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

　　我祖母活着时，常常在一声长长的叹息之后，说：“人下世，就是来受症（吃苦受难）的。”

　　我的故乡，在黄河中游南岸、河南老灵宝的一道土岭上。那道岭上有两个小村落，一东一西，我家在东岭。东岭很小，一个自然村而已，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最鼎盛时，也不过三十来户人家。如今，已经空落得仅剩三四户还有留守的老弱病残了。

　　我祖父大名王景哲，字是什么我们都忘记了。我祖母叫李白菜。中原黄河流域，历史上蝗灾、旱灾、水灾、匪灾泛滥，民生多舛，旧社会隔几年就有饿死人的灾年，所以，有给孩子用粮食、蔬菜起名的传统。1957年，国家大兴水利，修建三门峡大坝。大坝拦水，老灵宝城被淹，迁到了决镇。1959年，我们家移民到老城附近的东岭。

　　1947年，我祖父二十三岁。他是个帅气高大的治保会小兵，满腔热情，爱赶潮流。我外祖父曾数落说：“你爷爱‘稀样（美），外号叫王烧儿（烧包），冬天不穿棉裤，把腿冻坏了，老了瘫到床上连累人。”

　　我祖父是小富家庭三代单传，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当时被称为灵宝城第一美人的我大姑奶，嫁给了一个大地主。二姑奶也嫁入了附近村落的富裕家庭。

　　我祖父穿著丝绸做的长衫，在我家五口人（他及他的母亲，我的祖母、父亲和姑姑）住的东西两座四合院里穿梭。我家县城里的一亩水田，种菜满足了厨房之需后，还能卖些补贴家用。在几十里外的坡头乡（现函谷关镇）墙底村，还有三亩旱地，雇给租户，每年能收近百斤租子。

　　儿女绕膝承欢，日子逍遥自在，作为独生子，他完全可以在家中尽享天伦之乐，可这个小青年，在街上听人家宣传“参军打仗解放全中国，分田地奔前途”，就热血澎湃报了名，跟着队伍到伏牛山打游击去了。也许，他脑海里的浪漫和理想主义使他相信，只有打仗，才能使他从一个小农民蜕变成进步青年。

　　他的这次革命行动给家里带来了灭顶之灾。时值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还乡团血洗共产党家庭的事，天天都有耳闻。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整日如惊弓之鸟。1948年的一天大早，我老奶（祖父的母亲）正准备烧香。她擦了一根洋火，没点着香，又擦了一根洋火，还没点着。老奶的手开始抖，她连着擦了五六根洋火，都没点着。老奶回头就失声地喊我祖母：“李大姐，李大姐，不对了，快引上娃儿赶紧跑。”我祖母，顾不上收拾几件细软和衣服，往怀里揣了一个大蒸馍，拉上睡眼惺忪六岁的我父亲，抱上一岁的我姑，小脚飞快从后门出去，一溜烟跑到了山里，后来，先是在妹妹家，后转移到娘家避难。

　　老奶锁上大门，走进了对门邻居家。没一会儿，门外一片人声鼎沸，还乡团果然杀来了。他们砸开我家大门，没有找到一个活口。一组人到左邻右舍搜查。他们闯进对门时，我老奶正端坐在炕上纳鞋底。他们指着人一个一个查问，邻居男人一个一个应答，很快就指到我老奶了：“炕上那老婆儿是谁？”邻居男人答：“这是我丈母娘。”他们又在院子里巡视了一圈，没什么可疑的，就忙着回去抢东西了。那一天，他们在我家拉家具搬被褥，收锅碗拿瓢盆，把我家大大小小十几间屋子洗劫一空。乡亲说，他们拉走的东西满满装了一共二十四辆独轮车。“杀光、抢光、烧光”的政策，他们起码做到了“抢光”。我老奶等他们走后，才辗转奔波到她娘家避难。

