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自有颜如玉

　　1961年将近年尾的时候，在一个和煦的冬日阳光照得人们感到暖洋洋的日子里，下午三点钟，我做完一个难度较高的脑部手术，匆匆吃了延误了的午餐，回到神经病学教研组办公室想休息一下。一位比我高一届的学长，又是我的老朋友的医学系系主任彭玉德却正在办公室里等着我。

　　他一见到我就说：“公白，今天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教学上的公事，而是有件事要你帮忙，帮成了不是我要谢你，反而是你要谢我哩。”我忙说：“老兄托的事，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尽力。”对他最后一句话我只感到些奇怪，但并未在意。

　　他接着说：“有一位1960年毕业的女学生，上海家里只有一位老母亲，父亲在海外工作，她是独生女，本应照顾分配在上海工作，当时由于我们疏忽，把她分到在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研究所去了。现在他父亲从国外来信提出了意见，要求把女儿调回上海工作，以便照顾母亲。我们考虑要直接调回恐有困难，所以建议她来投考本校的研究生，这样就可回上海，毕业后可留在上海工作。考研究生需要作一些理论上的补习，她前天回到上海过年，托我帮她找位老师辅导辅导，你是留苏研究生毕业，是过来人，所以我想到了你，不知你愿不愿意？”與韦秀冰的结婚照

　　我听了显得有些犹豫，要上堂讲课或带实习医生查房示教，作为一个医学院的讲师，我是有经验的，但要我去对一个学生作理论课的个别辅导，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尤其对象是一位年轻女性。正在我沉吟之际，老彭却对我眨眨眼睛笑着说：“不是要你去一对一地讲课，只是要你介绍介绍考研究生的经验，针对理论考试的课目推荐几本参考书，再指导一下复习的重点就可以了。人家还没有对象呢，可别忘了书中自有颜如玉哦。”他这一说不禁使我满脸通红，我领会了他的一番美意。

　　在我谢过了老彭的美意后，他又介绍了对方姓韦名秀冰，芳龄二十三，在医学院念书时是班上的高材生，门门功课五分，又是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被同学们捧为“校花”。这一说当然又给我心火上浇了些燃油。

　　我们的第一次会面完全是公事式的，既非花前月下，更无咖啡醇酒。时间是下午，地点在我的办公室，因是她求教于我，当然是学生上门了。我问了她一些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向她介绍了一下研究生的学习目的和方法（当时在中国，研究生制度才开始不久），最后还借了几本参考书给她，要她先自学一下，然后再约时间给以重点辅导。她讲话不多，除了简要地回答我的问题外，只是用那双美丽的凤眼瞄着我，微笑着听我说话，笑意中似乎带着些许调皮，弄得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看来老彭也已向自己的学生介绍过我的情况了，她似乎对我并不陌生。我送走她时默默地盯了一下她手中拿着的我借出的参考书，想着“书中自有颜如玉”那句话，心里升起了一片绮想。

　　不久，老彭来了电话说：“她对你印象很好，正等着你给她辅导呢。”这无疑是向我吹起了进军的号角。正当我在绞尽脑汁考虑辅导些什么和如何辅导的时候，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她说：“陈老师，谢谢你上次给我的指导，也谢谢你借我参考书，我已在积极温习，但昨天北京我们的研究所打来电报，要我马上回去，我也不知什么原因，现已买好火车票，明天就走了，所以只好向你告别，以后如果需要，一定向你讨教，再一次谢谢你了。”我一听就急了，一急就冒昧地问了一句：“我能不能到火车站来送你？”不料那清脆的声音却立即响起了：“可以呀！”我感到那声音太悦耳了，于是问明了火车的班次和时间。

　　第二天我早早查好了病房，赶到上海北站，赴北京的旅客已开始排队入闸了。我在长长的人龙中找到了她。她穿着短大衣，围着白色的羊绒围巾，戴着白色的羊绒帽子，衬着她洁白如玉、略带红晕的俏脸，在周围人群一片灰蓝的色调中显得很突出。她提着小皮箱，随着队列已走近入闸处，但还在回头顾盼。我匆匆奔到闸门旁，只来得及说了一句：“我会给你写信，祝一路平安。”她却深深地盯了我一眼，微笑着向我招招手，说了声再见，就进入了闸门。

