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与上海滩青洪帮颇有交情，在十里洋场黑白两道是个吃得开的人物。国民党中统头子陈立夫、徐恩曾对他青睐有加。就连一向自高自大的上海公共租界掌权人物，都对他另眼相看。
这样一个在国民党特工系统大红大紫的人物，却是中共发展的第一位非党员特工，他和陈赓有着很好的私人感情，中共为他配备了高级私人轿车和专职女秘书。他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中共提供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情报，营救过许多身陷囹圄的中共领导人。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是鲍君甫。鲍君甫与上海滩的三教九流均有往来，社交场上，长袖善舞。因此，国共两党都向他抛来彩球
1926年春的一天，连日阴雨的上海滩迎来了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一个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的年轻人来到了鲍君甫的家。他就是中共党员陈养山。此次，他经人引见，以学习日语为名，来到鲍府，是想探知鲍君甫的政治意向，并进而争取他为中共服务的。
中共如此看重鲍君甫，是有缘由的。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原籍广东。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多年的生活和学习，使他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情风俗方面了如指掌，也同日本的几个通讯社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同一些日本商人亦有经济来往。在日本，鲍君甫也接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思想上受过不少触动。1919年初，鲍君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在上海，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不久，他以一个日本通的才华在上海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文员，同时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声名鹊起，在上海滩崭露头角。
1924年，在大革命浪潮初起之时，鲍君甫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五卅”运动时他同上海总工会有关系，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一些活动，同时他也结识了身为洋务工会负责人的青帮中人杨剑虹。
杨剑虹也是广东人，与鲍君甫既是同乡，又是同党，两人志趣相投，过从甚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逐渐成为陈立夫的亲信和助手，鲍君甫也因此结识了陈立夫及其身边的人。
为了摸清鲍君甫的政治倾向，争取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为我所用，中共特安排陈养山接近鲍君甫。这样就出现了先头提到的那一幕。从此以后，陈养山便经常出没于鲍君甫的府第，利用学习日文的机会与鲍君甫一起吟诗抒情，一起喝酒论时局，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陈的身份也为鲍所知晓。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不久，即因党内斗争而被迫下野。1928年10月，他复职出任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又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在经历这番折腾之后，蒋介石清楚，要巩固自己的地位，除了严厉镇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外，还需打击国民党的其他各派。只有剪除政敌，才能加强他的独裁。为此他指令陈立夫建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陈立夫乃浙江吴兴人，CC头子，陈果夫之弟，陈其美为其二叔。因蒋介石与陈其美为把兄弟，故陈立夫一人仕途，即成为蒋的亲信。
作为国民党最早特务组织的头目，陈立夫走马上任后，大肆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杨剑虹因此被任命为采访股总干事。为搜索中共及反蒋团体的情报，调查科除在南京设立总部以外，还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城市派出特派员。
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军、警、宪、特众多，各种势力混杂，历来是国民党注目的重点。为了在这里建立调查科下属机构，陈立夫煞费苦心物色人才，经过杨剑虹的推荐，鲍君甫加入中统并改名杨登瀛。
而鲍君甫此时的思想却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虽然杨剑虹多次邀请他参加特务组织，但他看透了国民党一党独裁与腐败统治，不愿为其卖命，尤其是1927年曾参加过左派的鲍君甫还曾被蒋介石逮捕过，这使鲍君甫耿耿于怀，但其政治信仰又与共产党人有距离，因而举棋不定。
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上海，中共更需要了解敌人的动向，中共决定争取鲍君甫，并准备派陈赓与他会面。
