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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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网上响起了一位学者正义的声音：“都搞山寨，谁来创新？”他先假定所有的人都在搞“山寨”，然后对着这个“假定”发出强烈的质疑。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搞“山寨”，我们想搞也搞不了。问题在于，为什么少数人的“山寨”，却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呢？它是不是绝对负面的？对制度创新是不是一个刺激？

　　说到“山寨商品”，我要谈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1996年花重金买来一部名牌VCD，用起来很不顺手。因为它的纠错能力极差，只能播放所谓“正版碟”。价格昂贵就不谈了，看来看去就那几部土得掉渣的电视剧，农民对话都用意大利美声；译制片没字幕，找人配音，贼说话也是美声，很“雷”人。最前卫时髦的当然是广州街边的碟，5元一张，但质量比较粗糙，名牌VCD不能播放。只好到大沙头去买“山寨版”VCD，几百元一台，不但纠错能力超强，还有“三防”功能：防尘、防摔、防正版（38元一张的“正经”碟放不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山寨商品”的甜头。到北京之后，我一次又一次尝到了所谓“正版”的苦头。在中关村某电子城卖了一块“正版”锂电池，近300元，用了三天电门儿就关了。找商家退货，说要领导签字；找领导，说要开会研究一下，回去等通知。无奈只好改用国产代用品，70元一块，三个月就报废。我急了，给广州打电话，说请帮我到大沙头去买几块“山寨电池”，每块15元，上面标有“1800mAh”的那种！

　　这就是“山寨商品”一直有市场的原因。尽管“山寨商品”有一定的创意，也搞了很多符合中国国情的改良，但是核心技术不是自己原创的，因此不能公开，只能在民间悄悄地玩。如果公开，那就好比老贼坐上了金銮殿——冒充皇帝了。其实，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中，“欠发达国家”处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带，其商业文化至今还基本上是一种“山寨文化”。所以，“山寨文化”是一种边缘挑战中心的策略。

　　至于“山寨版春晚”这一设想的出现，也不是没有群众基础。一年熬到头等一台晚会，宝还押在一个农民笑星身上，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春节联欢会，老是一个味儿，群众有意见，产品该升级了！但是，升级效果一直不理想，有人就在网络上广聚民智，编一个“民间版”取乐于民，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它必须呆在它应该呆的地方，比如网络。如果越位到电视台去，等着它的就是消失。“山寨文化”消失的例子，历史上很多。比如水泊梁山，很好一个山寨，他们偏偏想到东京去，结果就是消失。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发生和传播，都有其现实基础，但它必须受一定的时空条件所制约。文化产生的时间条件、空间位置不合适，或者文化比例的搭配不协调，这三者都是导致文化变乱的原因。近几年来，民间形态各异的文化一直在反弹，借助于网络这种新的相对自由的传播媒介，嗓门挺大，大得惊动了上级。前几年的“大话文化”，刚刚流行起来的“山寨文化”都是例证。各种民间文化在网络出现，并由边缘向中心进军，一定程度上是文化搭配不合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它们之所以遭到狙击，一定程度上是空间行动越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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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年在广州的时候，看到北方人将周星驰的“搞笑”、“无厘头”命名为“大话文化”，还“后现代”，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觉得非常可笑。这种“无厘头”的语言风格乃至行为方式，在岭南文化中早就存在，基本上属于“蛊惑仔”所为，或身上有“蛊惑仔性”的人偶尔为之。人们对它的态度不置可否，既不会绝对地否定它，也就是认可它一定的合理性，就像对待有时候会说点脏话的人一样；但也不会绝对地肯定它，因为说脏话不是好孩子。人们对此往往一笑了之。避开绝对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思维方式。相反，北方人见到“周星驰”之后却一惊一乍、大呼小叫：“星爷——”仿佛遇到了救星。在那种严肃的环境里，听到周星驰的无厘头、反逻辑、有瓦解性的语言，的确有一种解气的感觉。一群语言刻板无趣的人遇上一位语言蛊惑仔，全部扑上去拥抱它。南方“无厘头文化”对北方文化是一种弥补，南方古老的民间文化，在北方获得了某种“现代性”。但正统中原文化无法对此做出有效解释，以为是香港人从欧美引进了什么新的文化怪物，所以冠以“后现代”之名。南方“无厘头文化”到了北方却产生了那么多深奥的意义，这是周星驰们始料未及的。

