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妮

　　在农家乐的最后一顿晚饭，双海举着杯子来找“大宗”宗俊华。“我特地来找你呢，大宗啊。”他说，“除了德国（余德国），我对你印象特别深。我小辰光就欢喜跟你一起玩。”两人坐在一起，一起吃了会儿老酒。

　　“凭良心讲，大宗对我关心蛮多的。小辰光有这个印象，永远抹杀不了。”双海在饭桌上说，“还有德国，组织阿拉打乒乓。我得了名次，发给我一张奖状。尽管是伊在屋里厢画的奖状，我拿到老开心的。”

　　说起永庆里，几乎每个老邻居都会提到：“老早家家人家（即每户人家）门不关的。”“白天有陌生人进来，年纪大的看到马上问：‘你找哪个啊？把人家吓得逃掉。”龙龙说：“现在讲起来，有种安全感。”在弄堂这样一个狭小而又半封闭的环境里，住在里面的人就像一个大家庭，相互依存。

　　那时每家每户的孩子都多，父母忙于工作，各家的小孩便玩在一起，大的带小的，在弄堂里窜来窜去。龙龙说：“伊个辰光屋里没啥规矩的，吃好饭就挤在一起。屋里地方小，床上床下都是人。爷娘不管的，看到就讲：‘你们来啦。”

　　事实上，大宗和弟弟“小宗”宗俊和很早就从永庆里搬出来，住到武宁新村去了。“阿拉1966年就搬掉了，我初中一年级。这多少早啦？永庆里二十年以后再拆掉呃。”大宗说。可兄弟俩还是喜欢回到弄堂里玩。“不一样呃！侬想想看，阿拉在永庆里门好（此处意为可以）不关的，端了个饭碗，一边吃饭，一边东家跑西家玩。武宁新村就两样了，一间一间门关起来的。”

　　“所以讲，都是光屁股朋友。有多少年纪，就有多少缘分。”金根说。

　　“江北言话讲：不容易唉。”双海说。

　　余德国比其他人要年长几岁，当时在弄堂里是“孩子王”。“我16岁就上班了，像童工一样。”德国说，“我本来是曹杨二中的。阿拉阿姐读大学了，阿拉娘就叫我不要读下去了，早点工作。”

　　德国上班后挣来的工资，大部分都成了带弄堂里孩子出去玩的“活动经费”。

　　他说：“上班以后马上买了只135照相机，上海牌582型。总归要拍些景点啰，带伊拉到国际饭店、外滩、长风公园……天天白相到老晚，回来再到阁楼上冲啊洗啊。阿拉白相的故事太多了。”

　　“一个月工资13块，带一帮小孩到西郊公园白相，门票5角一张，我来买单。12个人，半个号头（即半个月）工资用掉了。”

　　“那个辰光放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我买了35张票子到弄堂里厢发，还是没摆平。”

　　“阿拉屋里买了只红灯牌收音机，哎哟，开心死了。弄堂里厢老稀奇的。”

　　大家都还记得到德国厂里借光吃冷饮的事情。“老早冷饮不是想吃就能吃的，要吃就到他那里去。”红根说。

　　“我老早的工厂就在西康路菜场斜对面，钢铁工人到天热有盐汽水吃。”德国说，“我开始上班的辰光，伊拉都在读书。到‘文化大革命，伊拉没事体做，都来白相了。”

　　“晚上三四个人一起去，弄点盐汽水，还要抢了吃。”红根说。

　　“我晚上上班一个人，伊拉来陪陪我，也蛮好的。”德国说，“那个辰光没东西吃。吃点汽水，老好了。伊拉吃的话不是一瓶两瓶，吃了蛮多的。我脑子里老早想好了，‘你们敞开吃！吃好等伊拉走了，我往汽水瓶里灌点自来水。灌满以后呢，我就摆在架子底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啥人晓得啊？等人家发现是自来水，我就讲肯定是运输工人调包了。”

