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刚

　　三姑

　　都说，一母生百般。这句俗话，用在我家再合适不过。我的大姑过于强势，三姑又过于弱势。三姑父去世了，三姑哭成了一摊稀泥，大姑说：“走了好，活着也是累赘!”

　　三姑的夫家是河埠。记得那些年，我把河埠等同于小学课本上“万盛米行的河埠头”，甚至觉得，三姑是我家的新米(结婚的时候才19岁)，万分不舍地送进王姓家门，换回我的二婶。似乎没有更好的命运，季节有时等不到米粒的饱满，便把它当做种子贡献了。如果你生活在那些年月，你就会听到一些这样的话：俺娘说，等俺长大了，给俺哥换个媳妇。

　　生活真是一位幽默大师。三姑的婚姻，走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路线，却恰恰出现在那些大搞“破四旧、立四新”活动的日子里，结婚要革除旧风俗，不能上轿不能坐车(马车)，新风俗是新娘新郎佩带大红花，步行(路远的可用自行车)。二十多年前，每逢春节，我常常步行到河埠去。一出村口，抬眼可见，密密匝匝的杨树槐树们把我的路线截断了。我要拎着一提包的点心饼干，翻过洪沟河的两岸。其间80米的荒滩和薄冰，灰黄银白相接，因为色彩舒缓而又遒劲，我便对着一棵枯黄的茅草撒尿，或者溜冰，张开双臂，在滑翔的轻盈中制造惊骇。在多次跌倒以后，我看到了远处的大桥，确切地说，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意念中的幻影。它真实得如同舞台上的布景。我的身下是冷冷的冰。爬上河的北岸，我看见一些高高低低的屋檐，上午的阳光在瓦片上如小蛇一般游动，就像课本上的几顶“旧毡帽”。我遗憾地想，如果是“风吹稻花香两岸”，多好。实际上，在交换和适合之间，不会有理想事实的绝对。我老家的东邻孙洪新，论辈分是我的大叔，他43岁的时候迎娶了一个19岁的姑娘，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她，逢人就说：“我们是爷俩来串门。”把娇妻当爱女一样疼着，搁在心尖上，他的内心多么祥和。他的妹妹——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子，是这次婚姻的重要筹码。

　　一种几乎只是传宗接代的婚姻，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维吉尔的诗歌。“妮莎嫁了莫勃苏，世上有各样古怪的婚配／只要时间长了就连(扌夋)猊也会和母马成对／胆小的鹿也会跑去跟猎犬在一处喝水。”天哪，我居然说出了《达蒙的迈那鲁悲歌》中的诗句。当我说出的时候，忽然发现，我像一个溺水者，吐出了第一口脏兮兮的、泛着腥臭气息的河水。

　　父亲说，隔河十里远。许多年以后，我骑着摩托车，带着表弟王龙，出村西，北向，走新修的金临路，跨过洪沟河大桥，在王龙的导引下，东去，横穿了两个村庄，画出一个长长的抛物线，最后在三姑新崭崭的瓦房面前，刹车。

　　一进门，三姑就在后面不停地埋怨：你三姑这几年创穷了，你都好些年不来了。我要回去，三姑执意把我送到村头，一路上逢人就打招呼：这是俺娘家侄，在安丘教学呢!我慌不迭地向一些陌生的人微笑点头，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摩托车发动的时候，我对三姑大声说：三姑父走了，三姑你再找个人吧，别怕，有我们呢!三姑那年41岁，脸上已是沟壑纵横。车轮急速旋转着，这一次，我任凭我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如破冰的河流。

　　现在的我，坐在荧白的电脑屏幕前，手握鼠标，竭力搜索三姑在东朱耿生活的条目，依然是“该页无法显示”。如同三姑对她先父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我奶奶改嫁东朱耿以后的丈夫，在三姑五岁的时候，撒手西去)。于是，我问父亲。你三姑下学以后，就是去地里拔青草，喂牲口，挣点工分。你三姑上学最多(小学毕业)，回家拿不着学费就掉眼泪，我只好去四邻讨借。我问，父亲你这不是在说我吗?他说，你是随了你三姑哩。在我的意识里，三姑就是一条清澈的河流吧。河流没有固定的形态，容器的形状，就是它的形状，它流动着，缺乏的恰恰是一种现世的安稳。

