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1924年2月—2017年1月），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以研究《红楼梦》闻名于世。
我跟刘海粟先生的交往是这样的，“四人帮”垮台以后没有多久，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是黄镇，黄镇要给刘海粟先生在北京办一个画展。
那时候我在艺术研究院。我都没有想到的，突如其来，刘海粟先生跑到恭王府我的办公室找我，他一点没有大画家的架子，想到要看你就来了。那天我恰好不在办公室，我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碰上，他就留了一个条，说要跟我见面。我看到这个条以后，就连忙去宾馆里看他。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但是上海画界的朋友都跟我讲过他的事，我也看过他很多作品，我也很佩服他。我和他见面真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因为我们都喜欢艺术，也喜欢文学、诗词，大家有共同爱好，所以没有第二句话，客套都没有，一下就谈得非常兴奋。
他就跟我讲，他要在北京办画展，画展有个序言。我的朋友江辛眉跟他也非常熟，江辛眉向他推荐我来写画展的前言。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冯先生的文章写得这么好，我的画展的序言一定要请冯先生写。所以他到北京来以后直接到恭王府找我。他提出来要我写序，我当然愿意写，也能写。
但是刘海粟的对立面还是不少的，尤其是他长期以来跟徐悲鸿关系不好。徐悲鸿虽然已经不在了，他的夫人和他的学生，都还是对刘海粟耿耿于怀。我要给他写序的消息传出去以后，收到了好几封信和电话，警告我不要给刘海粟写序。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人说，你如果给刘海粟写一篇序，我们就写10篇文章来批判刘海粟。我也不知道美术界是这么一个状况，我当然非常不赞成，大家是搞艺术的，艺术就靠观众自己来欣赏，用这种手段怎么行呢？
但是刘海粟毕竟年龄大了，要是他知道这个情况，不是把他气坏了吗？所以后来海老有时候来看我，问我写序的情况，我当时非常为难。他要展览的画我也都看了，要写画展的序，不成问题。但是，如果是要引来这么多麻烦，这对老人不是一件小事情啊。
所以我也不敢告诉他，我说正在写。他看我有点犹豫，他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写文章那么爽快的。后来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有人这样威胁我，而且写这封信的不是一般的画家，都是知名度很高、跟我也比较熟的。海老就又来找我，他说你是不是怕那个？他说我是一辈子被别人批判，一辈子斗争过来的，越是这样，我越有信心、越有勇气，你不要害怕。
我说，我不是害怕，我要写没有问题，你开一个画展，是喜事，不要弄得人家来捣乱，我主要是这样的想法。
后来，我就避开了刘海粟先生把情况跟黄镇说了。黄镇我原来不太熟，因为刘海粟的事情见过几次面。我说这件事，我的想法是你多多协调，最好由别人来写，免得引起麻烦。我的年龄也比海老小得多，如果是年龄高一点的人来写，资望更高一些可能也会更好一些。黄镇非常能办事的，他一了解这个情况，他说我来安排，你放心好了，你不用写了。
后来，黄镇安排了原中央美院的院长出面来写。
当时反对海老的人，不少都是中央美院出来的，中央美院的院长写了文章，那些人也不好再说话了，你们自己老院长写的序言，你怎么好再说什么。再加上黄镇做了很多工作，协调下来，所以这个展览顺顺利利地开起来了。
我印象中这是“四人帮”垮台以后的第一个展览，开得非常热闹，海老也很高兴。海老也理解了当时黄镇的一些努力，没有再计较谁写了，尤其是比我资历更高的，又是美术界的领导人物来写，他觉得这个更好，对这个展览更有利，所以也就不埋怨我不给他写文章了。因为我后来也给他写过好多篇文章，他都非常高兴。
海老虚岁一百的时候，在上海举行盛大的庆祝会，那天到了500多人吧，我也去了，海老非常高兴。我到了以后，先到他住的宾馆，工作人员说一律不让见。不让见也有道理，因为马上要开庆祝会了，特别劳累，百岁了，确实不能来一个见一个，那还得了。我就把我带去的送给他的东西放在宾馆的传达室。我说，请你帮我转交给海老，不要去通报了，我就回去了。结果传达室把东西一送去，海老连忙叫人追出来找我。我那时候已经走开了，我也没有告诉他我住哪个宾馆，所以没有能见面。