　　同样产生于岭南的“山寨商品”也是如此，原本是一种商品文化，北上之后却变成了一种“文化对抗”的代名词。所谓的“山寨现象”或者“山寨商品”、“山寨文化”，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引起关注呢？就是因为这一现象的“时空关系”发生了变化。一种文化现象，一旦改变了它所发生和存在的特殊时空条件，就会出现诸多的歧义。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是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的合理性，逾越了特定的时空条件，它就要出故障。“山寨商品”出现在东南一隅沿海地带，它就没问题；当它试图向中心城堡进军的时候，就会遇到麻烦。“山寨文化”出现在网络上没问题，出现在电视上就会遇到麻烦。“山寨商品”出现在中国加入WTO或者知识产权法颁布之前没问题，出现在今天它就会遇到麻烦。

　　无论“山寨现象”怎样复杂多义，其根本特质还是民间的、边缘的、小规模的、非正规的、偏安一隅的，也就是粤语最初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因此，应该让“山寨”的归“山寨”，“城堡”的归“城堡”，各就其位，构成呼应和对峙关系，彼此纠正和制约。没有这种文化，全是那种腐朽、保守、没有办法播放的“正版碟”，不符合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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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还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针对各种形态的文化，应该持宽容态度，这是对文化多元的宽容。文化的本质具有杂糅性和多元性，单一的文化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短命的。历史走到了今天，文化已经由“一神教”时代，再一次回归到“多神教”时代。只有多元共生的文化才具有生命力。

　　我觉得《诗经》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文化比例搭配合理的标本。诗有“风、雅、颂”。“风”——民间的声音，主要在“山寨”里唱，是《诗经》的主干，在305篇中占160篇，约53％。“雅”——文人雅士的声音，主要在“城堡”里唱，共105篇，约占34％。“颂”——官方的声音，主要在朝廷的各种仪式上唱，共40篇，约占13％。假如变换不同声音的歌唱地点行不行呢？我觉得行，大家也认为行，但那是不可能的。比如你到衙门里去唱“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大贪官啊大贪官，莫把钞票全部卷。多年辛苦奉养你，我的生死你不管），有可能把你丢到收容所里去。此外，还有一个文化比例的搭配问题。如果“颂”或者“雅”太多了，以致将“风”的声音湮没，那么“风”就要起来反抗。在《诗经》中，“十五国风”占绝对优势。“国风”又有“正风”和“变风”之分。“正风”美之，就是歌颂；“变风”刺之，就是批判。《诗经》中的“国风”是以“变风”为主。不管什么声音，也不管它出现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但《诗经》编撰学给出了这样一个格局和比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之所以有官方文化，是因为有民间文化。之所以有高雅文化，是因为有通俗文化。之所以有精英文化，是因为有大众文化。之所以有主流文化，是因为有边缘文化。之所以有老年文化，是因为有青年文化。之所以有严肃（理性的）文化，是因为有诙谐（无厘头的）文化。之所以有“城堡文化”，是因为有“山寨文化”。形态各异的文化，在特定的时空中相互并存，恩怨交加地相处，是文化生长的最优环境。任何一种文化试图越俎代庖去取代甚至消灭另一种文化，都是不可能的。

　　王朔：一个时代的“撬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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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住在方庄，附近有一个楼盘叫“甲方乙方”。我心里想，王朔先是把小说改成电影，然后再把电影改成楼盘，安排得够严谨哈！后来才知道，那楼盘不是王朔他们家的。几个月后我搬到朝内南小街，离王朔的老家朝内北小街不远。傍晚或周末，我在南小街附近游逛。往西穿过内务部街胡同，避开卢森堡大使馆门前哨兵冷峻的目光，十几分钟就是灯市口和中国书店，再往西经景山学校，就到王府井大街。如果往南穿越小胡同，就是禄米仓、赵家楼、东总布胡同、贡院街。有时候要去看病，就乘24路车往北，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几站地就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医院的大门朝南，正对着南门仓胡同，下来就是仓南胡同、吉兆胡同和烧酒胡同。这些都是王朔小说中的地名。

　　王朔在《动物凶猛》中说自己小时候就在这个区域活动，小说中的场景主要安排在南小街、北小街、东单、王府井一带。现实中的街道和小说中的地名对上了，给人时空错乱的奇异感。我一直没有弄清《阳光灿烂的日子》究竟在什么地方拍摄的。我觉得电影中的那些胡同不像内务部街，窄小得像是禄米仓后巷。一天黄昏，坐在内务部街胡同口一家福建人的茶店喝茶，望着胡同里进出的人群，我想起过王朔和他的小说。我想象小说中那群小孩无聊地游逛、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的样子。阅读记忆之中的《动物凶猛》，仿佛又跳进了我的现实。

