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森，美国驻华武官，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获得第一手资料。
一
1938年，快到三月下旬时我又准备出发了。在了解了游击队的行动特点之后，我希望去看看徐州前线上的其他冲突。J·L·黄将军在南京时慷慨相助，当我从京口铁路和陇海铁路的枢纽站乘车前往郑州时，他帮我提供了必要的身份证件。如果这儿的军官能允许的话，我希望可以停留一两天观察他们行动和决策的焦点问题。
时任正面战场指挥的程潜将军在郑州的指挥部亲切地接待了我，告诉我李宗仁将军将非常欢迎我去徐州前线。第二天他把我送上了东去的火车，同行的还有作为翻译的包世天（音译）先生。
在火车上，我碰到了《芝加哥日报》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代表《霍尔斯坦因报》的瑞士人和战地服务团的几个老朋友：西奥多·图将军、杰克·杨和由蒋介石的专用摄影师朱同志带队的“历史上的今天”电影团队。
送兵的火车涌进了徐州，尽管交通情况很恶劣，我们还是在规定时间里走了二百英里（1英里≈1609米）。徐州这个地点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处在天津—南京铁路和东西向的陇海铁路线交汇处。
在第五战区的指挥部我看到了李宗仁将军。其时，李将军正忙着自己的事情。他简单的生活习惯比我见过的其他中央政府领导人更贴近八路军的生活方式。
他说，日军已经被迫放弃了包围徐州西线的计划，转而前往东北方向四十英里外的津浦铁路支线的一个小城镇台儿庄去了。另一个纵队正以山东省最主要的海滨城市青岛为突破口横穿中国赶往那里。迄今为止他阻止了这些纵队与日军大部队集合。从位于南部的城市浦口行进的日軍已经在距蚌埠将近一百英里的地方被阻断。
李将军对我想要跟随一个师团前往前线的要求表示赞同。事实上，当晚他马上要去第二集团军的指挥孙连仲将军在台儿庄前线的司令部，将会很高兴在自己的专列上能有我为伴。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
到了车站后，我发现“历史上的今天”团体及美联社的欧文·爱波斯坦也在那儿。专列到站时，车上不只有李将军，还有蒋介石的代理参谋长白崇禧将军。我们起程向东去时已经是黄昏了。
他们两个人都是百年一遇的军事人才，我认为白将军有着这个国家里最明智的军事头脑。
火车在徐州以东四十英里的地方向北拐道进入支线后驶向大运河前往台儿庄。列车在到达一个看似是军用的车站之前缓慢地在黑夜中又行驶了三十五英里。这有几支支线供装卸补给和运送伤员使用。孙连仲将军将带着他的高级军官来此参加一个午夜会议。
我们取了行李，行走在夜间被蜿蜒的担架挤满的火车站里。我们看起来一定像来自好莱坞取景的电影剧组，而且是配备着三脚架和其他摄影装备的专业剧组。当我们亦步亦趋地走在小路上时，北方不远处还不时传来的几声枪响，这更是时刻提醒我们战场就在我们身边。凌晨四点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小村庄坐落于一座山的背阴面，在那里等着我们的是几张生皮制成的简易床。不久我们都钻进了被子赶紧享受几个小时的短暂睡眠。
早上七点时我们被持续传来的低沉炮火声吵醒了，随后泰德·图宣布孙连仲将军邀请我们一起与他吃早餐。在仓促的洗漱后，我们跟他一同坐在了洒满了阳光的院子里，周围的屋子被他用来当作指挥部。他几乎整夜都在开会，此刻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解脱。他的欢迎很亲切，不久勤务兵端上了面条、鱼和米饭，我们也就各自落座了。
孙将军是北方人，在旧国民党军队的多年一直是冯玉祥非常信赖的下属。
一起吃饭的还有参谋长金典荣将军，这位将军三十出头的年纪，曾在德国指导下的中央军事学院接受过训练。
吃过早饭后，孙将军带着我进了他的办公室，站在了作战地图前。
“日军的第十师团”，他开始说道，“沿着北边这条铁路支线向我们这里移动，目的是占领枣庄和峰县”。他分别指了指距离台儿庄三十英里和二十英里的两个城镇。“他们要与从青岛和高密赶过来的一〇五师会合”。他的手指从海边顺着西南方向划过了山东全省后，指向了距离台儿庄北面六十英里的临沂。“我们把张自忠将军的部队派往了临沂，安排了汤恩伯的部队埋伏在临沂和台儿庄之间，以便阻止敌军的两个师团会合”。
我们坐在了地图前的长板凳上，他点燃了一支烟后也递给了我一支。回忆起往事，他面带微笑地继续说：
“我在3月20日时带着我的部队到了这里，三十一师与四川军进行了调剂，23日他们在泥沟遭遇了日军的第十师。我的计划是把日军引到大运河北岸的台儿庄南侧。我感觉，等我的部队离敌军侧线足够近时定能将他们逼到退无可退的位置上，这样我们攻击起来力度也就越大。这一策略的制订，基本是利用了日军太过轻视我们的军事力量而过于鲁莽和自信的弱点。
