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 北

　　在美四十年：张爱玲的日常生活与疾病

　　伊 北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短短一句，一不小心道出了人生的真相：食欲与性欲，像两个如影随形的小恶魔，围绕在每个人身旁，困扰着众生的同时，也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美国经历了一段艰苦跋涉的婚姻，张爱玲对于男女方面完全放弃，甚至于人，她也都是一律躲避，能不见就不见。她始终在做着抵抗，像中土之国，造起长城，一圈一圈围起来，抵御外侮。但晚年张爱玲不至于憎恶吃，只是因为从小吃甜过量，牙齿不好，心血管又有疾病，她对于吃这方面也是减了又减，再加上写作任务繁重，精力有限，她也顾不上口舌之欲。不过她依旧喜欢吃甜食，庄信正夫妇有一回离开洛杉矶，就曾专程给她送过甜点到楼下管理处，托管理员转交给爱玲。有些习惯她保留一生，在吃甜这一点上，她多少有些像《红楼梦》里的贾母。张爱玲从来都是一个古典的人，即便是撞到美国这种西方文化，她在吃上还是亦中亦西，并且始终恋恋于中式美食。

　　每个人的味蕾都是记忆点，埋藏了许多难忘的口舌瞬间。身居美利坚，远离故乡，那些曾经吃过的美食，在张爱玲这里，多半也只能成为怀旧的材料，有些画饼充饥的意思，吃不到，无法吃，想一想也很美妙，回忆与想象力长了翅膀，带着张爱玲穿越时空去完成一些未完成的口舌欲。她姑姑以前想吃“黏黏转”，是那种田上来人带来的青色麦粒，还没熟，下在一锅滚水里，满锅的小绿点子团团急转。第一次看到紫菜，她惊喜得叫出来，脆薄细致的深紫的纸，有点发亮，像有大波纹暗花的丝绸，微有褶痕。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的吃张爱玲也记得清楚，《儒林外史》里一碗救人命的绿豆汤，《红楼梦》的食物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鹅—胭脂鹅脯，红彤彤的感觉，曹雪芹描述贾迎春也是“鼻腻鹅脂”，大观园里烹饪钟情“鹅油”，比如就做出了“松瓤鹅油卷”。以此平推，西方也吃鹅，直到十九世纪，圣诞大餐的烤鹅才被火鸡取代。张爱玲在中学住宿舍时吃过榨菜鹅蛋花汤，有点腥气。她小时候还吃鸭舌萝卜汤，这在美国当然是无处寻觅，汤里淡白色的鸭舌头非常清腴嫩滑，吃起来，往外一抽，像拔鞋拔。她小时候还吃腰子汤，与里脊肉和小萝卜同煮。女佣们一直称里脊叫“腰梅肉”，爱玲一直不解其意，后来才明白其实是叫“腰眉肉”—腰上两边，打伤了最致命的一小块地方叫腰眼，腰眼上面一寸左右就是“腰眉”了，爱玲悟出来后，喜不自禁，中国语言里总有这种野趣。

　　

　　1955年，离开香港赴美前。

　　面包是美国生活中常见的，但爱玲似乎还是更怀念年轻时候吃过的那些，比如离港大不远，兆丰公园对过一家的俄国面包店老大昌，里面卖各色小面包，有的特别小些，半球形，上面有点起酥皮，下面嵌着一只半寸宽的十字托子。这十字也可以吃，微咸，有点硬，与面包大异其趣。老大昌还卖一种肉馅煎饼匹若叽，老金黄色，疲软做布袋形，爱玲怕不消化，当初没买。但她对老大昌始终有着好印象，因为毕竟与青春有关。六十年代她因为要写剧本回香港，蓦地在一条僻静的横街上看到老大昌的招牌，只不过是西文的，赫然大书“Tchakalian”，爱玲跑进去，结果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几只两头尖的面包和扁圆的俄国黑面包。爱玲买了一只黑的，拿回去一吃，坚硬如铁，想来应该是现在颇为流行的俄罗斯大列巴，又大又硬，保质期长。

