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承灏

　　

　　在北宋以来重文轻武风尚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文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一直歧视、压制武人。到了南宋初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武将不仅敢于站出来与文臣分庭抗礼，而且常侮慢文人。武将在权力、地位和态度上的变化，引起了高宗和整个文臣集团的强烈不满与恐慌。从建炎年间直到绍兴议和，在这十多年间，朝野上下一片收夺兵权、恢复抑武传统的呼声。

　　假如岳飞真的能够如他自己所愿，实现“直捣黄龙府”的政治抱负，那么岳飞还会是今天活在我们大部分人心目中的那个悲情英雄吗？历史学家许倬云的推断也许会让人听来觉得刺耳，但刺耳的话往往最接近现实的可能。许倬云的推断是，如果岳飞真的做成了，也可能变成桓温和刘裕。桓温是东晋早期名将，三次北伐，力图收服中原，晚年揽权，试图废皇帝自立，未果而死；东晋晚期名将刘裕对内平战乱，对外两次北伐，最后逼迫东晋皇帝禅让，建国号宋。

　　没有成为现实的假设只能是一朵想象的浮云。岳飞之所以成为英雄的标杆式人物，不是因为他在现实的功业上取得了大成功，也不是他在可能性上可以取得多大成就。岳飞之所以成为岳飞，或许是因为这种导致其失败、被陷害的人格使他与那个屈辱苟存的大时代迥然有别，在其个人被杀的悲剧和屈辱和议的历史中，彰显了他作为一个悲情英雄的伟大。

　　绍兴十一年（1141年）冬，在临安府的国家最高监狱里，蒙冤受困于此的岳飞已经多日没有进食。而那些仰慕他的狱卒不忍见英雄落难，偶尔会开解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在一次交流中，有一个狱卒对着镣铐缠身的岳飞长叹一声，对他说：“我平生一直认为岳飞是个忠臣，所以恭谨服侍，不敢稍有怠慢。如今看来，岳飞不过是逆臣而已。”

　　这句话让身陷囹圄的岳飞大吃一惊，他不解地问其原因何在。

　　狱卒说：“君臣不可互相猜疑，否则就会容易出乱子。君主一旦怀疑臣子，就会把臣子诛杀；臣子一旦怀疑君主，就会选择背叛。如果臣子被君主怀疑，却没有背叛，最终仍难免被君主继续怀疑而诛杀；如果君主怀疑臣子，却没有诛杀他，臣子也难免继续怀疑君主对自己的信任，而最终选择背叛。如今皇上怀疑你了，所以把你送进监狱里，你怎么可能还会有出去的道理！死是肯定的了。少保你若不死，出狱后，君臣继续彼此猜疑，怎么会不反！既然最终会反，你自然就是逆臣。”

　　一个小小的狱卒就这样道出了岳飞命运的最后玄机，道理很简单，一旦功高盖主者触动了君王的猜疑心，个人的道德品质在权力的祭坛上也就会变得命运叵测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就算是精忠报国的英雄也难以逃脱游戏规则的藩篱。此时的岳飞不在沙场点兵、疆场浴血，却被陷害于此，这不是命运的意外，不过是官场上逆向淘汰机制的彰显。历史的轨迹从来就没有跑偏过，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不过是台面上的提线木偶戏，归根结底是政见路线之争。

　　史料里没有交代岳飞对狱卒这句话的具体反应，依照岳飞的性格，他应该是无言以对。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与陈亮谈论怎样成为“真正大英雄”问题时，有着非常精辟的见解。他们的观点是，“真正大英雄者，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作将出来，若是气血豪忿，却一点使不着也”。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谨小慎微，性情过于刚烈，也成不了真正的大英雄。如果岳飞能够有机会拿朱熹的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他会发现，自己的性格特质恰好缺少“战战兢兢、临深履薄”这一部分。因此，他也就难以进入朱熹所定义的“真正大英雄”的行列。

　　岳飞的悲剧与其说是一场政治悲剧，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他个人的性格悲剧。建炎元年 （1227年） 夏，当时的岳飞还是一个从七品下级军校，他毅然投书朝廷，越职言事。他在奏书中言道：“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政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皇驾日益南奔。恐不足系中原之望。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汪、黄系南宋高宗朝初建时左、右宰相。

　　一个小小的偏将，对朝政一知半解，却敢于指斥宰执，勇气固然可嘉，但这样浮躁、轻脱的性格，却绝非个人之福。结果岳飞被革掉官职、削去军籍。

　　《三朝北盟会编》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老百姓到岳飞驻军所在地状告其舅父姚某，或许是因为事情带来的危害性并不大，所以岳飞只是让自己的母亲出面，也就是姚某的姐姐，將舅舅责备一番了事。