“迄今为止，我们的计划完成得很成功。我们把守住了大运河沿线和台儿庄西边三分之二的大部分地区。日军现在处于一片长二十五英里、宽十五英里的开阔地带上，很显眼。我们正努力切断他们的交通运输线，摧毁日军在台儿庄的武装力量。”
我到这儿来，原本期望看到一场腥风血雨的徐州保卫战，但是却意外看到了中国获胜的契机。这场行动最后的结果取决于日军能否增援第十师团及孙将军指挥时的谋略。我感觉后者所占的比例大一些。
二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们参观了前线的各个地方。一百五十五毫米的中型火炮疯狂地射击着方圆一万至一万五千码（1码≈0.914米）的地区。炮兵连、连长和营长都曾在德国任指导的南京军事学校里受过训练，对于最新的射击数据及观测和控制火力的分布都非常熟悉。随后我见识到了这些火炮的威力。
一个炮兵连的瞭望台设在了该连西面半英里外的一座小山上。从这儿我能够看到台儿庄周遭的战场，以及火炮的目标，也就是日军在城外两英里的小树林后的炮兵阵地。阵地以北是一片生着许多锥形小山丘的高原。每隔三五英里就会有一个用矮墙围起的小山村，村子对角的地方设置着低矮的瞭望塔。农民们在地里静心地播种着小麦、谷子和芝麻，对于头顶飞过的炸弹和近处清晰的爆炸声不加理会。从远处前线传来的微弱机关枪声和刺耳的迫击炮爆炸声也没影响到他们的播种。日军处于防御状态，再加上中国人更喜欢在夜间发动进攻而非大举进攻，整场战争变成了一种持久战。
突然间，威力巨大的炸弹在山脚下爆炸。不用说，这是日军在试图摧毁那里的瞭望台。连长命令士兵们把电话和仪器转移到阵地东边的山上去，然后让我们回到了阵地。爆炸停止前，日军一共发射了五十枚炮弹，这五十枚炮弹都在距离我们所在的小山不远的地方爆炸。我推断这可能是他们的观察员视力太差，一个视力正常的炮兵是不可能连续数次错失目标的。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距离日军五千码的前线，士兵们正在用口径七十五毫米的枪炮射击着日军的据点，丝毫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当我们观看这场用伪装的武器发起的攻击时，第二十七步兵师正以单列纵队的队形赶往西侧战线，前去支援处于敌军威胁下的部队。
金将军引领着我们从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到了东侧战线。村口树立着一个个像门炮似的磨盘。
“这个”，他说，“是另一个日军在作战上失败的例子。三天前我们在这儿竖起了这些假枪假炮，然后用一门真炮将日军战线上所有的点都打了一个遍。日军花费了大量的弹药想要摧毁这个据点，但是他们竟然连一门假炮都没打中。”
那天晚上回到司令部后，我们围着一小堆篝火坐着聊了一会儿天，金将军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战术又进行了更深入的对比。
“日军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自负。他们现在陷入困境是误以为自己会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指望火炮和空袭能为他们的地面部队开辟道路，但是我们靠掩体抵御炸弹和子弹扰乱了他们的计谋。当敌军的步兵靠近时，我们的士兵从掩体里出来用重机枪扫射。日军的步兵只会按常规打法作战，碰到这种课本里没教过的情况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回想起之前在山西见到的日本俘虏的随身物品中数以百计的口袋教课书。
金将军继续说道：“我们都是在日军无法进行空战或是因攻击距离太近而不能使用火炮的夜里对他们发动进攻的。发动这样的突袭是为了尽可能让我们的士兵进行近身肉搏，使用大刀戰斗时我们的士兵具有绝对优势。”
那天夜里战争的节奏逐渐加快加强。天亮之前金将军来到我们的宿舍，手里挥着什么东西大喊。
“我们把日本人从台儿庄赶走了！”他喊道。
我们赶忙从床上爬起来，围在了金将军从办公室拿来的一张地图前。
“昨天晚上，”他恢复了平静之后开始说，“三十一师的池师长报告说日军当时正在使用催泪弹。我们断定他们的处境不妙。孙将军下令进攻。凌晨四点时大概有四百名敌军士兵从东北方向的城门仓皇逃出，跟外面的大部队汇集后向峰县方向撤退。剩下的两百名敌军士兵在东南角的一栋楼房里设障防守。我们尝试劝降，但是他们抵死不从。于是我们只好放火用烟把他们熏出来，然后全数消灭。”
三
那一天是4月7日，中国赢得了她第一个主要的胜利。
