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缸事件”
令吴恩裕声誉受损
1939年4月，吴恩裕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成回国，抵达昆明。经齐世英推荐，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张道藩聘吴恩裕去该校大学部，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
正式进入中央政治学校之前，张道藩让他从哲学角度，为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唯生论》提意见。吴恩裕一点也不客气，看完后提出若干问题，并应陈立夫之约，前往教育部谈过一个多小时。吴恩裕认为，“唯生论”不能包括自然界，只能讲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否则逻辑上讲不通。吴恩裕精通逻辑学，该意见能够站得住脚，却动摇陈立夫的理论体系，颇为对方所不快。
尽管是学成归国后的第一份工作，但吴恩裕在中央政治学校并不得意。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陈果夫让他写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不愿意写，也看不惯陈果夫的排场和架子。另外，他不喜欢按要求参加总理纪念周活动，两次婉拒加入国民党的邀请。如此一来，便不甚欢畅，吴恩裕自觉无趣，四个月后即辞职了。
1940年8月，吴恩裕前往中央大学执教。在柏溪分校，吴恩裕开设“政治学”和“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在“政治学”课上，他用加纳的《政治学》作为教材，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摩尔等人的政治思想讲起，旁及洛克、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密尔等，一直讲到拉斯基。吴恩裕在课堂上宣扬“经济平等、政治自由”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想，颇受年轻学子欢迎。在1942年前后，吴恩裕向政治学系新生开设了“政治学与政府”。
在中央大学期间，吴恩裕开始展示中国古文方面的特长，时不时撰写旧体诗与同事们分享。在法学院外，吴恩裕与当时在重庆的“时与潮”“五十年代出版社”等东北籍同乡为主的出版机构来往亦颇多。
这期间，“水缸事件”的发生，使吴恩裕的声誉受到负面影响。1943年前后，吴恩裕的孩子不慎打破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孙光远家的一口水缸。孙光远前往吴家兴师问罪。两人一言不合，发生争执，进而肢体冲突，孙光远被吴恩裕打倒在台阶上。此后，孙光远找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告状。而数学系学生谢启美、何旭初等替孙光远抱不平，群起将吴恩裕暴打至住院；吴恩裕一气之下，将孙光远控告到法院。经校方调解，孙光远和谢启美前往吴家赔礼道歉，谢启美记大过，此事以此结束。只是两位中大教授，为一口水缸而大打出手，满城风雨，甚至成为小报谈资，实在斯文扫地。
1943年9月，吴恩裕接替前往复旦大学执教的邓广铭，兼任中国文化服务社下属《读书通讯》半月刊的主编。
中国文化服务社的
一段经历
此后不久，中央大学内部纷争，童观贤、马希繁等“清华派”先后去职，吴恩裕亦被中央大学解聘，遂转往中国文化服务社全职工作。
中国文化服务社为“官商合办”的出版机构。为使抗战期间流失的图书重现于世，国民党中宣部于1938年12月设立中国文化服务社，下设总务、编辑、出版和发行等部，致力于各种图书的编辑、出版与发行，借此推进战时学术文化事业。中国文化服务社先后推出“青年文库”“国民文库”“国民党丛书”以及“大学文库”，在社会上颇有名气。吴恩裕是“青年文库”的编委之一。
中国文化服务社社长刘百闵对吴恩裕印象很好，认为他“能写文章，有学问”。除编辑《读书通讯》外，吴恩裕也积极组稿，王铁崖的文集《战争与条约》，即是在吴恩裕的推动下，于1944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执教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
但做出版，并非吴恩裕的兴趣所在，1944年2月开始，吴恩裕又前往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书。
中央干校新成立不久，第一期研究班学员三百余人。该校由蒋经国担任校长，教务长是吴恩裕在中央大学的同事、社会学系主任王政，而副教务长则是同样留学英国的龚祥瑞。
1944年3月至1945年3月间，吴恩裕先后开设“政治学原理”“现代政治思想”等课程。
从1944年起，国民党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青年学生入伍，参加抗战。但从各中学选来的学生军，程度良莠不齐，有必要补习功课。于是，从1945年开始，由三青团中央干校负责，为应征入伍的学生军举办为期一月的“青年军第一大学补习班”，分为国文、英文、数学、史地、理化等课程小组授课，吴恩裕应邀担任英文组组长。在英文组，吴恩裕与商福家、张震先、何树棠以及骆静兰等八九位英文教师，组成教学团队。
抗战结束后，各单位都快马加鞭推动复员。1946年年初，三青团中央干校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即将迁往南京。吴恩裕不愿去南京，提出辞职。
走进新时代