　　有缘千里传鸿雁

　　她一声再见就走了，可是在我的脑海里伊人倩影却挥之不去，尤其是她离去前盯我的一眼，在我的想象中似乎含有万般情意，“一切均在无语中”。我迷惘了，我感到失落了，但我又感到心胸间一股力的涌动，这是一种对未来的渴望和期待。

　　下一步怎么办呢？我找了我的好朋友，与我同期留苏、任华山医院脑电图室主任的瞿治平商量。平时我俩的性格完全相反，他很内向，我则比较开朗，也比较大胆。然而事到临头我却失去了主意，倒是瞿治平听了我的诉说后建议我不妨写信给她，先表示关心，在关心中透露爱意，如果对方反应不错，就可进一步发展了，求教是学生主动，求爱可得男方主动了。

　　军师定了计，我就依计行事，写出了一封短信，先对那天匆匆忙忙的送行表示了歉意，接着询问她回京后的情况及今后动向，最后表示自己愿尽力帮助她考研究生并希望保持联系。不久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原来她父亲从国外写了封信给当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反映了老妻患冠心病单身在上海乏人照顾的情况，希望陈副总理援手，能把独养女儿调回上海工作，陈毅作了批示后把信转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该院领导遂同意放她回上海，故要她回去办理调职手续，就不必去考研究生了，在信的最后她表示愿意跟我继续通信。

　　这样一来，无疑一下子使我们间的联系在性质上发生了突变，很明显，我要再跟她写信就必然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关系了。我当然抓紧机会不放，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平均每周一信，“写”起恋爱来了。其实“写”恋爱比“谈”恋爱要容易得多，进展也快得多，因为很多话当面可能难以启齿，写在纸上却容易多了，当然首先得要有“两厢情愿”的基础。那时人事调动的程序非常复杂，尤其是牵涉不同省市的户口移换，更是旷日持久，秀冰调回上海的事虽经陈毅副总理援手，也花了半年多才办成，这就为我们“写”恋爱创造了条件。

　　在信中我们开始是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进而互相介绍了家庭情况和个人的简历，渐渐就进入了感情领域，我是坦率直陈，她是含蓄接受，三四个月下来，已在纸上热恋了。

　　我自少年以来，感情的冲动在我的身心中无时不在，但处于四五十年代历史大转折的洪流中，学习和工作在我的理念中一直占第一位，从未放纵自己。虽曾有过几次与异性的感情纠葛，但留下的只是深深的创伤。感情犹如一颗火种，封埋在我的心中，跟秀冰的相识相知似乎点燃了通向火种的引线，我感到这颗火种已被引爆，我的胸中已满腔火焰，拥抱谁就会把谁熔掉。秀冰后来跟我说，她那时刚走出校门不久，在校时专注于学习，到了工作岗位后则忙于适应新的环境，虽不断有一些男同学或男同事有所表示，但她因不愿过早恋爱，都无动于衷，止于一般友谊而已，直至认识了我，原先在感情上所设的防线似乎瓦解了，不由得考虑起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缘分”吧。

　　双方在信中有了明确的态度以后，大约在1962年的春季，我就主动承担起照顾她母亲的任务，每周去看望她母亲。

　　她的家在淮海西路229弄4号，这是一条短短的里弄，在淮海西路的南侧，共两列连幢的一间半门面大的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每列五幢。沿街的一列自东向西分别为1至5號，大门朝南开向弄堂，门内是一小块空地，种些花草树木，即上海人通常所谓的天井，后门朝北开向沿街的人行道，为图方便，这一列房子的居民多从后门出入。后来她母亲告知我，这条里弄的房子是1948年造好的，里面的一列卖给附近的交通大学作为职工宿舍，沿街那一列则卖给散户，她就在那时买下的。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第一次去她家，先找到弄口，进弄找到4号的大门，敲了半天，二楼窗口一位老太太探出头来，问明了是找潘老太太（秀冰在信中告知我她母亲的姓名是潘瑞蓉），就请我回到街上从后门进来。

