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丹

　　一

　　大太监刘瑾第一次有记录的索贿，是明正德元年年底，御史蒋钦揭发说：“昨（刘）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这是刘瑾进入司礼监后的事。

　　正德二年（1507）正月，朝廷升吏部郎中张志淳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史云：“时刘瑾用事，凡迁官者皆有重赂以谢，内官、武臣动以千百，而文官谢礼之厚则自志淳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刘瑾刚柄政，即大开贿门，宦官、武官和文官要想升官，都要向他行贿，宦官武官给得起重价，动辄数百上千，文臣穷，拿不出那么多银子，到张志淳这儿，忽然出了个高价儿。

　　张志淳创造的记录，马上被刘宇打破。

　　《明史·阉党传》说：“（刘）瑾初通贿，望不过数百金，（刘）宇首以万金贽。”刘宇一下子拿出一万两！刘瑾大喜道：“刘先生何厚我！”

　　刘宇时任总制宣（府）大（同）右都御史，正德二年正月内召掌都察院印，与张志淳同月而稍晚。之前，刘宇向朝廷上疏，自陈修边之功，这是摆政绩要官的意思。兵部说，不能由着他本人说，得派人阅实才行。而刘瑾就直接传旨，将刘宇召还了，他那些工程是否属实，辄令巡按御史查奏——官都升了，再让御史“从公阅实”，那就是走形式。刘宇心太急，敕书还未出京，他人已驰至京门口了。显然，他上疏称劳，是与刘瑾约好了的，所以呼吸相应，仿佛唱双簧。刘宇人已经到了北京，还装模作样，具疏请辞，算是有戏德，把戏码做足了。刘宇不仅重贿刘瑾，还让他儿子刘俸拜刘瑾为父。

　　刘宇这么一搞，就把刘瑾的胃口吊高了。可惜，像刘宇这样大手笔的并不多，多数人为了给刘瑾送钱，甚至不得不“称贷以贿”（借钱送礼）。刘瑾就广撒其网，如天下朝觐官进京，索贿动以千数，谓之“拜见礼”。官员公差回京，也要有所进献。心狠的，到地方就拼命勒索，大刮地皮，心不狠的也要设法找钱，总之不能空手而回。兵科给事中周钥属于心不狠的，他到淮安勘事，回京时，闷闷不乐，走到半路，忽于舟中自刎。等舟子发现时，人已经不行了，连话都说不出来。舟子拿纸给他，他勉强提笔写了几个字，多模糊不清，只认得“赵知府误我”“可怜”等十几个字。原来周钥与淮安知府赵俊约好了，贷千金，结果赵俊却食了言，周钥竟因此忧愤自戕。

　　然而，刘瑾后期又有“反腐”举动。正德四年初，他听从吏部尚书张彩的建议，严厉处置了“循故例”向他纳贿的欧阳云、吴仪等人。这不是一时的矫情和做戏，后来他又公开处分多人，都是向他行贿的，如刑部侍郎张鸾等三人自江西勘事还，馈银二万两，刘瑾将贿金送官，并治三人罪，该案连及江西巡抚以下见任和致仕官员31人，每人罚米300石。

　　这并不是说，打正德四年起，刘瑾就清廉了，只能说他不那么“急贿”了。

　　二

　　刘瑾贪贿的名气太大，有一家海外媒体，还替他盘点资产，说这位明代的大太监“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白银2.59亿盎司”，并选他为“世界千年富豪”。刘瑾曾笑称自己是“富太监”，难道他当真如此巨富，竟可以“笑傲千年”？

　　不如我们来帮他搂搂家底儿。

　　关于刘瑾的资产，记录并不一致，但数字都很庞大。如曾任户部尚书的王鏊，记刘瑾货财籍没之数：

　　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五百，蠎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八爪金龙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珤印一颗。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合计为：金1205万两，银2.59亿两。对照那家海外媒体的材料，两组数字完全相同，不同的是计量单位：一为西洋的“盎司”，一为中国传统的“两”。一两约合1.3盎司。显然，那家媒体一点都不严谨，抄了一份中国档案，连起码的换算都没有。

