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聪

　　在法国现代思想史上，如果我们把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西方社会“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水岭，那么尤奈斯库的荒诞戏剧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则可以看作是对上述两个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当人们舔着战争的伤口寻觅逝去的家园，尤奈斯库接过“存在主义”的传声简告诉全世界，人的存在只不过是一场荒诞而痛苦的噩梦，相对于所谓的“意义”，只有纷杂的物质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当人们逐步在战后经济复苏的大潮中开始纵情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物质享受，鲍德里亚又站了出来以预言家的姿态描述了社会日益严重的精神危机。在本文，笔者聚焦于“物”这个关键词，以期对尤奈斯库和鲍德里亚关于“物之恶”世界的描绘与批判进行对读。

　　一

　　在存在主义哲学的语境中，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包括人的存在在内的所有的存在都是偶然的，是偶然发生的事物。既然所有的存在都不是决定的，而是偶然的和不确定的，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事先决定事物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事先决定人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这是一个没有主宰、没有理性、没有规律可循的世界。每个人都处在孤独而冷酷的环境之中。人类所苦心经营的一切，一次次地被自己的双手毁于一旦。这样的世界怎能不是一个谎谬的世界?这样的^生怎能不使人们感到痛苦不堪?既然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那么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荒诞派戏剧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种图解，是对存在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的一种继承。荒诞派戏剧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法国，60年代风靡欧美各国的一个重要戏剧流派。它以离奇怪诞的舞台艺术形式和令人迷惘难解的主体，使素有艺术修养的欧洲观众初则瞠目结舌，继而为之倾倒着迷。在传统戏剧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舞台上，这批被称为先锋派的剧作家独树一帜，打着“反传统”的旗号，在世界戏剧史上书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和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一样，荒诞派戏剧的剧作家们同样认为当上帝、绝对理念、普遍规律像如血的残阳沉落之后，整个世界变得丑陋、杂乱、盲目、极端险恶和不可理喻，但与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不同的是，荒诞派戏剧放弃了关于人类处境荒诞性的争论，仅仅表现人类的生存状态，即以具体的舞台形象来表现存在的荒诞性——个体被不明不白地抛到世界上来，既无目的也无作为。他们被丑恶的世界所包围、被荒诞的现实所惊吓、被不合理的社会所挤压，已经不再是人，而成为非人。

　　作为一个法籍罗马尼亚人，尤奈斯库清醒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拜金主义的物欲横流，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畸形发展给被物所包围的现代个体所带来的压迫感和窒息感。因此，他的创作主题便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对人的统治，物对人的压迫，物质力量对精神力量的胜利。在尤奈斯库看来，人生是荒诞的，对人生的一切探索和追求都属徒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沟通都是不可能的。认真严肃地对待人生便显得荒谬可笑，而真理只会存在于梦境和幻想之中。在尤奈斯库的剧作中，“物质因素”十分重要，他并不对现实进行如实写照，而是让道具、布景、灯光、声音活起来，以此制造荒诞、恐怖的气氛，有意地出现很多不符合逻辑的推理、梦魇和奇异的变形，无生命的、非人性的或腐朽的物体的扩展对人的排挤等等，表现“超人的物质力量战胜了人们的一切努力”这一主题。物质的积累、滋生会使观众的心理达到高度的紧张状态，作者正是以此来给观众以物压迫人的直观，产生强烈的舞台效果，使他们充分感受到人在物的海洋中的渺小和贬值。在尤奈斯库笔下。他通过各种方式在作品中创造出大量象征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成果的“物”，如椅子、家具、尸体、蘑菇、犀牛，等等。这些物不具有生命，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干枯的物体，或腐朽或丑陋或怪异或荒谬，它们像洪水猛兽一般以疯狂的速度占据人类原本就非常窄小的空间，啃噬人们早已失去主宰的灵魂。并最终将人变成“非人”。

　　从60年代起，西方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和崭新的面目进入到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变化的幅度，使许多研究西方社会的思想家们痛感跟不上社会变迁的快速节奏。但鲍德里亚却以他快速的笔触和浪漫的风格紧紧跟上时代变化步伐，不论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在写作风格上都能够不断地有所创新。这也使他在半个世纪以来始终能够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最有思想成果的理论家之一。