　　后门一进去右边是厨房，左边是小卫生间和楼梯，过了门廊就进入了餐厅，餐桌和椅子是中式的，墙角还有两只晚清年代的画着《红楼梦》场景的彩瓷圆凳，餐厅左面与客厅相连，前方（向南）则是落地窗开向天井。客厅东侧靠墙放了一大二小整套沙发和大小茶几，南面窗下是一架钢琴，窗外天井里一棵桂花树的婆娑叶影正斜映在琴背上。客厅北面则通向一间小书房，临街北窗下是书桌和靠椅。在客厅和餐厅的墙上挂着好多幅“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的书画。

　　给我开门的老太太是她家的老保姆，她把我带进客厅奉了茶。我刚坐下，女主人就从楼上下来了。这是一位颇有气质的六十岁上下的老太太，个子不高、虽显福态但动作并不迟钝，衣着整洁、质料上乘但并不华丽，举止文雅，谈吐有礼。她操着一口略带苏州语调的上海话，后来我才知道她祖籍广东中山，跟亲戚都讲广东话，只因自幼住在上海，当然讲得一口上海话，至于苏州腔，那是因为与四姨（她父亲的第四个姨太太，苏州人，年龄与她相若）相处久了染上的。当时她问明了我的姓名后就表示久仰之意，因为女儿已在信上介绍过我了。接着我询问了她的病情，得知她是一年前在家中突发冠心病，由救护车送中山医院抢救，住了一个多月医院，现已病情稳定，在家继续服药，每个月去看一次门诊并领药，三个月去作一次心电图复查。我告诉她，秀冰不久就可调回上海，在此之前，如有什么急需，可随时打电话找我。她听了很高兴，我们又聊了些其他事情，差不多谈了一个多小时我才告辞。

　　以后我每逢星期日就去看她，每次去她总要留我吃点心或吃饭，我也少不了带些水果糕饼等，实际上，在我再见到秀冰以前，我已跟她母亲较熟识了。后来秀冰告诉我，她母亲第一次见到我就对我印象不错。我们婚后我丈母还开玩笑说，是她先替秀冰跟我谈恋爱的，这也可以说是我和秀冰在“写”恋爱中的补充吧。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但毕竟，鸿雁传爱是我和秀冰定情的主要的一步。有我当时所写的词为证：

　　调寄《梦江南》

　　一、候鸿

　　人散处，空楼独凭栏。

　　断歌零舞往事残，

　　北风萧萧绝鸿雁。

　　问君思谁来。

　　二、释嫌

　　愁浓时，幽径长徘徊。

　　新爱旧怨俗念灰，

　　春水绵绵融冰凌。

　　请侬窥胸怀。

　　爱情交响乐中的小插曲

　　我跟秀冰的第三次见面是在第二次见面的半年多之后了，地点也在上海火车站。那是秀冰办妥一切调职手续回到上海的一天，理所当然是我去接她了。正值盛暑，她穿了一袭当时流行的俄式的布拉吉（即连衫裙），淡紫的底色衬着雪白的肌肤，中等娇俏的身材，瓜子脸上高耸的鼻梁两侧闪亮着一对黑白分明的、似乎有些涟漪却又清澈见底的秋水眼眸，嘴唇丰满红润，笑时微露一口整齐的贝齿。脸上未施脂粉，柔亮的黑发梳成前刘海、后马尾。赤脚穿一双半高跟，走路时马尾摆动、衣裙飘逸，一股青春气息。这跟我前两次见到的绒帽绒巾、大衣裹身的她又是另一种风采。

　　吸取上次的教训，我这次是提早买了月台票进闸去等候。她一下火车就找见了我，微笑着边招手边向我快步走来，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她那时迎面而来的景象。当时我却瞪着她发呆，在60年代初那种政治气候下我是不可能带着鲜花去迎接她的，这会被人说成太资产阶级化，但我是带着一颗激动的心去接她的，这一点大概她从我的表情上看出来了，其实她自己的情绪也已感应到了。她快走近时我才奔上去一面握着她的手，一面接下她手里的行李包。尽管在信上已写了千言万语，这时候却讲不出一句带感情的话。

　　秀冰是搞整形外科的，在上海医学院的几个教学医院中只有华山医院有口腔颌面整形外科，因此她本来想到华山医院工作，上海医学院的人事部门也有此打算。我是党员，当我们在“写”恋爱中双方表明了态度后，我已将我们的关系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上医领导是知道的，因此人事部门就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我是华山医院的党委委员，秀冰若和我同院工作，将会诸多不便，于是将此想法告知人事部门，请他们重作安排。后来人事部门提出五官科医院的专业与秀冰原先的工作性质相近，可在眼科或耳鼻喉科中选一门，秀冰就选择了后者。