1928年5月，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陈赓与鲍君甫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中秘密会晤了。鲍对陈赓的传奇经历已有所闻，心仪已久，因此双方谈得甚为投机。双方约定，鲍除为调查科工作以外，还要尽快打人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取得他们的信任，中共特科派忠诚的卫士连德生充当他的保镖。
这连德生原是上海电车售票员。“五卅”运动期间领导电车工人罢工，表现英勇。“四·一二”后，经党组织派到莫斯科学习，这时刚从苏联回来。他身体魁梧，高大健壮，跟随鲍君甫到各侦探机关活动，与陈赓进行单线联系。为解决鲍君甫请客应酬之需，党组织还每月给他提供可观的经费。
这样，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经过陈赓、陈养山的细致工作，中共特工队伍中增加了一名特殊成员。在当时极端险恶的形势下，共产党人到处遭逮捕，不少人变节自首，鲍君甫这个举动要冒很大的风险。从此，在公开场合，他是国民党特派员杨登瀛，在暗地里，他又是非中共党员的红色特工鲍君甫。
根据陈赓的建议，鲍君甫积极同上司陈立夫、张道藩建立私人友情，以取得他们的好感，对杨剑虹则驯服地在他指挥下办事。这个时期，杨剑虹要求鲍君甫帮助办过几件事，说明敌人还在对他进行试探。
一次是1928年4月，杨剑虹介绍鲍君甫去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巡捕房派人逮捕共产党人的手续。杨剑虹事前什么情况都不告诉他，直到他们两人会同英巡捕房包探到马立斯新村去搜捕之时，鲍君甫才知道地址。这次住在这里的人已经转移，结果一无所获。陈立夫不放心，还亲自到现场检查。
另一次是1928年夏，杨剑虹又拉鲍君甫去破坏中共平凉路办事处，事前对他严守秘密，事后在陈赓的帮助下，鲍君甫才发现告密人的线索。
1928年8月，鲍君甫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特务头子陈立夫亲自赶到上海，把蒋介石签发的委任状郑重授予鲍君甫。这样，国民党煞费苦心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专业反共特务机关一开始就在中共特工的控制之下。在国共两党的人才争取中，中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鲍成为中共特工史上的一个非党员特工。
凭着“中央特派员”的头衔，鲍君甫在上海很快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风云人物
为联络私人感情，每次陈立夫、张道藩(时为调查科第一科科长)等到达上海滩，鲍君甫跑前跑后，巧于应酬，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声色犬马，尽情招待，很得陈、张的欢心。
由于鲍君甫要经常陪杨剑虹、张道藩出入上海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巡捕房，也为了提高鲍的社会地位，陈赓请求周恩来破例为鲍添置了一辆私人轿车——别克高级轿车，从而使鲍更便于接近上海各色
上层人物，也有利于他与中共特工的联系。
当然，要应付国民党特务机关，单纯地建立私人感情是不够的，还要经常做出一些“丰功伟绩”来增加自身的资本。在陈赓的直接领导下，中共特工协助鲍君甫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以鲍的化名设立杨登瀛办事处，明里是调查科在上海的一个办事处，暗地里却是中共特工的一个联络点，鲍的专职秘书就是中共优秀女特工张式沅，化名安娥。
由于调查科的主要职责是反共，搜集中共活动的情报，因此，为了巩固鲍在国民党特工中的地位，经周恩来批准，鲍的中共特工保镖定期将中共的宣言、传单、《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以及真真假假的种种情报提供给鲍。而每当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警备司令部或外国租界刚刚得知共产党的某些活动，中共特工便迅速地将更详细的情况通告鲍，让他立即上报调查科总部，因而往往是上海的国民党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刚在整理有关共产党秘密活动的报告时，南京调查科总部、蒋介石的案头早已摆上了鲍君甫送去的有关情况汇报。
有时，中共特工故意在租界内布置一些假机关，放上几册文件，留下一些过时的情报、接头暗语等，让鲍带人去破获，以此作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在中共特工人员的密切配合下，鲍君甫很快就成为调查科在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成为国民党特工中效率最高、能量最大的实力派，从而取得了国民党高层的绝对信任。
凭着“中央特派员”的头衔，鲍君甫充分利用他已有的关系，把触角伸到上海军政各界的各个角落：他与当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钱大钧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上海市党部、市政府、宪兵系统都有他的朋友或安插的人，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风云人物，为中共在上海的活动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根据中央特工机关的部署、指示，鲍君甫利用他的各种关系帮助中共特工打人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和外国租界巡捕房，这样，中共特工机关就在上海滩建立起来了自己的一整套特工活动网络，国民党军警宪特各机关、外国租界巡捕房几乎全有中共的特工人员。中共特工网络的建成，使中共特工的情报来源极广泛，每天汇集到大德里“杨登瀛办事处”的各方情报，经过中共女特工安娥的筛选及时地转送到中共特工机关，使中共特工机关好似有了“千里眼，顺风耳”，特工活动极少出差错。中共特工网络的建成，使中共特工机关、特工人员在进行工作时有了屏障，有了“保险”，即分布在国民党中军、警、宪、特、外国巡捕房各机关的中共特工能够利用“工作”之便及时地发现叛徒、密探，及时通报中共中央机关，及时地处理，而鲍君甫在这方面的作用最大。