第二天开幕式，海老在讲台上面讲，我要把100岁作为这一生新的开始，重新努力作画，为国家创造一些艺术财富。他的讲话很流畅，思路也很快，我觉得非常难得，这样一位百岁老人。海老讲演结束以后，很多人都跟他握手。他忽然间看到我了，连忙过来招呼，他说，昨天我追你都没有追上，我正想跟你好好高高兴兴地聊一聊。我说，你现在太辛苦了。这个百岁的庆祝，摆了很多宴席，他一个一个宴席上都要打招呼，老人家太劳累了。
当天我觉得他太劳累了，我跟他的夫人夏伊乔打了招呼，我说今天海老太劳累了，我就不去跟他说话了，让他早点休息，到今年的秋天， 9月份吧，我再到上海来，然后我们好好畅谈。夏夫人也非常明白，毕竟百岁老人不能太劳累，就同意了，我就回来了。
到这一年的8月我去绍兴，在绍兴的宾馆里看电视，突然看到海老去世的信息，我当时震惊得不得了。
以前海老在国外的时候，有过几次谣传他去世。有一次我在上海，上海文化局的领导方行请我吃饭。他很客气，在上海一个有名的饭馆，也有很好的黄酒。还有上海博物馆的王运天，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吃到一半，突如其来传来说刘海粟去世了，我们大家心头都非常难受，这一顿饭吃了一半，大家就没有情绪再吃饭喝酒了，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我们大家都觉得不相信，不对头。因为他人在美国，我说，干脆我打电话联系联系看，究竟是怎么个情况。结果我一个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夏师母，我也不敢说别的事，我说问候你和海老，海老身体怎么样？夏师母说，挺好挺好。海老也来接电话了。我没有敢说谣传他去世的消息，我说，我打电话问候问候你。得到这个确切消息以后我马上告诉方行、王运天这些朋友。
还有一次，他在台湾，别人又谣传说他要留在台湾了，不回来了。我的一首长诗里还写到这件事。我就坚决跟朋友讲，我说不要听这些謠传，海老在德国，德国总理邀请他定居在德国，他没有接受；他住在美国，也没有想留在美国的念头。他怎么会留在台湾呢？不可能的。后来，没有多久，海老果然回来了。
有一次我应邀到香港去，海老的女儿在香港，海老那时候正住在香港。他住在九龙的海棠阁，我到了香港后，跟他通了电话，就去看望他。在海棠阁见到了他，他高兴得很，他说，难得你从北京来，我要宴请你，为你接风。他就嘱咐他女儿，订香港哪一家大酒店。他说要他指定的最隆重的方式欢迎冯先生，他邀请了很多香港的名流和书画界的名人，也邀请了几位台湾过来的名人。他亲自主持欢迎宴会，让我非常感动。那次在香港，他还约我再到海棠阁合作画画，我们合作了一幅六尺的葡萄，由他题字，还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我说不能这样，他说由我题字，当然应该把你写在前面。我觉得海老胸怀宽阔，待人诚恳，无论是年轻、年老，只要是同胞，只要是有共同语言，就会敞开胸怀。
那次我在绍兴听到海老去世的消息以后，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因为我去绍兴是从上海经过的，在火车站等几个小时的火车，我不能进上海市内去看望他，来回时间不够。没有想到，到了绍兴，吃完晚饭，无意中看电视，一下子看到电视上播出海老去世的消息，当时心里非常非常难受。后来接到他的家属给我的通知了。追悼会那天，我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人多得简直没有办法，殡仪馆的大厅和外面，层层叠叠的人，根本无法进去。我在院子里被人堵住了，无法过去，后来海老的家属看到我，他们连忙出来，分开许多人把我拉到里头去。等到追悼会结束以后，他们又帮着送我出来，我才告别回来。海老去世我写了好几首悼念他的诗。海老给我画的画、写的诗我都保留着，他会忽然高兴起来就题一首诗送给我，海老还给我写过好多封信。
记得有一次他忽然问我，叫人带给你一幅画，你收到没有？我说没有收到，问他是交给谁的？他说，我哪记得住是谁啊，他说他是你的老朋友，我就把画交给他了。我说，你上当了，没有听说过这个事，也没有人交给我画。看他的人也多，他确实是从来不设防的心胸，从来不提防人家，更不去想是人家骗他。
原因是我写了一首《黄山歌》，刘海粟不是十上黄山吗？他画的黄山最多，我把古往今来画黄山的画家都一一写下来，一半写古人，一半写刘海粟画黄山。在那首诗的后面，我还开玩笑说，以前的米芾只拜石头，我说我和你不是拜石头，我们是拜黄山，所以希望你能画一幅“双痴拜山图”作为纪念。我是从诗的角度写的，并不是真要他画画。
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海老又画了一幅葡萄送给我，题了诗句，我记得是“骇倒白阳，笑倒青藤，唯有其庸，不骇不笑”。这幅画我一直留着。