1946年，吴恩裕加盟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由此开始其新的学术生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恩裕仍在北京大学专心教书。
作为国民党治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在新时代，吴恩裕受到党内党外人士的交口称赞。有人说：“你是在白区唯一还讲马克思的人。”也有人说：“你讲马克思还是老前辈哩。我们最初得到这方面的知识，还是从你的书中看来的呢。”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前，曾有计划让吴恩裕去主持马恩列斯著作研究和翻译室，专门从学术角度研究马列主义。这一想法惜未实现。1951年上半年，出版总署编译局请吴恩裕担任特别编审，他欣然前往兼职半年。
1951年下半年，吴恩裕与北大法学院的师生一道，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前往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八个多月。土改本身，对吴恩裕并非难事。甚至在他的请求下，他的妻子、时为中宣部《学习》杂志编辑骆静兰亦被批准加入四大学土改团，随团前往广西。
土改回来后不久，北京大学按照中央的部署，在1952年年初掀起“忠诚老实”运动。吴恩裕等旧知识分子，成为运动的主要对象。按照组织的要求，吴恩裕对自己的历史，做了“忠诚老实”的交代。
院系调整紧随“忠诚老实”运动，吴恩裕随同北京大学法学院同事，被调往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
新时代的学术
进入新时代后，尽管吴恩裕在北京政法学院不太得意，但由于他是1949年之前少有的马列专家，中宣部对其还是很器重的，他与中共理论专家胡绳、清华同学于光远等，都很熟悉。
1950年前后，中宣部创办《学习》杂志，该杂志副总编辑林涧青请吴恩裕推荐一些北大学生担任编辑，吴恩裕的妻子骆静兰，便因此成为该杂志编辑。
《学习》杂志开办后，编辑部即邀请吴恩裕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撰写“简单明了”的评注。对此，吴恩裕颇不以为然，既然要“简单明了”，何须劳烦他这样的大学者动手？后来《学习》编辑部提出，无论详略，吴恩裕均可酌定，他这才答应下来。评注进展顺利，在《学习》杂志上陆续发表后，即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此后，吴恩裕又与别人合作，完成《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名词解释》等著作。
在传统的政治学领域，吴恩裕亦陆续完成不少译序，如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治》中译本序；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序言《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阿奎那的《阿奎那政治法律著作选》序言《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洛克《政府论》中译本序言《论洛克的政治思想》；凯尔森《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理论》一书中译本序言《凯尔森“纯粹法学”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及其手法》等。
1954年中国作协组织会议，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会议组织者找到吴恩裕，要求其参会并发言。吴恩裕开始婉拒，称自己非文学界人士。但最后吴恩裕还是认真准备，在会上发言批判俞平伯，发言稿随后被《光明日报》刊登。
1957年春，吴恩裕接到去中宣部理论局工作的邀请。中宣部计划研究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的理论体系，以应付即将到来的论战。于光远时任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他认为吴恩裕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又能看懂德文著作，很适合这项工作。但吴恩裕一方面盼望着离开北京政法学院，但又担忧去中宣部会受到种种限制，最后还是婉言谢绝。
躲进红学成一统
至迟在1954年，吴恩裕即踏上红学研究之路。
吴恩裕很早就对《红楼梦》产生兴趣。作为他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之一，他喜欢《红楼梦》的悲剧性，喜欢作者的文字：描写人物、世事深刻细致。吴恩裕早就意识到，尽管《红楼梦》拥有极其广泛的读者，但研究《红楼梦》的人并不多，研究曹雪芹的人更少。吴恩裕认为，一定会有许多读者有“读其书而想知其为人”的想法，所以早在25岁时，就产生过写《曹雪芹传》的想法。
吴恩裕还发现，虽然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曹雪芹本人的材料极少，但总还可以从与曹同时代人的书稿、笔记中，发掘一些资料。由于受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及王国维的《王静安先生遗书》等影响，吴恩裕颇迷恋于考据，逐渐萌生用“考据”方法写一部《曹雪芹传》的念头。从大学毕业后到1949年之前，凡是和曹雪芹或《红楼梦》有关的材料，吴恩裕都会找来阅读并做笔记。
