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打枣的大小姐
史家胡同24号院，一个小女孩正坐在后院的假山石上，欣赏周围的景致。太阳地里，她摇晃着小脚丫，一脸的天真烂漫，眺望着远处。那里，紫禁城宫殿辉煌庄严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黄色的屋顶好像用金子铺成，绿色的屋顶恰似美丽的翡翠，蓝色的屋顶变成了苍穹，橙红色的城墙宛如一缕丝带，把它们美妙地缀结在一起。
小女孩名叫凌叔华，1900年3月25日，出生在史家胡同的凌家大宅。大宅的主人，正是当时清廷推行新政的得力干将凌福彭。
凌府在紫禁城的东边，是一个五进的大院，一座接一座向北延伸，横贯两条胡同，南面大门开在干面胡同，北面后门连着史家胡同。大院里每一进院都有一个极大的庭院，种着枣树、松树、柿子树，还有假山和各色花卉藤萝。庭院四周是宽敞的屋子，旁边是雕梁画栋的走廊。南面大门头一个大院是父亲凌福彭待客和办公的地方，陈设属于典型的文官风格，简朴而富有书卷气。二、三进院是妻妾子女住的院子，凌叔华是四姨太的女儿。四姨太有四个女儿，凌叔华排行老三。第四进院是父亲的寝室和堆满书籍的书房。
最后面是一个大园子，有树木、葡萄藤、花圃、竹林，还有假山，孩子们在这里玩耍、捉虫子、摘果子吃。四进主院旁边还有跨院，凌家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那里，如管家、门房、仆人、裁缝等。
据凌叔华的回忆，这院子“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个套院，多少间住房，独自溜出院子的小孩儿经常迷路”。
胡同生活是充满惬意的。那时候，园丁老周会带她去隆福寺赶庙会。他们去每个货摊上，摊主们都乐于招呼老周，还专门给他留着沤花肥用的下脚料。老周会买各种不同的下脚料，兰花的肥料用马掌儿，牡丹、竹子的肥料用猪、牛、羊的杂碎，烂豆子、烂花生可以做菊花的肥料，鸡骨头、鸡杂碎可以让月季花长得更好。等他们买完这些肥料，天已经快黑了。凌叔华常来花房帮忙，舀起肥水，不同的肥水浇不同的花草，阳光透过纸窗照进来，充满生机。
这段日子，可能是凌叔华一生中，最为无忧无虑的时光。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里，她曾回忆道：
房子两侧都是窗户，一侧窗前是一大架开满了花的紫藤，微风吹过，香味扑鼻，就好像把花吃到了嘴里。另一侧窗前是紫丁香，白色和淡紫色的丁香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迷人，香气时苦时甜，令人心醉。
每个套院都有一个小门与院子左侧一条狭窄的小路相连，通向后花园。这条小路还通厨房和佣人的房间。午饭后，大人们打盹养神的时候，孩子们便常到花园来玩。我们喜欢花园胜过任何别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感到舒心惬意，从不觉着孤单烦闷。后花园有很多空心老树，正好玩捉迷藏。我们用长竹竿打枣时，红嫩的枣子雨一样落下来，落在头上，脸上，使人很开心。最好玩的是枣正掉进嘴里。我们要是看到枣掉进谁嘴里，就会笑个没完没了。后花园还有一大架葡萄，嫩绿色和紫色的葡萄宛若仙女们的眼睛。抬头望去，令人心醉。甚至许多年后，当我想起那可口的酸味，都直流口水。假山石下有许多小生灵——蚱蜢、蛐蛐、甲虫，还有许多古里古怪叫不上名字的小昆虫。把手伸进石洞，总能逮住一些奇怪的小虫。这时我总想象自己是在无垠的大海里搜寻。我们每天都去花园，每次都有新花样。
名家汇聚凌府
凌叔华凌叔华7岁的时候，父亲为了鼓励她学画，答应她长大后，把自己外公的绘画精品收藏送给她。一开始教她学画的叫王竹林，此人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有名气的画家，后来晚节不保，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日伪组织，被人刺杀了。
