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敏俐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族，广川（今河北省冀县）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在窦太后的关照之下，汉武帝从小就读过许多黄老之书，但是他从心里喜欢的还是儒术。等到他掌权之后，儒家的幸运就应时而至了。就在他即位的那一年[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就做了几件使窦太后不高兴的事：一是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又接受丞相卫绾的建议，把所举贤良中专学申、韩、苏、张之言者罢去；二是任命喜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三是重用儒生郎中令王臧和御史大夫赵绾建明堂之制。窦太后为此大为恼火，把她这个不听话的孙子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接着就罢了窦婴和田蚡的官，还逼着王臧和赵绾自杀。但是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几年，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第二年汉武帝就改年号为元光，并下诏再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武帝亲自策问，接受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广川人，自幼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其弟子中通达经书的就有上百人。传说董仲舒下帷讲学，能亲受其面的弟子只是少数，其余都是由弟子们转相传授，新弟子从学于老弟子，以致有的弟子一生竟没有见过他的面。又说董仲舒潜心著述，三年不窥园圃，乘马不知牝牡，真是专心到了极点。他的一切言行举止，都严格遵照礼节，弟子们都对他十分尊敬。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被举为贤良，并上书对策，这使他多年学习儒家著述而创建的新思想终于被武帝接受。

　　汉武帝重视儒生表面看起来是个人的喜好，其实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汉初统治者推行黄老之术，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潜藏着巨大的矛盾。其中诸侯王的图谋不轨、豪党之徒的武断乡曲、公卿大夫的奢侈豪华与广大农民的破产，构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与此同时，汉王朝内部却缺少一种统一人心的治国理论，从上到下都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危机。以无为而治为精髓的黄老思想在这方面显得尤其无能为力。因此，在汉帝国走向强盛的同时，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以维护帝国事业的向前发展。这个向专制帝国社会重新提供思想库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儒家学者的身上。

　　董仲舒无疑是这一时代的幸运儿。是他把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让它适应了这一新的历史形势。

　　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出身。《公羊春秋》本为解说孔子《春秋》的著述，尊王攘夷、正名定分、惩恶扬善、维护正统，这本是孔子修《春秋》的主旨，也是《公羊春秋》解经的总纲。董仲舒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及时地吸取了自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等学说，提出了封建大一统的观念，建构了一个符合汉帝国统治需要的宗教神学体系。

　　秦汉以来的朝代迅速更迭给人以巨大的困惑。因此当大汉帝国处于强盛而又潜藏着巨大矛盾的时候，对于汉武帝来说，他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摆脱五德轮回说的阴影，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天人合一的神学理论体系。

　　汉武帝为此做了两项重大的工作，一是接受当时神仙家的建议，重定郊祀之礼，在以往祭祀的五帝之上增设了一个太一神，并把他视为新的至上神，而把五帝降为他的辅佐。二是召集贤良文学对策，向儒家学者征询治国的新思想。这后一工作的成效，就主要表现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上。

　　董仲舒的学说明显地继承了阴阳家的观点。但是他继承的并不是阴阳家的五行说和五德轮回观，而是在春秋大一统理论下吸收其天人合一的阴阳灾异观。这样，他首先就把“天”从“五行”之理中解放出来，反过来让天来主宰五行之理。在董仲舒的理论中，首先把“天”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含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从根本上澄清了天道轮回的说法，纠正了阴阳五行说在天道观上的谬误。以此为出发点，董仲舒才进而论证，所谓朝代的更替、享命的长短，并不是天道的轮回，而不过是人事的变更。

　　奠定了这样的理论基础之后，董仲舒进而论证，作为帝王来说，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天下保持长久。这就要“承天意而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周任德政，“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任刑法，“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汉承秦弊而起，秦代遗毒至今还在，这就犹如朽木粪墙一样，已不可雕抹。琴瑟不调，就必须更张，才可弹奏；为政不行，就必须更化，才能治理。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好的乐师，也不能弹奏出好乐曲；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贤人也不能治好国家。“故自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所以，大汉王朝“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

　　那么，如何才能更化呢？董仲舒根据儒家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要“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按《春秋》受命之制一样，先来“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二是要对百姓进行教化，让他们“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要教民就要养士求贤，养士求贤的关键是兴学，因为学校是教化之本，是培养贤人的场所。三是改变以往多从郎中、中郎、和吏二千石子弟中选官的办法，而应该举贤授能，“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要做到以上几点，当务之急就是要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我们可以对董仲舒的思想理论体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他不愧是一个见解敏锐的思想家，深刻地看到了大汉王朝当时所面临的政治困境和思想困境；他也不愧是一个儒家理论大师，能够及时地吸收各家理论长处而对传统的儒家理论进行改造。在董仲舒之前，贾谊无疑也是一位天才的思想家，他早在董仲舒之前就预见了大汉王朝将来所面对的困境，并提出了一套和董仲舒大致一样的改革方法，如正禮乐、定制度、兴学校等。但是，贾谊的改革思想之所以不能实行，除了客观的历史原因之外，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能就儒家的理论进行适当的修改，尤其是在哲学基础方面不能适应大汉帝国的需要。而董仲舒的“天人目的论”恰好弥补了儒家理论在这方面的不足，是他把世俗的儒学提升为神学的儒学，从而解决了自汉初以来黄老学派及其他诸家学派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为大汉帝国的代秦而兴并能得以长久的发展奠定了宗教神学的基础，并且非常巧妙地把它和儒家的治国理论融为一体，这实在是太高明了。

　　在中国专制社会的思想史上，董仲舒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今天的观点看，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学说纳入儒家哲学轨道，并用天人感应论来解释社会的变革，这无疑是很荒唐的。他的这种学说，对于西汉后期和东汉的谶纬迷信的泛滥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在东汉就受到了王充等思想家的严厉批判。但是，从当时的历史现实出发，我们又必须对董仲舒的思想理论给予充分的肯定。

