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涛

　　任增山用那双粗糙的大手，从院子里藤条粮囤下，挖出埋了三十年的一包东西，除去密封塑料布和棉花。一瓶完好的1978年的茅台酒放到了投资商手中，投资商除了用十万元买下这瓶茅台酒，还在任现龙村投资建了一个大型棉油加工公司。

　　1978年，任增山的妹妹嫁到安徽小岗村前，用仅有的八元钱买了一瓶茅台酒，送给任增山：“哥哥，今天你当了我们村的支书，这瓶酒权当庆贺吧，希望你带着我们村走向富裕。”

　　任增山看着这瓶茅台酒，泪珠就在眼里转，如果村里不穷，妹妹怎么会远嫁到外省的小岗村。任增山激动地说：“妹妹，你就放心吧，哥哥会让任现龙富起来的，到时就接你们全家一起到村里住。”

　　几声唢呐，就把妹妹接走了，除了一个人，没有带走任何嫁妆。站在料峭的春风里，任增山看着地里稀落落的麦苗，抹去眼泪，狠下一条心：“一定让任现龙村富起来！”回到家，任增山哪里舍得喝这样好的酒，把它封存了起来，趁没人注意，把酒埋在了屋门口左边的干瘪的藤条粮囤下。

　　上任后，任增山在全村八百父老面前说：“三年内，我要让全村的粮食增长达一百万斤，棉花年产五十万斤。”当时，只收成粮食五十五万斤，棉花十三万斤。

　　一年下来，满怀壮志的任增山，还是面对一组数字低下了头，五个生产队，棉花总收入八万斤，粮食六十万斤。更让任增山头疼的是，五个生产小队长纷纷撂挑子不干了。任增山也看清了问题的症结，全村人也明白。队长一敲钟，大伙儿扛着锄头出了门；干活时，大家你说我笑，不锄草，光锄苗；妇女们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大家出工不出力，就算任增山有三头六臂，也督促不起来这些“出门一条龙，干活磨洋工”的人们。

　　这时，妹妹从小岗村寄来了一封信，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其实，任增山三年前就有这种想法，曾向当时的支书提出一个“胆大包天”的设想：把地全分开。妹妹当时就说：“哥哥是一个帅才。”当时的支书也明白这个理儿，说：“主意是个好主意，可是谁敢搞？”

　　第二年春天，在县城开完三级干部大会，任增山不顾一切地往家赶，及时把“生产队可以分组，农民可以分自留地”的消息告诉大家。年底，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村里最穷的任铁柱家，买回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这一年，全村人的家里都有了起色，任增山一高兴，就想把那瓶茅台酒挖出来，可是看到还得再倒出那满满一囤玉米棒，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除了这次想喝这瓶酒，任增山还有两次想喝的冲动。

　　一次是1981年春天。1980年春天，任增山偷偷为全村人每人分了一亩口粮田。全村的粮食、棉花产量成倍地增长，可是这年冬天的全会上“口粮田”受到批评。好在没过三个月，就有了合法地位。高兴，于是他就想喝了那瓶茅台酒。又是因为粮囤太满，茅台酒没喝成。

　　还有一次是1982年的春天，“大包干”席卷全国。这次这瓶酒非喝不可了，任增山也放话要请五个小队长。可是当他倒粮囤时，又舍不得喝了，一是想到了妹妹，二是它是五年的陈酒了。狠狠心，又买了一瓶茅台酒。

　　其实，以后的这二十五年，任增山不是没有喝那瓶茅台酒的念头，只是地里的收成越来越好，买瓶茅台酒不是什么问题了。就连他翻盖新房子时，也没有动那个藤条粮囤的地方，更没有把酒挖出来。

　　小岗村也富裕了，妹妹每年都来看哥哥一家。每次任增山都与妹夫讲那瓶茅台酒的故事。有一年，妹夫说：“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一个深圳的老板听，那老板想出一万元买你这瓶酒。”

　　任增山说：“不卖，咱们又不是缺这一万块钱。有这瓶酒就有个全家人在一起的感觉。”

　　过年，妹夫、妹妹，还有大学毕业后上了班、结了婚的外甥、外甥媳妇都回来了。

　　妹夫问任增山：“大哥，咱们家的那瓶1978年的茅台酒还有没有？”

　　“有。”

　　“大哥，我看就把它卖了吧。”

　　任增山不语。

　　妹夫说：“十万元是你的，人家还想投资，在任现龙村建一个大型的棉油加工公司，到那时，咱们村的棉花就不会卖给外人了。公司加农户，是一种新模式。”

　　任增山沉默了半天说：“我知道，这样好。这样的想法就跟我当年分地的想法一样。可是我一想起那瓶酒，就想起妹妹在料峭的春风里出门子的样子，就这么一个妹妹，远走他乡。”

　　妹夫又说：“现在孩子大了，都在北京工作，如果公司弄成了，我和你妹妹都来任现龙村。”

　　任增山高兴得流下了眼泪：“一瓶1978年的茅台酒，过去是一家人分别的见证，如今却成了团聚的红线。多亏了这些年我没有喝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