　　张爱玲回香港还特地去了当年时常光顾的青鸟咖啡馆，只为了吃司空，一种三角形小扁面包，比蛋糕细润，面粉颗粒小一些，吃着更面，轻清而不甜腻。结果当然是失望，不但没有司空，就餐环境还黑咕隆咚，她落荒而逃。司空是英国食品，当初在香港有，因为英国的影响还在，但到了美国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在美国，跟赖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偶尔会做菜，但张爱玲在烹饪上不甚拿手，就只能说是吃个情调—做菜也是增加夫妻感情的好方法。偶尔出去吃，吃到个新鲜东西，比如青鱼，张爱玲也是喜不自禁。但吃馆子毕竟是少数，张女士大多数时候只好入乡随俗，吃吃汉堡热狗圈饼之类。连美国人自己都称这些是垃圾食品，然而还是要吃。张爱玲也爱吃汉堡，简单，方便，大块吃肉，但她也知道吃多了有害无益，所以总等到路过荒村野店，无可选择，才毫无内疚心地吃一吃。

　　在吃上，张爱玲显然是怀旧派，老的食物在她心里似乎总比新创的好些。在上海，起士林咖啡馆制作一种方角德国面包，外皮相当脆而厚，中心微湿，爱玲封其为普通面包中的极品。到了美国还是要吃面包，吃那种加了防腐剂的枕头面包，爱玲就十分不满意，勉强有一种德国黑面包卖，算是入了爱玲法眼，但她还是觉得不够实惠，而且干，硬。五十年代到纽约的时候，爱玲去过一家丹麦人开的海康斯西点店，里面有卖一种起酥小蛋糕，拿破仑，这种蛋糕至今在中国也大行其道，但爱玲吃起来，还是觉得不如当年上海的飞达起士林卖的栗子粉蛋糕和乳酪稻草。即便吃西餐，她也偏向于老餐馆，在波士顿与巴尔的摩吃的不重装潢的老馆子，她觉得都比纽约的做出牌子的法国餐馆好。

　　到底是华人，张爱玲在美国，仿佛十分乐意去寻找一些边边角角的中国食品，哪怕是四不像。在旧金山的时候，张爱玲住得离唐人街不远，有时候散散步就去买点发酸的老豆腐，嫩豆腐是没有。有时候遇到日本馆子里的豆腐，爱玲也不放过，五寸长三寸宽，平正洁白的生豆腐，清新，比嫩豆腐厚实，她硬是用勺子一点一点挖食，全部一个人吃光。还有旧金山意大利区卖的菜肉馅意大利饺，活像荠菜饺子，爱玲下在锅里煮了一滚就吃，不加浇汁再烤，菜色青翠，清香扑鼻，多少年后再回旧金山，还想吃，可惜找不到地址。有些小时候吃过的蔬菜在美国“重逢”，爱玲大多惊喜，旧金山有店里卖红苋菜，她很想买，小时候她跟妈妈住，有一阵要去舅舅家吃饭，每天她都带一碗菜过去，苋菜上市的时候，她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现在她又看到了，好像见着了老朋友，可惜当时她住的地方没有像样的蒜卖，无法配着来炒苋菜，爱玲只好作罢。

　　张爱玲晚年时有好事者去翻她的垃圾桶，竟意外发现了张爱玲的“食谱”，甚至于连用什么盘子装都清清楚楚：张爱玲吃肉松派，深浅两色玫瑰红的硬纸壳，右边大半角印着一碟露出突馅的派皮，松松酥酥烤成金黄，夹馅有菇丁、胡萝卜、鸡肉丁、洋葱、青豆、通心粉、火腿片、洋芋丁，勾了浓浓的玉米茨汁，不含奶油而且是无盐料理，原汁健康食物，附有铝制圆碟子，直接放在炉上烤，吃完碟子一并放弃。她吃一种六块装的苏格兰松饼；每天喝TWO- TAN牌低脂鲜奶；还吃许多种不同的淡味及无味蔬菜，有些罐头装也有些铝箔包；买了中国食品—刘记葱油饼标明了使用蔬菜油加葱花；她还买芝麻酱……

　　《小团圆》第三章开头提到：“九莉从小听蕊秋午餐训话讲营养学，一天不吃蔬果鱼肉就有犯罪感。”人生越往后走，张爱玲其实越注重均衡饮食，她尽量少吃淀粉，少吃高蛋白质的东西，因为怕胆固醇太高，所以只好选择脱脂牛奶。最后十二年生活颠簸，吃当然无法照顾周全，她青睐冷冻盒装食物，图省事。即便是有厨房她也很少做饭，不得不吃的时候去馆子里叫个青菜炒肉片，不吃饭，把菜全吃了，荤素搭配，轻松自在，但也只是女单身汉式的洒脱。一个人不叫家，做饭都显得没必要。张爱玲给友人写信时说：“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去掉了一切浮皮，只剩下吃和睡成为生活的必需。吃是问题，张爱玲晚年瘦得脱了形，体重不断下降，她自己也有些担心，试验着动手做菜，少吃现成的所谓“健康食品”。为了活下去，她还是想方设法要自己多吃点。