王竹林教小凌叔华如何调色，如何运笔和点染石头树木，如何赏画。她的画桌上添置了越来越多的画具：各式画笔、精巧的盒子、墨、砚台，还有宣纸。父亲对凌叔华学画特别看重，时常带她去收藏家那里看画，有画家来了也会叫她出来作陪。
后来，王竹林离开北京时，他建议凌福彭去请教过慈禧的宫廷女画师缪素筠来教凌叔华。缪素筠是清末有名的宫廷女画家，善花鸟画，现在流传下来的许多慈禧御笔的画作都是她代画的。不过，当时缪的年事已高，凌福彭担心她是否还愿意教这么一个小姑娘。王对他说，她是不是真的教凌叔华并不重要，只要看她如何作画，留心她日常生活的一切，言谈、举止、艺术趣味，也会帮助凌叔华有所进益。结果，缪素筠很高兴就收了这个女弟子。凌叔华也没有辜负名师的培养，后来也成为颇有建树的画家。
王竹林与缪素筠，这只是凌叔华身边文人墨客大家名家的开始。由于父亲凌福彭的缘故，凌叔华从小就得以经常见到名家名作，比如她曾记过一次在家里举办的画会：
《九秋图》是在我家邀请的一个画会写的，那天是我同南苹夫人作东道;虽然过去十几年了，这些画家有几个是墓木可以作柱了，但是我几时看到那天作的画，我会亲切地记起那几个可爱可敬的老画家，我很珍惜这个回忆，也很值得我记下来吧。
是一个冬天的假日，金橙色太阳殷勤地晒着画室的纸窗槅上，一片淡墨枯枝影子投在北平特有的银粉墙纸上，似乎是一幅李成的寒林图画在一张唐笺上一般幽雅。北窗玻璃擦得清澈如水，窗下一张大楠木书桌也擦得光洁如镜，墙角花架上摆了几盆初开的水仙，一盆朱砂梅，一盆玉兰，室中间炉火暖烘烘的烘出花香，烘着茶香，也烘托出两个年青主人等候艺术家的温厚心情。
这一天来的画家有陈师曾、陈半丁、姚茫父、王梦白、萧厔泉、齐白石、金拱北、周养庵，另外有一个美国女画家穆玛丽，她是卫色拉大师的弟子，油画、粉画、炭画都作，工夫很深，鉴赏东方艺术也很有点眼光，对东方画家很谦虚，她是我相识的画友。
当我同南苹夫人忙着收拾画具的时候，齐白石忽然匆匆走了进来，操着湖南口音笑问：“是今天请我吗？我怕又弄错了日子。上次到她家去，以为是请我吃饭，谁知一个人都没有在家。问当差的，他也搞不清。”他老人家稀疏的胡须已经花白，一双小眼闪闪地发亮对着我们。看到房里的玉兰，他老人家便滔滔不绝地讲他湖南的花木，他是像所有湖南人一样特别爱他的故乡。那一天不知为什么玉兰花撩动他的诗意，他谈要写一首玉兰诗送我（这话他是未忘，过不多时，他写了一首玉兰诗送来，并另画一小幅画）。
随后陈师曾及陈半丁两人来了，他两位是近五十岁的清癯有学者风度的人。师曾虽在日本留学甚久，却未染日本学生寒酸气。虽是士宦人家生长，父亲又是有名诗人陈散原，但是他的举止言谈都很谦和洒脱，毫无公子哥儿习气。陈半丁虽在前清肃亲王门下多时，却也未染满洲人官场恶习。他们飘然进来，我同南苹招呼敬茶敬烟。不知是半丁或师曾说：“这是头号铁观音呢！今天没有好画报答主人，先生也得打手心了。”
“好茶还得好壶呢，这个宜兴壶也够年纪了，就是不放茶叶也可以沏出茶来。”师曾把茶壶拿起啧啧称赏道。
“真的吗？这不是可以省掉茶叶了吗？”不知谁说。
“他肚子里故事真多，”半丁指着师曾向我说，“叫他讲宜兴壶，他三天都说不完。你叫他讲那个乞丐与他的茶壶的故事，有意思……”不一会儿王梦白摇摇摆摆的，嘴衔着纸烟走进来，他后面是姚茫父，圆圆的脸，一团笑意，同他一起走进的萧厔泉却是一张历尽沧桑非常严肃的脸（他们那时都是五十上下的年纪）。
“梦白，你这几天怎样又不到咸肉庄坐着哪！我打发人找了你几回都找不到，有几个德国人一定要我请你给他们画几只猪。”陈师曾问道。
“是哈大门的德国火腿铺子吧，叫他先送一打火腿来吃完再画。”王梦白说着慢吞吞把烟卷抖抖灰，很随便地坐下来。
“他老人家改地方了，他常到便宜坊坐着去了，你看他新近画了多少翎毛啊。”陈半丁说。
“你们都没有我清楚，哈哈，”姚茫父响着他特有的快活调子笑道，“这阵子他天天到梅老板店里坐着呢。”
国画泰斗齐白石算得上是凌府的常客，而一代鸿儒辜鸿铭更是凌叔华的英语老师。有一次辜鸿铭与齐白石、康有为齐聚凌府，凌叔华兴致颇高，饮酒微醉，即在桌上跳了一支舞，大家有说有笑，十分高兴。
才女出师