　　至于三姑的婚姻，二叔一直是觉得亏欠了三姑，看着三姑回家流眼泪，就低下头，也不吱声，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我奶奶生前态度最为坚决：“早知道他是个病秧子，说凌天表也不跟他!”我至今不知道“凌天表”这三个字怎么写，如果奶奶还活着，估计她也不会写，但我明白一点它的意思：老天爷做主，她也不同意嫁我的三姑(奶奶信佛)。多年之后，我在课堂上这样讲解假设复句：要不是及时送医院的话，他早就断气了。我在自己臆造的氛围里沉醉：他断气了没有?没有!是学生的异口同声。我的声音明显高了八度：这就是假设复句的一种，它是现实的反方向的虚拟。我现在发现，我是多么的浅薄和寡情。事实上，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最忌讳的就是一个“死”字，只要眼睛一碰见这个字，就听见“哧”的一声，我的伤疤被生生地撕开了，即刻渗出一股一股的鲜血。一阵锥心的疼痛和持久的悲伤。

　　生活没有假设。我的三姑，跟“死”打了太多的交道。我想，死神，就是一个欺压老弱病残的恶棍，命硬的体壮的，它没有办法，只好四处摇晃着，吐着刁钻的烟圈，一旦瞄上谁家有软柿子，就不由分说，一把拽下来，使劲咬一日，倒牙，接着，恶狠狠地扔进地狱的深沟。三姑的长子，还有她的丈夫，正是这样的软柿子。

　　中国古代的婚姻，多是从新郎用秤杆挑起新娘的红盖头开始，循着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路线，滑向一个我们习惯上的认知层面——称心如意到白头。

　　三姑的新婚之夜，却掀起一阵阵喘息的风暴，不是那种快乐的、复杂的喘息。即使隔着岁月浩淼的河流，我的耳朵依然能够触摸到：是三姑父内部能量枯竭的告警，是生命严重透支的虚脱。我的三姑父——很慈善的一个男人，经常面带笑容，说话慢声细语——像个女孩子。可能因为哮喘的缘故，他尽可能地节俭着语言，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微笑的功能。他的母亲，一直是家庭的统治者(父亲早逝)，代表着家族的公众形象。三姑遭遇着中国传统的婆媳关系，即使以后分家了，三姑和三姑父留守着老屋，她的婆婆依然经常驾幸，有时随手抓起一片泛着湿润气息的落叶，便训导三姑洒扫庭院。还好，三姑怀孕了，生下一个儿子。“孩子是大人的命”，经年之后，我对这句俗语有了深入骨髓的理解，望着我的女儿，生活是如此的踏实和醇厚，有一种晴朗的安好。

　　三姑的第一个孩子叫发展，记忆中是一个很顽皮的男孩。记得有一年春节，他在大门楼的过道里偷偷地卷纸烟。他摸出藏好的纸条，围着右手的食指转一两圈，抽出食指就是烟筒了，他把下面拧紧，接着变戏法似的，一捏一捏地，往烟筒里放烟丝，就像科学家用镊子在小心翼翼地采集某种标本。他卷烟的路子和大人不一样，却也富于想象。点着了，他猛吸一口，便模仿他的父亲剧烈地咳嗽(三姑父是不抽烟的)，曲背弓腰，右手扶着影壁墙，可怎么听，他的声音都是一挂脆响的鞭炮。那一年他四岁?五岁?我记不清了。他六岁的时候生命就停止了发展。是脑膜炎，一开始以为是头疼感冒，后来竟至昏迷抽筋，全家人慌了，送到医院，呼吸衰竭，已是乙脑晚期。一个把卷烟当做游戏的男孩，在和我们捉迷藏，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任我们把白天喊得漆黑，玩心正盛的他，怎么也不肯出来，自己陷溺于漫无边际的黑暗之中。

　　黄泉路上无老少。发展的夭折，对三姑是

　　一个致命的打击。当她半夜里被恶梦困扰，又被三姑父的喘息声惊醒，我不敢想象，她耳边汹涌着的风暴和内心的惊悸。也许在那一刻，她推醒了自己的丈夫，在喘息的噪音里，他们开始着生命的制造，也使得三姑对明天有了新的期待。

　　上帝带走了发展，又送来了团结。多年之后，皈依基督的三姑如是说。

　　王龙一出生，乳名就叫了团结。二叔的儿子叫团结，和发展同岁，已经是个帅哥了。王龙过百日那天，仪式特别隆重。姑的裤子，姨的袄，妗妗的花鞋(穿到老)，还有姥姥的虎头“绑”(鞋)，所有的词语都是温暖的，都是长寿的同义词。二婶(王龙的大姑)和我的姑姑们手忙脚乱地，给王龙穿衣戴帽，正好凑齐了一句民谚：“姑穿上，姨提上，小孩子活到八十上。”三姑和三姑父对王龙更是百般疼爱，用我们那里的话说，是“捧在手里怕热着，含在口里怕化了”。我知道，王龙的小学还没有毕业，光学名就改了三次：王勇、王彪、王龙。改来改去，不外乎高大威猛，百毒不侵(三姑后来知道乙脑是一种夏秋季传染病，由蚊等吸血昆虫传播病毒)。