　　可是没过多久发生了一件令世人为之震惊的事。这一天，岳飞与舅父姚某一起骑马出行。就在两人策马并行之际，舅父突然催马超过岳飞，然后回头射了他一箭。虽然只射中了马鞍，却让岳飞虚惊一场。岳飞怒不可遏，挺枪驱马上前将舅父生擒活捉，然后捆绑于墙柱上，令其动弹不得。这时候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和胆寒的一幕出现了，岳飞取过一把利刃直接插入舅父的胸膛，慢慢地剖开一条裂缝，从胸腔内拽出一颗尚在跳动的血淋淋的心脏。

　　岳飞用牛耳尖刀一刀一刀地割，直到割成碎末为止。当母亲姚太夫人赶到的时候，姚某胸腔里的温度已经散失殆尽。

　　姚太夫人浑身发抖，责问岳飞：“何遽若此！”

　　岳飞回答道：“若一箭或上或下，飞死矣。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杀。”

　　如果这一载入史料的事件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岳飞的手段未免酷辣。违反军规，就地正法可以理解，但是剜心剁肉，过于残忍和血腥。不管是谁，当他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被推至一个道德高度之后，个人形象总难免从立体退化到平面，从错综复杂的多维退化到高大全的单维，岳飞也不例外。在宏大的叙事背景之下，忠君爱国、民族英雄，这些大而化之的道德符号就像是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掩盖了岳飞性格中的许多缺陷。对舅父的残忍，只是岳飞缺乏宽恕的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

　　英雄从来就不是完人，岳飞亦如此。翻检史料，他在性格方面的缺陷俯拾即是。比如说他的第一任妻子刘氏，也遭遇到了岳飞的不宽恕。刘氏在战乱中长年与岳飞失散，为生存计，不得不两次改嫁。岳飞功成名就之后，韩世忠在自己军中偶然发现了刘氏，此时已经嫁给一个小吏为妻。

　　

　　韩世忠写信给岳飞，让他“差人来取”刘氏，岳飞没有回音。韩世忠无奈，将此事上报给高宗。岳飞才不得不上奏解释：“臣我当日履冰渡河，留下刘氏侍奉老母，没承想她竟两次改嫁，臣我切骨恨之。现已差人送钱五百贯，以助其不足。”（《三朝北盟会编》）

　　岳飞在这份奏章里撒了一点小谎。《建炎系年要录》的记载，与岳飞本人的申辩略有差异：“其妻刘氏与飞母留居相州，及飞母渡河，而刘改适。”刘氏没有主动抛弃了姚太夫人，而是在姚太夫人渡黄河南下之后，在战乱中因为无依无靠而改嫁的。“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刘氏不过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走投无路的乱离人中的一个。

　　时间的流逝与身份的变更，总是很容易让人不自觉地发生一些变化，让人性有了龇牙咧嘴的成分。在刚开始的流亡生涯里，岳飞和他的那些军中将领们建立起了同袍手足般密切的关系。前军统制傅庆就是岳飞看重的一员悍将， 岳飞在很多方面也非常倚重于他。或许正因为如此，傅庆在人前表现得恃才傲物，将长官岳飞视为自己平辈而交的朋友。他经常在人前吹嘘说：“岳丈所主张此一军者， 皆我出战有功之力。”

　　就连平日手里缺钱花，傅庆也总是会大咧咧地找到岳飞说：“岳丈，傅庆没钱使，可觅金若干，钱若干。”岳飞总是会慷慨相赠，全然不以为意。这种失了上下名分的关系，在最初的打拼岁月里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黏合剂。但是当岳飞回到体制内，并成为镇守一方的将帅（通、泰镇抚使）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三朝北盟会编》如此记载：“及飞为镇抚使，恃法严肃，尤不可犯，而（傅）庆不改其常。飞待之异，庆颇觉之，不喜。”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岳飞对傅庆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不友好的改变，傅庆有所察觉，为此很不高兴。

　　恰逢刘光世派部将王德前往高邮抵挡金军，岳飞也派了傅庆前去支援。傅庆以前曾是刘光世的部下，曾经在军前对王德流露过自己想要再回到刘光世麾下的愿望。张宪探听到这个事情，密告给了岳飞，岳飞则叮嘱张宪不要漏言。

　　随后，岳飞开始部署处理傅庆的计划。他召集了麾下所有的统制官，让他们比试弓箭的射程。傅庆连射三箭，全超出了170步，其他统制官都不过150步而已。在赏赐的时候，岳飞却故意把战袍、金带赏赐给了王贵。

　　《三朝北盟会编》详细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傅庆抗议：“当赏有功者！”

　　岳飞问道：“有功者为谁？”

　　傅庆回答：“傅庆在清水亭有功，当赏傅庆！”

　　岳飞大怒，“叱庆下阶，取战袍焚之，褪毁其金带”，对众人宣布：“不斩傅庆，何以示众！”

　　傅庆的死是一桩冤案。当年岳飞擅自脱离王彦，按军法当斩，因为宗泽将军惜才，留而不杀。而傅庆不过是发了一番想要脱离岳家军而去的牢骚，并没有真的付诸行动，岳飞却容不下这位立下了诸多汗马功劳的猛将，一定要设计将其杀掉。一个缺乏宽容的将领会让身边人缺乏生存的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是一柄双刃剑。