　　常年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年轻时候起，一直拉到中老年，张爱玲的睡眠质量也十分堪忧。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力，工作质量大大下降，只好求助于安眠药，可日子久了，大量吃药无异于饮鸩止渴，加剧了她的失眠病症。她曾详细描述过自己的失眠景况：“睡前，极力想分神，看小说，写作等，深夜疲极上床，不料怕想之事如一小物件在枕上等着她，头一着枕便想起，尽管镇静。”1973年，五十来岁的张爱玲下定决心强制戒药，不依赖药物睡眠，但猛一下进行，到了晚上，数着星星。数着绵羊的情况就大大增加。张爱玲曾说：“楼下公鸡啼，我便睡。像陈白露，像鬼—鬼还舒服，白天不用做事。”但到了美国，住在小公寓，晚上睡不着，写稿做事，吵到邻居，被打上门来，着实尴尬。张爱玲从不怕吵，在上海住的时候，她反倒喜欢听电车，当当当，那是城市的号角，也是她的起床钟，可到了美国，地大人稀，过于安静，张爱玲晚上写作打字稍微重一点，就遭到投诉，甚至晚上开电视声音大了，也立刻会遭到邻居投诉。

　　

　　张爱玲美国绿卡

　　不光是失眠，习惯性的感冒也是张爱玲在美生活的老对手。长期写作，几乎没有锻炼身体，风邪寒凉都很容易透过皮肤，让张爱玲吃不消。刚到美国的时候，爱玲去纽约，有一次跟炎樱一起吃鸭宴，回来吹了风，到家就吐。受风，受凉，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呼吸道疾病爆发，像一个哀怨的影子，无论她去哪里，都在她身边缠绕，挥之不去。特别是到了冬天，感冒几乎回回不请自来。1971年5月，张爱玲写信给友人，就提起此前冬末春初的感冒情况，“一冬天老是感冒，到春假又连发两星期，起因当然也是psychosomatc”。这时候她五十出头。隔年，还是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她依旧遭遇老问题：“这些时一直接连不断的感冒，每次都是天一暖和马上好了。”她开始考虑搬家，为了身体，当然更深层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可以让她好好写作的身体，人生苦短，一直在小病小灾上厮磨，张爱玲有些厌烦，但多少也觉得没办法，它就像一颗小小的蛀牙，不知名，但总是让你不太愉快。旧金山她不打算回去，因为太冷，凤凰城是沙漠气候，似乎是符合她的要求，可惜地方太小，后来考虑再三，搬去了好莱坞。即便如此，还是不走运，刚去的时候，赶上寒流，免不了又是感冒一场。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爱玲的感冒次数逐渐增加，每次的患病时间也相当长，她在给友人的信中经常提及感冒一事，从未断过。比如1988年5月14日她在信中提到感冒，到了7月25日她写给宋氏夫妇的信，一提笔居然是“搬家前后两个月一直感冒”—两个月都在感冒，真可谓“旷日持久”。整天在这些小病灶上缠绵打闹，张爱玲也着急，也愤懑，跑去医院彻查多次，依旧无效，1993年，她七十三岁，一冬天又是接连感冒，她的身体是座长城，感冒病菌是塞外的骑兵，这时候她已经有些扛不住。晚年张爱玲为了减少患病率，开始吃低胆固醇的食物，但这样只会让抵抗力变得更差。医生推荐她喝一种高营养饮料，喝完后，病后恢复时间从一个多月缩短到一个多星期，但依旧坚持不了多久。感冒很容易在她身上复发，一不小心就“寒火伏住了”，她后来去打感冒预防针，还是不行，她自己都当笑话说：“看了医生回来就病了。”就是这样。感冒，她的老对手，可怕的顽疾，虎视眈眈地窥视着张爱玲的身体防线，它仿佛钝刀割肉，慢慢地损害着她身体的其他器官，使得她并发各种小毛病。张爱玲无奈，只好一天到晚服侍自己，无暇他顾，到了去世前一年，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工作全部停滞，非常焦灼，她不但没心思写信，只能看报看电视，而且自闭症更加严重，只能一个人放松，不敢随便与人接触。晚年张爱玲曾查出心脏病，1985年她给宋淇和邝文美写信时说：“心口又有点痛，想起可能heart attack倒在街上。”她去世后法医诊断显示，她死于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病。

