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听说金开诚先生患病，是在2015年9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中。北大的顾歆艺女士告诉我，金先生患了癌症，已经住院，恐怕情况不妙，当时觉得不太相信，记得5月中我因眼疾住院，还接到金先生的电话，反复嘱咐我痊愈之后，务必抽空到浙江一个民办学院去讲演，口气还像往常一样恳切和平静。才短短的四个月，或许情况不至于太严重，抽空给住在北大医院的金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听到金先生的声音不算衰弱，而且还惦记着让我讲演的事情，便稍稍放下心来，觉得76岁的金先生一生都是“吉人”，不仅自有天相能逢凶化吉，而且尚有天年可以终老。后来，因为眼疾未愈，加上杂事繁多，也没有机会到北京去，只是凭着顾歆艺女士不时报讯，才知道金先生病情的点滴，随着他的病情加剧，心情也一点一点地沉重起来。

　　终于在12月14日传来噩耗，可是因为早就安排了日本访问，内人和我不得不缺席遗体告别和追悼会，只好以两人的名义和同在上海的裘锡圭先生夫妇，委托北京朋友献上花圈遥寄哀思。从日本回来后，老同学胡友鸣来电话说，逝世前金先生不仅一直是《文史知识》的编委，是《文史知识》最早的作者，而且也是最早推荐我们这批学生为《文史知识》撰文的人，希望我为《文史知识》写一篇追忆金先生的文章。

　　下面这些文字，就是应胡友鸣兄的嘱咐写的。作者在金开诚课堂上的笔记

　　一

　　确实，在《文史知识》刚刚创刊时，金开诚先生就吩咐我给这个虽为普及规格却高的刊物写文章。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读本科，稍后又成为这个专业“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照理说，还不是一个够格写“文史科普”文章的角色，在那个刊物还不多的时代，大学本科生或者硕士研究生给《文史知识》这样多少有些“传道解惑”的杂志写文章，恐怕还嫌稚嫩。特别是，当时《文史知识》提倡“大学者写小文章”，翻开当年的目录就知道，作者大都是今天所谓的大牌教授。好在金先生一贯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且总是让学生先“看”再“想”还得“写”，所以，总是鼓励我出手。他曾说，古文献专业的人读文献，当然是首要的事情，不过看得多了，得要有思想把文献勒出脉络理出头绪，而最终还是要把它写成文字，否则读书满腹却两手空空，他很不赞成所谓“50岁后再写文章”的老教条，倒总是鼓励学生“把想法写出来”。因此，我可能是“文革”后最早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论文的本科生，那篇《晋代史学浅论》就是金先生推荐给周一良先生，经周先生的审查和推荐，发表在《学报》上的。由于金先生的鼓动，我成了当时杨牧之先生说的《文史知识》“救火队”，所谓“救火队”，就是刊物临时缺什么稿子，便让我立即赶写，如果某期哪一类文字少了，也会给我命题作文，所以，我不仅在创刊之初就以化名写过几篇小文章，到了1982年和1983年，更开始发表较长的文章，像以化名写的《现存两部最古的图书目录》，用真名寫的《〈旧唐书〉与〈新唐书〉优劣之比较》《唐代文章总集〈全唐文〉》等等。

　　不过，说到金先生，还得提及我们初入大学的时代。

　　二

　　三十年前恢复高考，我成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七七级新生，说是1977级，但开学却是在1978年初春3月。从住了十七年的贵州回到阔别的北京，我丝毫没有毛主席回到韶山冲那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豪情，相反，倒是经历“文革”十年突然换了天地，有些暗室久住乍见阳光的晕眩感，用现在流行话说就是有些“找不到北”，原来随心所欲乱翻书的爱好，加上信手涂鸦的习惯，似乎和学院训练格格不入，对于所谓“古典文献”，除了知道要钻故纸堆外一无知晓，对未来从事的职业，除了知道可以不再修理地球之外，也全然是懵懂浑噩。幸好进入北大之后，很快就有很多老师来关心，引导我们开始学习生涯，专业的那些老师，现在想来都是鼎鼎大名的教授，像仅仅见过一次的魏建功先生、游国恩先生，后来常常能够见到的周祖谟先生、阴法鲁先生，当然最熟悉的还是中年一代的老师，后来成为著名教授的金开诚、裘锡圭、安平秋、严绍璗等先生，那时都还是中青年教师。那个时候，老师稀罕学生，大学十年没招生了，老师对这些大大小小年龄悬殊的大学生既觉得陌生，又觉得好奇，更有些超出一般师生关系的重视，都觉得这下子可以甩掉“文革”阴影，“而今迈步从头越”，所以，学生心里揣了很多希望，老师心里也带了很多温情。

