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

　　一

　　胡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受到严重打击，可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是没有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1977年四五月间，邓小平再次复出已成定局。邓力群正同王震计议，通过什么途径让胡乔木重新出来工作。就在这时，五一劳动节后刚刚上任的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匡已经找上门来：恳请胡乔木主持《鲁迅全集》新版的注释工作。胡乔木欣然同意。

　　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全集》新的注释本，胡乔木一直大力支持。1975年10月，周海婴就鲁迅书信、著作的编辑出版问题上书毛泽东主席，信稿就是得到胡乔木的指点，经其修改、润色并转呈毛泽东的。11月1日，毛泽东即做了批示，表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要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这个批示，使“四人帮”百般阻挠《鲁迅书信集》出版的倒行逆施无法再继续下去，《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也一变过去“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很快做出规划：立即着手出版包括现存全部鲁迅书信的《鲁迅书信集》；新注鲁迅著作单行本26种，1977年底前出齐；新注《魯迅全集》15卷（正式出版时增加《索引》一卷，为16卷），1980年底前出齐。1975年12月5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这个规划。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批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又于1976年4月23日至5月10日召开了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广西13个省、市、区宣传部门负责同志，大专院校参加鲁迅著作注释的代表，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认识、熟悉鲁迅的老同志等共79人参加，拟订了《鲁迅全集》和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出版规划，具体落实了分工、任务。国务院于1976年7月1日公布《批转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的报告》，要求各省、市、区革委会及国务院各部委“参照执行”。1976年鲁迅诞辰95周年之际，一部收入1381封书信的新的《鲁迅书信集》终于问世。

　　不过，《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工作任务仍十分艰巨。对出版管理部门来说，这项工程是重中之重。所以，王匡上任伊始，就登门拜访老领导，请当时尚未出山的胡乔木来主持这项工作，主要是掌握方针和定稿。

　　1977年8月5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即向中央写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请分管文化工作的副总理吴德转呈。这个报告的要点是王匡请教胡乔木以后写出来的。报告叙述了毛泽东1975年11月批示以来的情况，表示决心从现在起，力争按期完成《鲁迅全集》的原定出版计划，即在1981年鲁迅100周年诞辰时将新注《鲁迅全集》出齐。报告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无人定稿，而鲁迅著作注释的定稿工作，涉及面广，影响重大，须得具有相当政治水平和文艺理论水平的同志才能胜任。为此，请示报告提出三条建议：一、请中央批准胡乔木同志分出部分精力来过问一下这项工作，主要是掌握方针和对注释中的重大问题加以指导和审定；二、约请郭沫若、周建人、沈雁冰、王冶秋、曹靖华、李何林、杨霁云、周海婴同志担任鲁迅著作注释工作的顾问；三、请调林默涵同志（时在江西等候分配工作）来协助胡乔木同志主持具体工作，同时还需借调冯牧（时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秦牧（时任广东文艺创作室副主任）两位同志来加强原来搞注释工作的班子。吴德同意这个报告，审阅后约王匡、王子野面谈，提了一些意见，嘱修改后直接上报“华主席和党中央”。9月11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把报中央的请示报告送吴德转呈。吴德于10月28日在这个请示报告上给华国锋写了一个简要报告，说明此事来龙去脉，提出报告的要点，请华批示。吴德写道：“出版局认为对毛主席的指示应认真对待，一方面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另方面一定要尽快地完成这一任务。他们想请乔木同志分出点精力加以指导，调林默涵同志来做具体工作，另借调冯牧（文化部）、秦牧（广东）二同志参加这一工作，争取较快完成此任务。是否可以，请批示。”华国锋约在11月12日批示：“拟同意。调文化部与广东干部由组织部与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商量办理。请剑英、小平、先念、东兴同志阅批。”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圈阅同意。党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11月20日，王匡即将中央批示件函奉胡乔木，并告：“冯牧同志已回，默涵同志明晚返京，秦牧同志数日内可达。惟各顾问尚未通知，当于日内登门造访。”这时，胡乔木已经恢复工作，一方面继续主持国务院政研室，另一方面被任命为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时，拨乱反正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文稿由他主持撰写或请他修改定稿，工作十分繁忙。但中央还是同意由胡乔木分出部分精力来过问这项工作。

　　对由胡乔木担当主持《鲁迅全集》注释工作这项重任，茅盾非常信任和赞赏。他在致周而复的信中谈及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时写道：“盖注释中争议也不少，非乔木同志主此事而默涵等实际负责，将不能妥善解决也。年来以鲁迅为招牌，摘取片言只语，对某某事件作夸大解释者，实在不少。此亦‘四人帮形而上学影响之一事也，非有霹雳手不易摧枯拉朽也。”“霹雳手”，典出《旧唐书·裴崔传》。裴做同州司户参军，刺史因他年轻而瞧不起他，故意将积存的数百件旧案交他速办。裴挥笔断案，迅速办完，判词允当，由此大大出名，被称为“霹雳手”。茅盾以“霹雳手”称胡乔木，赞他出手迅速，处事果断，能够一锤定音，真是知人之论。