　　张爱玲的牙齿也是个大问题。她小时候就爱吃甜食，一生不改，到了晚境，牙齿的损坏也在意料之中，六十岁之后，看牙医成了她日常生活的必修课，主要是看蛀的问题—“要去看牙齿，新的小桥下的牙几个月内直蛀到根，要拆桥，还有别处”。她的看牙，常常是持久战，从今年看到明年，滴滴答答，一点一点修补，看久了多少有些“日久生情”：美国看牙特别贵，找到一个好的牙医也十分难得，张爱玲寻寻觅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看了一段，牙医要退休，介绍了个新的来，只能继续磨合。有时候看牙，还会出现连带问题。因为坐得时间太久，下肢麻木，看完出来要过街，一不小心摔一跤，腿部受伤，只能日夜轮流涂药，两三个月伤口才收口。

　　张爱玲的美国生活几乎很少有优渥的时候，从中国内地跑出来，到了新的国土，她面临着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双重考验，几乎是从她踏上美利坚大陆的那一刻起，张爱玲的抵抗就开始了。“搬家”二字，是在张爱玲后半生里非常触目的一笔。无论经济好与坏，单身与否，身体健康还是病痛，不停地迁徙与搬移，让张爱玲给人一种匆匆的在路上的印象，美国没有她真的家。尽管她加入了美国籍，但难民色彩在她身上，却是那么浓墨重彩，爱玲是那种提起包袱就走的人，住房子喜欢阔朗的，也从不藏书，不是不喜欢书，而她觉得，东西多了，就好像生了根（据她自己说，除了必用的参考书之外，她一生只甘心情愿地买过一部书—《醒世姻缘传》）。她是一只候鸟，习惯漂泊。

　　张爱玲的搬家线路是跳跃的，先是大的对角线，而后是弯弯曲曲的折线。而她的迁移，又大抵围着写作而动。1955年，张爱玲来到美国，从西部登陆，而后去了纽约，住在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里，其后几年，即便在遇到赖雅之后，她也没有固定住所，而是在各式各样的基金会流转，在基金会的食宿赞助下，进行创作和研究。一直到1959年，她才和赖雅一起移居旧金山，在布什街645号找到一间月租七十美元的公寓住下，开始了短暂的住家生活。毫无疑问，旧金山的侨居岁月给了张爱玲一段温柔的时间，尽管金钱上并不宽裕，他们没法去远东和欧洲旅行，尽管赖雅的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好，但稳定的生活，有个别谈得来的朋友，赖雅和张爱玲都在写作，偶尔还能去看看电影，去餐馆吃饭，这一切都甜蜜得好像暴风雨前宁静的港湾。

　　这几乎是老年生活，但张爱玲正值壮年，“屈居”旧金山，她不甘心。繁华的纽约，依旧是她理想的居住地，就好像当年的上海，那是远东的中心，没有夜，丝丝片片都是繁华。她从来美国的第一刻起，就向往纽约，可她到底是个局外人，仿佛站在一场宴会的边沿，却始终没有机会参与。张爱玲不甘心。她需要更多的钱，更大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同时也过上更加与自己的才华匹配的生活。正因为此，她毅然地在六十年代初期选择去香港写剧本，可没想到命运再次给她使了一块绊脚石，赖雅旧病复发，生命走到了危险边缘，张爱玲想要回美国照顾他，但却没有足够的钱，只好留在香港，急促促地写点东西，赚点钱，然后再打道回府。

　　1962年到1966年，张爱玲和赖雅在华盛顿住着。因为在赖雅生病期间，赖雅与前妻所生的女儿要照料他，便把他接到华府，所以张爱玲从远东回来时，便只能嫁鸡随鸡地迁居华盛顿。他们在华盛顿的时候搬过两次家，但两次的住所相隔并不远。作为美国的首都，华盛顿虽然不及纽约繁华热闹，却也有种端凝和安然。可是，张爱玲在这里住得并不愉快。赖雅的病，几乎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张爱玲又被迫式地走入赖雅的家庭中。他的女儿，他的外孙，他的女婿，对他来说，是人生的依靠，晚景的暖色，可对于不擅社交也不愿社交的张爱玲来说，融入这种家庭生活，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赖雅瘫痪了两年，张爱玲也照顾了两年。这两年里，张爱玲不得不放下写作，又或者她根本没有时间写作，她像是在山洞里走着，怎么也走不到尽头。1966年，张爱玲几近崩溃，她需要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进行创作，也需要去赚一些钱，她申请了迈阿密大学驻校作家的职位，开始了新的搬迁。