　　讲起年轻时的趣事，大家都笑了起来。“文化大革命”最初那两年，弄堂里的少年天天玩在一起。金根说：“打拳、锻炼身体的也有，唱歌的也有，下象棋的也有，两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不读书了嘛。”

　　但是很快，大家开始各奔东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双海、伏林、荣生去了黑龙江，大宗、小宗、红根去了云南，龙龙、冯扣去了安徽。“我记得是1966年6月开始停课的，1968年10月开始分配工作了。”金根说，“66届、67届，屋里厢条件比较‘硬的，或者是长子，或者屋里有人分在外地的，大部分都留在上海。像我是66届的，就分配到工厂当工人。68届和69届‘一片红，基本上都到外地去了。”

　　十几岁的少年，对于今后的命运还懵懵懂懂的。“小宗去云南，学校里开家长会，是叫我去开的。”德国说，“伊拉到外地，几乎每个人我都送的。”

　　远在他乡，前路迷惘，不知何时能够回来，但弄堂是他们的大后方。“我跟伊拉一直通信的。”德国说，“伊拉到外地去了，要迁户口，我来迁；屋里有朋友来了，我来招待；上海有啥事，我来照顾。反正我办点事，伊拉也蛮放心的。”

　　暌违十年，知识青年返城，现实问题又接踵而来。大宗从云南回来，老婆小孩有了，家里没地方住。“1980年回来的，女儿半岁多点，还抱在手里。”大宗回忆说，“阿拉武宁新村的房子，25个平方米，住了八九个人。晚上弄两块木板搁在床边，睡一觉，早上再拆掉，只好这样。”

　　这时，德国提出：“我帮侬造一间。”地方是选好了，就搭在天井里，缺的是建筑材料。他从厂里借了部黄鱼车（即三轮车）出来，叫了弄堂里两个还没上班的小兄弟，天天晚上去“扫街”（即去街上捡东西）。

　　“夜里厢，天黑的辰光，踏了黄鱼车，就在老房子这只角逛——附近厂多嘛。眼睛扫描，看到厂家扔在门口的砖头就拾，拾了就跑。阿拉倒是一次都没被抓到过。”大宗说，“啥煤屑砖、95砖、85砖……不管啥砖头，反正是好起墙头的，统统拾回来。我记得寻砖头是春天辰光，寻了一个多月。”

　　“最后一天拾的东西比较多。”德国也回忆说，“最后还差一扇门，到处逛，我想今朝夜里肯定要解决掉。”

　　“黄沙没有，弄堂里金海是翻砂厂里的，弄了点黑沙来。”大宗补充说，“做家具的木头是我从云南带回来的。上海当时家什买不到，木头也很难寻到，云南知青绝大部分都带木头回来。

　　春天起意，6月终于动工。“实际上我又没做过泥水匠，阿拉五六个人，只有一个人稍微懂点，算半个泥水匠。”德国说，“但是不管，造！否则哪能办啦？忙了两天，房子搭好了，住房问题也算解决了。”

　　搭在天井里的这间“违章建筑”有六个平方米，“里厢摆只床，一只五斗橱，结束（此处意为搞定）。天热嘛热死，天冷毛巾挂着结冰。但是不错了，阿拉总算有个自己的小天地了。就这样待了一年多。”大宗说。

　　他一直很感念老邻居们的帮忙：“那个辰光真的是靠朋友啊！我跟阿拉老婆讲，德国帮阿拉大忙了。”

　　时间的年轮继续滚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永庆里拆迁了。现在坐在一起回想起来，那时大家都还来不及怀念老邻居间几十年的情谊，就纷纷搬离了弄堂。虽然对很多家庭来说，这里可能是他们当初从苏北等地移民过来时在上海落脚的第一个地方。“那个辰光蛮想拆的，都想煤卫独用。老早天天要倒马桶、生煤球炉。”

　　于是在那个连固定电话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大家的联系断了。不过似乎也无暇顾及这些——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市场经济的大潮正要袭来，每个人都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至少，不要被时代的大潮所吞没。

