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道

　　我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人民。我认为自己配得上作为这个国家的客人。在这里有我全部的财富，全部最宝贵的情感……

　　——让·奥古斯汀·贝熙业

　　1954年8月底，北京喜气洋洋，年轻共和国正准备迎接国庆五周年。

　　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16号，一位年迈的老人走出家门，他身穿白色西装，一只手臂像老北京似的提着鸟笼，里面是一只百灵鸟。他走出两步，又回头看一眼，近前擦了一下门牌。铜牌上写着：贝熙业大夫。他身后是穿旗袍的年轻妻子，现年30岁的中国画家吴似丹。三个月前，贝熙业被公安机关通知离开中国，但妻子吴似丹不能离开。

　　车到天津大沽港。贝熙业依依不舍，吴似丹已是泪水满面，他们都知道，这一次是生离死别。

　　吴似丹全家都来送行，妹妹吴端华回忆说，“就不允许我姐姐跟他一块走。这贝熙业就带了30美金，什么都没有了。外国人出国就许带30美金。”

　　海关的钟声响了，诀别的时刻到了。就在贝熙业准备上船时，一位警察突然跑过来，高声喊道，“吴似丹！吴似丹！”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吴端华回忆说，“结果眼看都上船了，那儿就叫她的名字，她就去了。到那儿以后，说现在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走？她说我愿意跟他一块走。他说那你跟他一块走吧，周总理批了一个条子，特许你跟他一块走。给她高兴得不得了，那走吧！身上30元钱美金也没有，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空着一个人，就这一件，还是8月份，就穿这么一件衣服就跟着走了。”贝熙业、吴似丹合影

　　上了船便是一生。贝熙业回过头来，雕像一样站立，白胡子风中飘动。他最后一次凝望中国，仿佛看到四十二年前的自己，正是从这里上岸。

　　四十二年中国缘

　　1912年4月，迎春花释放春天的消息，袁世凯刚刚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古老的北京一派新生气象。

　　一辆马车穿过长安街，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停在法国公使馆门前。车上下来一家人，唇上方翘一缕八字胡、表情严肃的中年男人是让·奥古斯汀·贝熙业（Jean-Augustin Bussière），站在他身边的是妻子玛丽翁（Marion Pernon），9岁的大女儿苏珊娜（Suzanne）和3岁的小女儿吉奈特（Ginette）则新鲜地东张西望，打量这座陌生的城市。

　　看来，法国公使馆又多了一位外交官。

　　不，他是一位大夫。贝熙业毕业于法国南部波尔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参军成为随军医生。1895年，23岁时他被派往非洲塞内加尔，在那个近乎原生态的国家，他的主要工作是治疗和打猎。不料，一条腿被毒箭刺伤，他果敢地一刀挖掉中毒的肉，保住了性命。接着他被派往印度，在那里，他遇到来自里昂的一位法国姑娘玛丽翁，两人结为夫妻。从此，玛丽翁也跟随他云游世界：从越南西贡到伊朗波斯湾。当时，霍乱流行，贝熙业的专业从外科、内科扩展到流行病防治。1909年他终于回到巴黎，开了一家诊所。像所有军人一样，命运总是掌握在上级手里。三年之后，贝熙业接到了官方任命，调任北京法国驻华公使馆医生。除了应天津北洋医学院邀请辅导临床医学和细菌学的学生之外，他一直生活在北京。

　　贝熙业凭借二十年的职业生涯尤其是他的东方经验，医学声誉迅速从洋人圈子传入中国上流社会，总统府邀请他作为医学顾问，一些政府机构也纷纷聘请他做医官。铎尔孟也来自法国，1906年就到了北京，当时身份为总统府顾问，曾帮助袁世凯找法国银行借款。

　　当时不少民国名流都曾是贝熙业大夫的病人，黎元洪、段祺瑞、汪精卫、九世班禅大师、蔡元培、梅兰芳……他是驻华西方大夫中最有权威的医生。不过，贝熙业不仅是一名大夫，还是一个文化沙龙的主人。

　　贝家沙龙

　　北京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今日的22号、24号两个院原来是16号院。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22号院被拆成马路，24号院还在，窗上铜锁扣提示这是法国风格。一百年前，大甜水井16号的主人是贝熙业大夫。当时，院分两进，里外有二十多间房。

　　每周三晚上，贝大夫都会在自家小院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国人。每当这时，他就从严谨的外科大夫转为艺术爱好者、新闻传播者和慷慨好客的沙龙主人，几乎每一位来宾都从他的笑容里讀到了真诚和友谊。他们聚集一起，品尝着糕点、水果和红酒，交流着思想、情感和见闻。聚会从寒暄开始，通过美食和红酒，最后达到文化领地：由一位专业人士带来最新的研究报告。