　　许是受王龙茁壮成长的引导，或者为了填补内心的巨大空洞，三姑不听任何人的劝说，和三姑父东躲西藏，又强生了一个女婴。三姑那双被青草上的露珠滋润了的嫩手，已经被玉米棉花咬得满是裂口，就是看一眼，眼睛也被扎得疼痛，红肿。我的三姑父，早些年还能下地干点轻活，譬如浇地看看机器，打麦场上坐着马扎接接麦子，后来他就忙着喘气了，待在家里，守着大瓶小瓶的药丸，他的生命就是一盘散沙，无论怎样的仙丹圣水都无法使它凝固，只能一点一点地散失，直到裸露干涸的河床。

　　那段岁月，是三姑最为艰难的时候。可她居然挺过来了。现在想来，这种交换的婚姻，多像农村的一种板凳，它是马扎。左右各有两根短木条分别交叉，成对称图形，一根细钢筋横穿两个交叉点，拧好两端(不可太紧)，下面四个点再用两根木条横向(和中间的钢筋平行)固定。这种马扎的线条，看似并行不悖，实则盘根错节，它们支撑着的凳面是平整的，开合自如，也极为牢固。譬如三姑捱不下去了，哭着闹着回了婆家。二婶就跟二叔吵架，这样的动作，就像木匠抓起一把锤子，往马扎钢筋的某端抡了几下，马扎又紧紧的，适合休息，或者安放。我的二婶比二叔小五岁(三姑父比三姑大十岁)，个子却高出一头，他们的吵架一直是家庭频道的保留节目，寒暑易节，雷打不动。作为马扎的一根短短的木条，三姑必须服从它既定的秩序，即使1998年三姑父去世了，三姑也必须待在王家，连改嫁的可能都没有(后来，他们给三姑找了一个王家的表弟，倒插门)。在我的想象力无法抵达的地方，我的三姑支撑着一个四口的家庭，和她自身的困窘。

　　生命就像一条河流。流淌是它的宿命，至于它有多长的流程，其实不可预知，甚至，随时都有断流的可能。我们常常夸夸其谈，一滴水的归宿是大海。可是，有多少水消失在水中，悄无声息；或者，倏忽间的挥发，留不下一点水渍。

　　三姑父走了，他走的时候无声无息，没有惊动任何人。出殡的时候，我从他的一个堂叔那里知道，那天晚上，三姑父围着宅子，艰难地转了五圈，他说他只是睡不着随便转转。第二天清晨，村里的人都醒了，三姑父却扶着天井里的一棵白杨，永远地睡着了(心脏病并发)。他特选择了端午节，是叫人们每年都记起这一天。1998年的这一天夜晚，我正在一个小县城里，搜肠刮肚，幻想用诗歌去征服爱情。三姑痛苦之时，我却高举着诗歌约会。这像我少年时在洪沟河上重重的一摔，成为我内心长久的隐痛。

　　难道是三姑父生前的喘息，影响了他死后的不安。因为是土葬，入土月余，三姑父被人举报，三姑只好又将三姑父从坟墓里请出来，投进了熊熊的大火。那段日子，三姑的表情变得迟钝和茫然，生活的全部意义悬挂在了荒凉的南山之上(那里有她的长子和丈夫)，最后和雨中的黄叶一起飘坠。她的恍惚，使南山成为那些夜晚的全部。按照祖上的规矩，我的三姑百年之后，南山也是她的归宿，不知三姑父喘息的风暴是不是已经平息，一家人可以安然成眠。

　　对于三姑父的死，我只能像史铁生那样说：三姑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快要受不住了，就召三姑父回去。但愿，每天早晚做功课的三姑也能这样认为。

　　我想，如果我去河埠，我不会再抄那条近道的。那是怎样的一条近道啊，它是一条绳子，却被河流生生地截断了。我宁愿它是一条绳子，丢弃在荒野里，腐烂，或者被杂草埋藏。

　　奶奶

　　奶奶是我家最后一个小脚女人。60多年前，她的一双小脚挣开家族“有夫从夫，无夫从子”的坚实的裹脚布，走上了一条改嫁的道路。那一年，父亲不满周岁。

　　从西朱耿到东朱耿只有二里路，一碗热粥端过去，喝起来也还顺口。记忆中的朱耿河是一根细细的面条，填不饱两边饥肠辘辘的田野。现在的金临路，如白杨一样笔挺神气，它和朱耿河构成了一种路线上的偎依，血脉上的呼应。过了金临路，就望见刘家的祖坟。父亲说，给爷爷磕个头吧。跪在坚硬如铁的黄土上，我的双膝终于有了着落：我应该有一个爷爷。尽管从来没有人这样介绍我，这就是刘世温的孙子，但他身体的一次偶然冲动创造了我的父亲，我确实有一个爷爷。