　　当年《动物凶猛》的发表和《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上演（也包括王朔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所有小说），让读者和观众激动不已。在我们的阅读史上，从“工农兵”形象到“高大全”形象，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那些“悲剧”形象，特别是文学书写语言的抒情性和庙堂色彩，严肃得令人窒息。王朔小说主题的世俗性和语言的市井气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动物凶猛》的主人公是一些历史（“文革”史）的边缘人，一个被历史遗忘的群体。他们当年是历史事件的旁观者；如今，当事人回忆和书写历史的时候，旁观者的视角一次又一次地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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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龄人读《动物凶猛》的时候感到特别亲切。那几个孩子的作为大部分我都熟悉，比如打架斗殴、抽烟、撬锁、暗恋某位大姐、崇拜毛主席、想打仗、与老师作对、被父亲暴打之后在建筑工地过夜，等等。不同的是，他们在京城胡闹，我们在乡村胡闹。他们抽“恒大”牌的香烟，我们抽“海鸟”牌的香烟。他们的军装是正版的，我们的是赝品。他们的军装颜色屎黄、陈旧得颇有来历，我们的军装颜色草绿、簇新得像暴发户。他们的布带暗人字纹，我们的平面无纹。他们接触的解放军是自己的邻居，我接触的是一些野营拉练的过路部队。看到那渐渐远去的扛枪者，我总有一种尾随而去的冲动。

　　青春期反叛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讨厌家长和老师，是不同时代人青春期反叛的惯用招术，显得老套、小家子气。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反叛，有一个让人着迷的特点，就是对“锁”的敏感、好奇和仇恨，只要一见到“锁”，就激动不已，就想把它撬了。有一次，我将全校住读生的箱子锁全部撬了，而且搭链完好无损。我把一书包锁背回了家，花了好几天时间给每一把都重新配上了钥匙。对禁锢的敌意，刺探秘密的好奇心，冒险时的心惊肉跳，破坏后再修复的成就感，设置和掌握新的“秘密”的权威感……这一切都让我喘不过气来，畅快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动物凶猛》中马小军的撬锁技术也许并不高超，但是气派很大，不是撬箱子锁，而是撬大院里所有家庭的大门锁，一家挨着一家地撬，风卷残云。

　　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姜文对撬锁的场景做了虚化的、艺术性的处理，这让我想起了韩国导演金基德的电影《空房间》。我由此断定生于1963年的姜文缺少“撬锁”经历，也没有那种见到“锁”就咬牙切齿地想撬了它的冲动。姜文的这种艺术处理方法有得有失，短处是少了破坏时的惊险和秘密被破解时的激动，长处是直接将米兰的照片和“姐弟恋”的主题一下子凸现出来了，使它的意义超越了时代。这一点稍后再说。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什么好锁的呢？如果想在物质上有所收获，那么撬锁之后你一定会极度失望。因为每一把锁的背后都差不多，完全没有什么让人惊喜的东西。它锁着一个“空无”，锁着一个又一个空空如也的四方形的东方套盒。据说一位国家领导人陪外宾参观，外宾发现家家户户门上都挂着锁，便问，你们共产主义国家是不是也有小偷？那位睿智的领导人说，我们这里没有小偷，锁不过是一个标记，说明主人不在家里。回答得很妙！我的疑问是，为什么箱子也上锁？是不是说明主人不在箱子里？

　　既然与获得物质利益、与侵占财产不相干，那么“锁”和“撬锁”都成了隐喻。它与“秘密＝解密”、“禁锢＝解放”、“拒绝＝进入”这些组合意象密切相关。权力的大小与掌握秘密的多少成正比。锁，就是一个权力的隐喻。它把秘密置于一个密闭的空间，而将我们拒之于千里之外。撬锁，就是打破这个空间，寻求进入其中的平等感。从潜意识层面看，它锁住了我们正在悄悄膨胀的身体和欲望，锁住了我们正在成型的思想，锁住了我们大声表达愿望的声音。撬锁，就是一个打破禁锢的下意识动作。给每一把锁都重新配上钥匙，就是对重新设定和掌握秘密这一权力的迷恋。锁——撬锁——配锁，仿佛一个连贯的精神链条，标示了少年向青年过渡的轨迹。老师和家长对撬锁而不拿任何东西这一行为，感到极度的费解，以至于他们反复提出一个让人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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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小军当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撬锁，他只顾撬。他发现了什么呢？木板床、两斗桌、几盘隔夜的饺子，如此而已。但马小军的惊喜突如其来，他发现了一个锁着的新秘密：闺房。简陋的床铺、红色的塑料凉鞋、正在阅读的小说、一把琵琶，还有一张挂在墙上的少女照片和想象中一缕清香。对于今天而言，这些东西再普通不过。但是，在一个到处挂满了“锁”的密不透风的时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全新的发现、一次有效的解密。

