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一张黑白团体照，马上想起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照片拍摄于1965年6月，距今五十年。全班以1947年出生居多，这一年，男生刚刚成为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里的“坐呀坐在河边”的“十八岁的哥哥”；同龄女生的水灵，更是“马尾拴豆腐——不必提”。老师也才三十岁上下，岂不是地地道道的“华年”？照片的珍贵在于“唯一”。按常规，上高中三年，毕业总有个团体照，偏偏我们这个班没有。不但我们这一班，绝大多数被称为“老三届”的班级，都可能缺少这一类凝聚集体记忆的准文物。
照片是从哪里冒出来的？2015年春节前后，几位昔年的同班发起，建立了微信群，以毕业那年的名称“高三1”为名。发起者借网络之便，人肉搜索加四处打听，一个月后聚合二十位，在网上聊得兴高采烈。叙旧至为酣畅的当口，在国内某大学数学系当教授直到退休的同窗，翻找出这张照片，贴在《高三1》，把“话当年”推向新高潮。
拍照的地点，是母校台山一中教学大楼主楼大门前的石阶。这所“中国第一侨乡”的著名学府，由海外和港澳乡亲捐款，建于1909年。石阶背后，罗马式圆柱所支撑的主建筑，门额上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题字——“台山县立中学校”的浮雕，立于母校为初中部校舍举行落成典礼的1926年。
一
五十人，生命的“锦瑟”上五十根铮铮而鸣的弦线。纵向观之，五十年，编年史上五十篇从少年排列到老境的命途实录。“高三1”这一群，如今平均年龄为68岁。就已知的信息，两位已成古人——一位是能歌善舞的文娱委员，教跳集体舞极端尽责（可惜男生们封建之至，不愿牵女生的小手，拿一根小竹子作中间物，一人握一头）。她移居纽约二十多年以后，因肺癌去世，得年六十多一点。另外一位，被数学老师誉为“天才”的男生，来美当了二十多年厨师，退休不久患了肝癌，前年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的家撒手。其余均健在。从石阶上拍团体照到今天的微信群，其间五十寒暑若喻为战场，去世的算“阵亡”，其余的，是被“时间”这个造就我们，也剥蚀我们的全能者手下的“伤兵”。不要问，“鬓已星星也”，牙齿摇落，眼睛昏蒙，和雄姿英发，明眸皓齿比，是怎样的反差。微信群中的一半，在美国和加拿大定居，另外一半在故土（要么在老家，要么在城里）。概莫能外的共同点是退休。他们过去的职业，海外的，有餐馆侍应生，食品厂工人，超市工人，旅馆或图书馆清洁工，铺地毯工，厨师，教堂杂工，小餐馆老板，家庭主妇。国内的，有教师，公务员，兽医，医生，药剂师，会计师，商人。从世俗角度看，较为引人注目的，是班里拼装矿石收音机的高手巨，在家乡开铸造厂，赚了钱，把事业移交给儿子以后，常载上一群老同学去景点拍照，到海滨吃海鲜。在加拿大的扬，开餐馆二十多年，最近引退。东以教师的身份，出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中学教师的特别多，原因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搭上末班车，考进师范一类高校。庭和瑜留校任教，这对夫妻都和我们同班，在恋爱成为禁忌的年代，不知何时定情，离校不久牵手，直到白头。