　　我们知道，董仲舒所生活的时代，虽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但是在宗教神学方面，却正是阴阳五行学说和神仙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代。董仲舒要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树，不能回避宗教神学的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又迫切需要新的宗教神学来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支柱。而黄老之学和先秦儒家在这方面恰恰都存在着理论缺陷，起码它们在当时都不能很好地从宗教神学的角度解释秦汉的朝代更替问题。董仲舒在这方面能积极地吸收阴阳五行学说的成果，让它能够为巩固大汉政权的政治服务，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和先秦儒家相比，董仲舒应该算作汉代的新儒家，这正如同黄老之学是汉代的新道家一样，它们要适应新时代的形势，都需要进行积极的改造。在这方面，道家比儒家先行了一步，所以它在汉初取得了成功。但是以无为而治为本的黄老学说，其根基是建立在道家的自然观上，这使它在社会政治的建设上不可能有大的建树，所以在汉初推行黄老之治的时候，汉人在政治文化制度建设方面只能因循秦代，而不可能有大的改观。

　　但是汉政毕竟不同于秦政，面对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汉朝统治者必须建设新的制度，想出新的解决办法。儒家思想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如果能及时进行自我改造的话，自然最有资格来承担这一社会改造的重任。董仲舒应时而动，完成了儒家思想的这一重大改造，为汉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立下了大功，对推动中国专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后人对董仲舒思想批评最多的是他的天人感应学说，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他的这种学说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能一概否定。因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除了有迷信的一面外，还有限制统治者胡作非为的作用。按董仲舒的理论，大自然的天道是不变的，帝王之所以替代变更，主要是因为统治者的“淫佚衰微”所致。他对汉武帝说：

　　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这就是董仲舒的“天谴”说，也就是其阴阳灾异说的实质。这既是对王朝异代的一种合理解释，也是对帝王行为的一种忠告，甚而是对国家重臣的一种警告，要他们以民为本，对个人的私欲要有所收敛，不要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考虑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我们不要以为这是董仲舒在有意地欺骗别人，其实他自己对此就是深信不疑的。《汉书》本传说他治国，就是用《春秋》的灾异之变来推论阴阳的错行，行于一国，未尝不应验。这种以“天谴”来限制统治者行为的理论，确有其积极意义。试想，在没有民主的专制时代，唯我独尊的皇帝，如果没有“天”来对他的行为进行限制，还有谁来限制他的胡作非为呢？

　　其实，董仲舒提出这种“天谴”的理论，在当时也冒着很大的危险，像汉武帝那样好大喜功而又刚愎自用的帝王，又生当大汉帝国全盛的时代，在接受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时，最感兴趣的就不可能是这种“天谴”论，而是“天瑞”观。

　　为了说明大汉帝国的强盛和自己的统治有方，他念念不忘的是四处寻找天上降下的嘉瑞之物，不管是一个前代宝鼎的出土，还是从何处获得一只珍禽异兽，他都要大大地庆贺一番。而对于“天谴”，他是不愿听别人说起的，因为那就是对他的批评。而那些阿諛奉承之人，自然也要给他拍马屁，对那些议论“天谴”的人大加讨伐。

　　有一次，辽东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大殿都受了火灾，董仲舒认为这就是“天谴”，就在家里推说其意，准备给武帝上书进谏。刚写出草稿，碰上主父偃来访，被他发现。主父偃向来嫉恨董仲舒，就把这草稿偷走上奏武帝，并借机进谗言陷害。汉武帝把儒生们都召来，让他们评说。当时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所写，也想趁机讨好武帝，说草稿中所写的东西是“大愚”，于是汉武帝就把董仲舒抓进狱里，判为死罪，所幸后来又被赦免。董仲舒的一片忠心遭此后果，使得他心有余悸，以后再也不敢推说灾异之事了。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得到了武帝的赏识，这是他的幸运。但是作为一名儒生，董仲舒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政治手腕。所以他本人并没有在政坛上平步青云。对策之后，汉武帝只任命董仲舒为江都易王相。易王是武帝的兄长，向以骄横好勇闻名。董仲舒用礼仪进行匡正，江都易王对他十分敬重。

　　董仲舒为人廉直。当时公孙弘也治《春秋》，远不如董仲舒，可是这个人能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位至丞相。董仲舒瞧不起公孙弘的为人，认为他是阿谀奉承之辈，公孙弘为此而嫉恨。当时胶西王也是汉武帝的兄长，尤其放纵恣肆，公孙弘就对武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做胶西王的相。”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著名大儒，也对他非常友善。但董仲舒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怕久而获罪，就以病为由而辞职。

　　董仲舒两次为骄王的相国，能正身行事，统率下属，上书谏诤，教令行于国中，所在之地大治，显示了他的儒者风范。退位回家以后，不问家中产业之事，只以修书著述为事。据《汉书·艺文志》，他共有著作一百二十三篇。年老，以寿终于家。

　　董仲舒本人虽然没有获得政治上的高位，在当时却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每逢朝廷有大事议论，武帝就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家里去请教，董仲舒的看法总是非常高明，合于明法。班固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问世之后，不但对大汉王朝从此把儒学确定为统治思想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当时推举人才制度的制定、学校的建立以及其他文化事业的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董仲舒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汉人刘向对他的评价极高，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他的儿子刘歆认为这种评价过高了些，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孔子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孔子生前虽然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在政治上并不得意，他的思想也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一生可谓不遇。董仲舒却生逢其时，他以《天人三策》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儒家思想靠他在汉代的改造而终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学者来说，董仲舒的确是幸运的，他的际遇，是让后世学者羡慕不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