　　从留下的宴会来宾名单中，可以发现贝熙业的家是北京法国人社交中心。人类学家德日进神父，医生、考古学家谢阁兰，汉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安德烈·铎尔孟，法国公使馆的同事特别是外交官阿历克西·莱热·铎尔孟是几乎每周必到的常客，也常是沙龙话锋最健的好辩之士。一次聚会中，安德烈·铎尔孟对于奶油软糖表现出足够的兴趣，贝熙业当即赠送。然而，回去铎尔孟才发现忘带亲爱的奶糖，他毫不犹豫地立即写信给贝熙业：

　　亲爱的老哥：

　　我忘了把您答应给我这贪吃之人的美味“奶油软糖”带走了。您能不能把它交给帮您送包裹的那个人？能让您如此关照我这点小事，您不知道我有多么幸福。

　　忠诚地问候。

　　安德烈·铎尔孟

　　吃了还要带，忘了还得要，说明哥儿俩关系非同一般。事实上，他们兄弟似的友谊持续了一生。

　　铎尔孟要出门，请贝熙业派车—— 当时，贝大夫拥有一辆别克轿车。19世纪20年代的北京，拥有一辆私人轿车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中国学者中只有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先生有汽车，多数学者出门乘坐的是黄包车，鲁迅先生、胡适先生等人都是如此。

　　星期三沙龙也并非法国人的专利。瞧，这位西装革履、长发飘飘的正是李煜瀛，人称石曾先生，时任北京大学教授;那一位长袍垂脚、戴一副圆形眼镜的是蔡元培先生，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今天他们谈论的留法勤工俭学，铎尔孟自愿做义务法文教员，只须每次派黄包车接送;佩斯则帮助办理法国公使馆的公文，贝熙业帮助办理银行事宜。1919年6月20日李石曾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

　　此间应接洽之各方面，大略列左，并注明须备之介绍书：

　　（一）法国部署：法国使馆Leger可作介绍书。

　　（二）法国银行：如能得介绍信亦好。汇理可托铎尔孟君，中法可托贝熙业君。

　　此后，中法大学、西山温泉乡村实验等重大事项都与星期三沙龍关联密切。

　　贝熙业的名字是铎尔孟帮他取的，中国人按照汉语习惯称他为贝大夫，也有些官场人物称他为贝大人。从1918年开始，贝大夫担任位于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院长，也接受来自中国各机构的聘请，担任医生、顾问或者名誉顾问，开始了他一生最为忙碌的时期：

　　蔡元培校长邀请他作为北京大学校医;

　　中法大学邀请他作为校医，并担任医学院教授;

　　卫生建设委员会邀请他为顾问;

　　京师传染病医院邀请他为名誉顾问;

　　宗人府第二工厂邀请他为义务医官;

　　段祺瑞临时执政府裁撤了医务处，但留任他为医官;

　　贝熙业的影响超越了医生，延伸到学术机构：

　　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邀请他作为特约研究员;

　　上海震旦大学邀请他为医学院院长，每年为博士招生命题把关;

　　作为一位著名医生、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贝熙业赢得中国跨越社会阶层的普遍尊重。他交游广泛，私人像册留下了一批当时社会名流的照片：而在他珍藏的文件里，还保存了一些请柬：

　　清代郡王衔贝勒爱新觉罗·载涛兄弟在王府井大街大陆饭店宴请;

　　清代贵族存耆在北京饭店宴请;

　　时任民国财务总长孙宝琦在铁狮子胡同家中宴请，还备有菜谱。

　　贝熙业的收入究竟有多少？无法准确统计。但可以根据留下的资料推测，北京大学兼职校医月薪就达200大洋，再加上那么多顾问、医官、院长、教授的头衔，贝熙业的收入应该是一笔天文数字。这从他马上着手建设的西山别墅就可以发现，这栋别墅现在称作贝家花园，北京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他为什么在西山建造一座花园？

　　贝家花园

　　2013年10月，北京的秋色正向西山聚集。

　　从北安河村往西，顺着山势，一条小道爬进深山密林，直达一组老建筑群：一座四层碉楼兀然耸立，前方不远处是一座两层小楼，南侧为平房，古典花格门窗犹在，雕梁画栋却已褪色。院子中间矗立着一座秋千架，铁环已然生锈。