端详照片，惊异地发现，第一排的女生全部赤脚，差不多都是短发，浅花衣服。和现在比，惊觉潮流走了多远。爱漂亮的女孩子尚且如此，后面三排男生衣着上的寒酸可想见。笑得最豪迈的，是担任团支部书记的杰。傻乎乎地望向远处的，是焕（1980年我初抵旧金山，见到的第一个老同学就是他。他当知青时偷渡到香港，再以难民的身份移民，在圣荷西市中餐馆当厨师，嗜赌，那次在唐人街的地下赌档狂赌通宵，口袋空空，撞到我时，眼神和照片一般迷茫而冷漠）。个子最高的金（体育好手，体育学院盯紧的招生对象，在篮球场，我和同学欢两个对他一个，从来没赢过）。有点流气的帮。土气盎然的宏。在教室以外必和我出双入对的旺——
拍照时是初夏6月，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来了一批实习生，六位分到我们班，上课之外还一起去劳动，打球，开团支部生活会，为期似乎为三四个月。离开前请城里的照相馆派人来拍照作纪念。野火般一烧就是半边天的凤凰树，校道旁边香气销魂夺魄的蔷薇，圆形水池四周绰约的鸡蛋花，花信都到了，但没有被摄入。照片上，比我们大四五岁，难以辨认出是谁的脸孔，就是那些行将到中学当“人之患”的师范本科生。成为讽刺的是，我怎么也找不到自己，亏得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瑶，以惊人的记忆力，把全班同学的姓名按照片的位置开列，无一遗漏，我才把自己捞出——最后一排中间，被圆柱的黑影笼罩了一半，身板细瘦，可观的只有黑发，状如蘑菇云。
二
我们的五十年，百味杂陈。也许有人马上反驳，谁的人生不如此？但“老三届”确实是中国现代史上特殊的一群。以新中国成立前两年出生的为主体的高三1班成员，亲历所有政治运动。肃反，土改，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公私合营，“大跃进”，是我们的童年。1953年，斯大林死去，六七岁的孩子和大人站在小镇的街道两旁，垂头默哀。气氛如此诡异而沉重。1957年，我在小镇铺子的二楼，看到刚刚被划上“右派”的老师们（其中有教我画水彩画的意气风发的黄老师），被绳子拴成一串，走上囚车。街上死寂，剥落的标语在飘。1958年，我們都上五年级，在集体食堂吃饭，顿顿是青菜和锦酱拌白米饭。接下来，是全国性大饥荒，数千万人饿死。我们这以侨汇养活的侨乡稍为好些，但满街都是浮肿病人。1960年，我们进入一中读初一，一个个发育不良，个头偏矮。但家长们无不兴奋，因为学生不必吃不饱肚的“高产饭”（靠多次蒸煮而外观增大的米饭）、稗米、蕉树头、羊角扭、土茯苓，有了每月二十六斤“国家粮”。
彼时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试验场。而“高三1班”算颇具典型意义的“小白鼠”，它有几个特点：一，1960年小学毕业后考入的，是实行学制改革的“五年一贯制”实验班，原定比初高中各三年的普通中学缩短一年。但两年后，和所有激进举措一样刹车，回归六年制。二，三年初中以后，通过统考，升到母校高中部。这一班的班主任由校长兼任。为了给领导“长脸”，预先设置“小灶”，编入特别多的学习尖子，以求在全地区所有统考以及高考中名列前茅。三，六年中学以外，加上两年“文革”，参加遗羞余生、为害天下的“革命造反”。在校园里待了八年，前无先例，后无复制。
八年，从儿童到少年，从少年到青春的嬗变，从幼稚到发育，从青涩到初熟，价值观、人生观开始成型。这是为一生奠基的重要时期。可惜，往事早已沉没在遗忘的大海。钩沉并不轻松。好在，1964年月到1965年月，我差不多每天记日记。两本封皮脱落，好些纸页被蠹鱼啃过，被水浸过，“文革”后期怕被抄家，藏在一乡村朋友的猪舍里的日记本，可算得网眼细密的小网吗？未必，“右派”教授吴宓为了消灭先前不经意间在最私密的日记上泄露的“露反骨”的言辞，肆意做手脚，形同篡改生命。十七岁的少年不可能和他一般“老奸巨猾”，但“反动”语句即便心里有也不会写入（以那年代的极端胆怯，连“不满”也不敢有）。
