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里雯

　　夏天，L在网上发现在我们德国的住所附近一家小镇餐馆在卖大闸蟹。

　　大闸蟹泛滥德国的新闻已经在中国媒体上流传了好几年。这些蟹是成千上万艘往返于中德之间的货船里的偷渡者。货船满载德国的机器或者汽车来到江南的港口，在那里卸下货物，开舱纳水，以便让大船在海上保持沉稳的重量不至于轻易倾覆。一些蟹种就此被吸入舱里，然后在汉堡或者一些德国内陆港口被吐出来。它们从漆黑的船舱里被放出来的时候，一定觉得来到了天堂。德国茂密丰盛的水系、温和的天气和良好的自然环境仿佛为它们精心定制，更不要说他们的可怕天敌——中国人——在这里大幅度减少。等到德国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些带钳子的装甲大军，已经像指环王里的地下军队般迅速扩张，霸占了德国的河流和湖泊，它们吃掉柔软的鱼虾，甚至用大钳子毁坏堤坝，让渔业和河流管理人员烦恼万分。

　　在消息传到中国之前，大多数德国人并不知道，这些小恶魔竟然是中国人的昂贵美食。他们忙着把大批的大闸蟹用机船捞起来（说不定一路在心里诅咒着），焚烧之后当作肥料。消息传到中国人群里之后，曾经有两位在德国的中国商人觉得看到了宝贵商机，试图把这些“肥料”进口到中国，但不知是出于欧盟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还是中国的进口食品安全标准，他们没能获得必要的执照。迄今为止，这些宝贵的“德国原生态大闸蟹”还只能在德国的一些中国超市和中餐馆里偶尔出现。

　　L发现的这家大闸蟹贩卖商却并不是中餐馆，而是一家位于柏林和汉堡之间的德国本地小餐馆。它挨着本地区许多相连的大小湖泊中的一个，餐馆里常年供应渔夫从湖里打来的生鲜。渔夫们向店老板抱怨那些钻到网里来的大小“魔鬼”，被店老板在香港居住过的女儿偶然听到。村里最全球化的德国人，立即想起了香港街头每逢金秋打出来的铺天盖地的广告。女儿说服父母，在餐馆的网站上试试出售这些东西，2欧元一个，需要预订。L是最早回应这个广告的人之一。我们兴高采烈地邀请了在中国居住过并懂得享受大闸蟹的德国朋友，他们得知喜讯也雀跃不已，爽快应邀来参加蟹宴。

　　从柏林开车到那家餐馆，需要一个半小时。L被老板领到后院几个一米高的大橡胶桶旁，老板揭开一个桶的盖子，里面爬满了壳子巴掌大的大闸蟹，微亮的青壳儿泛黑，森森然张牙舞爪。“要雄的还是要雌的？”中国美食家最狂野的美梦就在眼前，德国顾客犹豫了，拿起电话打回家咨询中国顾客：“要雄的还是雌的？”电话另一边也不太确定：“一半一半吧。”一共买了二十多只。

　　整个德国都没有捆绑大闸蟹的专家，唯一运送它们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扔进泡沫箱，再扔进几个冰盒，让它们进入准冬眠的昏迷状态。到家之后，它们就在半昏迷状态里乖乖进了蒸锅。

　　女儿皮皮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只大闸蟹，对它们钳子上柔软丰密的毛赞叹不已，摸个不停。这时候命运决定给我来个恶作剧，让我产生了一个糟糕的主意。因为皮皮的宠物，一只漂亮的英国兔子，刚刚在公园里逃跑了，我顺口说道：“你那么喜欢它，就留一只养着吧。”

　　为什么要養一只作为食物的蟹？在中国乡下度过童年的人，并不太在意这种区别：你养动物，悉心照料，然后你吃掉它们，或者不吃掉——完全看心情。我们并没有现代城市里那种严格区分宠物和食物的心理界限，没有养殖场、屠宰场和宠物屋的区别，它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家里。所以，养一只从嘴里省下来的大闸蟹，是我试图返回童年状态和孩子寻找共同语言，却误入了中国传统乡村的不合时宜。