　　这里正是贝家花园，屋瓦破损，杂草丛生，已经废弃半个多世纪。

　　现在，一支建筑队已经进驻，开始对老建筑进行修缮。

　　修补屋瓦，粉上白灰，刷亮朱漆，描绘画图。

　　工程师拿着图纸，细心地检查：中式屋檐，西式窗户，一招一式都须追随原来风格。

　　秋天的树在风中飘动，团团白云越过屋顶。施工队拆除脚手架，一座古色古香的花园别墅回到了九十年前——它刚刚诞生的年代。

　　那是1923年，贝熙业正在遭受命运的磨难：结婚二十年的妻子患癌症突然病故，小女儿又染上肺病。为了治愈女儿的病，他想找一处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住所。

　　19世纪20年代的西山一派天然。林木茂盛，飞瀑长流，以泉水闻名的八大水院会聚这里，其中四个水院散布于阳台山一带。从大甜水井胡同到这里大约三十多公里，骑马要走一天。当时，中国人还没有旅游观念，星期、周末之类的词汇属于少数人士。但对于驻华外交官，周末是神圣的。贝熙业常常和佩斯、铎尔孟等朋友在这里野游。有时，佩斯会在山上寺庙里住一阵子，躲避京城的喧嚣。中法大学教授兰荷海在西山购买一片土地，建起别墅。最后，贝熙业在阳台山牛涧沟租了一片土地，决定建造别墅。

　　建筑材料取自当地，而风格则是典型的法国城堡。二层小楼为中国风格，黛瓦飞檐，雕梁画栋，木柱长廊，但独立窗户与混凝土技术，室内浴缸、壁炉等都是法国风格。

　　别墅完成于当年冬天。落成典礼上，一支乐队敲敲打打，朋友和附近的村民都前来祝贺。二层小楼是贝熙业的卧室与客厅，而平房则是女儿闺房，门外一片平台，往山下望去，一马平川，视野开阔。从此，法国人的北京社交中心迁移到西山贝家花园。

　　然而，贝家花园又不仅仅属于贝熙业，也属于花园附近的所有村庄，碉楼曾经接待过难以数计的村民。

　　每逢周末或者夏天，贝大夫就会回到花园休假，附近村民常来看病。碉楼就是诊所，设有药箱和临时手术台。那时，贝熙业已能用普通话与村民交流。

　　贝熙业或许并不知道病人的名字，但他理解农民的苦难。他说“我是个农民，土地已经进入了我的血液，我和土地上的人有着天然的联系。”事实上，贝大夫究竟治疗过多少病人？谁也无法统计。他离开中国已六十多年，治过的病人多已去世。不过，贝家花园附近村庄里的老人几乎都知道贝大夫，不少人的亲戚或街坊请贝大夫看过病。所有见证人的记忆是一致的：免费治疗，连药品也是赠送。这些药品是他专门放在碉楼里给村民治病的。1954年给周恩来的信中贝熙业写道，“我的原则是不要常常提及自己的荣誉，在任何时候，无论患者的贫富，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一视同仁，尽可能治疗和开具处方，有时候甚至无偿施药。这些药品是我从战后为了那些穷苦的农民而存放于我在白安河附近的乡间别墅中的。”

　　1937年春天，教育家李石曾赠送给贝熙业一块石碑，现在仍然镶嵌在碉楼门口，上书“济世之医”。碑文写道：“贝熙业先生医学精深，名满中外，乐待吾人。为之介绍：先生更热心社会，此或非人所尽知，但温泉一带，则多能道出。《温泉颂》有云：‘济世之医，救民之命。遂为断章取义，适拿贝先生。民国二十五年春日刻于温泉，姚同宜、李煜瀛题赠。”

　　反法西斯岁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日军占领北平。

　　秋天的一个黄昏，贝熙业刚从法国医院回到大甜水井16号家中，突然有人敲门。贝大夫开门一看，来人是新街口福音堂的黄长老，在百花深处胡同开了一家古玩铺，铺号明华斋，他常去淘点中国古玩。一番寒暄之后，黄长老请贝大夫帮个忙：中国游击队在抵抗日军侵略，却缺少药品，需要援助。贝熙业稍作思考，给黄长老讲述了他的计划。

　　周六下午，像往常一样，贝熙业司机梅筱山驾驶别克汽车从大甜水井16号出发。经过西直门岗楼时，值班日军见是法国医院院长贝熙业大夫，立即放行。夕阳西下，汽车穿过海淀镇、贝大夫桥，奔温泉镇，这里又有一座日军崗楼。看到熟悉的别克汽车，日本宪兵明白是贝大夫回来了，照例放行。那时还是煤渣路，车过处烟尘滚滚。回到花园，车停好，贝大夫吩咐司机从后备箱里搬出一箱药品，放进碉楼。