　　世间万事，也许都埋伏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哲学，还乡团劫空了我们家，却又使我们家的孤儿寡母在划成分时因祸得福。划成分时，村里有两兄弟看上了我家的院子，想占为己有。他们跑到村部反映说，我家四口人住两座院子，家里又有地，强烈要求把我家划成地主。村长是个耿直人，就数落他们：“你瞅可怜的，屋里让打发得精光，要啥没啥，景哲是解放军，去给咱们打仗流血了，咱不能那么干。”在他的坚持下，我们家被划了中农，没有在成分方面遭受更多的不幸。

　　从我记事起，我看到的祖父母的家，就是东岭的院子。三面泥墙的院落，三小间土坯正房，泥墙蓝瓦，正房东边是柴草房，堆着柴火，有时是玉米秆，有时是芝麻秆，有时是麦秸秆，从没见养过猪。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过年人口多，又沿着东墙盖了两小间砖房。我有了女儿后，我们全家还回过一次老家。彼时，院子里已是荒草丛生，野树疯长，要艰难跋涉才能走到正房台阶上。正房内，草席顶棚已坍塌几乎及地，窗下的两盘炕也都塌了半边。父亲说：“房子有灵性，有人住没事，一没人住，塌得可快。”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家的祖产就只有那泥墙的小院子，那泥地泥墙的土坯房。直到我写这篇文章再次询问我的家人时，才知我家还拥有过两座大院子。

　　我祖父，打了两年多的仗果然回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切似乎正按着他两年前的人生规划在推进，一个冬天的早晨，他接到通知，被任命为坡头乡乡长。前程似锦的大门豁然打开，全家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中，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前来道贺。谁也没想到，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我的祖父却突然不辞而别，失踪了。

　　我可怜的祖母，险些从艰难度日的破落农妇，蜕变成苦尽甘来的干部家属，却又被命运的魔掌打回原形，打进更凄惨的境况。刚刚团聚的一家人，如今又只剩下了孤儿寡母，我老奶、我祖母、我父亲、我姑。那年，我父亲八岁，我姑三岁。

　　我祖父为什么突然失踪？是离家出走还是自杀？是被打劫还是被绑架？他又面临着怎么样的颠沛流离，后来又在哪里安身？这件事在我家几十年一直迷雾重重。我祖父失踪多年回家后，我们才从祖父自己吐露的零星细节里了解一二。

　　我祖父失踪后，我祖母侍奉婆婆，养育子女，种菜卖菜，缝补浆洗，和婆婆儿女相依为命，甚至还担起了年轻守寡、命硬克夫的名声，好在婆婆并不嫌弃她。

　　我祖父比我祖母小三岁。我祖母生于1921年，九岁到我家当童养媳，十四岁圆房，二十岁生下我父亲，一辈子没有过过生日，她不知道自己生日是哪天。

　　我祖父离家出走后，我祖母矮小的身躯便终日忙碌在田间地头，撒种间苗，锄地浇水，种菜卖菜。也是从那以后，她的体重再没超过百斤。父亲心疼祖母，十四岁便辍了学，挑起卖菜的担子，走街串户，也从此挑起了养家的重担。我父亲成年后，身高一直没超过170厘米，他说：“正长个子时候，让卖菜的担子压的。”父亲多年来只要一提起那些往事就要激动：“啥叫孤儿寡母？这就是孤儿寡母！”endprint

　　我家人在后来的数次政治运动中，不得罪人，不乱说话，竭力止损消祸，并一再强调我祖父参加过解放战争。即便如此，“文革”开始后，还是有人给我父亲贴了大字报，说我祖父逃台湾了。已是公社干部的我父亲，很快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乡农电站的临时工，他一干就到了五十岁。有关祖父逃台湾的谣言，还影响了我家另一个人的命运。我姑姑，一个身材高挑、颜值颇高又有工作已转成市民的年轻女子，她的择偶标准自然也不低。挑挑拣拣好几年，总算有了满意的军官对象，婚都订了。可部队军婚政审时，村干部的“政治觉悟”作祟，揭了我家的老底，她的未婚夫跟她退了婚。这件事的后遗症是巨大的，好多年，我记得我父母一提起我姑的婚事就一筹莫展，一方面我姑不降标准，另一方面她年龄渐大，要找到合适的人并不容易。那些年，我记得我家就作为相亲场地用过好几次。而每一次相亲的失败，都给我姑的心上刻下一道伤。我姑恨祖父，加上她后来嫁得也不好，她在我祖父回家后的十来年里，只在我祖父的葬礼上哭着喊过几声“爸”，平时回东岭，连话也不跟我祖父说。

