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做新闻工作，成为一名报人，是从1982年9月1日开始的。那一天我兴奋地走进旧金山干尼街的星岛日报社。这是一幢很有年份的建筑，地面三层，地下一层，外墙黄色，配以黑色的边框。黄黑两色是“星岛”的标志。建筑内墙贴着特别的墙纸，用一页放大了的报纸作图案，白底黑字，室内四壁都是四方的中国字，有正的，有倒的，有立着的，有卧着的，最形象地表明这儿是报社。我虽然进来过两次，但只有我成为这幢建筑物内的工作人员后，才有足够的时间仔细端详。
旧金山星岛日报社的位置非常好，面对着旧金山的金融区，背靠着唐人街，旧金山的商业中心离报社四个街区。这幢建筑是星岛集团拥有的，有这么好的位置，办任何商业都会发达的，“星岛”在这方面一开始便占了优势。我成为《星岛日报》一名员工的时候，旧金山“星岛”分社的规模很小，与《星岛日报》在香港的名气是很不相称的。星岛集团在香港拥有《星岛日报》《星岛晚报》《英文虎报》，还有一些杂志，还有书籍，旗下员工以千计。1982年的时候，旧金山“星岛”分社只有20多名员工，报社的临街一层是报社的门市部，有一圈大柜台，订报、买报、登广告，都隔着柜台办理妥当，报社经理的办公桌便在柜台的后面。在柜台后面有负责广告的，有负责发行的，还有负责财务的会计师，他管着整个报社的财政大权，绝对是整个报社里最重要的角色。这位会计姓吴，后来我和他做了二十年的同事，日子久了，熟悉了，我慢慢地了解他。他是非常厚道善良的人，而且是我遇见过的会计主管中最正派又最通人情的。他和我是同龄人。他早我数月退休，退休后不久便离开了这个世界，真是可怜，令人心痛。
在我成为“星岛”的一名员工之前，旧金山“星岛”没有编辑部，没有记者和编辑，我是以编辑记者的职务被聘用的，但只我一人，也谈不上是个编辑部。因为我的工作不是站在柜台后面可以完成的，所以我的办公室在二楼，二楼只是个阁楼，不能算作正式的一层。三楼是很漂亮的一套房子，有三间房和一间卫生间，可以用于办公，也可用于居住。旧金山分社的冯总经理独自在三楼办公，很少下楼来，也没有见他来了解各部门的工作。他是从香港总社空降来旧金山的，或许他把自己看作中央大员，看不起地方官员。他官架子蛮大，要门市部的同事给他打扫办公室，每天进办公室，便要一位姓黄的同事给他煮咖啡端上去。此君好景不长，有一天报社来了一批联邦调查局人员，把每个工作人员的办公桌都翻了个遍。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事后知道是冯总出事。总社发现冯有贪黩之嫌，要求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从那天起，冯氏消失，说是回香港了。
我在“星岛”的第一年，编辑部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是编辑部。在我到报社之前，《星岛日报》没有本地新闻，新闻全部由香港总社做好，用卫星传送遍布全球各地的分社，分社加上广告便付印。那时候用卫星传送是先进技术，“星岛”领先同业的。80年代的《星岛日报》还没有彩色版，只有头版的头条标题套上红色。报纸是直排的，报纸的形式和50年代的报纸没有多少差别。看到古朴的报纸，勾起我怀旧的情感，1950年我在香港，《星岛日报》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那时候的《星岛日报》就是现在的样子，直排，没有彩色，只有套红。三十年没有变化，真奇怪。
二
我进“星岛”以后，就多了一版本地新闻版。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是看当天的英文报纸，选择重要的新闻和华人比较感兴趣的新闻翻译成中文，然后参加唐人街的各种记者会和采访旧金山的重要活动，写好新闻稿和翻译稿，划出版样交给排版房，一天的工作就完成了。因为我唱的是独角戏，采访、翻译、编辑，一脚踢。初期的本地新闻版质量甚低，翻译的新闻来自英文报，而不是通讯社。新闻晚了一天还叫新闻吗？采访的新闻与其他报章同步，是新闻，但我初抵美国，人地生疏，我写的新闻稿，深入不了，决不会比其他报纸有独特深入的见解。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华人移民大量增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人因亲属关系移民美国；还有每年成万的学生来美留学，美国的华人人口迅速增长。各行各业都注意到美国的华人市场，港台华文传媒纷纷登陆美洲大陆争夺市场，旧金山唐人街的报摊上竟有十余种华文报纸。我每去唐人街的记者会，总会遇见许多同行。有趣的是各报派来的记者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却语言不通，说国语的不懂粤语，说粤语的不懂国语，召开记者会的华人只好用英语。因为报纸种类多，竞争激烈，促进各报社提高质量。