　　城里长大的皮皮对这个建议感到陌生，她从来没有养过自己的食物，L觉得我的提议奇怪极了，“为什么你要这么养一只蟹？为什么？”皮皮犹豫了片刻，问了好几个问题，那些绒毛还是对她起了作用。她选了一只最威风凛凛的公蟹，看起来像个大将军。一只虎落平阳的将军，“就像滑铁卢里的拿破仑”。L说。

　　“什么是滑铁卢？”皮皮问。

　　“就是拿破仑被打败的那场战争。”

　　“那是哪一年？”

　　“好像是1817年。”

　　“那就叫他1817吧。”皮皮说。立即郑重地把它录入了卧室门后贴着的宠物记录册，紧跟在逃跑的兔子记录后面：大闸蟹，名字：1817，颜色：墨绿。等我们忙完之后上网一查，发现滑铁卢其实是1815年时，已经晚了。没关系，反正1817年的拿破仑，比1815年还要惨吧。

　　我在阳台上找到一只白色大花盆，大约30多厘米高，在里面装了点水，撒了点米饭（不知为什么，我依稀记得小时候在田里抓的小蟹是吃米饭的），把1817放了进去。

　　我们随即吃掉了它的同伴们。我得承认，我们虽然在甜美的蟹肉中欢呼，但内心深处一直在压抑隐隐的不安，不时瞟一下外面漆黑的阳台。我也没敢提《红楼梦》里薛宝钗虚伪的感叹，“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第二天早上，1817不见了。

　　大将军完成了两个不可思议的壮举。首先，它爬出了无比光滑、有它全部身宽1.5至2倍的白瓷监狱；其次，它从阳台上唯一一条缝（明显比它的壳儿窄不少）里挤了出去。

　　我们从阳台上向下望，下面的草坪和顶棚上，什么也没有。难道它爬到了旁边的公园里，从此变成一只陆居蟹了吗？

　　第二年，我们又吃了一次蟹，但那次战况更为惨烈。因为冰冻程度不够，蟹们提前苏醒。它们拼命挣扎，用长爪勾住锅边，我用锅盖把它们盖住，蒸腾的热气瞬间把它们的腿关节变软，在锅边上留下无数热气蒸断的残肢。只吃过却没煮过蟹的德国客人看得面目惨白，从没杀过动物的L开始对我无来由地大吼：“为什么你要用这个方法把它们放进去？！”我感受到德国人的反感和痛苦，进而开始怀疑自己的品德和世界观。第三年，我们谁也没有再提吃大闸蟹这回事。

　　有一天，L到楼下有宝宝的邻居那里去取他们代存的包裹。年轻的妈妈忽然问他：“顺便问一句，你们以前不会碰巧家里有螃蟹吧？”

　　她是在自家阳台上看到空降螃蟹的尸体的，这个狰狞的甲壳动物尸体吓得她魂飞魄散，赶紧叫来正好来看望她的爸爸。他们琢磨了一番，猜想是什么鸟儿不小心把捕猎的食物落在了这里。老头儿戴着手套把大将军小心翼翼地拎起来，扔到了垃圾桶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中国裔螃蟹在德国的命运，它在追求自由的途中坠毁于柏林的水泥阳台。

　　L听完始末，忙向女邻居道歉。她接受了这些道歉，我们还依然友好地打招呼，但我得到的教训是深远的。欧洲现代城市文明击败了中国的田园梦，改变了我和这种野生动物古老的自然关系。大闸蟹不再是美味的蛋白和诗意欢喜的聚会——它是德国人眼里令人厌恶的入侵者，被大批逮捕焚烧；但当我使劲儿把剧烈反抗的它们塞进热水蒸锅的时候，我又是一个硬心肠的原始屠杀者；当没去过中国的邻居发现我突发奇想的食物兼宠物时，中国人的食物又给他们带来了惊扰。总之，我放弃了。就让机船在德国的水系上继续徒劳地奔忙，继续浪费焚烧炉的燃料吧，德国人再也别想从我这里得知大闸蟹的价值，或者听到我给他们介绍那些秋季菊花月光下的诗词。他们根本就不该得知中国厨房里除酱油和芝麻油之外的任何秘密。

　　不过到秋季吃到那头野猪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