　　

　　1968年，离开华盛顿前

　　也正是这一次的迁居，激化了张爱玲与赖雅女儿的矛盾。她的追求外人或许无法理解，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看世界，或许在别人看来，张爱玲只是一个利用赖雅，拿到美国籍，充满野心，甚至于忘恩负义的女人。但她对于赖雅的包容和依赖，却几乎超过了她自己所能承受的底线。她从迈阿密大学折回华府，带走了赖雅，1967年4月，她又搬到纽约的坎布里奇，开始在哈佛大学雷德克里夫女子学院驻校，赖雅当然跟着走，老夫少妻，张爱玲注定给他养老送终。

　　1969年，张爱玲已经是无爱一身轻，她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工作机会，准备移居美国西海岸的伯克莱城。她托庄信正代找房子，庄找了两处备选，一处离办公室不远，周遭生活配套设施也比较齐全，出了门就有超市，但房子旧，环境比较杂乱；另一处比较清静，离工作地点两条街，房租要贵一些，且那栋房子里住着顾孟馀夫妇，他们曾经在汪伪政府工作过，属于敏感人物，和他们邻居很可能会有不必要的麻烦。张爱玲似乎不在意，第一她从来不打算与他们社交，深居简出向来是她的居家风格，第二即便有机会碰面，低头躲过去就是，时来世往，旧时代的人到了新大陆，都只是沧海一粟，张爱玲与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因为坦荡，所以更加没什么好避讳。张爱玲想了想，还是选择了后一处房子，就此落户杜兰街。

　　张爱玲在伯克莱杜兰街住了好几年。这公寓虽然号称一房一厅，其实只有一间半，但也算基本符合张爱玲对于房子的期待。赖雅去世后，张爱玲孤家寡人，她对于空间的需求愈发缩小，太大的房子，一是不需要，二是无谓增加孤寂感，三是房租也是个负担。杜兰街的房子厨卫齐全，很有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意思，张爱玲身处其中，还算自在，全白的外观，爽净自然，进去看，起居室也是一片白，雪洞一般，公寓的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物，也不挂画，一排落地长窗，搭着白色纱幔，拉开可见的梧桐树绿，近海水蓝。房间里甚至没有书桌，只有一张床头小几。 爱玲在香港时，就习惯于在床头的小几写作，到了美国，依旧不改，还是这么写，伏在床头，因陋就简，没有一般写作者的挑剔与娇气。就是这样一座公寓，张爱玲住在里面，一反早年在上海住公寓时的繁复，又是自己设计家具，又是放些摆设，对于生活的花样，还充满兴趣，肯花时间和精力去琢磨，可现在不同了，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张爱玲穿透了生活，她开始做减法，不是因为对生活没兴趣，而是减去了不必要的浮皮，她才可以留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做更重要的事（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觉得）。此时的张爱玲，多少有些像上了年纪的小龙女，也像清教徒，白雪清颜，不畏浮云遮望眼，她严于律己，独自修行，外界的一切，她用孤独抵挡，她是蚕，这里是她的茧。

　　1972年，张爱玲失去了工作，伯克莱成为她的伤心地。再加上感冒的侵袭，她似乎没有了继续在这里住下去的理由，但她不打算回旧金山，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够温暖，似乎符合她的体质，她曾动过心想搬，但考虑再三，最终还是放弃，转搬去好莱坞，在日落大道旁的小街找到一间公寓。跟在伯克莱一样，住三楼，只不过她这次一待就是十一年。张爱玲在好莱坞租的公寓不算大，进门左边是厨房和小圆形饭桌，中间是客厅，右边离门较远处是卧室和卫生间，她小心翼翼住在里面，尽量不打扰邻居，孤独岁月，写作和看电视成为陪伴她的最好朋友。时间进入七十年代，她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渴望“东山再起”和“财务安全”，随着她的作品在港台的“再发现”而逐渐实现，这十年，命运似乎给了张爱玲一阵承平岁月。她沉浸在自己的孤独里，孜孜地写着那些关于自己、关于自己家族的故事。