　　我姑三十二岁嫁给了已离过两次婚的我前姑父。我前姑父是造反派起家，因革命有理，從乡小学民办教师破格进步成了县委干部。我暑假跟着我小姨放羊时，小姨就问我：“村人都说，你姑这回嫁给县委（领导）了？”听了这话，我也曾在小脸上露出过多么得意的骄傲啊！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和我家人一样，是忌讳谁提起我姑的婚嫁的。

　　漫长的岁月里，我祖母和我父亲给我老奶送了终，娶回了新媳妇我的母亲，生育了我们兄妹三人，迎回了我失踪了二十一年、在陕西农村安身的我祖父。

　　随后的这个细节，确实来自三岁的我的记忆。东岭我家，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在院里转来转去，他逗我：“认识我不？我是你爷，喊爷！”我怕羞，扭头跑进了屋子。屋子里，我祖母正坐在炕沿上，拉着长声在哭。我隐约记得，我祖母哭的是：“可怜，没娘家，没人做主……命苦……”除了我爷，我家还来了一个亲戚，我的大姑奶。

　　我大姑奶的一生同样令人唏嘘。她年少时，因貌美嫁给大地主，婚后却不会生养，我大姑爷便讨了一房小老婆。小老婆生了两个儿子。按照旧时传统，俩儿子从小跟着我姑奶，对我姑奶喊“妈”，对生母喊“姨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姑爷被枪毙了，小老婆也改了嫁。我姑奶和大儿子儿媳一起过活。晚年，因患白内障，她的双眼逐渐失明。大姑奶一生要强，有了委屈从来不说。我小时候去她家，总听她跟我爸夸大儿媳怎么孝顺。我爸听了就很欣慰，也跟着赞赏一番。后来，我姑奶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了，失去了劳动能力。这时我们才陆续听说，她大儿媳并不孝顺，姑奶要强，那么说是哄人的。姑奶后来独居在她家的一间小灶房里，半间炕半间灶台，吃喝拉撒无人照应。一个光鲜的美人儿，就这样被岁月一步步催逼着成了一个肮脏邋遢的老太。姑奶眼睛看不见，做饭洗衣全靠手摸。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她的手总是新伤盖着旧伤，有试探火着火灭烧伤的，有切菜切伤的。姑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家中上吊自杀。姑奶去世后，我父亲从此不再和表弟们来往。也是，本来也没有血缘关系。

　　彼时，我大姑奶正开导着大哭的我祖母。原来，我祖父写信联系了他大姐，要回老家来。回来了，怕我祖母不要他，就先找来了大姐。大姑奶劝说、做饭、洗碗、铺床，忙了整整一天，我祖母坚决不同意我祖父进门：“不要！我儿女都养大了，要他干啥！”天色将晚，大姑奶偷偷给我祖父使了眼色，然后留下我祖父，回她岭下的家了。

　　我祖父，就这样有点无赖地回到了我家。他回来时，带回一麻袋红薯，骑回全村第一辆自行车，以弥补他对家庭的亏欠。

　　祖母之所以不同意祖父回家，是因为祖父背叛了她。我后来从长辈零零碎碎的抱怨中，得以揭开我家的隐秘。祖父1949年突然离家出走，是因为在上任在即的当口，有一件事情让他坐卧不宁—在伏牛山游击战中，他所在的排被国民党的部队俘虏过，为活命，被整编当过几天国民党兵。尽管那段时间在他一年多出生入死的游击队生涯中所占比例很小，可那个时代，那几天的历史足以置他于死地。祖父面对的是政治问题，由不得他不胆小。于是，他在没有任何风吹草动的迹象时，丢弃乡长职位，贸然逃走了。多年后，我一直在思索他的行为。如果他不跑，被组织清查或被告发，即便当时不会影响他，那么在“四清”“三反”“五反”“文革”等诸多运动中，他自己和家庭成员也未必比他出逃要经受的灾难更少。我原谅了祖父。