　　尽管西方理论家们针对社会上新出现的特征情况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新的理论，但他们几乎一致地承认当代西方社会是一种消费社会。消费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许多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非常重视社会的消费问题，并以消费问题作为一个重点全面展开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的分析批判。当代西方社会的消费活动早已不是传统的消费，而是具有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关键事物。如何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消费活动、消费具有什么重要意义、消费同其他社会文化活动又有什么关系，鲍德里亚在这方面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使得他成为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界的著名人物。综观鲍德里亚的思想，对物的研究始终是其后现代消费学说的核心。他指出，现代社会中物的激增证明了当代人并没有摆脱生存的物化遭遇：“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在晚年近著《完美的罪行》一书中，他仍然坚持认为：“实在的激增，就如同自然界中人们可能已经消灭的捕食动物的一个种类在迅速繁殖一样，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灾难，这是一个客体世界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他看来，当代人所遭遇的物化事实集中地反映在生活世界的消费本质中，消费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对物品的购买、拥有和消耗，其本质是在物中并通过物而建立的人和人之间的象征关系。虽然与尤奈斯库一样，鲍德里亚也认识到了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条件下人的生存的举步维艰，但与荒诞戏剧中实实在在的桌椅家具有所不同，在鲍德里亚那里，“物”的存在是以符号为中介的，而这正是消费时代物最为显著的特点。从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角度对当代世界加以透视并获得新的问题意识，的德里亚借助一些新的术语，诸如“仿像”、“内爆”、“超真实”、“消费”、“致命”、“时尚”等重新思考当代世界热带丛林般包围人类并大量繁衍的物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从1968年出版的《物体系》到七十年代的《象征交换与死亡》和《消费社会》，再到八十年代的《诱惑》、《致命的策略》和《完美的罪行》，物对于人的不断增长的权力从一开始就一直是的德里亚探索研究的主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他对物的规定和所赋予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早期鲍德里亚的“物”是功能化了的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它不再是伦理道德的载体和物性的自身呈现，而是按照人们的摆置要求而形成的功能结合。“象征交换”

　　时期的“物”则是一些具有了“符号价值”的“比真实更真实”的“拟像”或“仿像”，每一个现代社会的人都无法逃离这些符号的编码，自觉不自觉地参与进由“物”所构成的消费文化体系。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鲍德里亚完全改变了其原先对于“物”的界定，所谓的“命定之物”首先是颠覆了传统的主客关系，不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相反具有了“物活论”的特征对人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它要毁灭人消灭传统哲学中充满自信的人类主体，因而具有无穷的威力。

　　二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人”一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的生存除了要有物质需求以外必要的精神需求不能避免，但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人们越来越注重前者而将后者毫不在意地抹杀删除。尤奈斯库和的德里亚对人的自由本质和人的尊严持有绝对的肯定，而他们对“物之恶”的批判存在着共有的内在程式：“物化——幻化——异化”，即由对物性的抽象化过度到主观精神现象的幻化，再到人的主体性存在的颠覆与丧失。

　　“物化”这一概念是卢卡奇在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和异化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指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从客观方面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之外的整个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及其规律，不再是属人的存在，而是成了与人相对立的非人的存在。从主观方面看，人由主体变成了对象，成为物化的产品。人的活动越来越与自身相分裂和疏离，越来越不属于他自己。人的一切都成了物质的筹码，成为有价的可用金钱买到的东西。

　　在尤奈斯库的荒诞戏剧中，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物化”概念，但他的每一部作品无不透露着对他所处的物化时代的深刻批判。在《椅子》里，无数的椅子成了舞台的中心形象，即世界的中心形象。通过淡化了塑造典型人物的创作手法，尤奈斯库不再把道具作为塑造人物性格的辅助手段，而是打破了人与道具之间的严格界限，使人物和道具成了心里感受的表演道具。道具的地位上升到了角色的独立地位，而人物下降到了与道具一样的没有灵魂的“物”。通过表现无数的“椅子”，尤奈斯库试图给观众一种深刻的启发：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妇，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形形色色的“物”的威胁。尤奈斯库把对世界、人类和人生的忧患意识提炼成了“椅子”，生动地表现了他与众不同的独特思考。他的戏剧题材不是取自于现实生活，潜意识的幻觉和抽象的象征取代了理性的思维，人在物的异化和挤压下变得可悲、可叹、可怜、可笑。尤奈斯库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同类在物的异化下失去人格和尊严，蜗居在方寸之间，苟延残喘，虽生犹死的各种凄惨图景。现实与非现实、理性与非理性、自然与反自然、主观感受与客观存在，以及内容的严肃性与形式的戏剧性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荒诞的主题和荒诞的形式在尤奈斯库的笔下获得了高度统一。