　　岳飞杀傅庆的主要原因，缘于当时南宋各军团之间强烈的排外情绪。韩世忠的部队叫作“韩家军”，张俊的部队叫作“张家军”，刘光世的部队叫作“刘家军”，岳飞的部队则是“岳家军”。各路家军之间，用当时宰相赵鼎的话来说，是“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军队私人化的程度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岳飞在这里设了一个圈套，或许是为了试探傅庆，可是傅庆的表现激怒了他。为了争功，全然不顾大局，再联系傅庆在前面愤然所发的那番跳槽言论，性情刚烈的岳飞又怎能安之若素。

　　岳飞本来就是行伍出身，史料对其评价是“少负气节，沉厚寡言，性刚直，意所欲言，不避祸福。”在他身上不光有中原人特有的粗犷质朴、刚直倔强的性格，更有行伍者的深沉与韬略。绍兴元年（1131年），岳飞驻军洪州，一次与时任江西路兵马钤辖的赵秉渊对饮，大醉之后，竟对赵秉渊施以暴力，几乎将其殴击致死。

　　后来当朝廷准备将赵秉渊调拨给岳飞时，念起往日仇怨的赵秉渊激动地表示，就是将自己就地正法也不做岳飞的下属，朝廷只好将其改调到了刘光世的麾下。岳飞嗜酒辱人的毛病在军中的影响很是恶劣，最后竟传到了高宗的耳朵里。高宗只好下了一道谕旨，告诫他今后不许再酗酒。

　　岳飞在性格上所表现出的刚烈度，在许多事情上面一次次地显现出来，并伴随着他的一生。即使在官场上已混迹多年，也经常能够见到他性格中的那些不和谐因子。最突出的例子是在淮西军督师问题上与宰相张浚发生的激烈冲突，岳飞的刚烈性格暴露无遗。绍兴七年（1137年），此时的岳飞已升至太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兼营田大使，已进入朝廷一品大员之列。

　　按理说，作为一个心智成熟的帝国官员，他应该谙熟为官之道，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明暗交错、朋党倾轧的上层集团学会明哲保身。但恰恰相反，岳飞的性格不仅未改，反而因功高名盛而变得更无忌讳。

　　这一年四月，镇守淮西的刘光世被高宗赵构免职后，南宋的权力高层本已决定并通知淮西军归岳飞节制。这是岳飞梦寐以求的，他早已做好了以大兵团经略中原的军事计划。就在岳飞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高宗、秦桧、张浚等帝国高层基于对武将的防范心理，很快又出尔反尔，收回成命，并派張浚前来军中假惺惺地征求人选意见。

　　满腹怨气的岳飞与有高深背景的张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岳飞连驳张浚提出的王德、吕祉、张俊等其他人选，认为这些人都难以胜任。虽然岳飞所表现出的激愤事出有因，但仍使张浚大为恼怒。悻悻然说：“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

　　紧接着岳飞做出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上奏朝廷要求解除自己军职，并在高宗皇帝没有应允的情况，擅自离开军队，前往庐山为母亲守墓。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是岳飞受到高宗疑虑的起始点，所言非虚。宋高宗赵构最看重的是军事将领的忠诚度，最忌惮的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自由度。这一震惊朝野的举动，再次反映了岳飞刚烈外露的个性，也因此为他四年以后命运的走向酝酿了某种始料未及的祸患，这是典型的胆汁质性格类型的表现。

　　事发后，张浚接连上奏高宗，指责岳飞“专在并兵.奏疏求去，意在要君”。在这里张浚把问题强调得十分严重，岳飞这么做的目的是在要挟君王。高宗也十分恼怒，欲借机收回兵权惩罚岳飞，只是在左司谏陈公辅的竭力劝阻下才没有那么做。但这次事件还是引起了宋高宗深深不可逆转的忌疑和忧虑，加之“张浚忌之在前，秦桧忌之在后”，王德、杨沂中、张俊等辈也对岳飞怀恨在心，出于个性所致，树敌太多，岳飞的人生悲剧由此开始潜伏了危机。

　　同年九月，岳飞接到密报，获悉金人欲废刘豫，另立钦宗之子为宋朝皇帝，企图分裂南宋政权。岳飞对此忧心如焚，不顾参谋官薛弼的再三劝阻，也不顾宋代武将不能参与立储的传统戒规，在谨见时贸然请求高宗早立皇太子以备不测。

　　高宗听后不悦，答以“握重兵在外，此事非卿所当于也”，加以冷漠拒绝。

　　本来进言结果应在意料之中，岳飞却表现得倍感颓丧。不可否认，岳飞是战场上可以力挽狂澜、改变战局的一位难得的将领，但是身处复杂严峻的帝国官场，他常常仅凭意气用事，单纯耿直的个性太不谙于世故而处处冒险，这一性格不仅愚阔而幼稚，而且由于其单纯质朴，无形中使自己处于极度被动的状态，难免为世所难容，甚至招致杀身之祸，这也正是岳飞人生悲剧的一个潜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