孙连仲将军回到驻地后因为过度劳累去休息了，但是金将军保证我们可以在清早时前往这座刚刚被收复的小城看看。这对于“历史上的今天”剧组来说可是“爆炸式的独家新闻”，他们将为这次事件留下独一无二的图像记录。
快到早上九点时，台儿庄周围的平原被暖暖的阳光笼罩着。随着我们逐渐靠近小城，早春带来的绿意也更加醉人。头顶上盘旋着三架日军的侦察机，在视察着昨晚那场灾难性失利后的场面。铁道上一辆装甲列车正跟在一辆清道车后缓慢移动着，道旁还有一列纵队的步兵正在搜寻地雷。一队队士兵抬着伤员步履艰难地穿过田野，向车站终点站的医务所走去。
士兵们懒洋洋地站在运河入口处的防空洞外，另外一些士兵在帮着把炮架推过由小船和驳船临时搭凑出来的浮桥。中国军队的主要阵地还是在北岸，那边也有更密集的掩体。城墙的残垣断壁就在离这里向东几百码的地方。
墙内是一片衰败的景象：遍地房屋的碎片，街道上杂乱的碎瓦，四处都是掩体，还有布满弹痕的树干。真不知道战斗进行时这里是怎样的人间炼狱！
池峰城将军已经将三十一师的指挥部转移到了城里，我们在那儿碰到他正在与三十兵团的指挥官田镇南谈话。
池将军是个充满朝气的人，他用简短的几句话将过去几天的战役一笔带过。他描述的主要情节跟在司令部时孙将军给我们讲的差不多。
他解释道：“城东的军官打电话告诉我，日军开始发动毒气攻势了。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毒气使他们的眼睛发涩，鼻孔有烧灼感。我说：‘戴上你们的防毒面具，不管发生什么都别摘下来——这只是催泪弹。然后我下令让另一支后备团发动猛攻。我们使用了手榴弹和大刀。鏖战正酣，我们正打得起劲时日军开始退缩了。到今天早上四点，只有城南一座房子里还有零星敌军在负隅顽抗。我们冲他们大喊，劝他们投降，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射击。于是我们放了一把火。这就是我们这次缴获的战利品。”他指着一堆步枪、手榴弹、机关枪、行军日志、作战指南和三根装着催泪弹的金属管。
池将军叙述整件事的时候田镇南将军一言不发。田将军是位有点老派的年老军官，但是性情温和。他建议我们去看看前线的情况。
我们先去了日军曾占领长达一周之久的城市东部。爬过了沙袋堆砌的壁垒，小心地钻过铁丝网后我们来到了一座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城市。
日军没有足够的时间埋葬这些被他们杀害的百姓，四处焦黑的痕迹直接表明了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还在试图将所有的尸体焚烧殆尽。一个中国老农民四仰八叉地躺在路中央，失去了生气的手里还抓着一双鹅脚。在他的尸体前面还有一具妇女的尸体，在她撕裂开的腹部上，一个还未出世的小婴儿的尸体半露在外。这是多么可怖的场面！
继续向北走就出了城，在这儿我们看到了四辆被遗弃的坦克，坦克周围躺着几具已经肿胀腐烂的坦克兵尸体。这是一辆中型坦克，每一辆上都携带着一门五十四毫米口径的大炮和两挺六点五毫米的机关枪。
池将军向我描述了他们打坦克时用的套路。
“敌人企图用二十辆坦克向我们的城北进攻，于是我们在墙上安装了反坦克大炮，并且派士兵隐蔽在地面的洼处单独作战。每个士兵配备了八枚手榴弹，每四枚一扎。每当有坦克靠近他们时，士兵们就将手里成捆的手榴弹扔向坦克。我们用这种方法炸毁了二十辆坦克中的十三辆，剩下的七辆被迫撤离了。被我们炸毁的坦克中，有九辆被日军在晚上用拖车牵引走了，还剩下四辆留在这儿。”
黄昏逐渐降临时我们起程往回走。真是异常忙碌的一天。对于埃文斯、费诺、卡帕和爱泼斯坦来说今天的收获颇丰，因为他们拍摄到了独一无二的新闻照片。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今天是充满胜利喜悦的一天，所有人的精神都因这次胜利而为之一振。
也许台儿庄一战的最大意义在于和谐融洽的军民关系。孙连仲将军在他的军队里进行了严格的伦理道德上的思想灌输，他的士兵因此都在为同一个理想而斗争——拯救中国。他们意识到广大的群众百姓都是他们的盟友，因此要尊重爱护他们。百姓们也以继续在战区耕田劳作、军民合作为回应。
这次胜利的荣誉首要归功于指战员孙连仲将军及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东线的军队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张自忠将军的部队部署在临沂北部，阻止了日军一〇五师的行动，汤恩伯将军的部队也在临沂和台儿庄之间为左方的孙将军和右方的张将军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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