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娟

　　一

　　通常前往阿里都是走大北线的。所谓大北线一般从拉萨出发，经日喀则、拉孜、萨嘎、玛旁雍措、札达、改则、尼玛、班戈，最后经纳木错到拉萨。2005年夏秋那一次，苹果基金会理事长王秋杨和于露应该是反方向行驶，也就是北线进南线出。

　　王秋杨出门有个习惯，会带一个很大的医药箱。而且这个医药箱还越带越大，品种越带越全，“占领”的车内空间也是越来越多。因为她的医药箱里的药品也未免太全面了：从治疗拉肚子的氟哌酸到治疗便秘的开塞露，从眼药水、创可贴到感冒药乃至安眠药……简直应有尽有。王秋杨进藏，一路西进，其中这个医药箱绝对“功不可没”。

　　穿越藏北尼玛县时，都是自然路，有段很难走。然后经过一个大湖，从高处俯看，后面是雪山，美则美矣，但路也非常凶险。王秋杨因为之前已经连续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这会儿决定停下休整。

　　路边忽然有个男人上前来问她，有没有止痛药可以给他？

　　“有！有！有！”王秋杨赶忙又跑去车边开了药箱，给了他治头痛的。

　　结果，不一会儿，就围过来了很多人，他们急切地述说着自己各种各样的病痛：

　　“我的心脏不好，应该吃什么药？”或者“藏医说我咳嗽治不好了。是不是真的？”

　　王秋杨也愣了，不过倒是没慌乱，于是索性拎过大药箱，挤在人堆里，按照她的知识和理解，开始尽可能有序地给他们发药。反正她药箱里都是OTC的非处方家庭常备药，也不怕发错。一面发，一面还得详细地跟村民讲解用法。因为这里的村民大多不识字，王秋杨真的很怕他们吃错了药。于是同行的次仁和其加两位向导充当起了翻译，一直讲到口干舌燥。村民们自发地排起长队领药，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插队。

　　最后的几板牛黄解毒片，其实都是当作安慰剂，一小板一小板送人的。起初王秋杨有点犹豫，因为她知道单纯那么吃是没什么用的，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跟村民解释。可是次仁坚持说，他们从不吃药，吃一点儿心里就会觉得是有用的。于是，王秋杨就本着“也许真的有用呢”的想法，全发出去了。

　　最后，所有的药都发完了，人却越来越多。一双双手伸到王秋杨的面前，却没有一个人抢药箱里的药，他们只是一口一声地叫着：“阿佳，阿佳！”眼巴巴地瞧着那个救命的大药箱。“阿佳”是藏语里“姐姐”的意思，有点类似于汉语里叫“大姐”的感觉。是对跟自己年龄相仿的藏族女性很亲切又很尊敬的称谓。他们是真的把王秋杨当成自己人了。

　　同行的藏族小伙子次仁不停地一面组织着村民的秩序，一面回头问王秋杨：“你没有头痛药了吗？”“你怎么没药了？”“为什么不多带点？”急切间，这个总是很注意“客气”的小伙子，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说话已经很不“客气”了。

　　王秋杨看到他焦急的样子，自己也好想哭，也好自责：是啊，为什么不多备点？！

　　整整一箱的药品几乎全发完了。连清凉油、创可贴、体温计、半瓶眼药水都发完了。

　　一个老大爷举着一只铜牌子凑上来，王秋杨告诉他：药都发完了。大爷却举着胳膊让她把脉。还把铜牌子举过来给她看，上面写着“L154”，告诉她：这是前年政府曾经有过一次送医下乡的活动时发的，说这个牌子看病优先。问王秋杨，在她这还有用吗？能给他看病吗？

　　王秋杨着急地告诉对方：“我不是医生啊！我真的不懂看病。”但是对方就是不肯相信，他只认王秋杨医药箱上那个醒目的红十字，认为那就是医生的同义词。同行的另一个藏族小伙子其加，努力地跟大爷解释，王秋杨真的只是过路的普通人，医药箱真的只是自己备用的药品。但大爷不信，怎么都不信：那么大一箱，那么好心发药，怎么能不是医生呢？他坚持让王秋杨诊脉，诚心诚意的。

