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天爵

　　1949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十分动荡的一年，解放军已渡江，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上海的形势虽然也很紧张，但各地达官贵人与国民党的高官都向上海涌来，使社会呈现一片虚假的繁荣景象。

　　某一天，时任国民党上海中央日报社社长，同时还兼任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和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的冯有真，召集时任上海《中央日报》总编辑的程玉西、总主笔李秋生和总经理沈公谦到他家开会，经过会上研究决定把报社搬迁台湾，并立即派经理屠仰慈去台湾买房三幢，给报社三老总每人一幢，以安家小。不久屠由台返沪，并带来房屋照片与产权证明，后来报社为了安置一些中层骨干，又去台湾新竹购置六幢房屋。

　　冯有真为了筹划报社南迁，买了机票准备去广州，拜见已任广州市市长的孔祥熙。但因与孔关系不深，于是就约请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一起赴广州，因那时彭还兼上海《中央日报》董事长，便一口应允，但一看冯手中的国航机票，就说：“国航飞机不安全，我派人去买中航‘霸王号机票。”谁知就是这‘霸王号降临广州时，正下大雨，转飞香港降落，结果在距香港40英里处（1英里=1.609千米），飞机撞山失事，全机无人生还。

　　处理完飞机失事的后事，报社失去了主心骨。当时南京已经解放，国民党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但高层仍扬言要坚守上海，所以国民党中宣部派副部长许孝炎，从台湾赶到上海，商讨社长人选，会中许孝炎很婉转地提出由他的亲信，当时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邓友德来担任，我父亲程玉西年轻气盛，马上接口：“何必舍近求远呢？在座的主笔李老就很合适啊。”当时造成冷场，隔了一会，许孝炎也顺水推舟应和：“好，好，那就由李兄担任吧！”这样李秋生就正式担任上海中央日报社的社长。

　　李秋生何许人也？他早期就参加共产党，在天津时期与周恩来同是学运领导人，是中共四大代表。当时四大代表仅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共产党员。李秋生后因不满共产国际过多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与其他一些原因，而逐步脱离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天津来到上海。那时他人生地疏，只认识由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为上海《大公报》的负责人王芸生。经王推荐，进入《文汇报》做撰稿与组稿工作。那时我父亲已由《大公报》调到《文汇报》工作，李秋生来后他们一起工作，可是不久，为了不做汉奸，不受日本人控制，全体同仁签名登报被迫停刊。

　　国民党为了抗击日本独霸上海的宣传阵地，打开上海孤岛局面，重庆指示派驻上海的地下负责人冯有真、吴绍澍组建《正言报》，那时父亲就进入《正言报》任主任编辑，并把李秋生推荐给报社任主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撤退到安徽屯溪创办《中央日报》（安徽版），抗战胜利后又一起回上海中央日报社，两个家庭私交也很融洽。

　　通过李秋生，父亲对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当上海快要解放时，周恩来曾通过《大公报》的王芸生带口信给李秋生，叫他留在大陆，不必去台湾，但李秋生向我父亲讲了去台的无奈，并也理解我们家人员多，且大多是未成年子女，去台有很多实际困难。

　　前面曾提到冯有真派他去台湾购房的屠仰慈，对我父亲影响也很大。屠仰慈早年加入共产党，曾在李立三领导下工作，任党支部书记，后来由于和他单线联系的上级成为托派，使屠与党组织逐步失去联系，后来在屯溪安徽《中央日报》与我父亲相识。到日本投降时，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南特派员的冯有真，为了抢占上海舆论地盘，立即派我父亲和屠仰慈连夜赶往上海，接收上海报馆有关事宜，并率先在胜利后的上海出版了大报——上海《中央日报》。此后屠仰慈与我父亲也就成为十分信任的朋友与同事，因此后来报馆南迁之际，父亲私下决定不去台湾时，就是由屠仰慈联系上海地下党的。上海解放后，那时李立三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屠仰慈就被调往北京工人报社任经理兼报社印刷厂厂长。

　　父亲还有一位重要的朋友兼同事，那就是上海著名的剧作家柯灵，二人结识于《文汇报》，后一起在《大美报》任编辑，面对面办公。每晚后半夜编完报纸，并领了报社发给编辑的租车回家津贴，每人一块银元，二人因是同路，总是边走边谈，走回家去，省下车钱，补贴家用。每次走到静安寺附近，天已麻麻亮，路边早点摊已摆出来，于是两人照例吃顿大饼油条，然后各自回家休息。柯灵表面上是作家，同时也是共产党秘密党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上海，就邀请柯灵进入上海《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柯灵经组织上同意，利用国民党主流大报，进行民主、和平的宣传，并培养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父亲对这些朋友的背景是有所知晓的，并也受到他们影响。

　　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上海，形势越来越紧张，解放军已逼近上海，那时我家与上海《中央日报》都笼罩在撤离上海、搬到台湾的气氛中，我父亲虽然不想去台湾，但表面上不能讲不去。那时李秋生已先去台湾了，我还记得李秋生的儿子李盛先，也准备去台湾，特地来与我父亲告别，父亲将抗战胜利后由国民政府颁发给他的“胜利勋章”和台湾的房产证明，交给了他，让转交李秋生，并说：“这些对我已没什么用了。”这已经表明父亲的决定了。

　　这时上海中央日报社社长、总经理都去了台湾，报社就由我父亲全面负责，经费十分困难，没办法，父亲将报社库存的纸张卖掉一部分，方解燃眉之急。蒋介石要求《中央日报》要每天坚持出报，并派亲信雷震督办，并由雷震出面去中央银行拨款，维持发行。

　　父亲就是在那十分复杂的环境中，一方面维持局面，应付各方压力，另一方面也积极联络共产党地下组织，很快屠仰慈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传话过来：歡迎留下，保护机器，确保财产不受损失。在那迎接解放的日子里，也是险象环生，有时屠仰慈还介绍上海重要民主人士来我家过夜，以防国民党特务杀害。

　　直到一天早晨，父亲照例去位于虹口的报社上班，而到外滩时，苏州河已被解放军封锁，两军对峙，无法过桥，只得返回家中，父亲感到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就对母亲说：“今天我不出去了，电话我一律不接，你就说我未在家中。”下午，家中电话忽然响起，静候一会，母亲拿起电话，只听见电话中传出：“请程玉西马上赶到飞机场，最后一班飞机就要飞往台湾了。”母亲说：“玉西早上出去后，一直没有回来。”对方马上挂了电话，在一旁的父亲长长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上海宣布解放，不久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来报社接收，事后留下驻报社军代表处理交接事宜。不久父亲等大批新闻记者与编辑被统一组织到华东新闻学院学习，之后重新分配工作。

　　1949年，父亲调到交通部下属的人民交通出版社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返乡，在江苏省盱眙县中学从事教育事业三十年；后任盱眙县政协副主席，直至离休。

　　2014年8月16日，父亲逝世，享年10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