　　一个解放军的游击队员，哪里有逃台湾的资本？逃亡路上，他一路往西，打短工当长工，后在陕西大荔县一个小村安了家。祖父并不承认在陕西有过家，我家人问起时，他总是含混地说：“没有正式成家。”但我也隐约记得另一个说法：他和东家的女儿成了亲，生了四个孩子。大概因为他没有户口，又是倒插门，祖父在陕西的家里地位很低。人口多，农活重，人上了岁数，愈发有了落叶归根的心，总之，二十一年后，他又联系了他的大姐，从大姐那儿获悉了我家的全部情况—我家他的后代如今都成了市民，比他陕西的农村子女更出息些，他就又从陕西的家里玩了“失踪”。陕西那边的人从来没来找过他，也从来没联系过我们认亲。

　　我祖父回来，不过三年，就犯了风湿病，开始是一根拐棍，后来是双拐；开始能慢慢行走，后来是双脚蹭地挪动；开始一天能在院外墙基坐上几个小时，替下地干活的祖母熬个米汤，后来整日躺在炕上。有一阵吃了炎痛喜康，竟扔掉了拐棍，有重新走起来的迹象。可这时节，我前姑父又出事了。

　　拨乱反正后，我造反派起家的县委干部前姑父，又被打回乡小学，重新成了民办老师。没多久，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之所以离过两次婚，是因为他从前当老师时曾经和女学生有过染。这一次，女学生家人并没有息事宁人，而是告他强奸。

　　我前姑父的突然入狱，使我祖父急火攻心，一气之下，轰然病重。即便我姑很快离了婚，随后用什么偏方神针对他也都不管用了，病越来越重……堂屋的灶火锅台连着他的炕洞，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做不做饭，我祖母都要在灶台闷上火，他的病怕潮、怕冷。endprint

　　我祖母服侍了他整整十三年，有时难免会对祖父恶语恶声。祖母喊祖父叫“老鬼”。她送饭时把碗很响地撴在桌子上：“昂，夯（吃的贬义词）！”有时，她让我们给他送饭，就说：“给老鬼端去。”祖父终于为此大怒，那天午后，他在里屋，祖母在堂屋。他狠狠训斥了我祖母一顿，他说：“按老规矩，男人是女人的天！三纲五常！你对你男人恶声怨气，放在老社会，你要用鞭子抽！”

　　隔着门帘，祖母也跟祖父回几句嘴。但祖父的威风镇住了祖母。她的顶嘴明显底气不足，不过是怄气似的重复祖父的话，带着嘲讽。祖父那次发火后，祖母再也没敢当面给祖父喊“老鬼”了，送饭时也不再恶语，碗还是重重撴在桌子上，以至于后来撴坏了好几只碗，终于给祖父换上了耐摔的洋瓷碗。我们缓缓长大，祖父祖母也缓缓老去。祖母有一次就念叨，说祖父怎么还不死呢，她说：“死了，我好跟你们进城享福去。”

　　我祖父于1986年去世。我父亲是东岭首屈一指的孝子，祖父的葬礼上，他最担忧我们三个孙辈不哭，最担忧我姑不回家、不哭。好在面子上，我们都让他给村民的舆论交了差。

　　我真是太不懂事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感觉我祖父、祖母是活了七老八十才走的。写这篇文章计算年份，才猛地惊觉，我祖父死在六十一岁寿上。才过六十岁，他已像一个八九十岁的人一样，老态龙钟，终日躺在炕上，长吁短叹，呻吟喘息，苟活偷生。

　　祖父故去后，我祖母并没有立刻跟我们进城。我父亲那年还在乡下、城里两头跑，忙着调进县城工作。我母亲刚退休，正更年期，逮谁骂谁。我们都不堪其苦，何况已六十五岁的祖母。祖母一生自尊心强，加上年轻守活寡，和父亲相依为命，自然心细如发，听人说句闲话都要思忖半晌。父亲如何敢让祖母单独跟着母亲？