　　张爱玲写《天才梦》，最后一句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华丽丽的笔触，恐怖的意象，没想到从年轻跨越到老年，这个奇绝的意象却离奇般一语成谶，化成或真实或虚构的蚤子，困扰着张爱玲的晚年生活。五十三岁的时候，公寓管理员派人来喷蟑螂，张爱玲先是拒绝，但公寓下发通知，拒绝“接受服务”的就搬走，爱玲无法，只好就范，为了配合杀毒，需要清出橱柜，东西摊了一地，半年没打扫，张爱玲认为养猫狗的邻居家传了跳蚤来。她雇了杀虫的人来喷毒雾，但因为屋子没清空，每次喷完都杀不彻底，只能保一个月，而后蚤子们卷土重来。张爱玲没办法，只好痛下决心，搬离这个住了11年之久的小屋。开始了在同一个城市流浪的旅程。时至今日，我们无法辨析张爱玲惧怕的蚤子是否存在，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严重的程度为何，以及当年洛杉矶真实的卫生状况……因为在与蚤子斗争多年后，杀了又杀，躲了又躲，张爱玲还是说蚤子们，每回快被消灭就缩小一次，终于小得几乎看不见，接近细菌。但她认为它们还是存在。夏志清认为她是“精神幻想症”。

　　从大陆出走，转道香港，抵达美国，张爱玲一面抵抗命运，一面逃避人世，她的不见客，早已是出了名的。她更喜欢一个人待着，与外界的接触也尽量间接地，很难说晚年的张爱玲有没有什么心理疾病（强迫症？幻想症？），但可以肯定的是，当蚤子们大举进犯，爱玲不知所措，如惊弓之鸟。1984年，张爱玲搬家，突然发现冰箱底层的绝缘层里有一种非常厉害的跳蚤，她吓得立刻叫人来杀虫，又亲自跑到兽医院花了一两百美元买了10个特效驱虫药水—“跳蚤炸弹”，两天之内喷光用尽，还是没效果—她依旧认为有虫子存在。此时此刻，张爱玲是张皇而狼狈的，当年战争爆发，头上飚着炸弹，她都比现在要从容得多。张爱玲似乎陷入了无物之阵，无处可逃。她还是选择搬家，结果也是白搬。搬的次数多了，她只好先把行李寄存在仓库，自己就带些必需品，从一个汽车旅馆，颠沛到另一个汽车旅馆，一路走，一路丢，鞋子、袜子、箱子，她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但人在“逃亡”中，这些必要的“身外之物”也显得多余，但没了生活又不便，只好再买，拣最便宜的补上……跑多了又感冒，苦不堪言。1984年4月，张爱玲写信给朋友诉说自己的窘境，很难想象，一天搬一次家，甚至住在同一家汽车旅馆都要不停换房间，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最严重的是，她无法逃避自己对于蚤子的感觉，住进汽车旅馆几个小时，她就能“发现”跳蚤的存在，多住几天就会被叮。

　　

　　张爱玲与丈夫美国作家甫德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 结婚时张爱玲36岁，赖雅65岁

　　偶尔找到固定的住所，她几乎也是立刻就觉得不满，叫朋友帮忙请人来杀虫，基本当天就宣布无效，只能搬家，还是住旅馆。那几年，张爱玲几乎住遍了洛杉矶的汽车旅馆，市区住完了就住郊区，越搬越远，但丝毫不能缓解跳蚤的烦扰，她甚至考虑过搬去沙漠气候的城市，以为那里没有跳蚤。张爱玲喜欢散步，但如今，她的散步，只好演变成为拖着行李赶路，洛杉矶的风景，她无暇欣赏，她需要面对内心的困扰，时时刻刻坚强。连续的奔波，严重损耗了张爱玲的精力，有一次她接连几天都只能睡三个小时，出去奔走差点就闯祸，偶尔休息一天不搬家，就只睡觉，补足睡眠才能继续抵抗生活。到了1986年，张爱玲的搬家，已经接近职业化，她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上午搬家，下午去买日用品买药买大购物袋。因为东西随时要丢，所以大的购物袋也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连续三次，张爱玲因为搬家太累，在公车上睡着了，结果三次都被偷，总计损失一千多美元，俨然“巨款”。这对没有固定收入，只靠写作为生的张爱玲来说，是个十足的坏消息。几乎不敢想象那个场景，一个朴实整洁的老太太，中国现代文学中一流的作家，在异国的公交上打着盹，外面是一窗一格的风景，又或是无边夜色，迅速朝后退，车厢内，一只手正伸向她……独立，却又凄怆，人生的悲苦，在张爱玲的“逃亡”中尽显。到了1987年，她几乎对根治“虫患”绝望，对外说自己只好“硬撑”。一个老太太，拖着个行李在同一座城市到处走，也算奇观。可惜她有时候甚至慌乱得连证件都丢失了，身份证也丢失，只好请朋友帮忙，借朋友的地址做永久地址，申请证件。

