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平

　　妈妈住进了医院。

　　可是，我对这家医院已没有了信任感。我们并不是没有给妈妈做过检查，相反，自从2010年4月发现她的肝脏部位长了个2厘米×2厘米的东西后，我们小心翼翼地在2011年5月和2012年1月两次在医院进行定期复查，可是，每一次的检查结果都说只是血管瘤而已。但现在，突然说已经是肝癌晚期了，那我们先前所有的检查岂不是都成了玩笑？我想起步剑秋同样遭遇这样的情况，他的父亲刚刚在某中心医院做了全身体检，结果是没有什么问题，不料，才一个月就因肝病去世了。如今，体检成了医疗机构的一个圈钱之道，除了医院，我还在多家宾馆、酒店看到设有“体检中心”，人头攒动，犹如喧闹的市场，我不知道这是否真的具有起码的良知根基。

　　面对我的忧愤，妈妈却表现得十分镇定。她完全不像我在动完肿瘤切除手术后那样，陷入忧伤和绝望。她对我们说，不要慌乱，看看能不能动手术，如果能动手术就最好了，不能动也没关系，我已经活得不算短了，而且还活得很好。我后来常常想，要是妈妈没有这样的从容沉着、泰然处之，那我将会是怎样的不堪一击。

　　事实上，我始终感到内疚和不安。整整一年来，妈妈一直在照顾我，我却没能照看好她。我知道肝病一般都源于积郁太深，我生病之后，妈妈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露出丝毫的悲伤，她总是给我以最温暖的微笑，可是，谁能知道当她回过身去，不会为我而忧虑重重？我在医院见到妈妈的时候，我很想同样表现得异常镇定，但我的哀伤被妈妈一眼洞穿。她将我招之身边，用平静温和的声音对我说：“你要记住，千万不要为我担心，不然，我这一年也就白费了。”

　　听了妈妈的话，我渐渐平静下来，我明白我必须收敛自己的哀愁，和妹妹们一起为妈妈的治疗而努力。我在心里说，从今天开始，我也要让妈妈看到我的灿烂的微笑，要让妈妈天天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让妈妈比以前活得更好，更有生活质量。

　　我和两个妹妹在这危难之际组成了一个合力的团队。确实，来自家庭的温暖对于病患者来说十分重要，亲情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撑力量，我在这几年间亲眼见到过那些缺乏家庭关爱的患者，他们往往更加绝望，从而更加脆弱。一个人很容易在感觉孤苦无依时，失去内在的精神，以致迅速崩塌。

　　我和两个妹妹向来抱成一团，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龃龉，互帮互助，这也是让妈妈最为欣慰的地方。

　　说起来，为了我们三兄妹，爸爸和妈妈当年曾煞费苦心。

　　在上山下乡运动蓬勃之时，爸爸和妈妈十分担忧，生怕我们也在劫难逃。当时，住在我家楼上的翁家大女儿翁佩华，被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去了云南，那时，她才15岁，还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一年之后，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她的死讯。由于不能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不良影响，所以，翁佩华的死也就成了一个秘密。我妈妈是居委会主任，她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但她只能守口如瓶。我直到许多年后，读了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才从书里详细知道了翁佩华是怎么死的。那是1970年9月18日，云南建设兵团第四师第十八团第二十七连的知青们正在山林中开荒，他们要砍倒大树，刈除荒草，搬走树根，然后一锄一锄在山坡上和崖石上刨出橡胶田来。这天，患有痛经的翁佩华已经连续带病上山一个星期了，她的小腹又坠又胀，暗红的血像小溪般不断地涌出来，但她还是咬紧牙关奋力挥锄。当她用尽气力挖向一个土丘时，随着一声轰响，土丘坍塌下去，成千上万只被称为“杀人蜂”的地蜂从巢穴中飞出来，霎时间团团攫住了她，16岁的她都来不及呼救，便直直地栽倒在蜂巢中。翁佩华的死让我爸爸和妈妈心里极度紧张，他们决定不能让我们三兄妹重蹈覆辙。

　　当时，经过调整之后的上山下乡新政策已经出台，根据新的政策，家中如是多子女的，那么，其长子或长女务农后，底下的孩子就可以留在城市里的全民所有制的工矿企业了；如是独生孩子，则可不用务农，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去父母所在的工作单位，这被称作是“顶替”，也即父母退休，子女接班。想到我的大妹妹身材瘦弱，无法想象她以后如何上山下乡，所以，爸爸便与他的大哥大嫂商量，将我大妹妹过继给他们。我的大伯父与伯母住在闸北一个小小的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他们没有生育自己的子女，因此，考虑到兄弟之谊，大伯父最后勉强同意了这桩事情，由是，我大妹妹的户口便迁了出去，成了一个“独生孩子”，为了不能给人造成这是虚假的意在逃脱上山下乡的印象，所以，我尚在读小学的大妹妹便离开了自己的家，住到我伯父那里去了，还从凤城二村小学转学到了宝通路小学。那时，大妹妹不能完全体会爸爸和妈妈的良苦用心，尽管跟她解释、说明，但她依然很不情愿，心里一直疙疙瘩瘩的，她还毕竟是个小孩子，无论过继还是转学都是天大的事情，生活的改变对于孩子来说充满畏惧。事实证明，爸爸妈妈的抉择是正确的，大妹妹中学毕业后便顺利顶替我伯父进入了上海工农雨衣二厂，避免了上山下乡的厄运。但这并不是一场喜剧。从国家而言，上山下乡运动非但将广大知识青年推向影响一生的苦难命运的深渊，还使整个国家和民族发生危及后世的知识和文化断层。从个人而言，几乎每个家庭都遭受了离散分别的痛苦，虽说我大妹妹只是过继给我伯父，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愿望，而我伯父伯母也没这种需要，完全是无奈之举，同样给家庭生活蒙上阴影。就我自己来说，总是觉得对我大妹妹有一种歉疚感。