　　我父亲调回县城后，我祖母才被父亲接到了我们家。1989年，我大三暑假，母亲单位正好盖第一批集资房，我们租了一间半亲戚家的小平房安身。祖母住里面半间，父母亲住外面大间，我哥妹已工作，住单位。我回来和妹妹挤集体宿舍。

　　那天，我和妹妹回家吃早饭，一进门就发现几个邻居都在我家劝架—母亲号哭不休，祖母在里屋，静坐不语。一问才知，晚上，我祖母起夜，糊涂了，尿到了外间我母亲的鞋里。母亲早上起床，发现鞋湿了，一股尿臊气，便知是祖母所为。她骂了我祖母几句。我父亲正调动工作，整日心煩难耐，他从被窝中爬起身，狠狠捶了我母亲几拳。

　　按我老家的风俗，尿在鞋里是侮辱，要倒大霉，母亲迷信。祖母和我母亲，几十年婆媳，相处得并不很好。以前，我们总觉得我母亲脾气坏，不能体谅我祖母。后来，我仔细琢磨过这事，私下也和我妹妹探讨过。我觉得，我母亲之所以和祖母处不来，几十年都很少叫“妈”，根子在我父亲。我父亲重名声，是东岭及单位、朋友圈里出名的孝子。那么，他的孝顺名气，是一定要建立在其他人不孝的基础上的。我们小，我姑很少在家，那只有我母亲来充当我父亲孝子的陪衬人了。我母亲大半辈子依赖父亲，又很知道心疼自己。那就只能是，她用和祖母闹别扭的方式，来向父亲撒娇争宠，也对父亲的高调孝顺逆反。

　　我父亲是我家第四代单传的儿子，我哥是第五代单传的儿子。我祖母最疼我爸和我哥。但在我家，却是我妹妹跟祖母最亲，她是祖母带到九岁，在东岭生活过八年的人。

　　1971年，我妹还不到周岁。我母亲到县城开会。那时，她还是县西一个乡邮电所的营业员，我父亲是那个乡农电站的临时工。那是个极为寒冷的冬天，西北风呼呼地刮。傍晚，母亲从熟人那里借来煤炉和几块煤，引着了煤炉。屋里登时暖和多了，母亲裹着棉被，很快进入了梦乡。等她再醒来时，她已经到了县医院的急救室里。那晚，母亲煤气中毒，被子掉到炉子上，起了火。等邻居闻到味儿前来搭救时，母亲的右手、右臂已被烧伤。父亲把我们交给祖母照看，连夜骑自行车赶到县城。我母亲在西安陆军医院被抢救、治疗了近半年才转危为安。好了以后，她的右手五个手指都只剩下最后一截，右臂、右乳乃至整个右边身体和脖子都留了烧伤瘢痕。

　　母亲出事那年，我妹不到周岁，我四岁，我哥八岁。祖母抱着我妹，拖着我和我哥回了东岭。我哥还为此休学了半年。母亲病好后，我父亲觉得我妹一个吃奶的娃，太可怜，就把我妹留在了岭上，由祖母照看。我妹在东岭一直长到小学二年级，乡下教育实在不好，才被接回县城。

　　母亲出事，祖母和父亲借遍了亲戚朋友。五块、十块、二十块，父亲的账记了厚厚一大本。我母亲因此被调到了县邮电局，我们也跟着母亲，把家安到了那。

　　从我幼儿一直到大学，每到暑假，父母都会打发我回岭上。这使得我几乎每个寒暑假都是在岭上度过的。我哥五世单传，我妹最小，她回到县城后，比我勤快，有眼色，会说话。如果说，把孩子送回乡下能让母亲轻松点的话，如果说，同在县城工作的二舅或他老乡同事的自行车，一次只能驮一个孩子的话，那肯定是我。祖母最疼我父亲。我父亲不在，她最疼我哥。我哥不在，她最疼我妹。只有我自己在时，她才最疼我。祖母虽然最疼的不是我，可她依然是最疼我的人。我记得，我已是初中生了，夏夜在东岭街乘凉时，祖母和村里老人扯着闲话，我挤坐在她怀里。很多年后的今天，让我常常困惑的一件事是，我几乎想不起多少我在县城度过的小学时光，每每想起我的孩童时期，浮现的就总是在岭上的往事。我想，可能是上学的生活太规律了，所以都忘了；岭上的生活都是假期，闲适、自在、新鲜、被溺爱，所以记得多。