　　青春期的反叛和青春期的冲动，是一件事情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但处理这两件事情必须用不同的方法。用同一种方法处理，是青春期的常见毛病。有了撬锁屡屡得手和窥视闺房成功的经验，马小军自以为获得了破解各类秘密的法门，以为“一把钥匙能够打开千把锁”。接着他便遇到了一把打不开的锁，也是一个更大的秘密，那就是少女米兰。

　　马小军第一次在林阴道上遇见米兰时，演员宁静和夏雨的台词，几乎原本照搬了《动物凶猛》中的对话。米兰一出现，马小军就产生了一种“撬锁”的冲动。他试图用撬锁时常用的机灵和蛮劲撬开这把新“锁”。马小军：“喂，交个朋友吧。”米兰：“你才多大就干这个？”马小军改用从前的凶猛招术：“我打你！”米兰：“你打得过吗？”不灵就再换新近学到的“撬锁”绝招：“一见到你就像见到我姐，你当我姐吧。”这些招术都不奏效，马小军顿时败下阵来。最后，米兰半恶作剧半好奇地收留了这位“撬锁者”。

　　一位乳臭未干的愣头小子与一位成熟少女之间的交往令人绝望。马小军交替着使用凶猛招术和“撬锁”招术，效果都很差。“凶猛的动物”在一个“柔软的秘密”面前束手无策。两人世界暴露了那位在集体行动中凶猛无比者的软弱无力。尽管如此，王朔的一些描写还是给我们留下温暖的感觉：午后的阳光撒在小小的宁静温馨的闺房，凶猛的闯入者有力无处使，红着脸坐在那里苍蝇一样搓手，两位心智发育不对等的人错位的轻声交流，耽搁的渴望和下次再来的允诺……融化了所有凶猛而坚硬的心。

　　《动物凶猛》无疑有成长小说的特点。扎堆打架斗殴的集体行径，是一种与世界混沌一体的盲目行为。单独一人孤独地游逛，乃至悄悄地冒险去撬锁，去刺探世界的秘密，是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或者说一个契机。而两人世界或者情感秘密的出现，才是自我意识要真正面对的新问题。学会面对面轻轻交谈和倾听，是“凶猛动物”必须选修的功课。而那个时代缺乏的正是这门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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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王朔，真的很像一位“撬锁”英雄，一见“锁”就有把它撬了的冲动。他的小说语言，就像一把把破旧而犀利的“改锥”，戳穿了各种谎言，破解了各种语言之锁背后的秘密——权力的秘密、知识的秘密、身份的秘密……由此，他伤害了许多人。每一个可怜的人（包括权势者）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各自保守一些大大小小的秘密，并为这些秘密套上一把又一把结实而又顽固的“锁”。现在，来了一位机灵而凶猛的撬锁者，一把钥匙撬开了千把锁，把那些紧闭的但很贫乏的房间撬开，让所有的无聊、猥琐、空虚、自欺欺人、色厉内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此，王朔一度遭到了语言群殴，处境很像游泳池里被众人踹下水的马小军，但他也得到了许多新的“马小军”们的喝彩。

　　多年后，沉默多年的王朔再一次开口，当然不是在朝内北小街的仓南胡同里发声，而是在很远的地方发声。那声音再也不是一位刚入行的“撬锁者”的暴戾之声，更像一位久“撬”而无趣的“老贼”的劝导之声。他给“女儿们”写着长长的书信，似乎在告诉她们，“撬锁”也没有什么意思，打开门什么也没有，看到的只是“无”。

　　据说有几位新的“马小军”们，摩拳擦掌地准备把王朔这把“老锁”撬了；后来看了王朔的北京话版的《金刚经》，其中演绎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古老道理，于是就放弃了“撬”的念头。但王朔还是不放心，写了一本叫《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的新书，亲自动手把自己这把“老锁”撬了，撬开之后发现里面坐着一个“基督”。王朔收拾得干净利索，不想给“女儿们”留下任何破绽。但是，王朔发明的“语言撬锁法”影响很大，从者甚伙。因此，迟早还会有人破门而入的。设想将来的某一天，一位凶猛的“撬锁者”把门一撬，发现里面盘腿坐着一位“老贼”，他吓得扑通跪下，大叫一声：师傅——

　　张柠，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已出版学术著作有：《叙事的智慧》（1997）、《文化的病症》、《没有乌托邦的言辞》、《土地的黄昏》、《想象的衰变》、《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2008）等9部；另有《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1949—1966》待出版。

　　组稿编辑姚雪雪

　　责任编辑刘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