　　还有个老妇人，在别人搀扶下出来，肚子肿得好大。这个毛病王秋杨连病源都搞不明白了，只能给她100元的路费，让她去医院做专业的诊疗。虽然，她心里清楚，这个老人很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去。还有个妈妈，怀里的婴儿背后长了一个巨大的包。什么毛病？不知道。王秋杨真的不是大夫啊。很年轻的母亲，可怜巴巴地抱着孩子问王秋杨。王秋杨却无言以对。

　　还有个长得好像五十多岁的女人，其实和王秋杨同龄。可是，看着她满面风霜的样子，你真是很难相信这是个只有三十出头的女人。作为一个喜欢探险、每天“在路上”的女人，王秋杨并不像大城市里的大部分女人那样重视保养，可她和眼前这个同龄人比起来，依然显得年轻朝气有活力。

　　还有……

　　王秋杨被村民包围着，都快哭了。她气自己，怎么不是学医的。她看到村民们的淳朴和天真，却无法回应他们。她发现，村里很多人都是因为小病，比如感冒之类，当时没有及时治疗而发展成了大病。还有很多其他的病，比如肝病、心血管病、头痛、关节痛、眼疾、咽喉痛，等等，这些都是和他们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

　　村民长年累月睡在帐篷里的地上，帐内烧的是羊粪炉子，总是烟熏火燎的，得这些病几乎是必然的。另外就是饮食习惯问题。平时总是肉食为主，再有就是饮酒过多，维生素总体缺乏。还有些人是由于有外伤没有及时治疗，造成了后遗症。

　　离开这个村子很久，王秋杨的心情还没恢复过来。以前她有时也想：要不减轻一点负重，少带一点药？现在却一个劲儿地自责：为什么不多带点，再多带点？不够啊，连一个村子都不够。整个阿里，怎么可能会够？只凭她一个人，一辆车，一个药箱，怎么可能会够？

　　王秋杨在西藏跑的时候，也看到了这里的卫生习惯确实一直没有养成，所以才会导致很多小病最终酿成大毛病的问题。可是这里的基础医疗环境又的确是太恶劣了。

　　像王秋杨就曾经遇到过，明明2003年见过的一个人，活蹦乱跳的，很好。2004年再见到时，就在咳嗽。到了2005年，王秋杨特意绕道，想去再看看那个人的咳嗽好了没有，到了地方一问，旁边的人很简单说地了一句：“死了。”就算完了。

　　还有的人，骑马出行，不慎摔断了腿。在一般情况下不算严重的骨折，最后，也夺去了他的生命。

　　死亡率太高了。在西藏这块遥远的高原上，生命变得脆弱。艰苦的整体环境，加上缺医少药的现状，西藏，阿里，太需要有人来提供支持了。

　　这些事对王秋杨的触动太大了。她开始意识到，单纯的基础教育并不能完全扭转这里的人们千百年来的思维惯性，一定得有更直接的方式帮到他们才行。

　　这里迫切需要的，不仅仅是通公路、通铁路、通飞机，还需要一整套的医疗体系。可是，现代化的医疗体系过于庞大，对于阿里来说，实在是等不及了。

　　太远了。阿里确实太远了。

　　这里许多人家里储存的药品都是过期的，但自己竟然不知道药品也有过期一说；

　　这里地方诊疗所的设备老化严重，全县甚至做不了一台阑尾炎手术；

　　这里在“非典”期间全力抗“非典”，然而全县只找到了两支温度计……

　　所以这里需要的，不是世界名校毕业的一流主刀大夫，十年不遇的专家大夫。这里迫切需要的，是大量的基础医疗的传播者，甚至是短期培训后的非专业人才。

　　二

　　就在王秋杨为她的医疗项目忙碌时，“给项目起个名字”又提上了她的桌面。

　　回到家，她随口念叨了一句。正在练字的张宝全听了，忽然想起来：“我们当年有种赤脚医生，跟你这个挺像的。不如就叫赤脚医生工程吧！”

　　赤脚医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当时的报道，中国有102万乡村医生，其中近70%的人员为初、高中毕业，近10%的人员为小学毕业。

　　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即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他们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能为产妇接生，主要任务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有基础的青年通常被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一百五十多万名。

　　一听到“赤脚医生”这个词，王秋杨立刻决定，把这个项目命名为“赤脚医生计划”。

　　有了教育体系的基础，在做医疗体系的时候，苹果基金会当然不能再过分感性地走一步看一步，而是要进行充分的前期调研。

　　曾经有工作人员亲眼目睹过一个口吐白沫的四十岁的藏民被拉走。事故起因却有些荒唐。这个人本来得了并不严重的病，在县里开了药回来，当时医生反复叮嘱了处方用法。但这个人却认为如果他多吃一点就会好得快些，吃得越多好得越快，于是服药过量中了毒。