　　鲍德里亚对物化的解读和尤奈斯库一样也是从人类精神现象学的角度来进行的。他同样地把物化视为人类缺乏生命整体关照和丧失类意识的严重精神痼疾，对物化的描述始终都伴随着由资本世界物的流转关系所衍生的社会意识形态系统的深刻批判。而对物品体系的客观分析和对现代社会构成的深刻思辨则构成了鲍德里亚与尤奈斯库不同的理解范式。鲍德里亚认为消费导致物化主要通过两个过程：即物的符号化和物与人关系的符号化。在他看来，人把对物品符号的欲求作为生存的至上原则，物化意味着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之间的矛盾，物品的生活体验真象持续地与物品合理性的分离。现代社会的拜物逻辑的特点正在于：物品质料因通常被抽象为某种形式因，从而把形式因看成本体的始基意义上的存在。物化过程就是以人的理性从个别的质料因中抽离出一种“共相”，在将物的地位提高到一定的高度之后，还要把物的文本经过消费行为转换成一种拜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文本和社会控制意图灌输人人的大脑，催生了整个日常社会生活与精神状态的变化。社会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人反为这种物所奴役；人的实践主体性被扼杀，人被降到了物的水准。人的活动变成了一种非批判的、单纯接受陸的机械运动。人们已习惯于生存在一个物化社会并开始自觉地认同物化社会的这种物役性。这表明，物化结构积淀到了人的思想结构中，人不仅在意识上缺乏超越这种物化的倾向。而且反而将这种物化结构当作外生于人的活动的不可背反的规律和人本来的命运加以服从，完全听任物化力量的摆布。

　　此外，尤奈斯库和鲍德里亚在对物之恶的批判过程中都提及主观原始意象的精神幻化问题。在他们看来，工业文明社会中人们对于物化生命模式的幻化认同都起源于物化了的社会存在对人的主观意识的侵扰，使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系统和评价系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幻化尤其发生在物的符号化、主体化和神圣化的过程之中。尤奈斯库在《犀牛》这部戏剧里为我们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精神幻化问题。《犀牛》中的所有人物，从普通市民到社会名流和红衣主教，他们向往变形，追求变形，甚至最后无不以变犀牛为美、以变犀牛为荣。他们之所以如此，从心理动因上看其实是在于现代入的从众心理和求同行为。所谓从众，通俗的说，就是当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来自“别人都这么做”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一种感染性和浸润性，而这种感染和浸润又会被其他个体自然而然地接受。尤奈斯库在接受访问时对此亦有所阐述。他说：“人性变得单调了，这并不是因为它已上升为伟大的精神价值，而是因为它是忧郁的，因为人们都是犀牛，因为某人说了某种事，喊出了某个口号，其他人也都接受了这个口号。”人云亦云，东施效颦，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上的幻化，个体在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上才缺乏辨别毫无主见地向他人看齐，才造成犀牛几乎淹没整个世界的可怕结局。

　　鲍德里亚对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也作了考察。首先，在他看来，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表现为物的符号比物的实体更具诱惑力，为此，对幻化的透视需要对神圣视域中外表进行解读。在资本操纵的商业社会里，在视觉显示张力的时代，一切东西都是诱惑，而且只是诱惑。诱惑处于符号和外表领域，追求着快乐和身体的使用权。诱惑构建了商品消费符号和符号竞争的神圣的表面，反映了显在话语的外表性极其肤浅的方面，但外表压根就不肤浅，它是游戏和强烈情感产生转变的场所，商品消费符号的引诱比任何真理的显现更为重要。因为在与主体遭遇时，物体的预先反应，就是外表，它处于创造着诱惑和愉快效果的双重形式下。其次，在消费社会的架构里，人们主要以其消费能力显示自身具有的能量。他特别观察到“地位”的普遍性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秩序的演进，“身份”概念越来越趋于简化，并与“地位”概念合流，成为个人谋求的决定性标准。地位的符号系统总括了其他一切价值体系，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可通兑的符码。“地位”符码不会比其他符码更有随意性，它构成一个完全社会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识别记号体系，构成了一个普遍的记号和阅读体系。但是，鲍德里亚也深

　　刻地指出，这种以某一特定价值为轴心的简化了的普遍性符号体系给人的精神状况带来危机：一是“普遍化、效率的代价是价值‘语言的彻底简化、贫乏化，几乎不可逆转的退化”，一是“价值参考单一化所具有的强制性，似乎只是使得区别的欲望更加强烈”。可见，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表现为消费文化越来越使人置身于庞大的物的镜像世界之中，幻化把巨大的、丧失了与人的亲缘关系的物带到我们面前。