鲍君甫从英国巡捕房救出一名“新招募人员”和一名“激进学者”。敌人哪里知道，他俩竟是大名鼎鼎的任弼时和关向应
1904年出生的任弼时是湖南汨罗人，他于1922年入党，1924年回国后，即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曾任三届、四届团中央书记；1927年党的五大和党的六大都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任江苏省委常委，在党内外都有相当声名，是敌人千方百计追捕的人物。
1928年10月，当任弼时在安徽巡视党的工作之时，在南陵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为了从他嘴里掏出中共的秘密，敌人用尽了一切威胁手段，用尽了极残酷、极野蛮的刑具，但他始终没有吐露自己的真实姓名。敌人用尽各种残酷手段，他却始终没有改换口供，以后经党组织营救，他在1929年3月出狱。谁知六个月后，他在上海又不幸被捕了。那是1929年9月的一天，任弼时一早出去开会。那天下着大雨，他在离家前告诉爱人陈琮英说：十二点回来吃中饭，下午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开会。从中午起，陈琮英就开始等他，直到天黑他也没有回来。陈琮英料想是出事了，非常焦急地过了一个夜晚，第二天清早就赶到江苏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那里打听消息。
原来，任弼时去开会的地点早被敌人发现。他们开会那天，这个机关已被敌人破坏，英租界巡捕房预先在院子里埋下便衣巡捕，我们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发出警号，任弼时已在骤雨中急步走上台阶叩门。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出一张月票，上面有相片和详细地址。他在月票上填的是假地址，敌人按址索骥，根本找不到那所房子。因此敌人就用严刑拷打他。几个洋巡捕和警官轮流用刑，用皮鞋踢，用皮鞭抽，妄图用酷刑打开他的嘴巴，任弼时仍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小学教员。
中央特科获悉情况后，根据任弼时被捕的情况和他在狱中的口供，告知鲍君甫前去营救。鲍君甫立即赶到公共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的寓所。
兰普逊与鲍君甫是老交情，得到情报后他从卧室里迎了出来：“杨先生，有何急事?”兰普逊一边问一边示意鲍坐下。鲍一边坐下，一边故意装作不急不忙的样子说：“噢，兰普逊先生，小弟有一小事相求。我刚刚招募的一个情报人员，可能由于口音问题被阁下的巡捕抓获了。请阁下高抬贵手把人交给我吧。”说着把一个大红包放到了兰普逊眼前的桌子上。兰普逊看着桌子上的红包，看着眼前这位神通广大的“杨先生”，停顿了片刻说：“杨先生，小事情，小事情。”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第二天，被称之为鲍手下的新招募人员就被送到了“杨登瀛办事处”。其实这个“新招募人员”就是当时的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
出狱后的任弼时，1930年被中共中央派到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4月，被调往中央苏区。
而另一位中共重要领导人关向应是1931年4月被捕的。1902年出生的关向应是辽宁金县人。他于1924年留学莫斯科，1925年入党，“五卅”运动后回国，曾出任过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1930年调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初，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在他住处搜走了一大箱文件。
在牢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关向应坚贞不屈，没有泄露组织的秘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暴露。然而敌人搜走的文件中却有不少是绝密性的，一旦落入国民党之手，不但关向应性命难保，对中共特工也将造成巨大的危害。中共中央责令中央特科尽一切力量营救关向应，并将其中手抄和复印的秘密文件取回。这时巡捕因从关向应身上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把目光转向了搜来的文件上。而此时获悉此案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对被搜来的文件颇感兴趣，并向巡捕房提出由他们派员去清理搜来的文件。兰普逊答复说：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只准杨登瀛(即鲍君甫)一人插手此案。
这时，鲍已接到中央特科发出的营救关向应、取回秘密文件的命令，
于是，鲍即介绍刘鼎以“中共文件专家”的身份到巡捕房鉴定文件。
出生于四川南溪的刘鼎，当时28岁。他于1924年入党，后去莫斯科学习。1929年回国即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地下工作，他以“中共文件专家”的身份与鲍密切配合，晚上将一些真实文件带回“杨登瀛办事处”研究，次日早晨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
过了一周，鲍告诉兰普逊：“兰普逊先生，搜出来的那一箱材料全是学术材料，没有什么价值，被捕的那个充其量是个‘激进的学者罢了。”与此同时，在狱中化名李世珍的关向应参加了由已在狱中的陈为人、刘晓等人组成的临时中共党支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关向应配合鲍的活动，装得庸碌无为，悲观消极，从而蒙蔽了租界。兰普逊从狱牢的报告中觉得鲍说被抓的人充其量是个“激进学者”的话有道理，最后租界对关向应这个“激进学者”从宽判刑，押了几个月即予释放。关向应出狱后即离开上海去香港，旋即进入鄂西革命根据地，出任红二军团政委，与贺龙并肩战斗。