　　二

　　胡乔木非常重视《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为此倾注了心血。

　　根据胡乔木的意见，经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同意，成立了“鲁迅全集领导小组”，具体领导鲁迅著作编辑室的工作。林默涵任组长，组员为冯牧、秦牧、王仰晨（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李文兵（鲁迅著作编辑室副主任）。《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随即在胡乔木的指导下紧张而有序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重新明确注释、整理和出版工作中有关方针性的问题。对此，鲁迅著作编辑室向胡乔木递交了请示报告，提出意见，要点如下：一、注释对象，主要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二、全集和单行本的注释一律，不分两种。三、注释应力求准确、简明，避免烦琐，并努力做到通俗易懂。主要提供有关历史背景、人物、社团、事件等的资料，不发议论。每篇文章只在注1中说明发表时间、报刊和使用的笔名等，不作“题解”。四、涉及鲁迅进行的斗争和论战时，必须严格掌握敌、我、友的界限，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性质，不要混淆。五、新版《全集》注释以1958年版《全集》注释为基础。六、新版增收入鲁迅全部书信、日记、鲁迅辑录古籍及译文的序跋，以及1958年以来所发现的全部佚文。七、对全部文字再进行一次校勘。在新版《全集》开始发稿后，后续各卷所用的简化字应保持一律。八、新注释本完成一本即以单行本形式印一本。新版《全集》拟在1980年底前全部出齐。待出齐后整套发行。九、新版《全集》在上海排印、装订。此外，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还需要补充若干人员。

　　胡乔木于1977年12月20日同林默涵等谈话，就《鲁迅全集》注释工作做指示。他表示同意请示报告的几点意见，并指出，一、对有关30年代文艺运动的几个问题——两个口号论争、关于“四条汉子”及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要趁当时有关的人如郭沫若、茅盾、夏衍、周扬等健在，把有关事实查对清楚，赶快写出一个注释稿子来。二、文中或书中提到的人和事，有些与事实不符或传闻失实的，要查对清楚，加以说明。对一些人物（如顾颉刚、冯雪峰等）如何注释，要筛选一下，有些要报中央。三、对为什么不作“题解”的问题做了解释。他说，因为对一个作家的作品，本来可以有不同的探讨和解释，比如对于莎士比亚的剧本，在研究者的著作中，就有种种不同的解释，而“题解”写在原著上，则变成了法定的解释；“注释”解释名词、用语，是客观的，作者本人无须对它负责，“题解”解释命意，就变成强加于作者了。

　　补充编辑人员一事，胡乔木也大力支持。他思想开放，求贤若渴，经他批准，把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几位有学问的知名人物调来。其中从上海调来先后担任过《南方日报》总编辑、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严秀），从兰州调了文艺理论家陈涌，还从长沙借调来正蒙冤在街道监督劳动的朱正，从济南调来仍有“右派”帽子的包子衍，组织起了一支对鲁迅生平和思想研究有素的、高水平的编辑队伍。

　　按照胡乔木的指示，注释工作首先抓最重要的三条。

　　这三条注释中尤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注最为敏感，难度最大。曾经因此引起很大政治变故，涉及不少文艺界领导人的命运。1958年版的这一条注释，把冯雪峰、徐懋庸视为历史罪人。“文化大革命”中，又说1958年版的这条注释是“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对周扬、夏衍等大张挞伐。这次新注，这条注释自然属于需要胡乔木加以指导和审定的重大问题。

　　1978年6月，编辑室成员集中在装甲兵司令员莫文骅提供的白廣路招待所，专门研究、讨论这条题注和“革命文学论争”“左联”两条注释。花了一个星期，最后由林默涵发言了半天，确定了基调。李文兵负责起草“革命文学论争”和“左联”这两条，经林默涵审改，报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在“左翼作家联盟”的注释中，加写了“‘左联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残压迫，也由于领导工作中宗派主义的影响，始终是一个比较狭小的团体”一句，很快就通过了。涉及“左联”解散和“两个口号论争”两大问题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注，分工执笔起草者觉得责任重大，难以落笔，拖到1979年初也未能交卷。时不我待，还是让李文兵动手，写出初稿，经林默涵修改后送胡乔木。

　　新写的这条注释改变了1958年版注释的基调。1958年版注释怪罪代替病中的鲁迅执笔拟稿的冯雪峰“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并说“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新写的注释稿摒弃了这一说法，对成文经过，指出：“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充而成。”同时，评述了这篇文章涉及的“左联”解散和“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背景和经过情况。

　　胡乔木阅后亲自动手修改，加了一些文字，使表述更为周密、切实、全面。他对注释所做主要修改如下：“1935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

　　对胡乔木改过的第二稿，编辑室成员都比较满意。胡乔木同时把这一稿分送给周扬、夏衍、茅盾等征求意见。周扬只改了无关紧要的一个字，夏衍、茅盾画了圈。大家都认可这个稿子，这条最重要的注释看来可以定稿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胡乔木大概是听到了什么不同意见，又把稿子要回去做了修订。修订稿把1958年旧注“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的意思加了进去，在末尾还加上了要读者参看《文学评论》所载夏衍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对这个修订稿，编辑室成员都认为不能接受。林默涵当时出访朝鲜，遂由王仰晨、秦牧主持召开鲁迅编辑室党支部会进行讨论，决定给胡乔木写报告陈述不能赞同的意见。

