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涛

　　亲情的平淡延续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李叔同）没有再回过天津故里，但他与桐达李家的亲情，在兄长李文熙和原配妻子俞氏在世时，仍然在断续地延续着。

　　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李叔同按月向天津的家庭提供经济资助，也时有书信往来。出家以后，虽然弘一法师很少谈到他的家庭，但如果别人问起，他也不讳言。丰子恺在《法味》中说，弘一法师到他家的时候，曾经有人问起他家庭的事，他说在天津还有阿哥、侄儿等，“起初写信去告诉他们要出家，他们覆信说不赞成，后来再去信说，就没有回信了”。

　　大师晚年在永春的时候，宁波人郁智朗有出家的愿望，曾就此与弘一有不少书信往来。当时郁的家庭反对郁出家为僧，弘一在写给郁的两封信中曾经提到：出家事，宜先向家族诸人陈明，否则将来不免纠葛，他本人出家以前，曾经先向眷属宣布。如果妻来寺寻见，“以于当面自杀而迫喝之”。这里李叔同所说的眷属，应该是指当时寄寓上海的日籍夫人。从这里可知，李叔同出家前，天津的家庭和日籍夫人都知道此事，但没能阻止他。

　　桐达李家不赞成李叔同出家是很正常的，僧人属于三教九流之列，在社会上地位不高，以李家的身份，出一个和尚，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更何况李叔同在天津有妻室，有两个儿子呢！

　　李叔同的妻子俞氏出身于天津的一个茶商家庭，比李叔同长两岁，属虎，李叔同属龙，李家的老保姆王妈妈说他们夫妻是“龙虎斗”的命相，一辈子合不来。李叔同出家为僧，对俞氏刺激很大。有两年时间，俞氏到一家刺绣学校学绣花解闷，后来又在家里找了几位女伴，教她们绣花，不过时间不长就散班了。有时，她也带孩子们串亲戚，常去的除了娘家外，就是李叔同的盟兄李绍莲家。李绍莲是天津有名的“大树李家”的后代，曾经在天津银行界任职，李叔同离津后，曾托付李绍莲照顾俞氏母子。两家的孩子很要好，每年暑假，俞氏都会带两个儿子去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弘一法师曾有信给李绍莲。

　　从信的内容可知，弘一法师二次南迁以至出家后，李绍莲还“时相筹问”，弘一法师从李绍莲这里能否得到一些家族的消息？

　　李叔同出家后，李文熙曾经打算让俞氏去南方劝李叔同还俗，但俞氏伤心已极，推说“您不用管了”，最终没有成行。

　　李叔同未出家前，与俞氏的关系比较平淡。早年在上海时，尽管有母亲和俞氏在身边，俞氏在这一时期还为李家生育了两子，但李叔同仍有走马章台、游戏声色之举，虽然文人习气大致如此，但这里或许也有李叔同与俞氏之间感情乏淡的因素。弘一法师出家后，向外人谈到过仲兄、侄子，谈过自己父亲和母亲的情况，但几乎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妻室。一方面，他可能不想让人知道俞氏的情形；另一方面，或者也有感情淡漠的原因。

　　据儿子李端说，俞氏性格温和，从来没有动手打过自己。俞氏对李叔同出家的感受恐怕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尽管她对两人感情上的疏远是明白的，但作为妻子，要接受丈夫出家的现实并不容易。旧时代的婚姻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桐达李家这样的大家族中，妇道人家很难有什么地位，更何况两人只存在夫妻的名分。作为自己名分上的丈夫，她可以接受李叔同出没于花街柳巷的行为，可以接受丈夫娶一位日籍女子为外室的事实，但不能接受丈夫的出家。李端说，父亲出家，给他母亲的刺激很大，绝非虚言。

　　李文葆是李叔同的长兄，但比李叔同年长近五十岁。李文葆婚后早亡，留下寡妻和一子一女，其子绳武又婚后早亡，这一支就仅剩一女，后来嫁与姚姓京官，生有一女名姚国秀，姚国秀又嫁与山东黄县丁姓，生一女名丁玉芳，与女儿、女婿、外孙等同住北京，并与李文熙一门的后人一直都有来往。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中说，大姑母的女儿，就是李文葆的外孙女姚国秀生前说她自己与母亲都信佛，曾去杭州找过三老爷（三外祖父），经过多次寻访和乞求，有一位和尚接见，说：我就是李叔同，你回去吧！