“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的……”鲍君甫含着眼泪合上了双眼，离开了人间
然而1931年4月顾顺章的叛变却使鲍君甫陷入险境。4月底，鲍君甫终被敌人逮捕。国民党对鲍软硬兼施，鲍始终未供出他和中央特科的工作来往情况，还痛斥顾顺章血口喷人。由于国民党未抓到鲍“通共”的任何证据，再加上已爬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高位的张道藩的疏通，半年之后，鲍被保释出狱。
国民党并未深究杨登瀛的双料特工行为，他被从监狱里放出来后，还当上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开始了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登记的第一天就有1500多人，到第5天已有4200多人登记，其中有原国民党军委会军政部副部长、西北行辕少将参谋长等高级官员，但也有少数人员顾虑重重。等待、观望。鲍君甫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鲍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故被市公安局逮捕，很快移送法院。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
这时，鲍则提出大革命时期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称：
1926年由陈养山引荐打入敌人内部并由陈介绍参加共产党，在1930年至1931年打入国民党期间，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担任这个职务是经过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同意的。在上海期间凡有搜捕中共党员时，我总是事先通知陈赓，使其转移躲避。后因叛徒告密，我和陈赓都被国民党逮捕，先后关押在南京市白下区羊皮巷首都特别刑事法庭看守所，后又被关押在瞻园路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等处，在狱中遇到了陈赓，当时我在甲级号房，陈赓在丙级号房，我设法通过关系将陈转到条件较好的甲级号房。至1937年我被释放后，我即与中共失去联系，我绝无叛党出卖组织情事。故要求陈赓同志作证。
时任市法院第一任院长的鞠华对此案非常重视。1951年7月市法院两次给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发函，希望证实鲍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陈赓于1951年11月24日给鞠华院长亲笔回信，其内容如下：
南京市人民法院鞠院长：
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
陈赓这封信肯定了鲍在大革命时期作出的贡献，为法院审判此案提供了重要证据，使鲍君甫的命运发生了转机，法院又进一步查实，取得了大量我党高级干部证词，经法院研究对鲍予以释放，判处管制一年。
鲍君甫被判管制后，住在南京玄武区大树根，后搬至随园，无生活来源。1952年11月司法部副部长陈养山闻讯后，立即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三位局长，多次强调“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去北京，鲍在北京受到陈赓、李克农、陈养山等人的会见。陈赓详细询问了鲍的生活情况，并委托国防部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安装了假牙，制作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然后鲍君甫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三个星期。以后陈赓只要到南京都到鲍君甫家看望，对其生活给予关心。
不幸的是，1966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抓”出了无数隐藏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类“阶级敌人”。其中在国民党时代的都城南京，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们居然就找到了一个名叫鲍君甫的“中统特务”。
已经被红卫兵斗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的鲍君甫在临终之前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道：“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的……”说罢便咽了气，离开了这个令他万分尴尬和痛苦的人间，离开了由于他早年经历的牵累而遭受重大不幸的家人。
1969年，鲍君甫在南京去世，时年68岁。他的撒手尘寰或许终于使他得以免去精神与肉体上的苦痛，然而却仍旧无法抹去布在他人生旅途上的种种疑团。
直至20世纪90年代，上海某些不谙就里的媒体还在说鲍君甫是个国民党的侦探，当年充当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要员。最后在1993年5月，鲍君甫的真面目才终于显露出来：这名曾经的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居然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特工人员，而且当年对于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许多领导人物的生死存亡作出过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旁人无法替代的贡献。没有他，如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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