　　但2005年的时候，在地方上根本就不具备条件急救，能打点滴已经很不错了，最多发个药。这个人后来怎样了，工作人员也无从得知。

　　那时候，地方上的条件真的只能是全力抢救，但能救到什么程度也就只能算什么程度了。

　　就这样，苹果基金会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在藏区遇到的实际情况，他们的一线经验，加上长期所见所闻和一直以来的认真思索和群策群力，怎样去适应阿里的独特环境，设计只属于这里的“赤脚医生计划”慢慢地成型了。

　　首先，当然是培训。赤脚医生培训工作，既是苹果赤脚医生工程的优先工作，也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首先要先从基层挑选、吸收有一定医药常识和文化水平，并有能力担任基层医疗工作的人员，然后分批、分阶段，以基层医疗需求为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医疗培训，包括基本的诊断能力、药物的使用知识、不同程度疾病的处理流程等。

　　从2006年6月开始，第一期培训正式开始。经过一个月的理论学习，一个月的临床实践，到2006年8月5日，历时两个月的第一期苹果赤脚医生培训正式圆满结束。本次培训，由苹果基金会出资，由阿里地区卫生局负责具体培训。培训的过程其实颇为“出人意料”，因为负责培训的医生根本没想到，不但是要教给受训医生各种基础的医学知识，甚至连“如何正确地洗手”这种事，都要从头教起。好在，受训村医能吃苦耐劳，也有些基础，教起来并不十分费劲。很快就入门了。

　　他们的学习内容以西藏自治区卫生厅编写的《乡村医生手册》为主要内容，以内、外、妇、儿科四大科临床基础知识及流行病学、计划免疫、疫情直报、藏医基本理论及临床实践技能培训为重点。阿里地区村组医务人员从专业技术结构上讲，60%以上以藏西医结合为主。

　　为了使培训能达到满意的效果，提高村组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地区卫生局特意抽调了地区人民医院、藏医院、妇保院、疾控中心的中、高级医技人员为授课老师。为了方便授课，教学是藏、汉双语的。授课的内容也主要选择以适宜农牧区基本医疗服务内容为重点。授课方式要求灵活、易懂、简单、便捷。

　　授课老师会根据授课内容适时安排学员实习，使学员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边学边用，巩固基础理论知识，熟练操作技能。他们所用的教材，编写工作是由地区人民医院负责的，主要编写内、外、儿科教学大纲。

　　通过两个月系统、有效的培训，很快就让他们顺利通过各级考试，成绩合格，并获得了由苹果基金会和阿里地区卫生局联合颁发的毕业证书，可以走向基层工作岗位。

　　受训村组医生分别为：噶尔县18名、革吉县14名，共32名。他们就是苹果基金会历史上第一批“赤脚医生”。在他们之后，一批又一批赤脚医生，走进了阿里的每一个角落。

　　2006年10月开始，第二期培训就开展起来了。此次培训覆盖了札达县各个行政村和自然村，以及改则县一半以上的行政村和自然村。两年的时间里，为阿里七个县所有的行政村和大部分自然村都培养出了至少一名合格的赤脚医生。完成了普兰、措勤、日土、改则（另一半）这三个半县的人员选拔、培训工作；对于个别特别偏远的地区，则做好专项攻关工作。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007年的5月，苹果基金会就已完成近200名村组赤脚医生（基本为男性）、31名村组接生员（30名女性、1名男性）的培训。每一期培训包括人员选拔、培训准备、培训实习、实地工作评估、再培训等过程。培训合格后，苹果基金会将为每一位苹果赤脚医生配备御寒服装、专用背包、听诊器、血压计等器材，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

　　同时，邀请由内地和西藏共同组成的相关专家团前往阿里，进行专项评估。相关专家对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并提出改进意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苹果阿里赤脚医生工程”改善基层农牧民的医疗卫生条件的最初目的。

　　也许这些赤脚医生不能主持一次先进的开颅手术，但他们为千千万万藏区的牧民带来了最基本的生存希望，提高了阿里的生活质量，乃至，维护了很多人的生命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