相关数据的时间从2010年起，至2016年止。42篇“非虚构”类作品，包括38篇“非虚构”栏目作品、3篇“非虚构小说”栏目作品、1篇“武侠作品辑”栏目作品。

　　⑤编者：《卷首》，《人民文学》2012年第11期。

　　⑦编者：《卷首》，《人民文学》2015年第6期。

　　⑨黄发有：《活力在于发现——<人民文学>（1949—2009）侧影》，《文艺争鸣》2009年第10期。

　　⑩编者：《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

　　{12}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艺评论》2016年第3期。

　　{13}编者：《卷首》，《人民文学》2013年第9期。

　　{14}编者：《卷首》，《人民文学》2016年第4期。

　　{15}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

　　{16}编者：《卷首》，《人民文学》2011年第6期。

　　{18}施战军：《<人民文学>：编者的文心和史识》，《文艺争鸣》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