1912年，12岁的凌叔华走出家里的私塾，开始学校生活。1914年，凌叔华考入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前后的文坛涌现出了一批才女，如陈衡哲、冰心、苏雪林、林徽因等，她们先后到海外求学，归国后选择任教于大学，完成从才女到女教授的华丽转身。凌叔华则不同，她没有在韶华年纪走出去，而是走进全职主妇的家庭生活，不自觉地将自己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她娴静、婉约的格调下，潜藏着苦闷、狂乱的暗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
1919年初，新一轮的爱国运动再次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但英、法、意主张将德国的利益转送给日本。这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强烈抗议，人们纷纷发表言论要求中国代表维护国家利益。凌叔华响应时势，在直隶女师学友会的会刊上发表激愤的文章。到了5月，由北京的学生团体开始组织游行抗议，迅速在全国蔓延，五四运动爆发。在老师们的鼓励下，凌叔华也加入到运动的洪流中。她被同学选为学校新成立的学生会四个秘书之一，负责为学生游行、演讲的队伍撰写计划、标语和演讲词。
与凌叔华一道投身学生运动的同学中，还有两位后来鼎鼎大名的女性——许广平和邓颖超。许广平是宣传刊物的编辑，邓颖超则负责演讲工作。
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奋笔疾书的凌叔华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不过，她并没有从“五四”的活跃分子转变为拥抱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而是回归了传统。其中一件事情令她印象深刻。
一位爱国的语文老师曾经鼓励学生罢课去参加运动，然后让她们写下心得。但一些学生开始学着革命者的腔调喊起“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开始觉得学生运动越走越远了。他不同意学生们无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一味地鼓吹外国的月亮都比自家的圆。他告诉她们，其实古代经典中不仅蕴涵着深邃的智慧，还包含了许多所谓的现代思想。这触动了凌叔华，她是同意老师的观点的。老师推介她看《庄子》，她看了，为书里睿智的思想和辩证的哲理所着迷。然后，她把《庄子·盗跖》推荐给了一个热衷于学生运动的女同学看。那女同学的表情，“先是皱眉，假装不愿读。渐渐地，她的表情起了变化，露出天真的笑靥”。女同学被说服了，说：“庄子真是位大哲学家，我为他是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用苏格拉底、柏拉图代替庄子太可耻了。”后来，凌叔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她和一群志同道合者都认为有必要重新确立中国传统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
1924年是凌叔华在北京文坛崭露头角的开始，这一年，她已经是燕京大学外文系大四的学生了。四年前她刚入校的时候学的是动物学，倒不是因为她对科学有多么大的兴趣，而是她深深地沉迷在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当中，而歌德研究过动物学。看来，女文青也有自己独特的追星方式。
但文学才是凌叔华所热爱的。燕大是一所由美国教会支持的大学，校长是那个著名的司徒雷登，且师资来源以英美教师占主导，随后还来了一个也很著名的周作人。凌叔华正好利用此等资源，果断地转到外文系，主修英文，兼学法文和日文，并投在周作人的门下提高写作技艺。