我进“星岛”工作正值华文报纸大比拼的时候，“星岛”必须增加地方新闻，因而必须增加编辑部人员。第二年编辑部多了一位新同事，他叫刘世添，曾经在香港做过电视，后来美国进修，得大众传播硕士学位。世添加盟，我们把地方新闻增加到两版，世添负责采访，从此我们不会漏掉地方新闻。第三年又聘请了一位记者和一位翻译，有了4个人，这才成为旧金山版《星岛日报》编辑部的雏形。旧金山版在报纸首页印着美西版，发行范围包括美国西部各州，读者比较多的地方有洛杉矶、西雅图、休斯敦、夏威夷等地。
编辑部在以后的年份中逐年扩大，每年增加新的成员，编辑部里有了采访组、翻译组、编辑组，编辑部已经有十多名工作人员，我任执行编辑。只有四个人时，编辑部由二楼搬到三楼，增加到十多人时搬到附近的另一幢楼，楼下是排版房，楼上是编辑部。1989年湾区发生特大地震，我们正在这幢楼内工作。楼是很有年份的了，一阵剧烈摇晃，好像房子马上要塌下来，十分可怖。我在一间小房间里正和一位来客谈论事情，突然发生强震，室内只有一张桌子，我请客人快到桌子底下躲避，他不好意思，互相推让，一瞬间地震过去了。我匆匆奔上奔下，都平安无事，只是停了电。当晚世添租来发电机，使编辑部和排版房的工作可如常进行。
地震使编辑部大忙特忙，震灾严重的地点有多处，有多处房屋被毁，一段海湾大桥塌陷，一长段高架公路倒塌，各处都有死伤。我们的记者奔波于各受灾点，我们不仅要做好本地新闻，还要向香港总社提供第一手的消息。
这次天灾，金山湾区有50余人丧生，其中有5位是华人。“星岛”的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罹难者的家属，报道了失去亲人的家庭的困境，呼吁讀者向蒙难者的家庭捐助善款，帮助失去亲人的家庭渡过难关。“星岛”读者为善最乐，在短短数日内便捐款十余万元。我们将捐款分成5份交给5家遇难华人的家属。这是旧金山《星岛日报》第一次向读者呼吁捐款帮助天灾受害者，从此以后，凡有天灾，即使远的如云南地震、长江洪灾，我们也呼吁读者捐款赈灾。我们每逢天灾，必迅速行动，呼吁读者赈灾，而且每次可募得巨额善款。我们将款交给美国红十字会，由红十字会将款转去灾区，红十字会多次奖励“星岛”，誉为好邻居。
传媒募捐帮助了灾区和受灾民众，同时也方便了读者，寄一张支票到报社，把捐善款的心愿很容易、很放心地办妥。“星岛”每次在银行开善款专门账户，将善款暂存入银行，同时逐日在报纸发表善长名单及善款金额。捐款赈灾工作成为报社与读者互动的一种形式。
报社另一种与读者互动的活动是向“星岛”读者作民意调查，如是否应该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又如应否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读者反应非常热烈，我们每次都将民调结果送交给有关人士及机构。
鱼离不开水，报纸离不开读者，报纸的力量和权威来自读者的支持。1993年4月30日至5月10日，“星岛”就是否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向读者作民意调查，结果接受民意调查的读者中79%赞同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我写信给克林顿总统，请他听取华人的呼声，克林顿总统函复我表示他会考虑“星岛”读者的意见。
1998年8月印度尼西亚发生排华事件，《星岛日报》征集读者签名表示抗议。在限定时间内，我们收到了65085个签名。我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转达了美国华人社区的强烈抗议。
为了经常聆听到读者的声音，“星岛”旧金山版设一个让读者自由发表意见的版。这个版的名称是《星岛广场》。读者非常踊跃，各种问题的不同看法、不同意见写成文字寄来编辑部，每天一版见报，历经三十年没有中断过。
三
1991年4月26日，星岛集团董事长胡仙小姐任命刘世添为“星岛”旧金山分社副总裁，任命我为总编辑。在此之前，旧金山“星岛”的总经理兼总编辑是江小梅小姐，她也是从香港总社派来的。冯总离去以后，江小姐主政分社运作，到1991年，她因伤不胜工作劳累，需要离职休养，于是分社有一次人事变动。
在胡仙小姐宣布新的任命之前，我已在“星岛”工作近9年，我与世添已共事8载。新的任命之后，世添是报社第一把手，负责全面运作，担子甚重。他对我说：我们都在这条船上，只能破浪前进，没有别的选择。
新官上任三把火，世添新官上任当然大有一番作为，又何止三把火呢。他是一个很有冲劲的人，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从一开始便认为，胡仙小姐选对了人。第一把手易人，标志着旧金山“星岛”新阶段的开始。
我在“星岛”20年，前半段9年，后半段11年。前半段的编辑部由无到有、由小到大，逐年扩大。这段时间的旧金山华文报界是春秋战国时代，十多家报社争读者、抢广告，各施奇谋。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争战，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有趣的。加州的加上华州的、得州的、夏州的和所有外州的华文读者就那么些，争读者不容易。华人商业的广告费预算也就那么些，争广告也不容易。在以旧金山唐人街为中心的小小一块地盘里开展的这场争夺战中，一定要减少几家报社，读者和广告才能分得过来。