　　到了我自己临近中学毕业的时候，爸爸和妈妈格外操心起来。因为根据政策，我应该是上山下乡的，尽管已经开始减少大规模地去往边远地区，基本趋向于上海郊县农村，尤其是崇明岛上的农场，但爸爸妈妈还是希望把我留在上海。那时，权衡再三之后，我选择了从交大附中转学到阜新中学，那是因为交大附中的老师显然不会帮我逃避上山下乡，而阜新中学最有权力的领导却可以帮我达成此事。

　　“文革”期间，每所中学都进驻了工人宣传队，而工宣队事实上成了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与我家相邻的一栋楼里二楼的一位邻居，是上海电焊机厂派驻阜新中学的工宣队领导。他完全没有交大附中那位人称“大炮”的工宣队队长既盛气凌人又粗陋鲁莽之态，说话和颜悦色，我转学去了这所学校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一次针对教师的批判大会。我想，他之所以会答应我爸爸妈妈的要求，尽最大努力不让我上山下乡，是出于我们的邻里之情。他家有个长得人高马大的傻孩子，年龄不小了，每天在我们居住的工人新村里转悠，一边用宁波话叫着“阿姆”，一边从垃圾箱里捡拾东西吃。这个傻子让家庭蒙受了许多屈辱，他妈妈犹感自卑。但作为居委会主任，我妈妈这位“小巷总理”给他家带去了诸多的关心和帮助。因此，在我爸爸妈妈向这位邻居提出是否有可能尽量让我留在上海的要求时，他答应尽力而为。于是，我在中学的最后一年，也即第四年，从学习氛围较少受到破坏的交大附中转学到了阜新中学。事实再次证明了爸爸妈妈的决策之正确，我在按常规应该收到去崇明长江农场的报到通知前夕，我的班主任老师突然跟我说，你现在还可以做另外的选择：或者去集体所有制的煤炭店、饮食店工作，或者去读一所最差的技工学校。我不知道什么叫“最差的”技工学校，但可以留在上海，并继续读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当即答应。最后，在我和同班同学徐和平把我们最要好的另一位同班同学陆建华送到吴淞码头，他将坐船前往长江农场的同时，我收到了上海市杨浦区房地产管理局技工学校的入学通知。

　　我也成功逃脱了上山下乡，现在就剩下我的小妹妹了，由于我读了技校，根据现有政策，她极有可能最终替代我去务农。爸爸妈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筹谋。其实，那时已是1978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如果不出意外，凭我小妹妹的聪颖将参加高考，读一所她自己理想中的大学。不过，由于形势向来说变就变，爸爸妈妈为以防万一，还是未雨绸缪，但是，这一切随着爸爸的猝然去世而告终结。爸爸过世之后，考虑到家庭困难，妈妈决定让时年16岁的正在凤城中学读初中的小妹妹退学，顶替爸爸进入上海有线电厂工作。经过艰难的谈判，当年10月30日下午，在爸爸离世一个半月之后，上海有线电厂终于通知我们，让我小妹妹明天即去厂里报到。那时，学校刚好组织学生去郊县农村学农，我立即匆匆赶去小妹妹的学农所在地——川沙县合庆公社向东大队。那时的交通极不方便，当我千辛万苦找到那里时，已是夜色沉沉。我向小妹妹的班主任黄承刚先生陈述了情况，鉴于当晚根本无法返回市区，黄承刚让我随学生们一起宿夜，第二天一早启程。那天晚上，学生们在劳动之余补习功课，我便像学生一样，坐在草垫子上听了一堂黄承刚的数学课，我甚至还做了笔记。这也是小妹妹的最后一堂课。第二天，天色刚亮，我便带着小妹妹背着包袱离开了她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路上我心情非常沉重，小妹妹原本可以从中学读到大学，并将有着美好的远大前程，可现在，她的学生时代却就这样戛然而止。

　　正是有着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三兄妹团结得牢不可破。如今，我们将全力以赴地为妈妈寻找最好的治疗。

　　说起来，我们总还心存侥幸，希望这只是一次误诊。从另一个角度说，即使不是误诊，我们也相信有效的治疗是应该建立在精准的诊断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决定咨询更多的医生，听听他们的判断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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