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寿义

　　大老杨

　　在北大荒的时候我还献了一次血，那时我刚调到场部一中充当教员没多久。

　　一中有个校工，他的全名我已经记不真了，还记得他姓杨，叫杨福或杨富，无论是福气还是富裕，都是很吉祥的名字，权且叫他大老杨吧。大老杨四十来岁的样子，外表挺憨厚的。他是当地人，拉家带口的，他们家就在场部。大老杨是个打杂的，一身黑棉袄、黑棉裤、棉大氅，总是油渍麻花的，成天赶着一挂一头牛的牛车。一中好像是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活儿，大老杨成天不得闲，东跑西颠地紧忙活。

　　都说真人不露相。大老杨虽然叫杨福或杨富，但平时一点儿也不张扬。一直听说外貌土了吧唧、老实巴交的大老杨是一中，乃至整个场部的首富。据说他攒下了三千多元钱！

　　在20世纪70年代的三千多元是个什么概念？按当年我想每个月攒下10元钱的“知青梦”计，攒够三千多元至少得二十五年！百十人的连队一个月工资也就是三千多元。火车上三毛钱一盒的盒饭可以吃一万多盒！按龙镇至上海火车跑三天三宿，全车旅客1000人吃9顿盒饭计，三千多元都有富裕花不完——我的天！天文数字啊！当年还少有腐败一说，撑死了也就是“划拉”，即使有腐败也轮不到他大老杨头上，你说一个赶大车干杂活的，任谁脑瓜被驴踢过了也不能睁着眼睛给他送钱！

　　大老杨的巨额财产并非来源不明，说出来没人相信，大老杨攒下的钱全是他从嘴里抠出来的！

　　知青每月32元的工资一多半都花在了吃饭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得饱才能干得动，当年我们能吃能干活。大老杨和知青不一样，他很少正经吃饭，那他吃啥？他经常吃土豆、吃倭瓜，对付一下就算用过餐了。烀猪食的时候，大老杨也近水楼台先得月，挑那烀熟的倭瓜、烂菜帮子整两口，与猪争食，混个肚子圆就算用过餐了。一回两回倒也罢了，天天如此，后来整得老母猪都一脸不屑，不拿正眼瞧他。他的理论是吃啥不是吃？好的孬的吃到肚子里谁也看不见，还不是一个样？

　　大老杨为啥要这么整呢？也是说出来没人相信：大老杨他挺有家庭责任感，他一直怕自己“走”在他媳妇的前面，孤儿寡母的没法活下去。他要攒下一笔钱，大大的一笔钱，即使他大老杨“走”了，孤儿寡母不仅也能生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比一般人还滋润、还自在，这样他大老杨才能含笑于九泉。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那要是人误自个儿身子好多年呢？东北嗑怎么说？我请教过很多人，东北嗑里好像没有这么一说，反正日久天长，大老杨天天土豆倭瓜等的对付糊弄，铁打的汉子也经不起这么折腾，身体终于垮了！而且他病来如山倒，突然大出血，病情凶险，危在旦夕。

　　场部医院对大老杨的病情挺挠头。这样棘手的病号，就好比豆腐掉在灰堆里，吹又吹不得，拍又拍不得，这玩意儿整不好了说“走”就“走”，都下不来手术台。虽说那样能遂了大老杨的夙愿，但也显得场部医院的大夫都是白吃饱没啥能耐似的，所以极力主张另请高明，送北安抢救，实际上还是怕湿手抓面粉，多一事指定不如少一事。

　　但场部距北安七十多公里，即使是解放牌汽车送也得走一两个小时，就怕大老杨撑不了一两个小时就死在半道上。如果真死在半道上了，你说这汽车得得瑟瑟地拉着个死人往北安开还是往农场开？朝哪个方向开都晦气，如果大老杨的老蒯（东北人与别人说话时对妻子的称呼）再嚎几嗓子，司机也忌讳，倒了八辈子大霉了，谁也不肯出这个车。

　　医院和一中一合计，一中也怕大老杨半道上就咽气，不好整，遂达成一致，决定就地抢救，死马当做活马医！

　　“童子血”

　　场部没有血库，或者说血库告急，一中紧急召开全体教师会议，号召大家伙为大老杨献血。几乎所有的知青教师都报了名，三四十人齐刷刷地到场部医院捋袖验血。

　　医院先是少量抽了我们的血，涂在两片玻璃片上，在显微镜底下看，时而又举着玻璃片仰着头对着亮再看，让血滴在玻璃片上转着圈地看，说要过一会儿。咱也不懂，等着。过了能有半个多小时，说“妥了！”有两个人的血型与大老杨相符。这两个都是上海知青，一个是小丁老师，一个是我。

　　医生将小丁和我引到一间病房。那病房不大，冲着窗台的是一张小桌子，上面“烂马其糟”地堆放着饭盒啥的。小桌子的两边各是一张单人病床，大老杨就躺在其中一张病床上，挺老实，但也不像已经“走”了的样子，因为还喘着气。另一张病床空着。

　　医生要我先进来，让我躺下，头枕着被卷。他取出一管针筒，我捋起袖子他就扎上了。与此同时，大老杨的胳膊上也扎上了一枚针头。

　　医生从我的胳膊上抽了一管血，留着针头，马上就将装满鲜血的针筒接在大老杨的针头上，缓缓推注。推注完了又到我这边来抽血，抽满了又马上推注到大老杨的胳膊上。如是者四，医生说抽了200cc鲜血，但我的感觉好像不止这个数。一次在拔出针筒时有几滴血滴在我的胳膊上，我知道了“血，总是热的”是一句大实话。小丁老师也被抽了200cc鲜血。

　　从医院出来，我回到学校抄上备课笔记，拿了支粉笔就到课堂上去了，没歇一口气。那天下午有我的两节课，小丁老师更厉害，那天他有三节课。

　　那年月我们都相信“活着干，死了算”“小车不倒只管推”。学校为了表彰小丁和我救死扶伤的义举，本着“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原则，精神上在全体教师大会上予以口头表扬，另外，物质上特批学校鸡号卖给小丁和我共四只鸡和四斤鸡蛋，补补身子。后来鸡和蛋基本由几个知青老师一起“共产”举杯热闹了好几回。

　　小丁和我共400cc的“童子血”，挽救了大老杨，大老杨奇迹般地起死回生，没有死在去北安的半道上。

　　还了阳的大老杨感激小丁和我的救命之恩（还有医生的全力抢救，他也暂时不想“走”了），一咬牙一跺脚，死活让他们家老蒯送小丁和我一人一罐广口瓶的大油（猪油），以聊表寸心。我们深知大老杨平日节俭死抠，吃他攒下的大油，于心何忍？所以抵死不要，他们家老蒯放下罐头就走了。

　　晚上我们打开一瓶看看，一股冲鼻的哈喇味差点没把我们熏死，也不知是猴年马月的大油了，大老杨还当陈年酒似的珍藏着。趁着夜黑风高我们把两个罐头都偷偷地给拽出去老远。

　　那一年回家探亲，我对母亲说了献血的事儿。深明大义的母亲舍不得身子骨最单薄的儿子自告奋勇献了血，良久未语，但当她得知病人抢救了过来，还是赞许道：“积了大德了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