　　“老早当工人苦啊，全部靠劳动力来拼，不像现在有机械设备。我做了几年觉得不对，自己要求去读书，后来换了工作。”金根说。

　　“老早在厂里我一空下来就看报纸、看书。”德国说，“我本来在厂里搞宣传，后来看看这个厂要不行了，我1992年就从单位里出来了，做过的工作也蛮多的。”

　　“阿拉永庆里的家长基本都是普通工人，老实蛮老实，勤勤恳恳，就是只晓得工作。我父亲那一代读书最多读到初中。但是阿拉这一代大大超过伊拉了。”他说。

　　他们这一代人有继续做工人的，也有考上大学或去国外留学的；有在机关工作的，也有下海经商的。等到大家的生活比较安逸了，老邻居间逐渐恢复了联系。“最早是66届一帮人聚会，过年过节一起吃饭、白相。后来比阿拉小的这一批也加入进来，都是兄弟道里（即就像亲兄弟）呀。现在哪能会发展到四五十个人，要问德国了。”金根笑着说。

　　德国解释说：“本来拆迁以后就失去联系了，只晓得甘泉北块有几个人，‘原拆原还有几个人……后来我做的生活多（即干过很多种活儿），碰着的人就多了。我在外头工作呢，有一部电瓶车，经常兜来兜去。在外头碰到啥老邻居，我就问伊要电话。一个传两个，两个传几个。等我做房产中介到大华去，认得的人就更多了。弄堂里的人都被介绍过来，逐步逐步就积累了一些人（的联系方式）。我60岁的时候，叫了24个老邻居来吃饭。”

　　去年8月，德国第一次组织大规模聚会，五十多个人去了安吉。“阿拉经常聚餐嘛，上次巧银请客吃饭，有两个人讲：‘好换换花头？天天吃，有啥吃的啦？到外头近郊跑跑。大家都有这个想法。”他回忆说。

　　“吃饭辰光就讲了，日子先定好，8月份。伊拉问：‘叫多少人啊？我讲：‘总归一部车子坐满。伊拉觉得一部大巴叫53个人蛮吃力的。我呢，实际上算好了，我叫得到的。”他说，“我哪能晓得有53个人呢？巧银跟伊拉70届同学吃饭，就有15个人了；我生日那天叫了24个人；双海伊拉小兄弟呢，又有12个人；再加些人就53个了。老早工作忙，没办法，都跑不开，阿拉都做到60岁，退休以后有点空了。”

　　酒喝完了，农家乐麻利的老板娘早就把桌上的残羹冷炙收拾干净了。有人起身，参加四国大战去了。隔壁一桌围坐的人却越来越多，一杯茶放在空桌上，大家三三两两地聊着天。

　　“上海像阿拉这样老邻居碰头，基本上不大有了。”有人骄傲地说。

　　“感情深啊！”有人感叹。

　　“这种邻居关系今后不会再有了。”龙华说。

　　一个阿姨问：“1985、1986年就搬了噢？我记得阿拉1986年4月20号结婚的，结好婚就搬出去了。前头已经搬掉非常多了。”

　　“阿拉娘那个辰光也搬掉了。你们结婚等于是人家搬掉，房子拆空了，正好拿来办酒席、摆台子。”张月娥说。她和母亲一样高挑苗条，穿了件大红色针织衫。

　　“对，对。”那位阿姨点点头。

　　龙龙说：“那个辰光都是弄堂里摆酒水。邻居好到啥程度？侬弄堂里要摆几桌，张三李四讲好，人家早上起来床拆掉，让侬摆酒水。房子都小来兮的，所以床要拆掉。”

　　“我谈朋友，天热辰光阿拉朋友不敢上门的。为啥？夜到乘风凉都坐在弄堂里。跑进去从第一家到最后一家，都盯牢依看，像夹道欢迎一样的，要命了。”龙龙又笑着说，“当时住房条件是相当困难，但是现在想想蛮好，像大家庭一样。啥人屋里厢有点事，自有人会来帮侬忙的。”