记忆中的1965年，刻骨铭心的事有两桩，一是饥饿。长身体的十七岁，周末回到家，如果让放开肚皮，七碗台山汤圆下肚连饱嗝也不打，可是在学校食堂，一天才午晚两顿饭，外头的国营饭店推餐车进来卖早餐，但手头无粮票无余钱（我一个月的用度为十元，光膳费就是七元八角，弟弟在同校，也是十元。是父亲从四十八块五毛钱的月薪中拿出来的，我这般紧巴，在农村子女占大多数的班里，還算中等偏上），只能瞪着冒白蒸汽的馒头和白粥猛咽口水。上午早操早读加上四节课，最后一堂课，莘莘学子哪里有心思听课？下课铃响，学生对拖堂的老师的仇恨，超过样板戏《红灯记》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李玉和之于日本鬼子鸠山。另外一桩，“政治”成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功课之外，殚精竭虑的是改造自己，因了很不体面的家庭出身——小商人。班里同学，绝大多数的家庭成分是“贫农”，我的同桌泉，是比贫农更光荣的雇农，叫我羡慕不已。我的祖父母从当流动摊贩开始，积了些钱，开杂货铺，新中国成立前夕，买了地皮，在小镇建商铺，经营文具，还在村里置下田产。“小商”不属“剥削阶级”，相当于“富裕中农”，但权势者随时把它升级为“工商业者”即“资本家”，那便是革命对象。而于我，迫在眉睫的是升大学。“小商”这个家庭成分虽然未至于像“地富反坏右”那么黑，但愈近高考愈成沉重的十字架。特别是在入团申请被拒绝以后，我更加勤学毛著，多写心得，为了表现改造世界观的成果，我把同学的破衣服拿回家去，深夜开缝纫机。我这绝对的外行，缝了拆，拆了再缝，到鸡叫第三遍，居然马马虎虎地改短好几条裤腿。去年，从前的同桌（他退休前任市委新闻办公室主任）在电话动情地对我说：“务必请你吃一顿饭，那些年家穷，没一件衣服不是人家穿过的，全靠你下补丁。”这成了我值得被纪念的“唯一”好处。到了“文革”前夜，工作组进驻，学生更分为左中右，我当然成为“右派”。和我情同手足的旺是团员，贫农出身，成了核心分子。为了避嫌，我主动疏远他。2006年，在母校举行毕业四十周年聚会，阿旺和我见面，握手（上一次相逢，是我出国前的1979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牙齿怎么样？”因为当年他的牙齿号称“能咬碎石头”，食堂打来的一份饭，他“扔”下肚，只消三十秒。他的第一句话是请求我原谅，“你要我载你弟弟回家看望患病的祖父，我不肯，因为要和你的‘资本家家庭划清界限。”我下意识地从鲁迅的《风筝》搬来了标准答案：“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三
1966年6月，是极为特殊的月份。按照惯例，7月5日将举行高考。此前，毕业试已考毕，报考志愿表也填好了。命运的决战在前，考进理想的大学，这辈子有了着落；考砸了，回小镇当无业游民，若然，怎么面对父亲？他为了对付胃疼，每天中午吃一只一毛钱的包子，我和弟弟上中学以后不得不省掉这笔开销。老师已不上课，但发来油印的复习提纲。校内气氛紧张之极，一个个眼皮浮肿，眼神茫然。凌晨，宿舍唯一亮灯的厕所，有人在啃书。
同时，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晓得，书桌的位置，是凶险的运动之海的边沿。此前的5月，中共中央发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设在通往食堂的石板路旁边的阅报栏，每天贴出的《人民日报》和《南方日报》，硝烟扑鼻而来。县委派遣的工作组进驻后，本来不失友爱的课室，阶级即“出身”的对立渐渐强化，那些上自习课时有幸被招到某个不公开地点参加工作组召开的“核心碰头会”的同学，进出时带上又侥幸又害羞的神情。我等自知成为“贱民”，失落感难以名状。