　　李叔同第二次南下后，再没有回过天津。

　　1943年，弘一大師弟子因弘在《恩公弘一音公驻锡永嘉纪略》一文中说过这样一件事：大约在1922年，弘一有次接到天津的家信，托言去了暹罗，原信退回，并称“吾即出家，岂复以业缘自扰也。如信中语吉，生欢喜心，不吉，生烦恼心，徒损无益”。

　　1926年阴历正月初三，俞氏在天津故去，家中给弘一去信报丧。弘一当时在温州庆福寺静修，正月二十七日，弘一给师父寂山和尚的信中说：

　　前数日得天津俗家兄函，谓在家之妻室已于正月初旬谢世，属弟子返津一次。但现在变乱未宁，弟子拟缓数月再定行期，一时未能动身也。

　　弘一当时虽然有北行天津的打算，但最终未能实现。

　　1927年，俗侄李麟玉从法国回国抵沪后，顺路到杭州看望了自己的叔父。接着，李文熙的连襟、也是李叔同青年时代的友人李石曾，也到杭州寻访弘一。在这之后，弘一法师有了回天津一行的打算，并预先致信天津。

　　李文熙显然是非常希望弘一回到天津的。李麟玉在杭州见到叔父的时候，曾力劝弘一还俗，弘一不为所动，这种情形当然已为文熙所知。那么，他急切盼望弘一回津，是否有以兄长身份恳劝兄弟的想法呢？李文熙在信中当然不会提一个字，他答应弘一的种种要求，只是以兄长的口吻希望他即刻动身，不必游移。李文熙用儿女辈的思念之情来打动弘一，不过他只提到侄子、侄女，没有提李准、李端兄弟，或者是借此激起弘一对亲生儿子的思念之情，同时又避免刺激弘一，不致使他另有想法？

　　对于李文熙来说，三弟的出家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作为大家庭的主持人，他可能会觉得没有尽到家长的监护责任。这一年，他已经是59岁的人了，时光无多，做最后一次努力，把桐达李家重新凝聚在一起，可能是他心中真实的愿望。退一步说，即使不能使弘一还俗，兄弟再见一面，把俞氏和李准、李端之事做个交代，也算对得起三弟，尽了掌门人的责任了。

　　李文熙的信煞费苦心，也很有感情，弘一不可能毫无反应。尽管在外多年，出家多年，但故乡并不会轻易从记忆中抹去。身边没有人的时候，他用天津的乡音诵读经文，每逢父母的生日和忌日，他要为父母诵经回向。他把自己与羁旅无归的韩偓自况，流露的也是乡关之思。不过，弘一这一次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打算，据说是因为江浙战争导致交通中断。这显然不是理由，最可能的情况是，弘一在最后时刻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取消了这次天津之行。

　　1929年秋天，李文熙在天津故去。

　　1937年在青岛讲律，是弘一离家乡最近的一次，当时天津方面也有人专程到青岛请弘一赴津讲律，据说弘一已接受，但不久因战争爆发，未能成行。这个时候，原配俞氏和兄长都已经不在人世，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分家，对弘一来说，天津的家，也许已经是很久远的前尘旧事，只存在于记忆中了。

　　弘一出家后，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并不忌讳，时而也会提起。1926年，弘一在上海期间到丰子恺家，丰子恺身边正好有法师早年的照片，丰把照片捧出来给弘一看，有穿背心、拖辫子的，有穿洋装的，有扮白水滩里的十三郎的，有扮新茶花里的马克的，有作印度人装束的，有穿礼服的，有古装的，有留须穿马褂的，有断食后的照片，还有出家后僧装的照片，弘一脸上显出一种超然而虚空的笑容，兴致勃勃，一张一张翻开来看，还为大家说明。

　　出家以后的弘一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父母，每逢父母的生辰和忌辰，他都要用佛门弟子特有的方式来纪念，为父母回向增福，把自己所修得的功德转施给父母，希望他们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李世珍生于阴历六月五日，亡于八月初五日；王氏生于四月二十一日，亡于二月五日。这几个日子，弘一都要写经以为纪念。