　　祖母一生节俭，穿的全是粗布、减价布缝制的斜襟中式袄，大裆裤。她养鸡，却很少舍得吃一个鸡蛋。她把鸡蛋存在一个大碗里，有时给我们和祖父炒两个，绝大多数时候，那些存着的鸡蛋都会被垫上麦秸，放进篮子，零零碎碎捎给城里的我们。有时候时间长，她捎来的就是自己腌的咸鸡蛋。她养的鸡，只有过年才肯杀一只。有一年暑假，我家头顶抹了红颜料的一只半大的鸡被路过的车撞死了。祖母杀了这只“杀马特”后，又怕鸡是吃了老鼠药或得了鸡瘟。鸡煮熟后，她自己先尝了两块，隔了好一会，看看肚子也不疼，也不发烧，才端出来让我和祖父吃。那些年漫长的假期里，我家几天要用一瓮水。祖父就会叫住岭下村子来卖瓜卖菜的乡亲，捎信给他岭下的侄子，或者喊我三舅来担水。谁也没来担水时，祖母就用铝水壶去井里提水。一壶水，没做一顿饭就见底了。于是，祖母拿起扁担和水桶，让我和她去抬水。最早这么做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我用肩膀，祖母用胳膊弯，我俩晃晃悠悠走在村头的路上时，那个硕大的桶刚能从地面上抬起一寸高。重担常压得我走不动，我就要歇。祖母就骂我：“我像你这么大，都出嫁了。”她一边絮叨，一边把担子往自己那边一截一截挪。那幅场景让我后来学到物理的杠杆、压力和平衡时，异乎寻常领悟得快。endprint

　　后来，村里打了一眼机井，又过些年，各家各户陆续都打了注水井。我家人口少，开始祖母并没舍得打井。有年冬天，村头的井口结了冰，我担心太滑，怕自己掉下去，就去外祖母家洗衣服。村民自家的井，井口小，又盖着木板，是掉不进去的。我外祖母听见我来了，出来阻止我：“一眼井水三毛钱呢，你去大井洗吧！”我已上高中，听了这话，自尊心受不了，回来和祖母抱怨。没过多久，祖母就托人给我家也打了井。

　　在乡下，我从孩童时就陪着祖母下地干活，拔草、沤粪、推架子车、割麦、捋谷子、磨面。我有时也和祖母去割艾蒿，这是夏天。祖母把割回来的艾蒿拧成辫子，晒干，晚上点着，熏蚊虫用。我有时也和祖母在院子里露宿，这也是夏天。我们摆开两条长条凳，把几块晒粮食的宽木板架在上面，搭成简易的小床。头顶，星光灿烂；周边，夜风习习；身旁，艾香阵阵。祖母和我唠着闲话，我逐渐坠入一个孩童醉美的梦乡。后半夜，祖母担心我会着凉，会喊我起来，我们再抱着被褥，回屋里的炕上去睡。木床是要懒到第二天早上才拆的。祖母瞌睡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是凌晨就起身，洒扫庭院，喂鸡生火，洗菜做饭。

　　祖母一双三寸金莲。我曾经给她买过一双布鞋，只需国际码二十一码。她常年脑后盘一纂儿，穿自己手工裁剪、缝制的斜襟布褂，大裆布裤。我曾经趁她下地，偷偷翻出她藏在炕桌底层的装老衣的包裹，和她自己偷偷打开包裹仔细端详一样，端详过她的老衣—紫红绸布棉袄上衣，黑团花绸布棉裤，白布长袜，白底黑缎子面千层底布鞋，一如她平常做的针线活一样针脚细密、整齐。那复古的老衣打开在我眼前时，我仿佛看到了我祖母的前世今生，看到了她的来处，也看到了她生命的去处。她一生的坎坷崎岖，最终都会裹进这一身绫罗绸缎的隆重里，她一辈子除了出生和结婚才能穿一回绫罗绸缎的隆重里，深深埋于地下，和她的故事一起，封藏起来。