　　张爱玲的皮肤不好，她以为是干，但搬家的时候，脚肿了，去查，得知是静脉血管的问题，治好了又脱皮，大块大块，很久也不收口，等着消炎才能好。她得的是那种湿疹性皮肤病，脱皮，一碰即破，多走点路就受不了，只能穿拖鞋。后来医生说是“皮肤特别敏感”，给了一种特效药敷，很快好了，可谓奇效，这是1988年初的事。到了这一年的9月份，皮肤病又突然恶化，还是要不停地看医生，最后皮肤病侵入耳朵，她苦不堪言。1988年，张爱玲的生活也不是没有“喜事”。她终于意识到跳蚤没了，找了房子搬进去，结束了汽车旅馆的漂泊，重新固定下来，开始了住家生活。她中意小房子，所以只好找单身公寓，没炉灶，就买个小烤箱，一块热板（类似现在的电磁炉？），非常轻便，可以用来做简单的烹饪和保温。她还装了电话，因为怕万一生病了联络不方便，公用电话要几条街以外才有。

　　虽然结束了汽车旅馆生活，好歹算定居下来，但张爱玲还是怕虫，近乎疯狂。有朋友寄《纽约时报》的书评给她看，信封里爬出一只小花甲虫，她吓得立刻连夜整大卷扔掉，从此拒收此书评。她与住房的关系从此也分好几个时期，刚住进去的时候，是蜜月期，新房子，没有虫，住了一阵子，她就开始不满起来，蚤子可能还没出现，但蟑螂、蚂蚁、小花甲虫都是她所厌恶的，但她尽量减少搬家，因为实在没那个时间精力。她搬家搬怕了。到了1991年夏天，据张爱玲说，“寓所蟑螂激增，比以前好莱坞老房子更多十百倍”，“整天只够忙着做无偿杀虫人，只好还是搬家”。搬家就要扔东西，扔完了又要添置新的，灯都没有，非常不方便，回头看看，她没反应过来，搬家的时候把稿子都顺手丢了，想要找回，也是无从找起。无论住在哪里，她对于虫子的反感从未减轻过，有时候从租信箱处拿报纸时发现一只蚂蚁，她就立刻要更换信箱，因为怕后患无穷，简直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到了1993年，她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她还因为海外寄来的《中国时报》上有“小霉虫”而搬家。

　　1994年1月17日，南加州发生六点六级地震，张爱玲也稍微受到影响，所在公寓有几家墙裂，她那里只有厨房的日光灯罩掉在地上，断电十天，其他没妨碍。张爱玲是经历过“港战”的人，对于普通地震还算“大无畏”，她操心是她那五千块的支票，又突然想起一种罐头可以买来预防地震，她还是累，为自己的身体操心，外面的世界再动荡，对于她来说，或许都是小的，一个人的战争，才是真正叫人胆战心惊。好在她还写着。尽管年过七旬，身体像一只破了的花瓶，再修再补，也只是勉强维持，此时的张爱玲，写一封信，都要花掉好几天时间，可文字终究是她的命，她的禅。1994年，张爱玲推出了她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照记》，放了一百多张照片进去，前尘往事，人物种种，轮番上场，藏着爱，带着感叹，张爱玲隐没在背后，似乎微笑着，向她的读者告别。晚年的张爱玲依旧很讲究，无论生活多忙乱，她不太允许自己不堪，她有过做美容手术的打算，还曾因为框架眼镜不适合自己的脸型而配了隐形眼镜，她还有很多化妆品，多是用来护肤，她爱着这个世界，以她自己的方式……