6月13日晚间7时，高三级四个投入最紧张复习的班，被紧急召集起来，为了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工作组长预先打了招呼，说今天的新闻极端重要。许多同学手里握着学习资料，站着听。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大意是：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花时间搞深搞透，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广播结束，每一张久久张着的嘴巴下意识地“啊”了一声。事不关己的工作组成员在讲台前站成一排，悄声交谈。缓缓地，嗡嗡的声音从各处响起。愕然的，茫然的，如释重负的，如出生天的，反应千差万别。我属于“偷着乐”一类，尽管从老师到同学，多数认为我铁定进名校，“一个不小心进北大”。只因为高考所造成的压力，远在进考场前，已叫人喘不过气来。但是，所有在场者都没有预料到，高考遭取消，是我们成为“特别倒霉的一代”的醒目标志。和童年及少年的经历合并起来，我们所吃的苦，所熬的饥饿，所体味的贫困、绝望、破灭，远远超过六十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各代。
校园里花草并不在乎人间的潮起潮落，凤凰花准时开成火烧云。1965年最后一天与香港左派学校培侨中学的学生（一年以后，他们之中的一部分狂热者在“反英抗暴”前沿以土制炸弹袭击香港警察），交流过学毛著的体会以后，一起栽在操场旁边的塔松，长出茸茸的叶鞭。我远远看着在池塘边的相思树下开秘密会议的小组，里面有从前同穿一条裤子嫌肥，如今见面别过脸去的朋友，心里打翻了五味瓶。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类似封建时代科举的高考，遭到初步的清算，今后要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我对着“阅报栏”上的《人民日报》头版的社论，心往下沉。6月“高考推迟半年”的通告尚使我获得苟且一时的快意，但这一次，使我透彻明白前途的灰暗。我这等出身“不怎么样”的人，唯一的优势是学习成绩，从此没戏了。
从1966年7月算起，到1968年8月，我们还在学校。自从毛对刘邓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做法作出嚴厉批判，县委派来的那一群狼狈撤走以后，当地部队又派来一群小军官，主持军训，负责高三1班的是粤西人梁排长。我们每天在操场上学立正，排队，行军，以木枪练习刺杀，成为准士兵，直到1967年上半年。然后，各班不复举行任何活动，高三1班解体。2003年，我回母校参观，发现我们用过的教室依然是“高三1班”，悲喜交集，在桌椅显得特别矮小的空间徘徊，依稀见到自己在最后一排，以桌上夹在两个书架中的书本作掩护，偷偷读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
按理说，尽管无课可上，老师先是拿上班时间学习政治，反复洗脑，再就是写互相揭发的大字报。同学们也都在学校，占着宿舍（图书馆早就关门大吉），本来，召集大家补拍一个毕业照并非难事。可是，波谲云诡的“文革”中，学生和老师不再以班，以级为标志，而换上了时髦的“派”。一中内部四大组织——红旗，五二五，造反有理和工农兵，和广东省社会上两大派——“红旗派”和“东风派”对应，前三个为旗派，最后一个为东风派。形成分明的壁垒，缘于1967年5月19日一中旗派的过激行动：他们先勒令县委会把原工作组的组长送回学校，接受批斗，不获回应以后，即啸聚数百人，冲进县委会大楼。那天是星期五，衙门中人听到风声，预先走避，里面空无一人，连门卫也躲起来。我们在“红色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红联总”）虚张声势地打砸。并无明确目的，吓唬人而已。一无所获，打起大旗，拉队上街游行，狂呼一通口号。我算是稍有宣传头脑的，从总部提起一桶墨汁，拿走一杆大毛笔，随着游行大队，在马路上刷下“打倒保皇派红联总！”“彻底清算原一中工作组迫害师生的罪行！”自此，高三1班和其他班级一般，多数进了旗派，少数成为东风派。另有小部分，看透世情或为生活所逼，不再留恋学校，回乡村出勤挣工分或外出打工。