动笔的契机出现在1954年。当时，学界应上级指示，批判俞平伯对《红楼梦》的唯心主义繁琐考证。这之后，上级提出，应对《红楼梦》做现实主义的研究。当时周汝昌已出版《红楼梦新证》，考据曹雪芹祖辈的情况，但未涉及曹雪芹的身世。多年下来，吴恩裕已经搜集不少与曹雪芹有关的资料，完全可以动笔写一部前所未有的《曹雪芹传》。
1954年，吴恩裕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开始执笔写《曹雪芹传》。但实际动笔后，他发现材料还是不够，该书写作并不顺利，最后完全搁笔。
吴恩裕不得不改变写作思路。他放下《曹雪芹传》，而开始从曹雪芹朋友的笔记中，寻找有价值的资料，写一些短文。1954年年底由这些短文组成的《曹雪芹的生平》系列，陆续在香港《大公报》发表。1956年后，吴恩裕即以此《曹雪芹的生平》为基础，将其扩充，并陆续撰写八篇新文章，最终形成《曹雪芹的故事》，于1962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需澄清的是，尽管名为“故事”，但该书行文绝非虚构，而是严格依据史料展开的研究性写作。在原文中，吴恩裕加了很多注解，但这些注解在出版时，被出版社删除。
本来，这组文章是会继续写下去的。吴恩裕的写作计划中，还有与曹雪芹有关的事迹和故事，其中一篇《寄居萧寺》，“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时，已完成十之七八；另一篇准备专门聚焦于曹雪芹在香山的生活情况，但还没来得及动手。这两篇文章，原本打算在《曹雪芹的故事》重版时插入。此外，吴恩裕的“故事系列”写作计划中，还有这样一些主题：《红楼梦》一书在清末以前在婚姻问题上所发生的影响；批判清末和民国初年某些人用佛家思想附会《红楼梦》的错误；《红楼梦》一书怎样被胡适、俞平伯等人歪曲为一部曹雪芹的自叙传；经过1954年对胡适、俞平伯等人的批判，为了在新中国得到重视，《红楼梦》被肯定为一部现实主义反封建的伟大著作……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一切计划都成为泡影。
既然还有系列写作计划，为什么《曹雪芹的故事》会在1962年年底匆匆出版呢？原因即在于，中国作协和中华书局为配合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纪念活动，鼓励调查、开展关于曹雪芹卒年的研究，大力推动该类著作的出版。
1961年时，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带秘书访吴恩裕，表示北京市有个“文物调查工作队”，正在调查曹雪芹的居所和墓地，希望吴恩裕能够给予指导，表示必要时工作队会来向吴恩裕汇报进展；另外，王昆仑转达周恩来、康生的意见：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要把曹雪芹的生卒年考证清楚，吴恩裕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先写篇考证文章，引发争论。
这件事鲜为人知的背景是，周恩来认为，应该把曹雪芹的生卒年搞清楚，否则万一胡适等台湾学界率先考据出与大陆不一致的生卒年，大陆红学界会很被动。
王昆仑和吴恩裕的这次会面，即确定请吴恩裕用座谈会或者写文章的方式，专门考证曹雪芹的卒年。按此旨意，吴恩裕写下《曹雪芹卒年考》。该文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曹雪芹卒年考据的文章接二连三地见诸报端。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曹雪芹的故事》曾被批判为“一株影射现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但至少该书出版时，红学家吴恩裕名满士林。1962年前后，学界隆重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吴恩裕应邀出席一系列学术研讨会。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筹备会先后在文联大楼和故宫召开，吴恩裕均与国内同行等一道出席，讨论曹雪芹的画像、新发现的曹家家谱等问题。有一次，阿英专门通知周汝昌、俞平伯、吴世昌、周绍良、邵荃麟以及吴恩裕等红学界同行集会合影，并由新华社以新闻照片的方式向全国播发。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亦曾专门宴请过吴恩裕、钱锺书、何其芳、余冠英等人，讨论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
吴恩裕本人可能也没有料到，这一匆忙的转向，直接奠定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后来，吴恩裕又在严格考据的基础上，利用文字材料和实际考察，对曹雪芹的生平和为人做了严格的考据，在此基础上写成《有关曹雪芹八种》（后来扩充成《有关曹雪芹十种》）。
吴恩裕专案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即有人贴吴恩裕的大字报，将《曹雪芹的故事》斥为反党小说。
1966年8月22日，是吴恩裕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第一次查抄他家，抄走他的所有诗歌手稿。吴恩裕颇为恐慌，因为诗歌中有不少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一旦被披露，将斯文丧尽。惶惶不可终日之下，吴恩裕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推进，吴恩裕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专门组成吴恩裕专案组，将他羁押在学院路校区一号楼内审查。