终于在1924年，凌叔华出师了。经周作人的推荐，她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得以发表。小说用细腻温婉的笔触，讲述一个被传统婚姻毁灭的女性的故事，将传统女性的命运比作“飘花坠絮”，象征她们飘零无助的生存状态。这篇作品使凌叔华开始为文坛所关注，但在这一年，是另一件事让凌叔华真正蜚声京城文艺圈——在史家胡同的家里接待大文豪泰戈尔。
接待泰戈尔
代表中国知识界向泰戈尔发出邀请的，是由梁启超、蔡元培、林长民、张元济等社会精英成立的讲学社。此前，该社还成功邀请了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德国哲学家汉斯·杜里舒来华访问，这都是那些年民国著名的文化事件。泰戈尔本来决定1923年8月到中国，但由于身体原因又推迟行程，直到1924年4月才抵达上海。担任具体翻译和接待陪侍任务的是徐志摩。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中国之行中，63岁的泰戈尔去了很多地方，每到一处还会有当地文化名流举办的欢迎会。北京的欢迎会是在天坛举行的，陪侍在他身边的除了徐志摩，还多了一个林徽因。
随后，泰戈尔来到燕京大学演讲，凌叔华就坐在听众席上，第一次领略了这位文豪的风姿。会后，凌叔华有幸被引荐给泰戈尔，她还谈了自己对中西诗歌和绘画的看法。没过两天，凌叔华就请泰戈尔到史家胡同的家中品茶，以表敬意。
其实，凌叔华在此前就已经在京城文艺界小有名气，这要得益于她的父亲凌福彭。凌福彭从政多年，结交了很多政界、文化界名流;隐居后，以书画自娱自乐，在京城艺术圈子颇有影响力。当时在京城有一个画会，书法家、画家、诗人和学者都会参加，每个月在不同地方聚会一次。这样的聚会有时也在凌家举办。凌叔华自幼学画，很自然就加入到了画会当中，并尽东道之谊奉侍雅客。一次，齐白石、金拱北、陈半丁、王梦白、陈师曾、周养庵都来了，先是聚餐，然后到摆着几盆水仙、朱砂梅和玉兰的画室作画，他们一幅接着一幅地画画，凌叔华恰到好处地出现为他们准备画具，亲自裁纸研磨;最后大家还合作了一幅《九秋图》，再由诗人题上诗句，送给了凌叔华。
为了接待泰戈尔，凌叔华特意准备了精致的中式糕点。她订购了几篮藤萝饼、玫瑰饼和萝卜丝饼，还让佣人现磨新鲜的杏仁，做成杏仁茶款待贵宾。4月29日那天，和泰戈尔一道前来的还有徐志摩、胡适、林徽因、陈西滢等一批新文化名流。来宾们吃着糕点，喝着杏仁茶，欣赏凌家墙上挂着的画家们雅聚时的画作，耳边传来古琴弹奏的乐曲，心中无不叹服于凌叔华超凡的格调。有了之前办画会的先例，凌叔华毫无拘束地邀请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您会画画吗？”身旁的人正为她的这个略显唐突的要求感到惊慌，没想到泰戈尔爽朗地答应了邀请，在凌叔华准备好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一尊佛像和睡莲。
接待了泰戈尔之后，凌叔华在这一年也顺利从燕京大学毕业了，并加入了新月社。这个社就是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的一个不定期聚会和讨论的文学沙龙，“新月”就是出自泰戈尔的散文诗《新月》。
1924年底，《现代评论》在北京创刊，凌叔华的短篇小说《酒后》在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立刻引起如潮好评。授业恩师周作人也立刻发表文章，给予肯定和好评。日本很有名的杂志《改造》也将《酒后》译成日文发表，同名的话剧也紧随其后见诸杂志。
而初上文坛的凌叔华，凭着自己的努力和他人的提携，终于一举成名，成为民国众多才女中脱颖而出的一位。
因着小说在《现代评论》的发表，凌叔华开始与该刊的编辑陈西滢通信，邀请他到史家胡同的家里去。陈西滢本也是出身书香门第，很快就成了那里的常客。
