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噩耗
崎津天主教堂摄影明信片，我用来在天草一家旅馆给川端康成先生写信，简单写道：久疏问候，抱歉，回去马上拜访。
在福冈举办个展的我，利用下一站在小仓办展的间隙，经唐津、佐世保、柳川，一路旅行到天草。
在天草下岛冷清清的海岸一家名叫下田的温泉旅馆，从房间窗口望去，目力所及，无不是苍茫空旷的天草滩。那是个静谧的黄昏。薄薄的雾霭模糊了天海之间的界线，差不多海天一色。
纤细的上弦月低低挂在天幕。形如拉平的弓弦的月，闲适、内敛。上边紧挨着的，是一颗熠熠生辉的又大又亮的星。
在歌碑前面的东山魁夷夫妇那颗星让我觉出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固然是清澄、爽净的明星，但其闪烁、迸射的光芒仿佛即将流向天外。竟然那般透明，甚至令人觉得即将消失不见。那不妨看作生命的瞬间忽闪。
我情不自禁地招呼妻，久久地站在窗边，凝望那颗星。
电话铃声把我叫醒。不知几点，应是深更半夜。胸口哗然。去接电话的妻屏住呼吸，怯怯地应道：
“川端先生去世了？自杀？”
我从褥子上一跃而起，脑袋一片空白。完全没有想到。
拧动电视机开关，速报字样闪了出来。
“反正快回去吧，电报也得快打。”
看表，刚转过十一时，还不是深更半夜。
在旅馆前台说明情况，请其叫出租车，十万火急收拾行装。出租车开动后，夜风冷冷涌来。树叶在夜幕下飒然作响。
“川端先生自杀了！”
一种沉入深渊般的寂寥感。“为什么”这一疑问并未马上涌起，但觉周围一切都在无声无息地崩溃。
在本渡换乘出租车，又在熊本换车，赶到福冈板付机场是四点半。机场仍关着门，空无人影。首发航班为七时半。
飞机在白云中持续飞行。隐约泛白的富士山终于现出可以依稀辨认的形体。
镰仓川端府上前面的路，停着报社好几辆车。走进小巷，巷里挤满记者和摄影师。令人想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情景。几人紧追不舍，问我感想。
“完全没有想到，此外无话可说。”我一边回答一边快步进门。
走进客厅，看见夫人就情不自禁地拉起手。夫人哭出声来。我连安慰话也说不出口，只管流泪。
先生遗体已经入棺，面部仍露着。我用递过来的蘸水棉签润湿他紧闭的双唇。
先生面容庄严而又柔和、释然。此前从未见过先生闭目合眼。竟会如此释然？这到底是先生身心释然的形象——泪水一拥而上，再次流出。
追忆先生
关于先生，我觉得现在什么也概括不出来。不仅这一场合，好像永远也没有概括性写出的可能。先生这样的人，毕竟不是世间常人，他位于孤峰那样的高度。作为我，只能让自己受宠于先生的厚爱与恩惠。
但是，受宠于先生好意这点，意味着自己直接接触的不是作为卓越作家的先生（尽管对于作为作家的先生的无限景仰从未离开我的心），而是先生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作为作家的先生，因其不朽的作品渗入万人心间而得以永存。但得以接触先生的本真面目绝非易事。
对于我的一生，那是何等巨大和迫切的重要事项啊！此刻，无论我以怎样的感谢话语都不足以表达。那是心灵的支撑、鼓励，是欣喜，是敬畏。
先生兴趣涉及所有美术领域：文人画、琳派、佛像、古陶瓷、茶具、墨迹、外国艺术家的作品，其广度令人唯惊叹而已。先生的慧眼始终贯彻其中，灼灼逼人。
我同先生得以交往那么长时间，想必是因为我们之间谈论的只限于美，其他几乎概不涉及。而且，除了触及美，我不能另有话题。我同先生得以傍美而生，这是何等幸福的事啊！
每次同先生见面，都不时被定定凝视，眼神掠过冷峻的阴翳。不过，一般情况下都待我以柔和的目光。
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底我去看望的时候。他说：“明年要去一次外国，呼吁外国的日本研究专家参加会议。”
我感到遗憾的是，年初即在关西举办个展，其后一直到处奔波，以致未能问候，错过了拜访机会。
最后听得先生的声音，是大约二月中旬通电话的时候。委托我画的《古都》扉页木版画，想印上先生的题字，于是相求。寄来时，惊讶地发现“古都”题字有十几种，无论看哪一幅都有意味，都写得别有情趣，很不容易从中选出一幅。打电话过去，先生说：“觉得没怎么写好。”听筒继续传来先生开朗的语声：“是吗？有不错的？”
及至此生此世再不可能见面的现在，浮现出来的往事反而鲜明起来。
为《新潮》画封面的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不知何故，新潮社的菅原君把我领去川端先生和小林秀雄先生府上。那是我同先生亲切见面的开始。有评价说先生让人害怕，我却一点儿也没感觉到。但我到底紧张得不行。
光臨我的写生画展，为我以东京为题的系列画展及画集作序，在我为东宫御所创作壁画时亲临画室，光临参观北欧风景画展，以“美丽的地图”之题为石版画集《古街》作序，为《与风景的对话》作序，新宫殿壁画创作时来访，其后一起观看收入新宫殿的壁画，京洛四季展——尽管和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几乎同时——好几次光临会场，为画集《京洛四季》以“古都风情，但愿原样保留”为题赐以序言，一起去光悦茶会，同去看京都、奈良、大津的秋景，邀我和井上靖先生去看信浓新绿，为集英社版拙画集赐写情真意切的长序，奥地利古都和窗画个展……每次都求先生作序。虽说担心给先生添麻烦，但终归仰仗先生的好意而一再相求不舍。