有一次他说，一定要到我的瓜饭楼来看望我。那个时候我住在张自忠路五层楼上，也就是瓜饭楼。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来，我住在五层楼上，你爬五层楼太累了。他夫人还有旁边几个人都说，你不要上去了。他说，我黄山都上去了，还上不了五层楼？一定要去。我觉得快要100岁的人怎么能让他爬五层楼，当时也没有电梯。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约在恭王府见面，我说我那里有画室，你高兴要画画，在那里可以随便就画，我自己的画，也挂在恭王府我的办公室里，我也不用再找了，你去了就可以看到。后来他就同意了，就约好了在恭王府我的办公室见面。
……
他到我的画室以后，有说有笑高兴得很。看了我的画室里挂的画称赞说，这是真正的文人画。他说，画自己会说话，不用别人去宣传，所以你的作品挂起来，是好是坏，别人说没用，画自己会给读者讲话的，他说你的画就是真正的文人画。我不断地看到旁边的人催他，说车到了。我也不明白，我以为他女儿要接他去吃饭，因为他有个女儿在北京。我只看到海老老是摆手，我也不明白，我也没有问，也没有在意。我和海老兴致勃勃地坐在我办公室聊天，讲字画。
后来别人说，车开到我的办公室外面的那个二进院子里了。夏师母跟我说，海老还有事，咱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吧。我说，好好，老先生太劳累了。我就送他出来，走出我的办公室，走到院子里，夏师母就送给我一卷纸……
夏师母给我的一卷纸，是一幅字，写的是“瓜饭楼”，海老给我写的匾。我看了当然很高兴。
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露天剧场看戏。海老特别喜欢京戏，我也喜欢京戏，我们那次看的是李小春的《闹天宫》。忽然下起雨来了，周围有些人碰到下雨就走了，开始雨还不大，台上还在演。大家劝海老说，走吧，你年龄大了，不要淋雨了。海老说，只要台上还演，我就不走。我們大家就陪着他坐着。后来雨越来越大，台上没办法演了，台上告诉大家不能再演了，大家请回吧。海老这才站起来，我们到了宾馆，他外头一层衣服全湿了，赶快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给他换上衣服。他就是这样一个豪情而且又重情的人。
他诗写得很好，词也填得很好。他画上的诗词，有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江辛眉帮他题。有时候他画好了，说，你帮我题吧，他相信朋友。
有一次我去黄山，听说海老也到了黄山了，住在小白楼宾馆，我就和几个安徽的朋友到小白楼找他。他意外地看到我去了，高兴得不得了。他留我多住两天，他说，我要上山画画，咱们一起上山吧。我说，我已经来了几天了，已经定好明天的车了，另外我还要上课，还有其他工作，不能像你那样，随便可以停留。他说，太可惜了，你打个电话回去，推迟几天。我想想也不好，不好随意推迟，因为课程摆在那里了，所以我说我还是要走了。
当时黄山管理局局长给我安排的车，第二天我们准备走了，没有想到那辆车开了没有多久就坏了，开了一小段，还没出黄山。那个时候也很困难，不是随便就能换一个车的，当天就走不成了。我说那我们还是上山去看看，否则白浪费一天。
那个时候身体很好，都是用脚走的。结果走到桃源亭，刚好海老在亭子里画画，一看我去了，他就笑了，我说你走不成吧，你看，你还是回来了。我说，车坏了，也没有办法了。他说，你坐下来，我刚画好的画，你给我题。我就在桃源亭给他题了两幅画，他在旁边很高兴，连忙拍了照片，这个照片现在还保留着。这是一次难得的在黄山跟他聚会。
他第十次上黄山的时候，让我跟他一起去。但是我当时在艺术研究院，我不是想出去玩儿就可以出去玩儿的。我就电话里跟海老说，我不好以这个理由去请假，我还是祝贺你十上黄山回来，再开一次画展。后来他真的十上黄山回来以后，开了一次画展，我给他题了几首诗，在我的诗集里都有。
前前后后跟海老的交往，从1976年“四人帮”垮台开始，一直到他去世，前后快有二十年了。我到他香港住的地方也去过几次，他每次到北京总会要跟我联系，总会要跟我在一起。
海老还特别跟我说，朋友交往，要多想人家的好的地方，不要去计较别人对你不好的地方。别人一跟他提他跟徐悲鸿的关系的问题，他都教人家，这是过去的事了，不要再提了，不要去埋怨人家，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他就是一再讲，对别人要多记人家好处，不要去记人家对自己不好的地方。
我自己确实深深感觉到，我跟他一二十年的交往，从来没有听到他说一句别人的不好的话，背后批评别人的话从来没有，都是满腔热情地对待别人，也满腔热情地对待生活。
海老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他的艺术，会与历史同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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