　　“红白喜事都有人帮忙。”张月娥接口道，“我记得当时侬已经搬掉了，阿拉奶奶没了，天热噢，遗体要在屋里摆三天。老早又没空调啥的，大龙、大公鸡，还有几个老邻居，黄鱼车踏出去帮阿拉买冰。屋里大脚盆都拿出来，也不嫌弃这是丧事。阿拉讲也不用讲。”

　　龙龙点头称是：“伊拉自会安排，那个辰光人是老实惠的。”

　　“人情味道老重的。”张月娥继续说，“小三子帮阿拉烧豆腐饭。阿拉小弄堂里13户人家，每家人家摆一桌。家家都老自觉的，把台子摆好。反正全弄堂这天也不烧饭了，豆腐饭都一起吃。”

　　“还有余小平伊拉阿哥插队落户，爷娘到江西去看。小平讲，我一个人没饭吃了，就吃在阿拉屋里厢。”她说。

　　“阿拉叫永庆里，西康路1371弄104支弄。再挨下去每家人家，总共是159只门牌号头。”张月娥轻轻念叨，这些数字从来不曾忘记。接着她又问龙龙，“我考侬只问题，阿拉老早公用电话号头多少？我提示侬，6位数。”

　　“5360741”，龙龙马上反应出来。

　　“哎哟，余小平，伊脑子好呃！我问伊老早电话号头多少，伊马上报出来了。”张月娥对桌对面戴奶奶的儿子余小平说。

　　“5360741”，桌上其他几个人听到，也纷纷报出数字。

　　“我老单位电话想不起来了，这只号码不会忘记掉。”龙龙说，“老早谈朋友没办法呃，要打公用电话呃呀。”

　　小平也说：“今朝老二（此处指小兔）来，我问伊，老早老房子里传呼电话号头多少，报给我。伊马上就讲了。”

　　“去年第一趟聚会我不晓得。这趟接着通知，我讲我要来的。阿拉姆妈听了，伊讲伊也要来。老激动的，要碰头。”张月娥说，“阿拉妹妹也想来，但是伊还在上班。假使双号来，伊只要请一天假。现在要请两天假，没人帮伊做。”

　　“这趟德国打电话来讲：‘侬是小娥？我是德国啊。我一记头反应过来了。因为上趟听伊拉讲聚会是德国组织的。假使不晓得，这么多年没联系了，我还要反应一下。”她说，“侬问我为啥想来啊？念旧呀。我们老早一起读书、一起长大。刚刚坐侬旁边的阿姨，伊还帮我梳过小辫子。”

　　龙龙说：“阿拉分开来至少三十年打底（即至少，此处为加强语气）了。”

　　“哎哟，我结婚以后就跟你们没碰过头。”张月娥说，“阿拉儿子都31岁了。我结好婚两年以后再（此处意为才）生阿拉儿子的，侬想想看，最起码三十四五年没碰过头了。”

　　“但是一看就认出侬了。”龙龙说。

　　“说明我没啥变化。”张月娥笑着说，“我也认出侬了，侬也没变。说明阿拉青春的尾巴还抓住了。哎哟，阿拉两个开始相互吹捧了。”

　　陆续有人加入进来，十人座的桌边圈子越来越大，围坐了十五六个人，大家聊天的声音也越来越响。“阿拉弄堂里厢开大会了啊！”龙龙说。

　　夜色深了，几个阿姨先回房去睡了。农家乐的房子都是三四个人一间，“昨日聊到夜里12点钟”。

　　最后一天，红根背来的尼康D700和三脚架终于派上了用场。老的、小的坐前面，五六十岁的站后面，大伙儿一起拍了张集体照。住在同一家农家乐里的人跑出来看热闹，打听了一下，相互交流说：“哎哟，伊拉正宗老邻居！”

　　“喜相逢，有机会再聚！”临行前的餐桌上，祖籍山东的龙龙举起酒杯，用苏北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