　　这些老师对学生恨不得倾囊相授，好多老师居然课余会跑到学生宿舍来，盘腿坐在学生的床上和学生谈天说地。这种古人所谓“亲炙”，比起在教室里分坐上下、照本宣科要亲切得多，其中，金先生就是跑得最勤的一个，那个时候，金先生夫人屈育德教授还没有从宁夏调到北京，一个人蜗居在筒子楼的小房间里，所以，常常到我们的宿舍，一聊就是几小时。

　　三

　　金先生会讲课，这在北大是出了名的，当时中文系讲课有几大“铁口”，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上课很吸引学生。原因很简单，一是他字写得好，板书忒漂亮，二是他节奏感好，常常在学生听得疲倦时来一两个笑料或故事，让你能精神一振，三是极其清楚，所谓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但是，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长了，我就知道老师这种讲课，看上去举重若轻，其实处处艰辛。看他的讲义，不仅字迹清晰秀丽，而且往往是天头地脚补满了种种“插曲”“噱头”和“典故”，所谓口才好、会讲课，其实是用心用力备课，绝不像现在很多教师，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信口雌黄，用无聊而无用的段子哗众取宠。

　　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在硕士课程中讲《楚辞》时的记录。这大概是一学期的课，金先生从“屈原的生平”“屈原的辞作”一直讲到“楚辞的流传及注本”，真是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即使在我略为简单的课堂笔记中，也可以看出，他讲课实在不仅是很清晰，而且相当深入，比如第一部分有关屈原的生平，一开始就讨论《离骚》开头“惟庚寅吾以降”一句，他不仅要讨论邹汉勋、刘师培、郭沫若、浦江清、胡念贻对屈原生年的种种考证，还要讨论古历法知识，包括十七年九闰，超辰、太岁纪年的传统;在有关屈原流放的一节中，他又要从《史记》、《楚辞》王逸注、黄文焕、林云铭一直到游国恩等人的讨论中，结合历史地理知识，一一讲清屈原晚年从郢都到汨罗的流放路程。到了讲解《楚辞》的各种注本时，他更是从现存的王逸、洪兴祖、朱熹、汪瑗、王夫之、戴震、蒋骥诸家注释，讲到亡佚或残缺的贾逵、马融、郭璞、释道骞、陆善经的注释等。我就是在这一课上写下了《汪瑗考》作为作业，后来这篇小文和金先生对《楚辞集解》的论说合成一文，还以《汪瑗和他的〈楚辞集解〉》为名发表在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十九辑上。

　　就是在这样的课程中，我们渐渐地体会到了一种学风。那个时候的北大也许是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大学，在它的传统中，除了有对中国前途怀抱的那份责任和抱负，让人生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情怀之外，还有一种绝不等同流俗的学术风气，人们多注意到这种学术风气的自由和开放，但也应当留意这里也有严谨和规范。虽然后来我并没有跟随金先生从事他所擅长的两个领域，即楚辞研究和文艺心理学研究，但是，从他和其他一些老师那里，却体会到了一种学术的严谨和规范，记得我曾经给《文史》投寄过一篇关于晋代学者干宝生平的考证文章，被他看到后，便指出好几处文献引证却缺少注释的地方，让我修改补充后重新投寄，这让我从此记住了文献注释清晰和准确的重要性。

　　三十年后，我常常重新回顾自己所学的古典文献专业，就很有感触，这些感触虽然不是“先见之明”，但总算是“后知之清”。因此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古典文献专业现在好像已经面临危机，也许现在的学生会觉得古典文献专业很枯燥乏味，但是，当年的古典文献专业却很有魅力。特别是，它的训练很像武侠小说里面写的那种打通任督二脉的练‘内功，虽然没有花拳绣腿可以炫耀，也不能现炒现卖、包管实用，但是，这些知识训练却让学生长久消受不尽”。