　　五官科医院在汾阳路，离我家所在的陕西南路很近，离华山医院也不算太远。我是主治医生，上下班制，回家住宿;秀冰还是住院医生，那时虽已实行住院医生夜班轮值制，但除星期天外仍必须住在医院的宿舍内，一日三餐都在医院食堂吃。因此平时只要双方晚上都没会议，我总是在回家晚饭后到五官科医院去找她出来散步。星期天通常是上午我去她家，吃了午饭后一起去看场电影或逛逛公园，然后回我家吃晚饭，饭后我再送她回去。这是一段非常值得回味的既平和又热烈，如醉醇酒、如食甘蜜的沉浸于爱情中的日子。在我们面前忽然间天地变得非常宽广，道路变得非常明亮;我们学习更勤奋，工作更有劲;世间一切困难、纷扰、烦恼、冤屈对我们来说都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了。这期间也曾有过几件因谈恋爱而引起的不愉快的事情，但在我们的回忆里只是爱情交响乐演奏中的一些小插曲而已，反而更增添些情趣。

　　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在一次颇有情调的月下漫步中遇上了便衣警察盯梢。那是在一个金秋的夜晚，我们相约在离五官科医院不远的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处的俄国大诗人普希金铜像下见面，然后手牵着手沿着人行道在梧桐树影下散步漫谈。谈得情浓就忘了时间的飞逝，渐渐觉得街上没有了车声人影，一看表已是十一点多了。我想送秀冰回医院，朝医院方向走了没几步，发现身后一条弄堂的墙影下闪出一个人来紧跟着我们。我不由得心里发慌，怕遇上坏人，拉了秀冰小跑起来。

　　不料后面一声断喝：“不要跑！”

　　很快那人已超到我们前面拦住去路。我正在想，看来不得不拼一死战了，英雄护佳人，义不容辞。对方却从口袋里掏出证章说：“我是公安人员，你们逃什么？跟我到派出所去。”

　　我一看这人是个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穿着整齐的中山装，不像个坏人，心里倒踏实了，反正派出所就在附近，就跟着去了。一位副所长在值夜班，那位便衣汇报说：“这两人在汾阳路××弄口逗留不去、形迹可疑。”

　　我一听火了，拍了一下桌子说：“什么形迹可疑！我们是在散步，你毫无理由硬要我们到派出所来，这是严重侵犯我们的人身自由。”便衣又说：“散步会散到深更半夜？又是一男一女，干什么好事？”我说：“我们是在谈恋爱，就算谈个通宵，又怎么样？”这时副所长开腔问我们姓名、职业和工作单位，一听我们是医生，态度就缓和了。先支使那便衣出街继续执勤，然后要我们出示工作证。可是我们都没带工作证，我就告诉他华山医院电话号码，接通了院总值班，我接过电话说明情况，总值班再向副所长证实了我的身份，一场误会终于消除。

　　我就得理不让人，要把那便衣找来向我们道歉。副所长说：“他也是好心，他值勤的那条弄堂前晚有人家被窃，据报可能是一男一女合伙作的案，所以怀疑到你们了，以后散步不要太晚了，那一带比较冷清，幸好遇上我们的人，如果遇到坏人，那就麻烦了。”秀冰在旁说：“算了，算了，时间很晚了，明天还要上班，我们回去吧。”

　　看看手表，已近一点，我心中又好气又好笑，就告辞了。第二天到医院，多嘴的院总值班已将此事当笑话传开了，在一段日子内成为被同事们取笑的话柄。

　　我虽然吃过洋面包，在苏联也耳濡目染西方青年在热恋中的大胆无忌的动作，但我在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下谈恋爱时始终保持谦谦君子的风度。我们通过约会、谈论、娱乐达到思想感情上的沟通和交融，双方都在品味着爱情蜜酒的甘甜和醇厚，彼此的依恋和期盼与日俱增。在仅有两人面对的时刻也难免有电击样的激动，但也许出于医生特有的理智约束能力，我们都能自制而免于越軌。两人上街散步时起初总是并肩而行，后来携手而行，再后来是挽膀而行，最后也就偶有几次搂腰而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身体语言”吧，表达了两人间感情的发展进程，但也仅此而已。可就是这“仅此而已”也没能躲过睽睽众目和蜚蜚众口，似乎总是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盯着我们，而且立即传报到各自单位的同事之中。我想这可能跟我们两人当时在单位里比较引人注意而且我们散步的地点都在单位附近有关。那时我俩都沉醉于爱情的醇酒之中，同事们的取笑和议论更好比酿酒的酵母，我们并不介意，置之一笑而已。

