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被西方“发明”的

　　“东方专制主义”

　　要构建亚洲价值观，首先就要去除历史上西方对亚洲的污名化。无论在亚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当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讨论亚洲价值观的时候，尽管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定义，但无论从规范意义还是经验意义上，他们都是从正面来论述亚洲价值的。从经验层面，亚洲价值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即合理”。从规范层面，提倡亚洲价值观，不仅是因为亚洲价值观存在着，而且也应当存在。“应当存在”即是一个规范陈述，就是说，亚洲价值观从其存在的开始时起就具有人类所应当有的道德含义。历史地看，亚洲价值观便是其他各种否定亚洲价值观存在或者否定其正面道德意义的论题的反论题。

　　在种种否认亚洲价值观的存在或者其道德意义的论题中，最为著名的乃是流行于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

　　在西方，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自从古希腊时代产生起到今天，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的个人，对此有不同的表述和论述，其内核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从其产生时起，也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从经验层面，它假定东方专制主义是存在的。在这个概念的引导下，西方不同时代的学者和作家都会去寻求经验证据论证其存在。其次，从规范层面，它假定东方专制主义是东方区别于西方的根本，也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因此它需要被改变甚至抛弃。

　　亚洲价值是亚洲国家

　　落后的根本原因吗？

　　从西方对东方的认知而言，简单地说，如果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西方对亚洲（尤其是中国）价值的认知（定义）经过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西方对东方的认知主要是文化和宗教。18世纪到19世纪为第二阶段，西方对东方的认知主要是社会经济，即为什么东方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生产方式。换句话说，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方而非东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是第三阶段，西方对东方（主要是中国）的认知主要是政治，即中国等东方国家为什么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治。

　　20世纪仍然是西方的世纪。尽管有新的政权形式的出现，但无论是苏联模式还是“二战”之后纷纷独立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从来没有能力形成自身的话语。西方因此得以继续主导亚洲的话语权。

　　中国在1949年结束内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样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话语。当时的亚洲处于冷战状态，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其他很多国家属于西方阵营，防止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扩张成为西方的要务。西方的知识界开始转向对中国政治的研究。

　　在这个背景下，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维特福格（Karl Wittfogel）在马克思论述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东方“水利社会”的概念，对西方世界早已形成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做了系统的探讨，无论对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民主政治成为西方话语的主流。在80年代之后，西方式民主扩展到东亚社会，包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

　　而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共产主义集团的解体表明西方民主政治在竞争中赢得了胜利。西方一片乐观情绪，产生了当时美籍日裔作家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理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西方成功地把以民主为核心的西方话语扩展到亚洲社会。

　　直到今天，实行西方式民主仍然是亚洲社会很多人所追求的目标。在这些人的观念中，“亚洲价值”仍然和“贫穷落后”是可以画等号的。

　　不难看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尽管西方对东方和中国价值的界定经历了从宗教文化到经济到政治的演变，但其背后的逻辑则是高度一致的，大多时候认为亚洲价值是亚洲国家社会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西方从亚洲社会经济的落后寻找亚洲挨打的原因，再从文化、宗教、政治、社会等方面去寻找亚洲经济落后的原因。

　　这样，关联点被建立起来，即亚洲价值促成亚洲的落后性。要走出落后和亚洲价值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就要抛弃亚洲价值，接受西方价值及建立在其之上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不难发现，这不仅仅是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加于亚洲的认知，而且也已经变成很多亚洲人内化了的认知，对此毫无疑问。

　　在西方话语主导亚洲几个世纪之后，亚洲社会普遍接受了这种被加于自身的话语，这种现象也并不难理解。

　　亚洲价值观：西方价值

　　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不过，近代以来，亚洲社会也在苦苦追求自己的话语权，只不过这种亚洲话语权并不像西方那样表现在知识层面，而是表现在行为层面，例如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或者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亚洲价值观的真正突破口在于东亚社会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到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体，主要是日本和“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原来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跃升为富有的“第一世界”（李光耀语）。经济上的成功促成了社会文化自信的复苏，使得人们相信自己所拥有的价值观也能创造西方曾经创造过的奇迹。当然，这种文化自信仅仅表现在一部分人当中，也有人继续相信亚洲的成功是西方价值观的功劳。不过，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很快就中断了。不仅西方而且很多亚洲人再次转向西方价值，相信西方价值才可以促成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自西方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再一次给人们机会来反思西方价值和亚洲价值。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提倡亚洲价值观的国家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并没有再次出现亚洲价值的争论。这次的战场转移到了中国，亚洲价值也变成了中国模式。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没有能够持续下去，那么围绕着中国崛起的中国价值（或者亚洲价值）的争论则会长期持续下去。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被视为是西方化的产物，而只有新加坡的模式被西方视为是偏离了西方价值。也不难理解，新加坡尤其是其领导人李光耀既是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更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中国则很不一样，不仅其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等极其庞大，是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其他东亚经济体所不可比拟，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不曾完全西方化的文明大国。

　　尽管自近代以来，中国也尽量向西方学习，但其文明的主体性不曾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东亚一些国家的社会文化已经被西方文明搞得“支离破碎”，但中国文明仍具有整体性。

　　这里就为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和政策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会使得中国所代表的亚洲价值成为西方价值的另一个选择吗？这里就涉及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的命题。

　　西方并不认为亚洲价值会取代西方价值，因为作为文明的西方价值根深蒂固，没有任何其他价值可以取代西方价值。

　　西方所担忧的是，会出现另外一个西方之外的价值选择吗？西方文化是一种使命性文化，其使命是要全世界的人都接受西方文化（“一神教”），全世界的经济体系都成为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全世界的政体都成为西方那样的民主。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出现亚洲价值观的时候，西方群起而攻之，“围剿”亚洲价值观。当然，参与“围剿”的更是亚洲社会那些接受西方教育或者接受西方价值观的社会群体。

　　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价值会成为西方价值的另一种选择，那么西方和亚洲的这些社会群体同样也会“围剿”中国价值。

　　实际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早已经开始。“围剿”者当然要绞杀中国价值观，而“反围剿”者则力争中国价值的正当性、存在的合理性，有些甚至开始夸大中国价值的优越性。因为争论的战场在中国，亚洲其他地方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直接。不过，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大，这一战场迟早会延伸到其他亚洲社会，尤其是东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