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遥远

　　今年4月中旬，我老家浙江永康市原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兵冒名顶替骗取护照企图出逃，被江西警方识破，东窗事发被刑拘了。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条热点新闻，各大网站也纷纷转载。一个堂堂的政法委书记，怎么会冒名顶替骗取护照。奇哉怪哉，诡异如一出电视剧情节。当时以为是贪污索贿之类罪行败露，慌不择路；却不料真正诱因是，朱兵曾从亲友等处筹集巨额资金出借给一个房地产商，以获取高额利息，并为房地产商提供债务担保。去年九月房地产商借组织职工集体旅游之机，蒙蔽众多债权人耳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逃往国外。相关债权人转而天天盯牢担保人朱兵，蜂拥螫之。上千万巨额高利贷，岂是一个公务员的收入所能担保偿还得了?疯狂的高利贷，逼得一个本有锦绣前程的政法委书记，走上企图外逃的荒唐路。

　　月初清明节，我回老家省亲扫墓，又亲逢一起高利贷纠纷。有个五金机电外贸公司的小老板，向我哭诉他借高利贷的惨痛经历。由于银行借贷无门，他转而向民间高利贷伸手救急。一次借15万元本金，两年时间利滚利成185万元。另一次借50万元本金，两年时间也连本带利膨胀成275万元。小老板无力偿还，不但公司所有财产被用于赔偿，还被放高利贷者告上法院，封了房屋，无家可归，闹得妻离子散。我听后非常震惊，当即为他写了一份材料寄送省高院。前两天，他来电告诉我，在当地法院的调解下，放高利贷者同意免除其中185万元，另外275万元，对方分毫不让。

　　“你不能报案吗?”

　　“公安派出所说是经济纠纷，不受理。”

　　电话那头一阵揪心的抽泣。

　　俗语说：高利贷，阎王债，陷进去，出不一来。小时候看著名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因高利贷被逼得家破人亡，喜儿逃进深山成了白毛女，痛恨恶霸地主黄世仁太狠毒。想不到，在提倡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在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护的今天，因高利贷而被逼家破人亡的事实依然活生生存在。看来，现代银行作为高利贷的掘墓人，依然作壁上观；当前中国法律对高利贷的打击，依然苍白乏力。

　　写此文时，随手百度搜索一下“高利贷自杀”，立刻搜出相关网页133000个。高利贷逼迫数以十万计的鲜活生命走上绝路。去年下半年。金融风暴波及中国，南方一大批外贸企业应声倒下。民企濒死，催生高利贷繁荣。在浙江等地接连曝出著名企业家跳楼自杀、外逃出国的轰动消息。就连邱继宝这样的著名企业家，也曾被坊间传言被民间高利贷困死。在这些负面新闻的背后，无不游荡着高利贷狰狞凶恶的幽灵。

　　高利贷，这一旧社会的毒瘤，在当代中国披上各种合法外衣，死灰复燃，愈发蔓延，成为一支姹紫嫣红地绽放在各个阶层行业的经济罂粟花。

　　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沈阳，在武汉，在杭州，在长沙，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每天只要翻开当地晨报、晚报或都市报，各类借款信息广告，目不暇接，跳入眼帘。“两分贷款，当天放款”，“当日放款可垫还”，“速办大额贷款”，“不涨利、额外无费用”，甚至抬出“全国重质守信单位”、“国家AAA级信用”、“省级十佳信誉”等金字招牌。曾几何时，这些在桥墩上、台阶上、马路边墙上见不得人似的牛皮癣广告，居然登上主流媒体版面，鸣锣吆喝，广而告之了。在很多地方还可以看到“债务专业快速清收”的追债公司广告。

　　高利贷，曾经臭名昭著，是剥削和罪恶的代名词，如今咸鱼翻身。成为当代经济的香饽饽。

　　高利贷的历史，在中国可以追溯千年。古代高利贷者主要在街市放数，街市档口无论肉档菜档，遇有赌输钱，或周转不灵，便向“大耳窿”借钱，正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债仔有档口在街市，每日也要做生意，不怕走数，照借如仪。昔日钱银交易，大银码多数用“大头”(银元)，小数目为“铜板”(铜仙)，高利贷者收数后，多数将银元、铜板之类塞在耳窿，日子有功，久而久之把耳窿也撑大，故称为“大耳窿”。

　　昔日“大耳窿”，如今摇身一变，冠以与时俱进的称谓：寄售行、典当行老板，担保公司、投资公司老总。他们西装革履，奔驰宝马。马仔簇拥，日进斗金。这些必须经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融资机构，在各地炙手可热势绝伦。湖南某县一家担保公司经营转让费高达600万元人民币。浙中某县人口只有30万，民间各类借贷机构却有60多家。而2008年年初同类机构不过十家。当地许多家房产中介所纷纷转行做起民间借贷生意。而地下从事民间融资借贷的至少是公开的一倍以上。温州担保业，几乎就是民间高利贷的代名词。担保公司放高利贷路人皆知，“换脸”后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公司如雨后春笋，跻身放高利贷的庞大队伍中。在义乌，高利贷更是司空见惯的。义乌商贸电视信息频道上，某某寄售行“有大量闲钱、帮你解决燃眉之急”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屏幕上；从事民间借贷的寄售行遍布大街小巷。一个县级市就高达200多家；月利息从两三分一路走高攀升至一角甚至一角五。