　　到了生命的最后两年，张爱玲的小事故千头万绪地爆发了，一步一绊，又是病，又是灾，她甚至没有精力下楼取信、看信。虫还是她的心头大患，小霉虫，小蟑螂，再加上皮肤病、失眠症，烦烦扰扰。1995年开始张爱玲开始照日光灯，也是杀毒，也是取暖，更主要是为了治疗皮肤病，吃药涂药都已经没用，只好用这种“偏方”缓解。刚开始是去日光浴店去照，可店里天冷照旧开冷气，大风吹着，一不小心就着凉病倒。她只好下定决心买个家用的日光灯自我治疗，可偏偏市面上禁售，六百美金有价无市，她想买旧的，又害怕有虫卵，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远郊的公司有卖，定了一台，半价，又被搞错地址几个星期才送到。终于安装上了，一天要照十三个小时，可对于张爱玲来说则等于是要照二十三个小时。因为她每隔半小时就要停下来擦钻进眼睛里的“小虫”（可能又是幻象？），擦不掉还要在水龙头下冲洗，脸上的药冲掉了又要重敷，来来回回，没个了局。据她自己说，有一天她没做完全套就睡着了，醒来一只眼睛红肿得几乎睁不开。还有一次去取信，背着的邮袋过重，肩上磨破了一点皮，结果一个多月都不收口。她不敢剪发，怕头发渣子落在伤口内，可不剪也是问题，鼻子，下额，乃至于耳朵都出了问题，去看医生，又不能根治，只是缓解，又戳气。长期的劳累让她觉得常透不过气来，只好佝偻着腰走路，她想去看内科，可来不及，去看牙医和两个眼科医生（分工）才是当务之急。张爱玲有时候半叹息半自嘲：“有些病说出来令人同情，有些beauty treatment（美容护理）听起来很romantic（浪漫），只有我由头到脚生的小毛病，都要当心，临睡前花许多时间搽药泡脚等，说出来，人家听了又好笑。”

　　

　　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1995年7月底，张爱玲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她依旧想着搬家，只是有心无力，幸好房东打电话来挽留，她也就顺水推舟不搬了。她原本是想要搬去凤凰城或拉斯维加斯，但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不甚合适，凤凰城全是老房子，保不齐又有跳蚤，拉斯维加斯的房子虽然新，但都偏大，不适合她这样的孤寡老人，西南加州倒是温暖，但也多是老房子，张爱玲担心“虫患”猖獗，她写信询问林式同的意见，林说凤凰城和拉斯维加斯都是冬冷夏热，只有洛杉矶的气候是独一无二，所以也不建议搬家。张爱玲思来想去，也最终决定不再搬家。人生苦旅，斗转星移，晚年的张爱玲陷在搬家的梦魇里，不能自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牢笼，她为自己织了一颗茧，却到底无法破茧成蝶。她早在1992年就为自己立好了遗嘱，写了遗书。对于去另一个世界，她做好了准备。

　　1995年9月8日中午12点30分，张爱玲的法定遗嘱执行人林式同接到了张的伊朗房东打来的电话。房东说：“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她躺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行军床上，靠着墙，身体下面垫着蓝灰色毯子，头朝门，脸朝外，眼和嘴都闭着，手和腿自然平放。她的头发很短，面容安详，只是奇瘦，保暖的日光灯直至有人发现她时还亮着。她的房间里还有落地灯，她留下了大量灯泡，因为她怕黑怕冷清，电灯电视一天到晚都必须开着，她的遗物中还有一只折叠桌椅，放在进门的地方，还有一堆纸盒，这就是她的写字台，她总是坐在地毯上，伏在纸盒上写作，她喜欢在旧信封、买菜单、收据、报纸上写，不一定要用稿纸。胶底浴用拖鞋，她留下好几大包，都是一次性的，脏了就丢。浴室的药柜里有牙膏、牙刷、化妆品、药瓶、毛巾，浴室里还堆满了丢弃的纸巾。她的墙壁上什么都没有。《红楼梦》里最后一个意象，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张爱玲走得也很干净，除了房东、警察、林式同和殡仪馆工作人员，没有人看过她的遗容。她的遗体很快火化，火化完骨灰撒向太平洋，悄悄然，没有公开仪式。

　　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一朝飞升，她终于不需要再见人。张爱玲生在农历八月三十，她没来得及过七十五岁寿辰。尤记得那年生日，她细细地写：“秋夜，生辰，睡前掀帘一瞥下半夜的月色。青霜似的月色，半躺在寒冷的水门汀洋台栏杆上。只一瞥，但在床上时时察觉到重帘外的月光，冰冷沉重如青白色的墓石一样地压在人心胸上。亘古的月色，阅尽历代兴亡的千百年来始终这样冷冷地照着，然而对我，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已经像墓碑似的压在心胸上。”她也曾说：“I’ve got used to living with pain and the thought of death. They’re not so terrible once you got used to them. And I can get used to anything。”（我习惯了痛苦，也想到了死亡。一旦习惯，它们就不那么可怕。无论什么事，我都可以习惯。）张爱玲喜欢圆脸，她曾说下世投胎，假如不能太美，愿意有张圆脸，moon face，或许像宝钗、宝玉那样，面若银盘—多么微小的希冀，祝她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