　　王鏊和刘瑾共事约三年，遇事开诚布公，刘瑾偶然也能听纳他的意见。后因刘瑾“祸流缙绅”，王鏊遂于正德四年乞休，回到苏州老家，终身不再复出。

　　从王鏊的身份来看，他所记应该很权威了吧？事实是否如此，还往下看——

　　的确，王鏊的记载具有权威性，同样的数字多次出现在明人笔记里，如陈洪谟《继世纪闻》、郎瑛《七修类稿》、田艺蘅《留青日札》、高岱《鸿猷录》等；尤其是考史大家王世贞也引用了这一数据，《宪章录》《皇明通纪》等一些在明晚期影响很大的历史读物，也都加以引用。上述材料从内容到行文基本相似，明显是相互传抄，而王鏊的记载应是源头；略不同者，如“金龙盔甲”一项，王鏊记为“三千”，后来者可能觉得太多，将其改为“三十”。

　　王鏊笔记作于正德十年，在诸种史料中为最早。可是那逆天的数字真的可靠吗？且不论那些零碎金银，单那500万个银锭和24万个金锭（金银皆为每个五十两的大锭），需要多少间库房才装得下？具体的技术问題常常被人忽视，影视剧里常见这样的镜头：皇上随口一喊“赐银万两”，宦官端个盘儿出来，就算赏下了。可导演知道吗？按旧制，一万两就是620斤！不是提了就能走的。刘瑾要藏那么多金银，他家的银窖非把地底挖穿不可。这些明显的道理，那么多引用者竟无人思量！

　　清代考史大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也提到刘瑾家产，云“据王鏊笔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数”。赵翼自称引自“王鏊笔记”，但他这组数字，比王鏊所记至少少了五分之四。

　　三

　　清末夏燮编《明通鉴》，已对刘家不可思议的资产产生怀疑，并有所“考异”，他列举了汉代王莽、梁孝王、董贤、梁冀等人的财产，“大概俱不能当（刘）瑾二十之一”，以此怀疑刘瑾的巨额家产“恐当时传闻如此，未必真有此数”。他认为：“证之正史，则但云‘累数百万，此得其实。”

　　关于刘瑾家产的权威记录只能是当时的籍没清单。我手头有一份明代的刑部题本，由人从刑部档案中抄出而传世。这份文件具有第一手史料的性质，可信度非笔记可比。其中涉及刘瑾财产原文如下：

　　本年（正德五年）八月十三日，太监张永班师回京，备将（刘）瑾不法事情开条具奏。蒙拿锦衣卫镇抚司监候。随于本家搜出前项假宝，违禁衣甲、牌面、弓弩等件，金银数百余万，宝货不计其数。

　　同卷又提到：

　　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奏。奉圣旨：“是。刘瑾恃恩骄横，专权黩货，赃至数百万两。……在京并原籍家产、房屋、田土，尽数抄没入官。”

　　前记“金银数百余万，宝货不计其数”，后记“赃至数百万两”，都只说几百万两（金银），比王鏊提供的数字少了太多。因为题本不是籍没册子，只是刑部向朝廷报告罪犯的处理情况，故对刘瑾的财产没有开列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它提供的大致尺度应该是准确的。

　　《明史·宦官传》记：“帝亲籍其（刘瑾）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没有提到刘瑾惊人的家产。而记籍没王振家产：“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倘若刘瑾真那么富有，《明史》岂有抓住小巫放过大巫的道理？

　　刘瑾真正发迹，是正德元年十月入司礼监后，一直到正德五年八月被杀，一共46个月的时间，他“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廷臣党附者甚众”，开始积累巨大的财富。我们仅仅拿2.5亿两白银来除一下，他平均每个月受贿的银子将达到540万两！再平均到每天，则是18万两！这可能吗？显然不可能，而且是绝对、完全不可能！