　　爷爷只活了三十出头(奶奶生前也不知道他的准确年龄)，我现在都比他老了。我怀念爷爷，总是和过去的我重叠：一年之前，我的泪水被母亲坟头的火焰烧得滚烫。十多年前，奶奶紧紧抓着我的手，她在借助我的力气，和死神进行着最后的拔河。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奶奶弥留时候的情形，奶奶活了82岁，那是我看见的唯一一个老人的晚境(母亲62岁去世，她多么年轻)。

　　对死亡的恐惧，使她放声大哭，她喊：“抓紧上医院啊……我受够了，给我买个药(她的意思是安乐死之类的药物)吧……”她的喊声是刹不住的车，径直撞击着我们的五脏六腑——我的伤口至今没有愈合。“买个药一喝，你一走了事，还让他弟兄俩(父亲和二叔)在村里怎么见人?”是一位郝家奶奶的声音。可怜的奶奶，她强撑着羸弱的病躯和内心的惊悸，即使离开，也让子孙们落个孝名。这时，她看见了我，确切地说，她的一只手伸向了我(骨瘦如柴，是时间带走了她的水分)。“上海(我的乳名)，”她分明是在哀求，“我想见见孙媳妇，哪怕领来一个骗骗我，也行。”我抓住奶奶的手，却无法带着她，逃离死亡的悬崖；也不敢松开，生怕奶奶一下子跌入亘古的黑暗。

　　事实上，1995年我已经26岁，当时是全镇小有名气的青年教师，使我在个人婚姻上苛求着高质量，就像声母“h”，只有在喧喧嚷嚷的声音中，找到唯一的开口呼韵母“ao”，才能组合出一个响亮开阔的音节：“hao”。我喜欢“hao”的声调“V”，我喜欢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潇洒地打着“V”。这是成功的符号，蛰伏着神性的启示。我对婚姻理想图景的向往，使奶奶临终也没有看见家族的播种机找到一块温润的土地，

　　哪怕只是一个耕耘的表象。

　　我辜负奶奶的那一刻，注定我不再是一个好孙子。在度过了婚姻短暂的甜蜜之后，我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疲倦，我夜晚的激情，宣泄在表情天真的文字上。就像童年时奶奶给我的水果糖，我一口就吞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只能对着花花绿绿的糖纸，发呆；一枚坚硬的糖块，也从此成为我身体里无法消解的症结。

　　可能是路在不断拓宽的缘故，我记得，路的两边一直是一些年轻的白杨，笔挺且英俊。春天的时候吐出一些鹅黄的叶子，到了冬季，就是一只从地心深处探出的手，呼唤着风，和节日般的落雪。怎么能不拓宽呢?它从奶奶的小脚下生长，手推车自行车摩托车农用车小轿车就像越来越粗壮的玉米，它们的伸展改变了一条小路的宽度。

　　我必须无数次向西，清明、中秋或者春节。按照交通规则，我和奶奶的脚步是相向而行，我不能修改她的脚印。短短的二里路，是一个过程，我从棉花走向麦苗，然后再从麦苗回到棉花。我记得春天的棉花，前后间隔30cm，左右相距70cm，它们整齐的步伐迈进了秋天，枝条纷繁错落着，肆意盛开的棉花没了行距株距的约束，它们的路线四处伸展，仰着笑脸，一朵一朵，呼应着天上的白云。深秋的麦苗条播的时候，是一把一把随意撒出去的，它们一长出来就非常团结，队列整齐，在棉花的鼓舞下，走向冬天。仿佛宿命，一种棉质的温暖守护着麦苗的童年。