　　在这些小插曲中唯一使我们感到不愉快，成为爱情交响乐演奏中外来的噪声的是秀冰过去追求者的无理取闹。

　　秀冰在上海医学院求学时期校内校外都不乏追求者，这是不争的事实，她在跟我聊天中曾谈到过一些事例，但她的态度是对每位追求者一开始就表明自己还年轻不愿谈恋爱而可保持友谊，她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专心于学业，二则可让自己有选择的余地。当时的中国社会虽主张自由恋爱，但囿于传统习俗，总是男方采取主动，绝少女方先追的，因此女方只能做被动的选择，自身条件较好的女子，除非追求者是自己早已倾心爱慕的人，否则多会采取秀冰这样的态度。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有一位是秀冰同班的同学，毕业后也分配在北京工作，他就锲而不舍地经常到秀冰单位去找她，在其他同学和秀冰同事中公开表明他正在追求秀冰的态度，造成人家认为秀冰已是他的女友的印象。事实上，秀冰只是把他作为一个老同学看待，从未承认过跟他有进一步的感情。

　　秀冰回上海后，他从上海老同学处得知我俩在谈恋爱，醋劲大发，一方面写信给秀冰求爱，在秀冰回信明确回绝后仍不断地写;另一方面则写信给上医党委，状告我陈公白是横刀夺爱的第三者。我当然一切都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上医党委的领导来找我了解我和秀冰的发展情况，才知道自己被人家告了状。我立即找秀冰质问，还郑重地表示，如果她和那位同学确有感情，我将不会参与三角争逐。也许我的态度过分严肃，惹得秀冰哭了，掉头而去，几天不理我。最后还是她母亲把我叫去，给我看了那位同学的来信，说明了真相，才消除了一场误会。

　　上医党委也很负责，不仅向在沪的秀冰的同班同学作了调查，还发函向北京的秀冰原工作单位进行核实。我们的介绍人、医疗系的彭主任也证明他当时问过双方都还无恋爱对象。上医党委领导最后向我表示：事情已弄清楚，那位原告人是单相思，不必顾忌，即使有过超越一般同学友谊的感情，只要还未结婚，应允许双方都有选择的权利。我说我对这位同学的一往情深很是同情，但对他的一厢情愿不敢苟同，至于对我的误告只能感到遗憾。

　　这样，一波小插曲终于结束，而我跟秀冰的关系反而在它的激发下有了加速的发展，这恐怕是那位同学始料未及的了。

　　婚前的口头协议

　　到了1962年底，我俩谈恋爱已谈到情浓意蜜的阶段，再加上前述最后那支小插曲的催化，婚事问题自然地被摆上了议程。

　　那年冬天很冷，晚上在街上散步时间长了有些吃不消，我们就把约会的地点改到了秀冰家的客厅。通常是晚饭后我到五官科医院去接秀冰出来，走到淮海中路乘无轨电车没几站就到她家，先是她母亲下来一起聊天，喝点咖啡什么的，八点左右她母亲上楼休息，客厅就成了我们的两人世界。我们常在双人沙发上相拥而坐，细斟密商未来计划。所谓“细斟密商未来计划”似乎有说不尽的事要谈，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很简单，无非我希望尽快结婚，而她要求再等两年，是在商量婚期。我考虑自己已年近三十，工作责任日重，事业压力较大，想早点结婚成家，解决了终身大事，无后顾之忧，无感情之累，就可更加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秀冰却因自己还是住院医生，想等两年后升了主治医生再结婚。两人各有理由，都无可非议，这样就引起了无休止的商议，这种争议商谈是非常温馨甜蜜的，成了我们这一阶段谈恋爱中“谈”的主要内容。最后，在双方家长的支持下，秀冰同意在1963年的初春结婚，但要我答允她提出的三个条件，我给了她口头上的庄重的承诺。