　　四

　　做到规范和严谨，也许不那么容易，按照金先生的说法，我们这些年龄不一的学生，有的很“嫩”，有的很“野”，还有的人会写一些随笔、散文、诗歌，甚至还有人写过戏剧小说，特别是在那个激荡年代，谁耐烦青灯枯坐点读校雠、一板一眼守着故纸如蠹鱼？谁耐烦读了几大卷书却来写形式一律的提要或说明？可是，记得金先生为七七级上写作课，却用命题作文、互相批改、当堂点评的方法，让学生从天马行空回到准确整饬。大学毕竟是一个“研究学问”的场所，古文献毕竟是一个“整理国故”的专业，在那几年中，为了要养成既规范又严谨的学院研究习惯，我们经历了重新给知识“洗牌”，用时尚的话说就是重新“整合”的过程。

　　不过，也许是因为我年纪较大，读书也多一些的缘故，从一年级开始，金先生就没有让我跟着他做楚辞研究和文艺心理学，也没有让我按部就班地按照古文献专业那种从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的程序亦步亦趋，却总任凭我按照兴趣从古文献中自己寻找问题，那个时候，我一面读《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提要辨证》，翻遍了北大图书馆几乎所有的提要式书目，一面读《史记》、读《太史公行年考》、读《司马迁年谱》，并往下读《汉书》、《后汉书》等等，渐渐开始在中国史学方面培养了兴趣。

　　记得那几年时间里，他常常和我一道，在课余走到中关村大街那个朝鲜冷面馆去大吃冷面，我一直很奇怪，出生江南的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这种酸不酸甜不甜的冷面？不过，在陪他一起吃冷面的时候，我常常能够听到他天南地北地乱聊学术界各种往事，也聊到他在王瑶先生和游国恩先生门下的所见所闻。听了这些见闻，知道了学界深浅，读了一些专业的文献和论著，才觉得渐渐进入学术之门。有人常说，要看第一流的论著、做第一流的题目，可这还不够，只有知识并不能成为一流学者，第一流的学者需要有视野、境界和气度。当年读书北大的好处是，因为这里聚集了这些好学者，而这些好的学者，不仅在课堂上讲授知识，而且课余常常与学生闲谈，而闲谈中不经意传授的那些见闻、经验和体会，常常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学问的格局和境界。

　　五

　　在北大七年，也和金先生相处七年。有时偶尔听他讲他自己的故事，现在想来也很有感触。他是1951年考进北大中文系的，第二年就是全国院系大调整，清华、燕京和北大的中文系合并于新的北大，他那一班的同学分别来自三个大学，后来我熟悉的，有先于金先生去世的沈玉成先生和裴斐先生，还有健在的白化文、程毅中、傅璇琮、刘世德等先生，在古典文学这一领域，说起这些人来真是大名鼎鼎，让人感慨有时候天才一个也不来，可是有时候天才往往成群地来，不知道是风云际会，还是时运钟于一代。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在“反右”时被一网打尽，好在他们都熬过了那折磨人的岁月，在“文革”之后都成了那一代名学者。他们彼此并不相同，有的思路敏捷如沈玉成先生，有的知识渊博如白化文先生，有的激扬如裴斐先生，有的沉稳如程毅中先生，正是因为老师辈中有这些出色的学者，能让我们七七级学生受益不浅。记得金先生不仅常常请白、沈两位先生来讲课，也让我们到中华书局去听程、傅两位先生讲“唐代文史研究史料”及“唐代小说史料”。

　　在学问上我不算是守规矩的学生，正因为跟着金先生认识了这些不同的老师，便恰好有了“转益多师”的机缘，因此反而离金先生的领域越来越远，而在人生上，我是一个亲历“文革”、年纪稍大的人，常常走在学术边缘去关怀社会，因此选择的课题也和金先生從事的文学专业不同。好在金先生的政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无为而治”，我可以“信马由缰”，可就是这种“无为而治”，反让我有更大的学术空间，也正是这种“信马由缰”，让我不再受学科和专业的约束。所以，可能现在的研究生会很奇怪，除了我和他合作撰写《古代诗文要籍详解》（北京出版社，1988;后改名为《古诗文要籍叙录》，由中华书局出版）那一段，也许讨论专业略多之外，在我和金先生那么些年的交谈中，内容涉及专业知识的少之又少，可是，在学问精神和风气上，却在这种不言中，得到了很多很多。

　　和金先生相处，前后差不多七年，七年中我也看到了他的多面人生。一个爱猫的长者，一个天真的文人，一个极其认真的教师，一个容易受伤的好人。现在，他虽然离我们而去，可是却给我留下了很多有关过去的温馨记忆。“遥知水远天长外，更有《离骚》极目秋”（朱熹诗），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他来，最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的图景，却是他坐在蔚秀园宿舍那间狭小书房的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