妈妈等我回家吃饭
凌叔华小的时候，父亲给她定了门亲。凌福彭曾与天津巡警总监赵秉钧（此人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创始人）是同事，也都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两人私交也不错，于是口头约定，等凌叔华长到适合的年纪，就嫁给他儿子。但赵秉钧在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的案件中受到牵连，死于政治阴谋，这个娃娃亲也就此终止，凌叔华幸运地躲过了包办婚姻。
后来，凌叔华与陈西滢互生情愫。1926年，在胡适的主持下，凌叔华嫁给了陈西滢，这在时人眼里是名副其实的才子佳人。此后，两人历经磨难，最终得以长相厮守。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西滢离开了武汉大学，到伦敦负责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凌叔华带着女儿前去伦敦，一家人团聚。很快，陈西滢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代表，由于总部常驻在法国巴黎，于是开始奔忙于伦敦和巴黎之间。而凌叔华则离自己向往的文学之路又进了一步。她频繁联系梵内莎·贝尔，希望融入伦敦文艺圈。梵内莎尽可能地帮助她。然而文艺圈总是这样那样的偏见，凌叔华也遭遇不少冷遇，但为了这个异域的文艺圈认可她写作和艺术方面的才能，她显示了近乎孤注一掷的努力。
结果也是卓有成效的。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不久，凌叔华在伦敦新邦德大街亚当斯画廊举办了画展。在国内她办过几次画展，而在国外办展还是第一次。1953年，她成功地出版了自己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终于完成她跨文化写作的梦想。小说以童年时代的往事回忆为内容，写了凌叔华的家庭，写了老北京的社会风情，写了传统文化对她的熏陶以及她亲历的五四学生运动。小说一经出版，很快受到英国文学界的认可，并成为畅销书，后来还被译成中、法、德、俄等文出版。可惜这是凌叔华最后一部力作，此后她开始了各国游历讲学的生活，但一直没有成功写出第二本长篇小说。
陈西滢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着国民党台湾当局的驻外官员，直到1966年才退休。1970年，陈西滢病逝，终年74岁。
凌叔华的内心一直渴望回到故土，但碍于丈夫的政治身份，她只能悄悄地回去。陈西滢去世后，她开始频繁回国旅游，拜访老友，同时也在计划收回留在北京的房子。
1989年12月，凌叔华再次回到北京。早在四年前，她就拟定回国定居，因摔伤而未能实现。这次，或许是她已预感到生命将悄悄离她远去，她一再告诉女儿她要回家，就是住院也要在北京住。她在石景山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治疗期间，她想看看凌家老宅。于是在次年5月16日，她躺在担架上，回到了史家胡同24号院。那里是凌家老宅的后花园，本来一共28间房子，是1926年她嫁给陈西滢时，父亲凌福彭给她的陪嫁。此时，那儿已经改成了一家幼儿园。当凌叔华被抬进院内时，竟像小时候一样低声说：“妈妈等我回家吃饭。”仿佛又回到承欢在母亲膝下的童年时代。
六天后，她躺在病床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会死的。”这只从高门巨族飞出来的凤鸟，不甘沉寂的一代五四新女性，有主见有个性，一辈子努力进取，终于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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