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茶

　　“副刊”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在一份报纸中处于附属的位置，但古往今来，谁都不会否认副刊对一份报纸的重要性，随着历史的更迭，再回顾报刊史时，副刊总是最多地被人提及。

　　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副刊的重要性尤其突出，它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阵地，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战场，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温床和重要传播通道，可以说，没有副刊，中国近代文学不可能如此繁茂，五四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如此风光。

　　《晨报副刊》是20世纪20年代“四大副刊”之一，其他三大副刊分别为《京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该书以《晨报副刊》为例，通过对《晨报副刊》三任主编李大钊、孙伏园和徐志摩的不同办报风格，来分析不同时期，副刊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在转型中发挥的作用。我将其归纳为：李大钊时期以启蒙为主向，偏思想性；孙伏园时期到达顶峰，以趣味性主打；徐志摩时期个性突出，倡导自由。

　　《晨报》创办于1916年，原名《晨钟报》，创办人为汤化龙、梁启超。1918年启用《晨报》为名。当时的《晨报》以时事评论为主，倡导言论自由，副刊所占比重很小，以刊发小说为主。

　　1919年，李大钊入主《晨报副刊》，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版，引入一大批知识分子，新文化启蒙成了李大钊“主政”的核心内容，新思想、新知识、新修养是李大钊的办刊宗旨。李大钊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再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普及和推广新思想、新知识，开办了很多切合当下的专栏和专版，一时间，《晨报副刊》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阵地。

　　这一时期文艺比重不大，主要偏思想性。经过李大钊的改版，地位和影响力大大增强，有开创之功，又为以后的办刊思想和风格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可以说，《晨报副刊》的成功，李大钊应该记头功。孙伏园的影响力没有李大钊和徐志摩大，但他“主政”时的《晨报副刊》却是发展最快的。孙伏园有卓越的编辑才能，能坚固地团结文化界的力量，尤其是他得到了鲁迅和周作人的背后支持。孙伏园的办刊思路就是要趣味决定一切。

　　在李大钊“主政”的后期，很多人认为副刊学理性太浓，不利于副刊扩大影响力，孫伏园接手后，在学理和趣味间选了后者，正是这个选择，让他将《晨报副刊》推向鼎盛。趣味是副刊文艺化的源泉，这一时期，《晨报副刊》渐渐向文艺阵营偏移，一大批作家成了这一时期的主力作者，如鲁迅、周作人、冰心等。

　　为了突出副刊的趣味性，孙伏园开办了《开心话》等栏目，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最先就是在这里连载而形成影响的。可以说，孙伏园的办刊思路就是在细微处见精神。孙伏园无愧为大牌编辑，他“主政”的四年时间里，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纸副刊的最高水平。直到1924年，因为鲁迅的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一稿被代总编辑撤掉，孙伏园愤然辞职。

　　恰在此时，徐志摩留学归国，在新文艺阵营中表现出超强的能力和独特的气质，于是《晨报》负责人力邀徐志摩主掌副刊。徐志摩受英国自由主义影响颇深，他上任伊始，就旗帜鲜明地说：“我办什么报，无论是副刊或是什么，要保持的第一是思想的尊严和它的独立性，这是不能让步的。”的确，徐志摩就是这么贯彻他的独立风格的，而且，将这一办报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位文化界的通人，具有极佳的人缘，他的独立精神也得到很多同人的认可，于是乎，一出由徐志摩主导的“独立副刊”让文化界为之兴奋。和多数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不同，徐志摩往往直接跳到前台，与各种思想进行正面的交锋，从不掩饰自己的个人色彩，声明要把副刊作为自己的“喇叭”，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主儿”，显然会给原来应该平静、温和的副刊带来麻烦和喧嚣。

　　徐志摩自然知道，但依然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办报风格。在那场著名的“女师大事件”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方和以陈西滢为代表的一方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阵地就是徐志摩“主政”的《晨报副刊》。在这样的情形下，徐志摩不但不平息战火，反而加入了论争，这就引起了鲁迅的极大不满，于是，论争进一步升级，直到无法收拾。最终胡适苦口婆心地出来劝架，才算完结。

　　徐志摩的独断专行虽然让《晨报副刊》在言论阵地上大出风头，但也给自己惹来不少麻烦。一年后，他终于离开了主编位置。在三任主编的更迭中，一场发生在《晨报副刊》的知识分子转型自然形成，每个阶段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也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多股潮流。

　　从传统到现代，从思想、趣味到自由，知识分子都扮演着先锋的角色。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学者张涛甫从一个很小的角度（以《晨报副刊》为例），书写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无疑是很聪明的做法。

　　中国的副刊编辑也应该考虑一下现代转型，思考如何在现有的舆论环境下，办出有自己特色的副刊。我已经不做副刊编辑很多年，这些年，纸媒的生存问题越来越是个问题，副刊更是纸媒首先牺牲掉的版面，能想象得到，未来不远，就没有副刊编辑这个岗位了，或许我们只能从曾经的副刊中寻找那片编辑阵地和思想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