请先生为《京洛四季》作序时，正是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以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了。获奖发布当天深夜前往祝贺，但见先生正一个人孤单单在里面起居室吸烟。说完祝贺的话，表示作序事就不想添麻烦了。
“那个要写的，打算去京都写。”先生说。
“怕是太忙了吧……”我惶恐起来。
“一点也不忙，都谢绝了。”
之后我谈了一会儿画告辞。
不时奉接许多漂亮的书法作品，情真意笃的大札也有四十通以上。先生一家和我一家（倒是仅我和妻两人）也时常交往。
这些事详细写来是没有止境的。对于十几年交往当中先生那片真情、那非比寻常的深厚情谊，作为我不知何以为谢。
灵魂放射的星光
由40岁往50岁过渡之间，先生失去许多高朋好友。
先生写道：“同友人的死别之痛，在我一生中当以横光君之死为最。”此外还曾这样写道：“说起余生，那或许也是友人先我而去意义上的余生。”
“我不过总是以自身的悲伤一直为日本人而悲伤罢了，这种悲伤由于战败而刻骨铭心，而这反而促成了灵魂的自由与安释。”
“我以战后自己的生命作为余生，余生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日本之美的传统的表现——这一认识并不让我觉得不自然。”
即使对以踉踉跄跄的脚步追求日本之美的我，先生想必也是出于这样的心境而不断加深相互触摸爱美之心的温情。
“同东山君的邂逅，一如这本画集中的《一条道》也已写到的，东山君举办写生系列展第一次展览和‘东京展的时候，我已接近六十岁了。而在那样的年纪，仍能得到新的亲密知己，实为人生之幸。”先生这样写道。看得我心里一惊，又深深为之感动。
“去年秋天光悦会旅行非常愉快，但愿还能相伴同去哪里。后来光临的时候，胃部不适，郁闷有些时日了。而自您光临之日开始好转。想必是相聚欢愉的关系。可谓光临正逢其时，成了身心良药。”（1970年1月30日书简）
我这么引用，目的并非为了述说自己当之有愧的恩宠，而是想如实传达川端康成先生那寂寞之中极有滋味的一面。
先生作为诺贝尔奖获奖演讲在斯德哥尔摩讲的《美丽的日本和我》，将道元禅师的和歌和明惠上人的和歌放在开头来讲日本的美：
春日花开好，夏季子规啼。金秋明月照，冬雪正清寒。
冬月出云层，相伴两依依。风来身有觉，雪落体生寒。
其中引用上面芥川遗书中的话，也有其某种用心。
禅、水墨画、庭园建造、插花、瓷器，進而提及平安时期至镰仓时期的古典文学来讲日本的美。最后这样结尾：
“日本或东方的‘虚空‘无也适用于此。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虚无。但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对我是不适用的。我认为心之根本有所不同。道元的四季歌也被题为‘本来面目——讴歌的是四季之美，其实同禅一脉相承。”
翌年以“美的存在与发现”为题在夏威夷大学发表讲演。从在卡哈拉希尔顿酒店餐厅发现许多玻璃杯辉映日光之美说起，提及“一期一会”之心，又从俳句而《源氏物语》，从《竹取物语》而《万叶集》来讲述古典，引导外国人走上“日本之美的存在与发现”之旅。
先生的这种心情，从他对将要召开的这次日本研究者国际会议的热情也可看出。
那位先生此刻已经不在。
在战败后马上强化“继承日本美之传统”的自觉和心愿的先生，在同挚友横光利一死别之际也断然表示“我将以日本的山河为魂在君之后活下去”的先生——先生将这样的自觉和心愿付诸实施，循自己所言一路行进。他以大跨度的步履从日本的混乱中坚定地支撑日本文化的精髓，使其得以在世界上放出璀璨的光芒。这是何等充实的人生！
人们谈论和困惑于先生的死。但若想到先生大写的生，我宁愿将先生的死看作安适的休憩。
先生常说自己怠惰，其实相反。他成就的事业远远超过一个人可能的范围。他精力十分旺盛，现在终于进入休息状态了。
必须知道怠惰的是我们。经过懊悔，我产生一种身心充满张力的感觉。先生去后的心间空虚诚然无法填补，但我必须在薄暮的旅途上继续行进。
在天草给先生写信当中看见那颗星的时候，即是先生辞世之时。这或许是偶然，但这样的经历也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战后不久弟弟死在富山一家医院的时候。弟弟是我当时唯一留在世上的亲人，因结核病长期疗养。一周前接得病情恶化的消息前去看望，但因病情一时好转，我便返回市川，准备处理完无论如何必须处理的事情之后马上再去富山。当我写明信片告诉他事情一完就去看望时，弟弟病房的情景倏然浮现出来。仿佛有一缕明亮的阳光射进病房，不见人影。弟弟在那一时刻死了。
天草滩傍晚的海天之色，西方天空闪烁的星光——我将终生难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那是先生的灵魂放射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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