　　第一个条件是结婚后两三年内不生孩子，等她升了主治医生后再说。这一条也深合我意，我并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父母在这方面对我也没有什么企求。当时政府号召晚婚和计划生育，我三十岁结婚，算是晚婚的了，后来还受到单位里的表扬。至于计划生育，我也主张晚一点生，待事业有成时再生更好，这样还可以在婚后多享受几年两人世界的逍遥生活，何乐而不为？

　　对这一条我们是完全实行了的，婚后三年内我们坚持避孕，不仅保证了秀冰的住院医生工作，而且每年我们都要利用休假和节日到各地旅游，跟某些年轻夫妇婚后立即怀孕生育、为繁重的家务所累、抱怨“结婚是爱情的坟墓”相比，我们的婚后生活幸福多了。

　　第二个条件是婚后不做家务劳动。秀冰说她从小只知道念书，没有缝过一针衣服，没有洗过一双袜子，更没有烧过一个菜。她的理想是要成为一个医学科学家，因此要把精力和时间花在学习和工作上，再加上社会工作（她到五官科医院工作不到半年就被选为共青团的领导干部），她不仅是不会做家务，也实在是不能和不愿被家务所拖累。

　　对这一条我也始终信守诺言，婚后三十年中我从来没有要求她缝过一针、洗过一次、烧过一菜。好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是每个单位就像一个大家庭，虽然清贫，但把每个小家庭的衣食住行都包下来了。在经济上和时间上，只要是她学习或工作上所需要，我都毫无保留地支持她，反过来，她对我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理想是一致的。后来秀冰在农村，特别是在美国，也学会了洗、烧、缝、补，那又另當别论了。

　　最后一个条件是婚后要住在她家，因她是独女，父亲又不在国内，我们理应跟她母亲住在一起。对这一点我也表示同意，但后来并未完全实行。

　　结婚时我们的新房设在她家三楼，一大一小两间房，大的做卧室，小的做书房。住在她家实际上是我们受她母亲的照顾更多些。她母亲身体早已康复，生活上有一位老保姆服侍。我们住进去后，一切生活起居都由丈母娘指挥老保姆为我们安排了。我们两代人相处很融洽，一直到“文革”以后，丈人退休回国，我们也由单位分配到离我们两人的医院都较近的房子，才分出去住。但淮海西路她家三楼我们的居室始终保留原样，我们在节假日也会回去住几天，秀冰也未再坚持一定要跟她父母住在一起。这条协议算是在双方同意下有所修正了。

　　我们是在1963年3月24日办的婚事。本来我们决定旅行结婚，一切从简，不办喜宴，在亲友中发些喜糖，双方父母至亲一起在家里聚餐庆贺一下就行了，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社会经济和供应还很差，大家都讲究勤俭节约，太铺张了影响不好。可是秀冰父亲却来信表示：自己独养女儿结婚，连喜酒都不请，给国外亲友知道了太没面子，而且结婚是终身大事，不能太草率，他要赶来参加婚礼，婚事一切费用由他承担。我们拗不过他，只好同意置办小规模的婚宴。

　　秀冰父亲3月中旬回到上海，在位于静安寺附近的达华酒店订了八席，把在上海的双方的亲戚都请来了。他还带来了一台电视机和不少柯达彩色胶卷，这在当时是国内罕见的东西，电视机放在楼下，天天晚上左邻右舍都来一起观赏节目，胶卷则是给我们蜜月旅行时用的，国内还没地方能冲印，只好由他再带到国外冲印了寄回来。他还硬逼着我们去拍了穿婚纱礼服的结婚照，还要秀冰去做了一套大红绣花的旗袍在婚宴上穿，我那天穿的还是留苏前国家发的两套西装中平时不舍得常穿的质地较好的那套。

　　婚宴很热闹，到了近百人，都是双方的至亲，没有请同事和朋友。没举行任何仪式。

　　后来华山医院神经病学教研组的同事们一定要喝我的喜酒，还集体送了礼，我只好补请了一次，向有名的红房子西菜馆订了西餐送来淮海西路家里开派对，医生和护士来了二十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