　　祖母夏天白衣灰裤，冬天灰衣黑裤。我见她穿过的花布，可能就是里面的圆领汗衫。当新嫁娘时，她也一定是穿过鲜亮衣服的。只是那些日子太短，以至于她都忘了她也是女人。她们那个年代的农妇，大概都已忘了自己也是女人。她们所认为的女人风格，可能就是做针线活的针脚细密笔直，裁剪衣服合体可身，馍蒸得喧腾不裂缝，鞋子做得合脚周正，年轻从夫，老来从子，坚贞守节，这就是她们的妇道，这就是她们的女人味。

　　祖母心灵手巧，不仅日常的家务比较拿手，而且擅长做很多小吃，炸油条、炸糖糕、炖猪蹄、压冻肉、炒花生……甚至她做的每样菜都很地道。我姑家的表弟，小时候也曾在东岭由她带过一年。表弟来时，跟个小豆芽菜似的，白皙瘦弱，接走时，却鼓着小将军肚，小胖脸蛋还皴着两团“高原红”。我祖母做的饭无非农家家常饭，她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家常便饭最养人！”村里人家有红白喜事或过年过节，祖母常被人请去帮忙，缝被子、缝嫁衣、绣鞋面、剪窗花、纳鞋底、蒸馍、做菜。东岭太小，人情味很厚。

　　東岭曾来过个算命的瞎子。他说，我家有两个“铁扫帚”命，一个我祖母，一个我姑。铁扫帚命硬、苦。后来我常想，祖母那个年代的女人，有八成人的命也都是苦的，小时候经历战乱、灾荒，长大了要早早出嫁，遵守男尊女卑的妇道，下地做农活，孩子多负担重，一辈子吃糠咽菜，穿粗布衣裳。可是，对比我祖母同一时期的外祖母的生活，祖母的命果然苦得多。

　　我外祖母是富裕人家的小姐出身。听说，她光陪嫁的绫罗绸缎就装了好几大箱。孩子多，日子煎熬，那些衣服首饰后来都陆续当掉了。我的外祖父一辈子没离开过她一天，也疼了外祖母一辈子。做新媳妇的外祖母不会烧火，他怕她挨婆婆骂，还偷偷帮她。我三舅订婚时，家里给三妗子买的衣服多了两件，我大妗子攀比吵闹，打了我外祖母一耳光，把我外祖母的下巴打掉了。我外祖父当时就拎起“门罕”（挡门棍），扑出去要打我大妗子，被人拦了下来。我外祖父和外祖母共生养了九个孩子，三男六女，我母亲是老大，我最小的姨比我哥还小两岁。我外祖父勤劳、能干，脑子也活。吃饭的嘴多，土地承包后，别人种庄稼，他种西瓜、种菜，他还养牛、养羊、养猪，又是生产队赶大车的，工分高。这样下来，他不仅顾住了全家的嘴，还给九个孩子都成了家。我外祖父是各种农活的行家里手，活到九十五岁上无疾而终，成了东岭史上最长寿的老人。和我的祖父相反，我的外祖父靠着小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生存哲学，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一辈子不拔尖要强，他的寿命却让他拔了头筹。外祖父去世后，我外祖母也不哭，静静坐在那里，看我们张罗丧事。葬礼后，她突然就糊涂了，不认人、不认家，后来轮流跟着我大舅二舅（三舅是入赘），胡乱过了两年多，也撒手而去。

　　祖母和我们在县城的四年，并没有享多少福。家里除了更年期的母亲，其余人都在上班、上学。她生命的最后几年，终还是寂寞孤独的，话越来越少，又逐渐糊涂，除了尿我母亲鞋里，她还会突然走进厨房，或把白菜剁成碎末，或下一大锅白水面条，引得父亲冲我们大吼，说我们没眼色，不替她干活。问她，她也茫然不知所做何为。祖母晚年得了严重冠心病，一急，右手就像钟摆一样，摆个不停。她的屋子常年药味弥漫。她的药是父亲替她拿的，她已不记得吃，不记得吃多少了。