以下的事件，只和“派”相关（高三1业已遁入历史）：一中旗派联合其他中学，于同年6月6日，在公安局门前绝食，抗议对方的“老保”偷拍大字棚，作为黑材料存档。在夏日的烈日下暴晒，拒绝解放军送来的面包（水则狂饮），长达两天一夜，回到学校，三顿没有吃的午饭和晚饭，整整齐齐地叠在柜子内。这又是胡闹，指控对方的罪名，并无确实证据，无非是赶全国刚刚兴起的时髦，为绝食而绝食。再往后，顺应全国的潮流，武斗愈演愈烈。我这个文弱书生，也挎起一个盛满石块的书包，在校门外的橘子林埋伏。因为那一晚校外传来消息，东风派民兵将偷袭一中。半夜过去，毫无动静，骂咧咧地回宿舍睡觉。1968年1月5日至7日，在军队支持下，东风派调集持轻重武器的民兵，不费吹灰之力，攻陷旗派据点西园。威风一时的旗派一败涂地，头头被清算。高二时的语文老师，被冠以“坏头头”的罪名，拘押在看守所近一年，出来时全身浮肿。1968年8月初，学生被赶出校门。我以破自行车载着小铁桶、被盖和衣服——这些在宿舍相伴八年的行李回家去，一路流泪，为了旗派的完蛋，更为了自己的前路。回到小镇，祸事未了，县军管会主任、野战军张团长在万人宣判大会上恶狠狠地宣告，“明天是我们的”这一标语纯属“反动”。而它，是我离校前的夜晚，满怀对造反派全线崩溃的不甘（我们可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生入死啊！）而贴在正对军管会大门的大字报棚的，每个字大小为一张报纸见方。如此，我可能获得“戴镣长街”的殊遇。可惜张团长不敢真的对学生动手，我在家偷偷准备的坐牢用具如牙刷手巾没派上用场，失望良久。在小镇当了三个月无业游民（须知拒绝这一出路，是我准备高考之际最直接的心理动力）后，11月初，汇入全国上千万知青下乡的洪流。
四
我凝视照片，高三1班作为一个存活数年（可以说是三年，也可以说是五年）的小小集体，定格于五十年前那个夏天的一刻。花岗石台阶可是一个富于张力的意象。建校一百多年中，多少在校的学生曾以这个地标为背景照相？多少离校的校友亦然？它就是“铁打的营盘”，而时间的传送带上吞吐的一代代，一班班，一群群，是“流水的兵”。但石阶还上演过旷世的悲剧，我们目睹校长和老师在这里遭受批斗，那是不堪回首的人身侮辱，一位被安上“崇洋”罪名的英语老师，被迫整天高举尖嘴皮鞋，“低头认罪”，手因太累而垂下，戴红袖章的低年级学生举木枪狠命打下。石阶下是最初的大字报棚，几天前同学富在微信群称，我最先贴出的批判工作组资反路线的檄文，题目叫《此反不造，更待何时》，即贴在阶下灌木丛前抢眼的位置。
在乡村当知青的1969年，肉身最为劳累和贫困，心理最为衰颓。和同班同学的联系几乎断绝。冬天家里几乎断粮，往富庶的南部买黑市稻谷，先去同学权家过一夜。发现那里的乡村，勿论贫富，每一家都无一例外地每天吃三顿饭（我所在的北部城乡，自古至今每天两顿），叫我吃惊不小，将之视为“天堂”。当夜，和高三班的两位同学——全能的体育尖子金和武斗中参加过“红卫兵执勤部队”、去滨海的军营抢枪的权，越过冷月下白霜闪烁的田垌，去拜访曾任一中旗派司令的校友，这位当过兵然后回校复学的校友，在叱咤风云的司令任上，对任何问题、事件，一概以冷冷的微笑加沉默对付，因之赢得广泛的敬意，说他是“良贾深藏若虚”型。煤油灯下，低声交谈，深巷犬声如豹。所有的眉头都皱着，心里压着大石：这样的日子何时到头？深谈的末尾，司令一板一眼地说：“等着，中国十五年后必变！”