　　司机之子梅洪崑出生于贝家，曾跟着贝大夫去取药。他回忆说：

　　那运药我记得起码有十几回。我爸开车之前，总提溜一书包。那书包任何人不准动的。爸爸一出车，就叫我开门去，他就提溜着书包上车了，完了以后就直接奔走。我妈说你又上哪去？上哪去？他这么一比划（手势八）。我以为弄钱去呢。后来我大了我才琢磨，这一比划是八路军。

　　我爸爸拿着药，贝大夫坐到车后边，坐到椅子上大大方方，这一坐。他有这日本人的汽车通行证，是大夫的通行证，所以哪都能去。他说看病去，他就跟着去，他就跟着上西山。他们在西山有时候整夜活动，夜里不回来。

　　天色渐晚，贝熙业点燃蜡烛。那时，通往贝家花园的电线已被剪断，电线铜丝被日军拿去制造炮弹。晚饭过后，已近70岁的贝大夫习惯性地拿起一本书在灯下阅读，有时闭目养神，花白的胡须垂下来;有时又抬头望望，额头上的皱纹骤然加深。夜里9点许，管家进来说，一位年轻人求见。贝大夫明白这是黄长老派来的。他按照约定问话，直到暗号都对上，他才将这箱药品交给年轻人。几天后，这箱德国拜尔药品转移到平西游击队，而接收这些药品的正是白求恩大夫。

　　迟开的爱情之花

　　和平日子没过几天，战争阴云又汇聚北平上空。

　　国共和谈破裂，战火再起，从西北到东北，共产党从防守转为进攻。1948年夏天，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挥师入关，林彪将军率部队将北平和天津团团围住。

　　1948年年底，通往西山的路已被解放军切断，贝熙业只能在大甜水井胡同家里，东交民巷外交使团人心惶惶。解放军是否攻城？国军还能抵抗多久？法国大使馆要求在华法国人撤走。女婿拉奥专门回北京，劝说贝大夫离开。但贝大夫拒绝了，他说：“这里缺医少药，我的病人都离不开我。我的职责让我继续留在这里。”

　　贝熙业并不明白共产党到来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他带着一丝忧虑观望事态发展。当时，李石曾、李书华等人都已离开，但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却坚持留下。铎尔孟时常来家里小坐，交换关于时局的看法，相信留在北平是正确选择，他们了解到共产党领导人中周恩来、陈毅、邓小平都是当年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毛泽东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就在这时，傅作义将军宣布北平和平解放。

　　不久，中法大学被接管，但李麟玉继续做校长，贝熙业也继续留在中法大学教书，担任校医。1950年11月，李麟玉介绍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负责人来找他。见面之后贝熙业才明白，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希望租用贝家花园进行植物实验和研究。当时，贝家花园已经废弃两年。贝熙业当即表示同意，并表示免收租金。根据当时留下的书面资料，贝大夫提出，归研究所使用的房屋，可作为办公室，学习室，会议室或藏书室，也可用作研究所人员住所。并且，连同房屋里的家具也可供研究所使用。归研究所使用的房子包括：

　　A.大房屋：共10间，2间地下室（其中一间为画室）

　　小房屋：共6间，1间厕所

　　厨房与附属建筑物：4间，外加2间库房

　　B.农场建筑物：8间，4间仓库，1座温室

　　C.高处背斜谷建筑：5间，1个蓄水池

　　共计：33间房屋，2个地下室，6间仓库，1间卫生间，1间温室，1个蓄水池。

　　贝大夫希望由研究所出资整理，并对房屋进行必要的修缮。因为花园曾为军队占领，又长期废置。日本占领期间供电被中断，如果能恢复是再好不过的了。

　　贝大夫给自己留下了一些房间：

　　A.大泉房屋：12间，2间厕所，1间地下室

　　B.塔楼—门诊室：3间，1间阁楼

　　共计：15间房屋，2间厕所，1间地下室和1间阁楼

　　12月11日，星期二，贝熙业去铎尔孟家，讨论房屋使用的合同条款。

　　12月18日，他在合同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1951年3月29日，楼靖康先生去贝家花园，交接钥匙和家具。同时，他任命了一个管理员，看管整个花园。在这里工作了近三十年的管家王月川被辞退。检查房屋时，他们从储藏室里发现74瓶红酒，这是1937年9月日本入侵时放进山洞的。对于贝熙业，这是一次意外的收获，他早已忘记了那些酒。