审查期间，吴恩裕老家的土地问题及可能存在的剥削劳动人民等问题，一再被勒令交代。另外，吴恩裕还得接待外调小组，如实陈述自己与所调查人员的关系，尤其是1948年8月20日前后他送康敏心逃离一事，颇令他伤脑筋。
这段时间，吴恩裕写下了大量的交代材料。这里仅以吴恩裕对自己是否为国民党党员的交代为例：
党的政策对我们这样犯有滔天大罪的人，只要老实交代，就宽大处理。我院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又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我心里万分着急，我即使有“血债”我都会交代出来，何况一个国民党员的问题呢？！只是由于这些王八蛋不通知我，搞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可怎样具体“交代”法呢？
我只有这样一个想法：即凡是他们给我办的事，我都承认，并甘心情愿接受严重处分。但他们到底给我办的是些什么事？我既不知道，就干着急交代不出来。明知交代出来就一定得到相应的宽大处理，可就是不知交代什么（不知他们给我搞了些什么“名堂”！）！我内心决不是“抗拒”，但行动上就是交代不出来，你说这不是必定会受“从严”的处分了么！我现在既自恨自己过去的反动，同这些人打交道，我更恨国民党那些王八蛋真把我害死了。我痛苦万分，可是毫无办法！
是否为国民党党员的问题，成为被审查期间压在吴恩裕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时时刻刻在想这个问题。
被专案组羁押期间，一个个无眠的夜晚，吴恩裕不得不绞尽脑汁回忆自己二三十年前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对于自己在1949年之前研究马克思主义，吴恩裕做了如下交代：
我不是说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吗？我不也说过我的特殊性在于着重生活上的问题，甚至为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不热衷于政治上的向上爬吗？都对，但是，我的特殊性，我现在想到：最主要的是我在反动政权下“研究”马克思，而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这一点。因而，我的罪行最大的也便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宣传”我所误解和曲解的马克思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不需要引用太多了。从这些多少有点语无伦次的交代中，吴恩裕所受的重压与他的无奈，跃然纸上。
吴恩裕的“罪行”中，还有一桩是“在立场未变、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变的情况下，一意追求个人名利，通过业余写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吴恩裕笔耕不辍，为他带来很多稿约以及稿酬，甚至一些出版社为了拿到他的书稿，时不时向他预付稿费。大量的预付稿费，使得吴恩裕受审查时，已经预支各个出版社稿费多达四千多元。
不管怎么批判自己、认错悔改，但吴恩裕有一点表现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他拒绝批判自己的导师拉斯基教授。“文化大革命”中，金岳霖要求吴恩裕批判拉斯基，吴恩裕巧妙地回答：“我受拉斯基的影响，还没有受您的逻辑学的影响深。”
1971年，北京政法学院前往安徽宿县办五七干校，已经60岁的吴恩裕被迫舟车劳顿南迁。在安徽，吴恩裕视网膜脱落，但主事者依然不让其回京医治。久拖不下，吴恩裕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
1973年以后，吴恩裕的政治压力稍减，恢复人身自由，并开始有机会继续做曹雪芹的研究。这年11月13日，吴恩裕曾应邀在历史博物馆礼堂做题为《关于〈红楼梦〉的民主思想和曹雪芹的世界观》的学术报告。
而与学术活动更相关的，则是吴恩裕开始在北京西郊大规模查访曹雪芹足迹。这之后两三年内，吴恩裕数度造访香山脚下的正白旗与白家疃，采访包括张永海在内的十多位当地高龄居民，了解其知道的有关曹雪芹的传说。为获取更多的资料，有段时间吴恩裕甚至在西山脚下租房，以更加方便地寻访曹雪芹的遗迹。1974年夏，吴恩裕还专程前往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考察江南织造府的遗迹及曹家的材料。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吴恩裕南下河南郑州避震，与时在郑州大学教书的蓝翎多有往来。蓝翎忆及，尽管吴恩裕仓皇离京，但仍将其红学研究手稿和资料带在身边，避震之余，依然笔耕不辍。后来吴恩裕从亲戚家搬到郑州大学招待所，与蓝翎不仅谈红学，更谈政治形势。
1979年12月12日下午3时半，正在写字台前赶写《我对曹雪芹上舞台或上银幕的看法》一文的吴恩裕，心潮汹涌，心脏病突发，昏倒在地，再也没有拿起笔。这篇后来于1979年12月26日发表于《文汇报》的遗作，已经写到第18页，稿纸上还留下一道浅浅的笔迹划出去的痕迹。
此时，吴恩裕度过70岁的生日刚刚两天，一代政治学家、红学家，终于油尽灯枯，告别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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