在场者无不诧异，兴奋，一个劲追问：“什么变化？有什么依据？为什么不早些不晚些呢？”如此绝望的国度，如此压抑的人生！有血性的关在牢里，死在刑场；敢冒险的戴上用一串避孕套做的救生圈，在南海的怒涛上，在边防军的枪口和警犬的唁唁下，做生死一搏。我们这些窝囊废只能巴望。不变只会憋死。“反正变化大得在任何人的想象之外！”前司令矜持地打住。走出司令的家门，白霜更加皎洁，鸡声在远近起伏。唉，“天亮”在十五年后，太迟了！但好歹有期限。两年以后的林彪外逃的“9·13事件”，七年以后“四人帮”完蛋，我掐指算着，早是早了，但还不算“巨变”吗？
五
又是“头尾集”！从1968年起，高三1班的同学星散，除了2006年为庆祝毕业四十周年，在母校一部分见过面以外（太匆忙，也太浮面，无法作深度了解），基本上失去联系。隔绝状态维持到2015年春。中段缺失，即过程缺失，葱绿的秧苗一下子成脱粒后的稻草。
是年春日，我在加州北部小镇核桃溪，门外有娇憨的松鼠，屋子里我怀抱着五个月大的外孙女，她哭闹了一会，伏在我怀里入睡。我抽出一只手，打开iPad，進入微信。置顶的“高三1”群聊是我最先关注的。这里有一群人的青春。但并非1965年前后那段岁月的原汁原味，而是在以五十年人生之“镜”上的投射，镜子属于每个参与者，映像是完整还是破碎，是清晰还是模糊，是平面、凸、凹、哈哈，还是谷歌眼镜一般最新的智能，端看各人造化。群聊里更有一群人的老年，但并非立体的巨细无遗的“当下”，而是“最想让老同学看到的一面”。一如会客，一如相亲，一如见工。我们来自“面子”就是一切的民族。
在群聊里看人，是资深写作者的习惯。有五十年的印象打底，参照，我至少能够和瞎子摸象一般，“摸”到老同学们从青春的彼岸到晚年的此岸，其间产生了怎样的“窑变”？首先感到，大家不约而同地“不说”颇有讲究。不说家事，不炫富逞才，不以“近来常委会要我主持一个重要项目”作为不露面的原因。不以“我的寒舍”为题，放上豪宅的多幅巨照，不以“我本来不要，老公非要买”的撒娇为情人节造势，附上钻戒和LV手袋的特写。不说自己有多成功，怕碰中不得志者的痛处。不夸儿女孙儿女，怕膝下尤虚者增添伤感。都是普通人，无富豪土豪，无人有秘书、专车、保镖，上坛是为了一起快乐，
聊什么呢？聊目前趣事。结伴去怡和温泉。联袂游梅家大院。家乡的一群去郊外喝牛骨汤，尝黄鳝饭。聊美食。教做家乡美食“咸虾猪手”。腌制腊肉，公开独得之秘：“用山西汾酒。选晚秋干燥天气，获赠冬天悬于暖气炉旁。关键是用足量砂糖，使之爽脆”。聊游子梦里的家乡。国内的同学跑到现居华盛顿的同学的儿时住处，拍下贴出，那是老旧的骑楼。聊花，种兰专家谈吊兰、虎皮兰、跳舞兰、石斛兰、万代兰，莳花高手贴出家里的朱顶红、三角梅、紫罗兰、杜鹃和昙花。一时间，人人嗅到风信子的芬芳。聊爱好。太多空闲的退休生活因它而光彩夺目。我高三的同桌泉展出他的摄影作品，人人惊呼“不得了！”原来，摄影一直既是职业所需（他诉搞新闻之苦，说连报道地震也受领导批评，理由是：地方不安全，外商谁敢来投资？）也是爱好。不久前以四百幅得意之作举办展览会。在洛杉矶的灿，为新年贴出在“老人活动中心”国画班完成的新作，又引来喝彩（这位全班公认的高才生，昔年已是墙报黑板报的当然美编。他毕业以后，同学们找遍海内外，音讯渺然，今年才通过乡亲联系上了。以五十年前的聪明和定力，国家如提供正常的教育环境，他在某个领域取得瞩目的成就，可能性甚大。他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进热带作物学院，毕业后从事研究。近三十年前出国，专业知识勉强用得上，在一家科技公司当工人。两个儿子都是硅谷的工程师）。
在群聊中，我贴了一首自由诗，歌颂群聊发起人许权头上的“毛”，大意是：
