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辉

　　一

　　在我面前的银行职员微微地低着头，专注地写下一串串数字，而我也得以专注地看着他的发，很少了，却梳理得很整齐，疏疏薄薄的一层发几乎像纱般铺在他头上，自有一种虔敬。当中我甚至看到光，是他头皮上的油，反射着天花板那些应该比他年轻的灯。

　　年轻。忽然，我想，为什么没有年重？如果有，什么是年重？

　　也许就是我面前的他。

　　忽然我也发现，不知从何时开始，银行里的柜位职员都变得很年轻，银行的装修也越来越时髦。从前，银行啊，要可靠嘛，年纪大一点的职员，老气一点的装修，才对。

　　而我面前的已经上了年纪的他，居然还在柜位后忙着，我来不及思考究竟值得庆幸还是悲哀，却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三四十年前，他会不会也同样在我妈面前专注地写下一串串数字呢？

　　当时，我妈收到我爸从加拿大寄来的所谓汇票，必须跑到银行处理才拿到钱，那家银行就是我现在身处的这家。那时，现在，会不会这位职员一直都在？会不会他也曾专注地看着我妈签下自己的名字，像我此时一样。在那个年代，很多人不懂写字甚至不懂签名，他们是用图章的，白的，有时因为用久了而变黄，藏在小黑盒里。但，我妈读过书，她一笔一画地签名。她不知道我暗中因此神气。

　　而她不常签自己的名啊。更多的时候，她签的是她丈夫我爸的名字，就像在我学校手册的家长栏上签的那样。她是希望借着几个字感觉丈夫还在身边，还是保护我免得人家知道我爸不在？

　　有次，几个同学跑过来说，怪不得你娘娘腔的，原来你没有爸爸。

　　即使想保护，原来命，无法保护，只能活。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情愿真的没有爸爸，可我爸还在，不单在我学校手册上的家长栏，还在两个月一次的汇票。自从我爸离开我妈我姊我，每两个月就从他另建了新家庭的加拿大寄来一封信和汇票。汇票载着的家用，永远不够我们用，而信，都很短，不外告诉我们那边冷、工作忙、生活艰难，其实，就是说，还有家用寄给你们，已经很难得。

　　我一直为此愤怒，你生活艰难，那我们呢？后来，我明白，像痛苦、悲哀、后悔、艰难这些事情，都不能比较，也不用。到我也离开香港之后，我更明白，我爸在信上写的不仅是写给我们看，更是写给自己看。他也想告诉自己，已经很难得，已经尽了力。

　　像很多亏欠人的人一样，我爸，只是努力找个方法舒缓自己的内疚。他真的生活艰难。

　　所以，他常常告诉自己，我已经尽了力，可我们依然觉得，你做得不够。

　　我已经尽了力，你做得不够。这样的纠结，在我的经验里头，很平常，平常得往往会纠结一辈子。

　　二

　　两个月一次的信和汇票，成了我妈和我两个月一次的焦虑。三四十年前，通讯不像今天，我记得的是，加拿大邮务工人常常罢工。而我们的邮差走过了，没信。第二天，我妈又跟我说，看看邮差来了没有。我站在我家外面的长廊，等着等着，看到了，邮差一层楼一层楼地走过，我不敢告诉我妈，没信。

　　我爸寄来的家用虽然不够，却也是我妈一个重要的收入。收不到，日子怎过？我妈问我，邮差来了没有。我说，还不见。未来，就有未来，就有希望。我明知让我妈失望的责任确实不在我，但我依然害怕叫她失望。我情愿说谎。

　　一个小孩，如何能够粉碎大人的希望。幸好，后来，我学会了一点点。后来，我学会了有时必须叫人失望，不能说谎。

　　经营希望，太辛苦了。

　　直到某个下午，邮差终于来到我家门前，说，有挂号信，然后，我妈签下自己的名字，把信打开，信里附着汇票，然后，她的脸才稍稍地放松，而我，知道至少有两个月，不用为着邮差的来去而惶恐，我也知道，明天，或是后天，我妈就会拖着我和我姊，跑到现在身处的这家银行，拜托可能是我面前的这个头发疏薄的职员，把汇票变成我们一家非常需要的钱。

　　三

　　我爸，邮差，银行职员。三个男人。

　　仿佛，当时我们一家的生计就依附着这三个男人。怎可能呢？于是，女的，总有另外的办法，叫“标会”。

　　有时候，加拿大邮务工人罢工罢得久了，收不到信和汇票啊，我妈要么向熟人借钱，要么就去标一份会。她们一群在徙置区住的妇人，自己办了一种信贷，成功标到做会头的，可以收到其他会脚的钱，然后按月发还给她们。

　　譬如说，一个月的会费是一百块，新师奶出价十块，萍妈出价十五，我妈出价二十，那我妈就成了会头，其他人就是会脚，各会脚就先给我妈八十块，月满了，我妈就要还她们一百。钱不算多，可也足够应急。这样，就叫标会。

　　其实，也就是一群人找到一个方法，帮人利己。她们不靠也靠不了社会正统机制，只靠互相信任。

　　信任，是美好的。而失信的，竟然也是一个我觉得美好的人。

　　她叫姨妈。她不是我的姨妈，也不知道是谁的姨妈，但我们住在六楼的，人人都叫她姨妈。她和丈夫跟很多街坊一样，都是因为战乱逃到香港来，不一样的是，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上海。更不一样的是，她丈夫是拍电影的，在当时所谓的左派电影公司，因此，他常常找我妈我姊我还有其他街坊做临记，就是临时演员。

　　记得清楚的一次是在启德游乐场里，我拖着一个扮演我妈的人，坐在摩天轮上拍一场戏，可拍得不顺利，拍了很多遍，而我，也因此坐了很多遍摩天轮。当时我八九岁吧，平常坐摩天轮，很贵啊，这天，居然免费，还坐了那么多遍，又赚到钱。我很开心。

　　姨妈丈夫对我们好，姨妈也是。有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我生了严重的皮肤病，我妈找了很多方法都没用。后来传到姨妈耳中，她跑来我家并且带来了一种她认为有效的药膏。之后，她天天跟我妈一起帮我清洁身体搽药膏，直到没事。

　　突然，姨妈消失了。

　　听说她标了会，带着那笔钱，走了。听说她赌，赌得厉害，欠人家放贵利的很多钱。

　　从此，我没有再见姨妈，我们也没有再替姨妈丈夫做临记。因为做会头的姨妈失信，会脚都恨她，同时也疏远了她丈夫和儿子。我妈也一样，没有再跟姨妈一家来往了。大概我妈也损失了一些钱，伤痛时忘了人家的伤痛。

　　先生，要信封吗？我面前的银行职员问我。我几乎说，要啊，连信和汇票，可以吗？我接过一沓钞票，对我认定三四十年前曾经服务过我们的职员，还有送我们挂号信的邮差，笑了一下，说，谢谢。

　　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吗？我只想有天，高呼：钱买不到快乐。

　　丁当！柜位上方的红灯亮起来，下一位。可惜不是姨妈回来一个一个还她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