　　代表贝熙业办理交接手续的是一位年轻女士吴似丹，那年她才26岁。吴似丹出生于北京世家，父亲吴鸣远和伯父吴鼎昌早年留学日本，伯父曾任贵州省政府主席，1949年被共产党列为43名战犯之一。后来，她进入辅仁大学学习绘画。吴似丹体弱多病，神父便给她介绍了贝熙业大夫。

　　从现在留存的资料看，1942年贝熙业便和吴似丹有了来往，他为吴似丹写了一段题辞：

　　您的画笔在纸上就像花瓣上的蜻蜓

　　轻轻的触动，山峰、森林和山泉就在白色的纸面上流淌出来。

　　那时，吴似丹才18岁。

　　此时，70多岁贝熙业独身一人，工作生活不甚方便。吴似丹帮着贝熙业操持诊所，也安排家务。铎尔孟常来相聚，看到如此场景，称赞吴似丹像女儿一样。

　　一次暴雨，贝熙业摔倒，吴似丹正在旁边，救起他，细心护理。后来贝熙业称吴似丹“救过他的命”。贝大夫热衷收藏中国古玩。那段时间，吴似丹闲时弹奏一曲古琴，兴起挥毫画上几笔。贝熙业渐渐感到，吴似丹的出现如同升起一道彩虹，生活添了色彩。或许就在朝夕相处中，两人心灵渐渐靠近，跨越年龄和国籍，他们恋爱了。

　　在炮火与政治改天换地的岁月里，贝熙业和吴似丹度过了一段隐秘的美好时光。爱情让贝熙业青春焕发。他陪着吴似丹四处游历，

　　从1950年开始，吴似丹俨然贝家女主人，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享受季节的美妙。

　　然而，年龄像一道鸿沟横在中间，两人毕竟相差52岁。

　　两年过去了，贝熙业和吴似丹已无法分离，按照宗教仪式秘密结婚。当他们决定公开消息时，两人首先告诉了铎尔孟。但铎尔孟坚决反对：“当他不得不把这个关系的真实性质告诉我的时候，我多次激烈地试图让他想象一下这种不谨慎决定的严重性和后果，但都没能做到。我发现任何责备都是徒劳的，除了残酷没有别的作用，这时我便只好放弃了对他的责备。”事已如此，铎尔孟表示，“不论我的朋友有什么过错，我的友谊拒绝怪罪于他，我永远兄弟般地忠实于他。”

　　爱情是一杯烈酒，沉醉其中的人往往忘乎所以，但世界却冷眼相对。贝熙业不知如何面对女儿，便把这件棘手的事交给好兄弟铎尔孟。铎尔孟不得不饮下这杯苦酒——谁让他吃了那么多奶油软糖呢！

　　事实上，两个女儿没听从铎尔孟的劝解，一直无法理解贝熙业的决定。即使贝熙业回到法国，一家人再也没能团聚。事过六十多年，同住法国的贝家后代也几乎从不来往。吴家态度也有分歧。不管赞同还是反对，都无法阻挡贝熙业与吴似丹新婚的幸福。

　　82岁，又一次白手起家

　　1954年10月底，法国马赛港，一艘来自香港的轮船缓缓靠岸。乘客从船上走下来，等待的亲人走上去迎接，拥抱，表达重逢的激动。

　　最后走出来的是贝熙业，白须飘飘，身穿中国传统长袍，一手提着一只鸟笼，一手挽着吴似丹。他步态稳健，却有些缓慢。没人迎接他们。

　　从马赛转车，一路颠簸三个小时，82岁的贝熙业回到家乡奥维涅地区沙特纳夫村，他去中国前曾在这儿开温泉办疗养院。沙特纳夫村只有四百多人，一条小河从村头婉转流过。河边是密林，对岸是一片并不巍峨的山峦。贝熙业夫妇暂时住在旅馆，那时游客已去，客房很便宜。

　　20岁离家时一贫如洗，一别六十多年游子归来，依然两手空空，贝熙业重回起点，82岁再次搏击人生;

　　1955年12月，83岁的贝熙业高龄得子，取名让·路易·贝熙业。

　　让·路易是贝熙业最后的希望，他把全部精力都贯注在这个小生命身上：喂食，学步，玩耍，眼睛里流露出慈爱的光辉。

　　1958年2月5日，贝熙业去世，享年86岁。

　　贝熙业去世的1958年，吴似丹34岁，让·路易3岁。让·路易小学成绩优异，八岁半就毕业了。17岁，考入父亲当年的母校。

　　2014年3月，59歲的让·路易第一次来到父亲的花园。他一路走，一路拍，生怕错过一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