1968年初春，我和你躺在第三宿舍前的草地上，懒洋洋地看紫荆树梢头的夜空。你告诉我，你回到家，妈妈偷偷检查我的内裤。我知道，她不担忧你一次遗精，使她失掉多少孙儿女。而是怕它沾上和红袖章一般猩红的处女的血。那一回，你仰向星星的头上，头发丰富得一如天安门广场，高高举起的年轻手臂。好毛！都乌黑，不羁，带着油腻，以及愤世的头皮屑。回来，你的毛被岁月一根根地拔掉了。这是有理由的，谁叫你在和我同班那年，官拜“劳动委员”以后，尚不知疲倦，退休以后，积宦至纽约台中校友会副会长呢？你为墓志铭赚上足够的资本，于是，赔上按根计算的毛（比如，拟一个计划丢五根，组织一次球赛赔十根）。于是，我把全部热情，贯注于你幸存的毛。是内华达一望无际的沙漠，骄傲地生长的仙人掌啊，是光洁无比的黄土高坡，温柔地偃伏的仙草啊，纽约漫天大雪，掩埋不了，它们从绒线帽旁边探出狡猾的梢。在台城，和老同学聚会之际，它们不屑地傲视邻座的光头。“文革”年代最亲密的战友：我的愿望十分简单——下次在纽约唐人街茶楼把盏，我要拔你的毛一根，珍藏于火柴盒，标签为：“时光拆迁潮中的伟大钉子户”。
高中三年间和我最要好的旺，在群聊放上一幅一排假牙的照片，要我写它。我写了《你的牙齿》，大意是：
我确切知道，你的青春期，牙齿生长于极困窘的牙床。在冲蒌的老屋，我见过你瞎眼的父亲（他在灶下摸索着生火），一脸愁容的母亲，嫁给香港打工仔的姐姐，一身泥巴的弟弟，一个无时不为明天的充饥物和你兄弟的学费、膳费焦虑，然而充满温情的家。那一回，你和俊俏的老婆，刚刚出生的儿子，造访语文老师的家，与我不期而遇。我就此以为，你雄赳赳的牙齿，只品味甜蜜。人生如豆沙汤圆，囫囵滑下喉咙。然而，漫长的坎坷开始了，动过开颅手术，后来又摔断腿的苦命妻子，年幼的孩子，饭碗。你眉头也不皱一下，把所有荆棘，全部苦楚，带着泪，带着血，带着妻子的呻吟，带着寒风中摇晃的星星的光芒，默默地塞进嘴巴。漫长中年，以臼齿磨碎痛楚，以犬齿撕扯贫穷。吞下去，吞下去，喂养一条好汉的全部营养竟来自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然后，牙周病如期而至，抵御灾难的堤坝，理所当然地功成身退。“假牙是真的假牙”——你强调。这不很好吗？假牙也能品尝生活的真滋味，且把假牙作为对吃了大半辈子粉笔灰的旺，骑自行车在村道飞驰的旺，对有亭亭玉立的孙女的旺，致敬和补偿。前年参加过旺的儿子婚礼的同学们，以目击的至为动人的场景作证：旺的太太依然好好地活着，有点结巴地迎接客人，这就是真正好男人，成就的巅峰！
群聊中，老头子和老太太们回顾半个世纪的经历，共同的至大遗憾是：晚年结账，成绩单和出发时的期许对照，相差太远。套用革命导师列宁的名言，曰：“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然而，也有例外，我写了《有感于雷杰当年的外号》：
高中二那年，我成了火热心肠的雷杰的第一个病人，他以从深山采集的草药，为我治举重闪了的腰。可见，他是有当医生的天赋的。同时，神谕一般，他获得“阉鸡杰”的美号（谁起的？谁该受封为高三1班的临时上帝！）上学那些年，阉鸡的豪杰背着绰号，在凤凰花开的校园里，谦卑地潜伏，然后，他考进大学的兽医专业，成为货真价实的阉鸡师傅，连带地，对付猪和牛的疾病。功德无量的雷杰，没有他，市场没有肉卖。我歌颂鸡的计划生育专业工作者，他以小小钢索利落地套出，一颗颗精致如鸽子蛋的卵子，鸡叫也不必叫，从此变性。三十年，制造多少鸡的太监？胜任愉快地预防小母鸡们受性骚扰。一个早期的外号，成就一生的志业，除了他，还有谁？可能是高三1班唯一的奇迹——兽医雷杰。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千古不朽的《锦瑟》诗，这个结尾成为所有以“怀旧”为主题的事件的例行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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