　　一直到晚年，弘一始终以这样一种方式纪念自己的生身父母。

　　超度亡灵本来是僧人的日常佛事活动，弘一以这种方式纪念自己的父母也属正常。不过，在内心深处，他确实存留着对父母深深的情感，尤其是对自己的母亲，思念之情会时常涌上心头。亦幻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30年秋在白湖时，天台宗高僧静权法师（1957年后曾任中国佛教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来金仙寺讲经，弘一法师参加听讲。静权从经义演绎到人伦孝道，弘一当着众人竟泪流满面，哽咽不止，听众愕然，静权也目瞪口呆，不敢再讲。亦幻说：“后来我才知滚热的泪水是他追念母爱的天性流露，并不是什么人在触犯他伤心。”为弘一的表现所感动，亦幻对自己的母亲也开始关心起来。

　　弘一晚年，曾对胡宅梵口述过童年的生活，胡据此写成《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一文。在几次讲演中，弘一也曾经提到过早年的家事，尽管他已经看淡了世味，但记忆是无法抹去的。遁入空门的弘一大师，并不能割舍人间亲情。

　　后人点滴

　　李叔同在俗时，与原配夫人俞氏曾经生育三子。长子乳名葫芦，在大家庭中行八，未成人即夭折。李准为次子，1900年生，李端为老三，1904年生。

　　李叔同在1898年或1899年南下，除了长子葫芦出生地还不能明确外，李准和李端应该都是在上海出生。1905年生母王氏在上海病故后，李叔同扶灵携眷，带着全部家什，从上海返回天津。据当时随行的李家老保姆王妈妈讲，李准因为在轮船上受了海风，得了终生不治的哮喘病。

　　1905年李叔同到日本留学时，李准只有5岁，李端则尚在襁褓之中。1911年，李叔同在天津小住一年，再次南下，当时李准、李端还很年幼，对父亲的印象很可能还不是十分清晰。他们一生与父亲相聚的时间无多，对自己的父亲当然所知有限。

　　在父亲不在身边的时候，李准、李端兄弟是在俞氏养育下长大的。李端说，他非常感念老保姆王妈妈，她在李家劳动了五十多年，到70多岁时才离开，照顾和侍候了李叔同这一支祖孙三代人。王妈妈本来是专门侍候王氏的，后来到上海，又看护了兄弟两人。北归以后，李叔同长期在外，王妈妈和俞氏及兄弟两人朝夕相处，照顾备至，为了尊重她，俞氏让兄弟两人一直称她为“妈妈”，而且不许称“王妈妈”，以区别于大家庭中其他女佣。

　　李端回忆说，在他岁数稍大的时候，父亲曾经来过两封信，都是在给二伯父的信中另纸附书，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第一封信是在出家后不久寄来的，當时李端正在上中学。信中说他已经出家当了和尚，让一家人也吃斋念佛，并嘱咐他们兄弟两人要用功读书，长大后在教育界做事。信笺是在白纸上印着一个和尚坐在那里的图案。看到这封信，一家人都哭了。

　　1930年，李准之妻王氏第二胎生了一个男孩，家中向弘一报告添丁的事，并恳求他为孙子起名，以增福寿。以后得到了弘一的回信，给孙子赐名“曾慈”。据李曾慈说，当时寄到的是一卷用宣纸写的小横幅，上下高约一尺，左右横约二尺，自右到左用朱笔横写了“曾慈”二字，各约二寸见方；又顺向竖写了几行墨笔小字，每字约八分见方，记得其中有“一曰心朴”，“一曰遗德”这八个字，最左边竖行署“沙门演音”，下有长方形的“弘一”朱印。这一横幅后来托裱成轴，每到李曾慈生日时，李准夫妇与李端常会讲起其中的缘由，并恭请出来让李曾慈礼拜。

　　李曾慈的生日是旧历二月五日，恰是李叔同生母王氏在上海亡故的日子。“曾慈”二字有弘一纪念自己生母王氏的意义，弘一以此为嫡孙赐名，可见出家后的弘一，割舍不断的仍然是家族的亲情。

　　出家后的弘一虽然与李麟玉、李麟玺有过书信来往，但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却好像有些疏远，几封信之外，似乎就再没有过联系。至于对儿子的希望，除了嘱咐他们将来在教育界做事外，也没有太多的教导。