　　过去“大耳窿”放贵利“九出十三归”，借钱一万，只能得九千，还款时却要付一万三千。高利贷的利息逐日起“钉”(利息)，以复息计算，此谓之“利叠利”。而如今，高利贷月息竟高达一角甚至一角五，逾期按日按时加数倍罚息。其利息之高，令人心惊肉跳。我想，“黄世仁”们再世，也一定自叹不如。

　　旧社会往往是因为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去借高利贷。在经济市场化、各类个体商户、小企业大量涌现的今天，高利贷已经不再纯粹是非生产性的。很多借贷者是为了解决企业资金困难。国家宏观调控紧缩银根，银行业慎贷、畏贷，给高利贷公司提供了极大便利和市场空间。由于不少民营企业缺乏诚信，一些金融机构担心借给民企的钱会变成坏账，所以也不敢轻易与企业合作。因此，一些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当急需资金而又无法从银行借贷的时候，他们只能通过借高利贷来“渡过难关”。

　　民间高利贷利息收益惊人，成为当下趋之若鹜的赚钱行当。表面上看，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于普通居民和企业，但稍作深究，可以发现不少民间借贷资金最终来源于银行。在高利诱惑下，很多工薪阶层以自有房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而后以月息2.0％至4.0％出借于担保公司或民间职业借贷人。而一转手，就可谋取数十倍的超高利息。

　　银行被高利贷侵蚀。在民间借贷中介人和银行工作人员互相合作下，形成潜规则：不管银行实际贷款利率是多少，贷款人都要支付1.5％的月息。更有甚者，里应外合，把银行资金巧立名目分流至担保投资公司，当作高利贷本金，谋取月息5％以上的高利贷暴利。

　　百强企业也经不住高利贷诱惑。在目前国际国内环境对企业不利的情况下，一些中小企业生产经

　　营十分困难，急需资金注入，但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而大企业较容易从银行得到贷款，出现部分大企业宁可自个停工减产，也把大量从银行得到的资金用于放高利贷，造成“高利转贷”风盛行，而民间职业借贷人之间相互拆借，促使高利息节节攀升。房地产企业更成为民间高利贷的首选优质客户。浙江某县级市的百强企业，没有一家不参与高利贷。高利贷的暴利，让一大批企业家错乱了价值观，迷失了企业家道德，已经无法满足企业正常的利润收益，无法安心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发展。这将从根本上摧毁企业的生产力。

　　更为严重的是，民间高利贷已经渗透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高利诱惑下，部分党政机关领导参与了高利贷资金筹集、发放和催讨等环节。原永康政法委书记朱兵企图外逃事件，正是高利放贷失手所致。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江浙一带，许多地方的政府官员都不同程度参与高利放贷。一些民间借贷中介人根据领导级别，分别给以不同高利息回报。普通公务员月息3％，科级领导月息5％，处级以上领导月息10％。不少政府官员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成了高利贷者的保护伞。凡是参与高利放贷的寄售行、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无一例外都有政府官员的隐性股金或分红。

　　在文学影视作品的真实描绘下，人们对高利贷的印象，总会联想到黑社会背景。他们通常靠血腥打杀起家，再从事传统的经营来放高利贷，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洗钱、漂白，甚至卧底进入正途，进行更疯狂的敛财活动。黑、黄、赌、毒等与高利贷往往结伴相生。

　　当今中国民间高利贷已经“升级换代”。不需要血腥积累，只需特权合作；不只是一种民间借贷行为，而已经形成一个非常行业。高利贷已经不仅仅与黑道有关，不管红道、白道、金道。都能路路通了。高利贷严重危害中国社会经济秩序，其泛滥无度已经引起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巨大负面效应。高利贷造就了许多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神话，使勤劳致富、守法致富的中华传统美德遭到不应有的抛弃。社会创富伦理和企业家道德因此沦丧。高利贷社会危害之大，已完全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足以值得用刑法来规制这一行为，明确规定高利贷行为违法，严禁民间高利借贷。

　　实业救国，大力发展和扶植生产加工企业，是世界国家发展史上强国之路最有效、最积极、最可靠的途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发展史上，鼎盛时期无一不是百姓人尽其能，安居乐业；衰败时期，又无一不是实业萧条，百姓无所事事。政治因素的正确与否是确定经济因素兴衰的必然。

　　一个文明国度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让全体国民过上幸福快乐的好日子。践行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化，更应该是经济伦理道德的完善。

　　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钱有了，精神死了。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