　　似乎我一生下来，奶奶就老了。奶奶用她的衰老，阻挡着我们的衰老。她清瘦的脸庞，模糊成了一种气氛。她深具故事感的皱纹，深刻着我对往昔岁月的记忆。

　　奶奶改嫁不久，大伯就得了一种“大肚子”病，死了。大伯死的时候才11岁，正是扛着红缨枪满街跑的年龄，却在一天早晨睡在院子里的杏树下，下面铺了一张废弃的苇席，上面盖的不是棉被，是一个装过玉米也装过大粪的篓子，要等西朱耿的长辈来料理后事。那是一个四月天，我父亲钻出被窝慌慌地去小解，却看到了倒扣的篓子，他好奇的手僵在半空——被大人喝住了。父亲当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成了刘家的独苗，郝家的大哥。大伯小名叫东来，他到死也没有自己的大名。有一年春节，我在西朱耿给死去的活着的长辈磕完头，翻阅家谱，居然发现没有大伯的名字(按照祖上规矩，夭折的孩子不入家谱)，我心里又堵又胀，是一种大面积的难受。大伯是一株麦子，他举起的麦穗被老鸹叼走了，或者植株遭遇着当时无法治愈的病虫害，偌大的麦田，没有谁去在意一株麦子的消失。

　　大伯的去世，使奶奶陷入了无边的空洞和持久的痛苦。我父亲的姑姑也质疑着奶奶的改嫁，无奈奶奶已在东朱耿结婚生子。老姑一怒之下，把我父亲拽回了西朱耿。西朱耿已经没有亲人了，父亲只好寄居在我的一个本家爷爷那里，我爷爷是独苗，最近的本家爷爷也快出五服了。父亲在西朱耿生活了半年，给人家刷碗看孩子：在锅碗瓢盆的喧闹里，父亲孤苦无依；他哄着别人的孩子，心里想着自己的母亲。春节一过，父亲就逃回了东朱耿，东朱耿有他的家，母亲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这是经年之后的一种感情认同。

　　失去大伯，是奶奶一生的疼痛。奶奶把大姑送人做了童养媳，然后领着大伯抱着父亲改嫁，只是为了保存刘家的香火，大伯却是一缕轻烟，无声地飘散。经历丧夫亡子之痛的奶奶，给予了我们晚辈成倍的关爱。我和妹妹，就是她头上的网包和簪子，隔一会儿就喊一声，摸一摸还在不在。那是一个大人们忙着从树上地里寻吃觅食的时代。有一次，我和妹妹在家门前的湾塘边玩耍，我们小心地往水里走，但水很快淹没了妹妹的身体，我急急地喊人，奶奶像从家里飞出来一样，跑到水里抱起了我的妹妹。从那以后，奶奶禁止我下水。夏秋季节，每次放学回来，奶奶就轻轻捉住我的一条胳膊，用她的食指小心地在上面划一道竖杠，如果竖杠是明显的白，她就认定我下水了，很生气地找父亲告状。看到父亲挥起巴掌，她却挡在了中间，我趁势缩在奶奶的身后，心里有些害怕，也觉得好玩，很像童年的一种游戏：老鹰捉小鸡。前面有奶奶罩着，我不怕父亲的凶狠。

　　我不知道奶奶什么时候信佛的，“不受磨难不成佛”，这是她挂在嘴边的经典。只要家务活一忙完，奶奶就念念有词，她念佛的时候满面红光，眼睛微合，整个人生活在内心的图景里。看着皱纹无限舒展的奶奶，我忽然觉得，早年的坎坷，在奶奶眼里已是一片平坦。

　　我1987年考上师范学校，却是文革以后东朱耿村第一个通过考试走出去的学生。父亲很高兴，向村里人大谈教子经验：不受磨难不成佛，只要放假，我就使劲让学刚(他在公众场合开始称呼我大名了)干农活。每每听到父亲这样说，我就想起我的奶奶。

　　是初中的第一个秋假。父亲让我用手推车往家运玉米，一个来回8里路。第一趟还可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到第二车的时候，两个篓子像绑在了腿上，前进几步，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整个身体好像都在蒸发。这时，我看到奶奶站在村头，她一把夺过车子，一双小脚迈起步来，就像铁镐开采荒地一样，细碎，紧簇。回到家，我洗脸喝水扇蒲扇，等奶奶卸完一车的玉米，我肩膀搭了毛巾，再次挺进田野。在父亲用剧烈的劳作教育我以后不扛死锄(农村对一辈子务农的一种说法，含贬低意)的时候，是奶奶用尽心力的疼爱缓冲了父亲近乎摧残身体的教育。

　　我说，是爱，是亲人的爱催生了我学习的热情，和动力，至今不减。

　　如同填写性别一样，我总是在籍贯一栏上信手写着：临浯镇东朱耿村。

　　许多年以前，奶奶一个果敢的举动，决定了我的出生地。我情愿把我的籍贯和出生地混淆。我的母亲也在东朱耿出生，她像老早就等着父亲了，等着我。

　　母系是一条河流，奶奶是它的上游。因为上游的流动，没有一味的固守，我的身体里才流淌着新鲜的液体，我们叫它——血脉。

　　责任编辑刘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