　　对李准、李端来说，他们是从李叔同早年用物中感受到父亲的存在。李叔同从上海带回来的四个大箱子，一直放在俞氏房间，其中一个装的都是扇子，有团扇、折扇，都有图画，还有王吟笙的书法。李端年幼的时候，拿着这些扇子随便玩，以后也就都丢失了。李端见过父亲的四枚图章：一枚水晶章刻着“草签”两字，一枚墨晶章画了“吉祥”两字的细笔画──据说这是试刀吉祥，尚未正式刻字。两枚象牙章，一枚顶端是一个小狮子狗，底面刻“铁石心肠”；另一枚为葫芦形，腰处可以拧开，下腰正面为印泥盒，上腰底面刻着“成蹊”二字，为李叔同在上海所用私章。此外所见的还有李叔同所用的信笺和信封，李叔同在信纸中央设计了两个连环的圆圈图案，信封的正当中，刻着“李庐”两字，左下角为“凭信传语”，发信的时候，就在这四字下面填上日期。还有李叔同用过的名片，为红色，名为“红丹帖”，上面有“成蹊”“广平”的署名。

　　这些零碎的物品当然不足以使年幼的李准、李端对父亲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

　　李准因为身体的缘故，娶妻较晚。妻名王凤英，两人生育了两女一子，长女李中慧，次生李曾慈，李中敏为最小。李曾慈对童年时代的印象是，当时他们一家五口与十叔李端、十婶郑氏，都住在桐达李家的前院。他们一家住两明一暗的北房，李端一家住同样格局的南房。前院原来的五间厢房（东房）和五间客厅（西房）存放家具和杂物，长年锁着。全院方砖漫地，西南角是一个绿釉大荷花缸，摆在一个木支架上，缸口直径约四尺，缸肚五尺，深四尺；相对的东北角是一木制狗窝，是大狼狗“加米”睡觉的地方，这条大狼狗除脊背为黑毛外，全身黄毛，很好玩，能叼着篮子跟厨房大师傅上街买菜，据说是李叔同从外面带回来的。前院、过道和大门口，就是李曾慈儿时的活动范围。

　　在桐達李家的后院，住的是李麟玺与金氏夫妇，他们住在五间西上房里，南、北房各三间都空着。前院和后院之间，用一道篱笆隔开。

　　大家庭分家析产后，桐达李家的故居被转卖。李准一家辗转迁徙，靠出租房产谋生。由于李准一生有病，不能工作，多年来一直生活紧迫，最困难时，一家五口只能租住三间平房居住。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准曾与人入股经商，但陆续赔光。20世纪40年代后期，李准一家离开天津，迁到了北平，并与李麟玉一家分散十多年后又有了联系。

　　李曾慈有几分像自己的祖父李叔同，在天津上小学和中学时，对绘画、书法、篆刻都有较大的兴趣，虽然家境窘迫，但还是得到了父母的支持，课余从一高姓老中医学书法，到一位郭姓文士家学绘画，还请师教读英文和《古文观止》《左传》等功课。

　　李准的三个子女大致的情形如下：

　　李中慧曾在天津的文艺界工作，1947年因病去世。

　　李曾慈先到革命大学学习，抗美援朝后参加战勤工作，后仍以教书、绘画为生。

　　李中敏在北平未解放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南下，曾工作于内蒙古。

　　李叔同的次子李端一生是在天津度过的。早年，他在天津上了小学、中学，根据他的回忆，1919年“五四运动”时，还参加了天津学生查抄日货的行动，把商场里的日本货物弄出来烧。中学毕业后，李麟玉托人让他在制版厂做学徒，李端未去。又过了几年，南开大学图书馆需要整理严范孙早年捐赠的一百多箱图书── 严是这所私立大学最早的创办人之一，经人介绍，李端以李正夫的名字到图书馆工作过一年时间，后来又到南开中学当出纳。“七七事变”后，李端一直在家赋闲，靠过去的储蓄和原配郑氏娘家的接济生活。1945年，国民党接受天津后，李端用名李直卿，到一家被服厂工作，解放以后又做过多年的保管、会计，一直到1970年退休。

　　李端原配郑氏未生育，1952年病故。继配杜氏，生女三人。

　　20世纪80年代，李端次女李莉娟由广恰法师在天津大悲院弘一法师纪念堂收为徒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桐达李家的后人而言，无论是李叔同还是弘一，都是一个远去的模糊身影。直到多年以后，李叔同才在他们的记忆中重新清晰起来，似乎又回到了他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