　　异化是马克思批判拜物逻辑时用到的最为重要的范畴。所谓异化，就是指人被原本属于人的东西或人的创造物所控制的非人状态。尤奈斯库曾指出：“我写的主要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小市民阶级，这种小市民是一些死抱固有管你那、满嘴标语口号、循规蹈矩的保守分子……史密斯夫妇和马丁夫妇不再会说话了，因为他们不再会感动，他们不再有激情，他们不再知道自己是怎么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他们可以‘变成任何人，任何东西，因为，他们不再存在，他们成了他人，在这个无人称的世界里，他们是可以相互置换的。”人物失去个性、身体可以相互转換是尤奈斯库表现人被异化的方法之一。高度自动化的现代物质社会使人丧失个性、千人一面，失去了丰富内心生活和情感世界，《秃头歌女》中的马丁夫妇和史密斯夫妇就具有这种“可置换性”。再者，人的异化是由于人的本质和个性在现代社会遭到扭曲造成的。“扭曲”是异化的形象表述，表现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自我诸关系的扭曲，为了充分表现这诸多关系的扭曲，尤奈斯库在自己作品中写到的人物都是被扭曲了个性、身心残疾、人格分裂、沉沦颓废、渺小卑贱、滑稽可笑。他们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不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些人物不再是叱诧风云的英雄，不再是运筹帷幄的智囊，不再是体魄魁梧的巨人，不再是气宇轩昂的人杰，他们失去了昔日奔放的热情、聪明的头脑、善辩的口才，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失去一切价值的“非人”。身体残缺不全精神萎靡不振是尤奈斯库戏剧人物形象“非人化”的特点之一。尤奈斯库笔下的人物常常是聋子、哑巴、盲人、断肢残臂的废人、老朽垂死之人，他们肮脏丑陋、卑贱渺小、丧失理性、思维混乱、衣衫褴褛、步履瞒跚、精神恍惚、神情呆滞、语无伦次、絮絮叨叨。

　　鲍德里亚更更侧重于对消费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异化问题在20世纪非但没有解决，反而程度和范围都大大加深了。不仅统治人的异化力量从有形的政治、经济力量向无形的文化力量转化，而且异化机制已经深入和内化到人的生存方式中。鲍德里亚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上、从消费这一切口展开了对现代异化现象的批判。首先，人的主观幻觉、麻醉、游戏等态度成为消费社会的主要异化模式。“异化走得要远得多。我们所离弃的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摆脱它。物品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被剥夺的一切依然与我们相联，但却是消极地与我们相联，也就是说它会骚扰我们……一切超越异化的理想解决办法都被无情击碎。异化是无法超越的：它就是与魔鬼交易的结构本身。它是商品社会的结构本身。”更为可悲的是，现代人已经沉浸到物的符号世界的秩序中去，个体的自反性思维能力趋于消失，个性的张扬逐渐转向玩世不恭式的游戏人生，“已经不再有本来意义上的‘同一、‘同一主体，因此不再有同一之相异性，因而也不再有本来意义上的异化……在符号之间，没有矛盾……也没有排斥性的对立：秩序化的勾结和蕴涵……消费是游戏式的，而消费游戏逐渐地取代了同一性的悲剧。”其次，消费社会的形成改变了人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现代社会中，物的丰盛推动了炫耀性消费，物承载着人们对品味、地位、荣誉、职业、性别、个性等各方面的差异化要求。消费不但成功地对家庭生活模式进行了商品化改造，还走出家庭范围，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结构，将人们引向一种新的关系网络中，各种人际关系包括婚姻、性乃至死亡都可以作为商品提供给市场。整个消费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受人崇拜的物以及由从属于各种系列中的物所组成的物体系为中心，社会的运转模式演变为以对物体的礼拜形式为基本动力的拜物化过程。物的人格化相伴而来的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人成为物体系自发扩张的绝对律令的手段，人的生活与生存进程转化为消费符号机器运作的重要场地。

　　尤奈斯库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坦言自己创作《犀牛》时的感受：“有一种‘统一化在阻止人类个性的深化、发展，它就像扣在全人类头上的一个大盖子。人类变得如此千篇一律，并非因为他们巨大的精神价值提高了，而是他们变得忧郁了，因为他们都变成了犀牛。因为如果有某人说了点什么，马上就会有人出来喊口号欢呼，一个人喊口号，其他人都会接受。”时隔多年之后，鲍德里亚发出了同样的声音：“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生产、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这是尤奈斯库和鲍德里亚对“物时代”的精彩概括，也许，通过尤奈斯库与鲍德里亚的批判性剖析，我们能够从“物之恶”的时代中警醒，而不是沉迷于其中，不可自拔。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