　　祖母临终前几天，食量突然大增。父亲怕她不消化，常要阻止。母亲却像洞察了什么似的，给父亲递眼色：“叫她吃饱，这是要吃够世上最后的饭呢！”祖母的神志也突然清醒，能准确无误地喊出身边每个后代的名字，对我嫂子尤其亲热。我哥是我家五世单传的儿子，是她最疼的人。爱屋及乌，也是老人家常有的心思。

　　祖母临走那天，干瘪清瘦，像一只风干的茄子一样瘫在床上。父亲半趴在祖母床前。祖母混浊的眼睛分明看到了自己一世的牵挂，她艰难地伸出双手。父亲看出她的用意，忙把手伸给她。祖母用满是青筋和老人斑的手，摩挲着父亲的袖口。初冬季节，父亲在呢外套里面穿着一件手工做的棉袄。这件棉袄，是祖母戴着老花镜，亲手缝制的最后一件棉袄，棕色的软缎子面料，针脚密密的，蚕丝的芯儿。

　　祖母说话已经很艰难了，她喉咙里咕隆了几声，费了很大力气说了一句话，我听出是三个字，但没听出她说的是什么。祖母说完这句话，好像完成了等待已久的任务似的，渐渐陷入了昏迷。

　　抽噎着的我和妹妹被亲戚拉到门外：“别在老人跟前哭，人马上就要走了，叫她清静点。”我问妹妹：“刚才咱奶说的啥？”妹妹黯然回答：“她丢不下咱爸，说：穿厚点。”我红了眼睛，“穿厚点”，成了一个临终的人说出的最后三个字。

　　那年，我父亲已快五十了。他十四岁挑担卖菜，风风雨雨中，早已习惯了照顾自己。彼时，他的子女也都已成家立业，而他的冷暖，弥留之际的祖母竟然还挂在心上。快五十岁的人，在他母亲眼中，他还是个孩子！母爱，就是摩挲在袖口的温度吧！

　　母亲和姑姑围着已撒手人寰的祖母，为她换老衣。她们说，趁着身体还软乎赶紧换，一会硬了就不行了。祖母身上所有的口都在流血，留黑紫黏稠的血。

　　我的祖母于1990年初冬去世，享年六十九岁。祖母死在外面，按规矩，是不能在东岭停灵的。三天后，祖母才得以回到东岭，装殓安葬。祖母一辈子乐善好施，她的人缘远在我祖父之上。她的葬礼几乎全村出动，花圈、被面、挽幛挂满了一院子。祖母一生节俭无名，她的葬礼让她风光了一次，一生的最后一次。

　　祖母葬在东岭北面的高崖上，面朝黄河、背靠东岭。祖母，又住到了东岭，永远住到了东岭。

　　祖母于今，已故去二十七年了。现在我很少梦见她。她刚去世的头几年，我经常梦见她。或者是在我家邻居那不规则的四角形平房里，里面阴暗潮湿。她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穿着她常穿的单薄的斜襟灰色上衣，面无表情，头发散乱，坐在小椅儿上。我推门进去，喊她，她也不应。我大汗淋漓，从梦里吓醒。又或者在东岭的小院里，天漆黑一片，我回到屋里，空荡荡的三间小土房里，都没有她，也没有瘫痪的爷爷，连古旧的家具也都不见，箱架、五斗桌、吃饭的小矮桌、火炕也不见，墙上贴的报纸和宣传画也不见，我喊她，仍然不见，然后急出一身汗醒来……醒来后，我意识到，我再也找不见我的祖屋了，再也找不见我的祖母了……

　　最近有一回，远在上海的妹妹说，梦见祖母了，说祖母给她托梦，说房子漏了。妹妹哭着催父亲去上坟。我父亲到了坟上，果然，她的墓穴上塌了一个大洞。父亲便叹息：到底是她喂大的，肚里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