　　报告用鲁迅编辑室的名义，盖了公章。报告说，这条注释是《鲁迅全集》注释中涉及的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一定要处理好，修订稿这样改回去不合适，与此文形成过程不符，与鲁迅本文也有矛盾；至于提请读者参看夏衍文章，则等于表示倾向他的观点，而对夏文有不同意见的文章不少，且在注文中写上参看全集之外的某篇文章这类话，于注释体例也不合。报告建议：或者仍用胡改过的第二稿，或者取消这条注释。不接受修订稿的态度非常坚决。

　　胡乔木接读报告以后，立即亲笔回信，说：这条注释不能取消，同意采用第二稿。鲁迅著作编辑室的同志看到乔木同志这个答复，都很高兴。他们用四个字评价胡乔木：从善如流。

　　三

　　胡乔木对《呐喊》《彷徨》等最初几本集子的注释，看得很仔细，亲自修改，同编辑室同志讨论。以后各册，虽由林默涵审稿，但遇到重要的难题，还是向他报告，经他修改，或由他批转有关负责同志过目，才最终定稿。

　　1978年11月上旬，胡乔木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他还是抽空看完了《呐喊》新注本的校样，并找鲁迅全集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及《呐喊》责任编辑王永昌到他那里，谈了一个晚上。

　　胡乔木先谈对注文总的要求。他说：注文要尽量与正文相结合，不要东拉西扯，越出限制范围；注文写什么，一定要有理由；即使有些需要全面介绍的条目，也不要用《辞海》式；文字要简练、准确、干净，文学书籍的注文更应该干净，否则，与原作很不相称，就把这部书给搞坏了，就像脸上有了泥点，修辞上、逻辑上都不要有什么疵点。

　　接着，他从《呐喊》的“自序”开始，逐篇谈了意见，有的直接同注释相关，有的是他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他说，鲁迅在“自序”中提到当年在东京办《新生》的经过，说“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鲁迅用词很精确，几个“必须”的人，就不是同志，是指出钱的人，所以下面说“《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资本，就是出钱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对理解鲁迅的文学活动很重要，应该根据有关资料注释清楚。他认为《狂人日记》是小说和杂文的混合体，有些地方是作者在那里说话，一下子写狂人，一下子又是作者发议论，这种情况在《阿Q正传》中还有痕迹，所以鲁迅在后来谈自己的小说时说，到《彷徨》里的那些作品，“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

　　就這样，胡乔木娓娓道来，一条一条贡献他的意见，同鲁迅研究的专家们商量。听者感受到这位领导人学识的渊博，视野的开阔，学风的严谨。得到胡乔木的指导，《呐喊》的新注本体现了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要求，为以后20多个单行本的注释做了示范。

　　对人物的注释，困难最大。有的由胡乔木决断，有的由胡乔木出面征求意见，有的经胡乔木商请有关部门解决。如《三闲集》“序言”中摘引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方面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的话，注文注明出处：是“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中说的”。问题是这位“杜荃”是谁？要不要注明？参加注释工作的专家陈早春写长文考证杜荃即郭沫若。编辑室认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应避讳，应该注明。报告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看后表态：证据确凿，可以注明。他又批送周扬、夏衍、成仿吾、冯乃超等审阅，他们也表示同意。这样在“杜荃”名下就加括号注明是郭沫若。再如，1935年6月28日鲁迅致胡风信中说：“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这一句话中的“元帅”，编辑室拟了一条注：“指周扬，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报请胡乔木审，胡乔木即批送周扬酌定。周扬表示同意。又如在《谁的矛盾》（《南腔北调集》）和《关于中国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中都提到的1931年6月17日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牛兰，为注这个人物，胡乔木特意写信给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请中组部协助。中组部开列了30多位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名单及地址，经注释组调查咨询，初步搞清牛兰的一些情况，据此做了注释。

　　从以上约略举出的例子，不难看出胡乔木在指导《鲁迅全集》新注工作中所采取的实事求是、严肃审慎的科学态度。

　　在胡乔木指导、林默涵具体主持下，一部新的16卷本的《鲁迅全集》注释本，终于在1981年鲁迅100周年诞辰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林默涵曾将这项工作同胡乔木倾注了心血的另一项工作——《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放在一起来赞扬胡乔木的贡献和功绩。林默涵说：“中国有幸，在近百年来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影响最大最深的，是毛泽东和鲁迅。毛泽东领导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得到了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被毛泽东认为骨头最硬的鲁迅，则唤醒人们从思想和精神的被奴役中振奋起来勇于抗争。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个伟大人物，都给我国人民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乔木同志的功劳，就是在对这两个伟大人物的精神财富的整理、继承和发扬上，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这是值得我们由衷地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