　　明朝的财政状况，到弘治末年已是入不敷出，大臣们除了“为国惜财”“加意撙节”等议论外，别无开源良策，朝廷穷得连官军每个季度的俸银都要欠着！倘若刘宅忽然现出一座宝山，一定会引发舆论地震的，可朝堂上却反应平静，更无人提出用刘瑾家产填补国家财政亏空。这只能认为在贿赂公行、风气日下的官场环境下，“数百万”的数字离大家的估计并不太远，所以才没有引起特别的惊愕与愤怒。正德初年一个太监李兴因事下狱，为了买命，他一下拿出40万两。刘瑾在当政前曾向武宗说，抄了司礼掌印，可得银数十万两。皆类此。另外，“刘瑾跌倒”，一定是“正德吃饱”，如正德十年户部主事戴冠言：“逆瑾既败，所籍财产，不归有司，而贮之豹房，遂创新库。”可是在正德九年初，乾清宫烧毁，为了筹集重建所需一百多万两银子，不得不加派天下錢粮五年，拖到正德十六年才完工。老朱家若真有这份家底，何须如此狼狈？

　　我们还可以拿其他一些“腐败分子”来与刘瑾对比。

　　《留青日札》《天水冰山录》等书都记载了刘瑾、钱宁、江彬、严嵩、张居正等人的籍没情况。钱、江是正德后期的佞幸，呼风唤雨，生杀予夺，当权时间更长。他们两人资产相埒：金10万两，银不过500万两。而弄权长达二十年的严嵩，金银仅二人之半（这别有原因，据说行贿、顿寄之后，“所抄不及十四五”）。可见刘瑾这个高峰，是太难以仰及了。

　　四

　　最后再从经济的角度略加考察。

　　弘治以后，明代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至嘉靖、万历时形成“极盛昌隆之世”，银两全面进入流通领域并成为缴纳国课的主要手段（银两作为支付手段，是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以前白银作为贵金属，是不允许流通的，合法货币只是宝钞与铜钱），市场对白银的需求量剧增。可是中国却不是产银大国，云南土司“差发银”有限，国内“银坑”（浙、闽、云南等地）所产都不旺。银两之所以用度不乏，主要得益于海外贸易的兴盛和美洲、日本白银的大量流入。而这是明代后期的事，在刘瑾那个时代，社会上的白银总体而言是较为匮乏的，怎么可能有两亿多两被囤积在一人之家？

　　如果大量白银被人囤积，无法流通，必然造成银荒，出现“银贵物贱”的情形，于民生大有妨碍。刘瑾死后八十年（那时银两的地位已随着“一条鞭法”的施行而加强了），全国白银总量仍然有限：张居正改革时，国库积银才1200万两，各地银根即紧缩。假设大量的真金白银被“刘瑾们”囤积起来，社会流通靠什么？我们即使不怀疑刘瑾纳贿的能力，也要怀疑那个时代供养这位（还有其他众多）富豪的能力。

　　五

　　再说刘家的金子。

　　严嵩与和珅都是巨贪，严嵩被抄家，抄出纯金器3185件，总重11033两3钱1分；金锭较少，共454个，重4336两7钱，其他条金、饼金、沙金、碎金8835两。和珅家金子就更多了：金库抄出赤金58000两，又上房存赤金2500两，大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夹墙里匿赤金26000两，合重186500两，此外还有许多金器。但这两位巨贪若和刘瑾一比，简直弱爆了，刘家藏金是和珅的64倍，严嵩的497倍！

　　正德三年，素称“悻直”的尚书许进致仕，临走时，向刘瑾馈送金银，为其所鄙视。刘瑾嘲讽他道：“银或取之俸禄，金则何自得之？”或许对刘家之金，也当发此一问。金主要用以制造金器和储藏，而括尽全国金物，怕也难熔炼出76万斤金锭吧，莫说藏于刘氏一家呢。

　　因此，说刘瑾是“千年富豪”，全然为一噱头。刘瑾确实为巨贪，他的家产应为“金银数百万”，这才是比较可靠的数字，过分夸张，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