旧金山唐人街街头的报摊上的华文报纸是怎么一份份消失的，各有各的故事。有的事情的发生很出人意外。1984年中国运动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一举夺得5枚金牌，这样相当出乎意料的大喜讯当然应该成为华文报纸的头版头条。可是报纸各有立场，应该喜的时候有的报纸也不该喜，总部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喜得过分了些，把5枚金牌的消息放在头版头条，结果不久后《中国时报》便在美国消失了。
旧金山有一份历史最长久的《中国少年晨报》，还有一份发行量长期领先的《金山时报》，在激烈竞争中这两份在旧金山华文报业中各领风骚数十年的报纸也先后消失了。
旧金山华文报纸的格局由春秋战国进入楚汉相争。这时候前面提到的几种很有分量的报纸先后从报摊上消失，剩下报纸的二强是《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其他的报纸发行量都甚小。这个时候“星岛”人事变动，无疑为推动“星岛”改革创造了条件。
世添喜欢用香港的说法“叮当马头”来形容“世界”和“星岛”两报的发行量是多么接近，他有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冲到前面去。
保持“叮当马头”的局面对我们来说并不轻松，我们一直在努力，努力十年，拼搏十年，我们才保住了平起平坐的局面。如果放松一点，不要那么辛苦，就可以退居第二，因为第三、第四的发行量离我们很远，所以可以长时间安当老二。如果想再赶上去，那就不容易了。
和“世界”相比，我们有许多薄弱的地方：“世界”的美国新闻中心在纽约，我们的海外新闻中心在香港。在美国发行的报纸，美国新闻是本国新闻、本地新闻，最重要的新闻，也可能是突发新闻，只有了解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编辑，才能编好美国新闻。在香港“星岛”海外新闻中心的编辑们的心目中，美国是外国，美国新闻是国际新闻，他们做出来的美国新闻怎么能和我们的对手较量。
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应该定位为一份服务全体美国华人的报纸，“星岛”不应该是一份只适合讲广东话的人读的报纸。“星岛”的娱乐版、副刊用的是广东话，甚至新闻版也出现广东话，不会广东话的人读不下去，便不看“星岛”。我们把自己圈起来，圈在讲广东话的读者圈子里。
世添和我每去香港开年会，每年老生常谈地提出上述问题。可是要说服海外新闻中心的老总不容易。香港的记者编辑说广东话，读者说广东话，写的文章用广东话，他们很容易表达，写出的文章很生动，要他们全部去掉广东话，他们感到别扭，很不容易。这要体谅他们。我们只好边向上级呼吁边自力更生，我们除了地方新闻外，做全美新闻、美国财经新闻、美国高科技新闻、美国体育新闻，还做文艺副刊，平均每日做18个版，尽力弥补我们的不足。和人力资源比我们强而只做地方新闻的竞争对手比，我们做得很辛苦。
进入21世纪，编辑部的人员继续增加，我退休离开“星岛”时，编辑部已经是一个30多人组成的人才荟萃的团队。相当长一段时间，聘请新闻专业人才非常困难，既有同业的争夺，也有跨行的争夺。我们从各种渠道聘请人员，不拘一格降人才，终于逐步建成一支优秀的团队。我们的记者的新闻稿和专题报道获得许多次新闻报道奖。
旧金山湾区的《星岛日报》真正成为本地区华文报纸的第一，是在我退休之后。《星岛日报》不断地改革，叫人目不暇接。在我退休之前，“星岛”已经全年三百六十五天出报，每日出报6叠，平均每日出报70页，一半以上的版面是彩色的，每周附送4种周刊。除了报纸以外，“星岛”创办了中文电台，设国语频道及粤语频道。我退休之后，“星岛”又增添了许多活动：一年一度的“星岛”亲善小姐选举，一年一度的大型“星岛”工展会，逢年过节的街会，健男的选举，儿童才艺的选举，活动多多，不一而足。所有活动，都使“星岛”深入华人社区，成为华文媒体中的老大。所有的一切都是世添的努力，他已经在“星岛”工作超过30年了。
从1991年到2001年之间，我们为了力争第一，增加许多版面。增加了美国体育，便要一位非常熟悉美国体育的人负责编辑，很幸运，我们请到一位熟悉美式足球、篮球和棒球的球迷张炜明主持，他主编的体育版吸引了许多读者。我请马朗为“星岛”写食经，请我的弟妹洁渝写移民政策，请前联合银行总裁林修荣写理财和税务，请一位园艺师汪克槐写园艺等等。
我们还出文艺副刊版，为此我必须结识旅美华文作家。我最早认识的三位知名的女作家是陈若曦、喻丽清和吴瑞卿，她们三位是萧孟能、王剑芬夫妇介绍给我认识的，萧孟能是台湾《文星》杂志创办人。萧氏夫妇曾是我们邻居，后成为好友。
后来陈若曦又介绍我认识马大京、陈愉庆夫妇，他们的共同笔名是达理。我又认识了诗人王性初，他是阿兰姊姊的同事，我请他改写散文，他成为很勤力的多产作家。年复一年为“星岛”副刊撰文的作家圈日益扩大，我的作家朋友日益增多。我退休前和退休后交往的朋友主要是这些文友。我常常邀请文友们来家里聚会，各人讲各自的故事，中间也偶尔插几个黄段子，每次尽欢而散。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