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遭到”陈至立的表扬
我在教育部，曾先后服务两位部长，一位是陈至立，一位是周济。
我与陈至立部长相识纯属偶然，也是工作需要。记得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期间，我当时还是《中国教育报》的记者。由于在报社表现出色，报道得到领导肯定，被指定为上会记者采访十五大。当时，《中国教育报》只有一个上会记者名额，就给了我。我也因此感到特别荣幸，工作起来也十分卖力。可以说，那次的报道任务是我记者生涯中最累的一段时光。每天要发回几千字报道，当时电脑又未普及。都要靠手写。为了完成任务，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但是看着自己的报道第二天见诸报端，心里还是充满了喜悦。
当时，十五大的报道中我们有一个重要策划，就是采访十五大代表、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的陈至立，她即将接任教育部部长。由于同为十五大代表的教育报刊社原党委书记刘川生的牵线，我终于得到了这次珍贵的采访机会。
虽然我做记者时也采访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蒋正华，以及不少省部级领导，但是采访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第一次。我心里十分忐忑，带着这种紧张的心情我到了全国妇联妇女活动中心的代表驻地。见到陈至立后，她微笑着和我拉了几句家常，我的心情也松弛了许多，打开录音机便开始了采访。
采访结束后，当天我即把文字稿呈送给陈至立审阅。没想到她没有改几个字就全文通过。我特别高兴。很快这篇报道便以头版头条见报。当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之后不久我就来到教育部，并在陈至立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98年2月，我的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够借调到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工作。当时，我已任《中国教育报》总编室主任，正处级别。我在报社曾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工作者，其中两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当时报社的经济效益也很好。我本身十分热爱记者工作。对新闻报道也情有独钟。况且，大学毕业时我就有到机关工作的好机会，当时我就觉得自己不适应机关工作，所以托关系、找门路推掉，选择在一所普通中学做教师。说心里话，我仍然不愿意到机关里去。但是，报社领导和教育部办公厅领导几次找找谈话。我思忖再三，也萌生了换一种活法的念头，也想走走仕途看看。于是，来到了教育部。
应当说明的是，1998年9月，我被正式调任教育部办公厅任新闻处处长时，正值全国政府机构改革和富余人员分流的时候。当时。教育部内也有不少官员面临分流、转岗。而此时。我被调人了教育部，这需要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乃至主管办公厅的部领导和陈至立的严格审批。若干年后，当我有机会看到当初的审批件时，不禁感慨万端。
陈至立曾经在地方做过宣传部部长，她十分重视并且十分熟悉新闻宣传工作。她来教育部工作后不久，教育部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提出要强化教育新闻宣传意识，不断提高教育新闻宣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意见还特别要求教育部各司局要正确处理好教育新闻宣传工作与相关工作的关系，包括处理好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与部内其他各部门的关系、与其他各新闻单位的关系、与常规新闻工作的关系、与干部队伍建设的关系。这个意见还就加强教育新闻宣传工作规范化管理，建立和完善教育新闻宣传管理制度，提出了很多具体规定，如新闻通气会制度，新闻发布会制度，工作会议报道制度，记者采访制度，新闻稿件把关制度等。
作为曾经参与这个文件的起草者之一，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意见放到现在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毫不过时。特别是其中提出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明确指出新闻发布会是教育部即将出台的新政策新闻背景介绍，及有关重要工作和活动安排等信息的重要途径。新闻发布会分为部外新闻发布会和部内新闻发布会两种。据我了解，这些认识和界定在当时是领先的，即使到了现在，教育部也是仍然按照这个办法推进。
在陈至立任部长期间，每年她都参加我们组织的记者联谊会，出席教育部优秀教育新闻评选颁奖会并讲话。同时，教育部所属的教育报刊社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宣传工作会议她也都亲自参加并讲话。她还多次走访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广泛征求这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及跑口记者对教育新闻宣传工作的建议。
她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新闻宣传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办出教育报刊和电视的特色，提高教育新闻宣传水平，特别是她提出要围绕党和政府工作中心，重视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选好题目、注意方式、入情入理、因势利导，给人以启发、给人以鼓舞。她还提出新闻媒体要及时反映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在我看来，这些论断对十年来的教育新闻宣传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至今仍不过时。
由于她对新闻工作的熟悉和对记者的尊重，使得记者送审的稿件一般都能顺利通过。记得她1998年刚任部长时，教育部新闻办曾组织多家媒体对她进行专访，由于我刚做这个工作，对她不是特别了解，生怕稿件不过关。没想到，她第二天就把送审稿件退回某家媒体记者，上面批到：“某某同志，我匆匆忙忙做了些修改，仅供参考，谢谢。”
陈至立是一个工作上要求很高。同时又对下属十分宽容的领导。记得有一次，陈至立应《求是》杂志之约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求是》杂志因故推迟一期刊发，而此前，我未经她同意就把文章给了《光明日报》，希望《光明日报》在《求是》杂志之后刊发。这期间，我忘记将《求是》杂志推迟刊发的信息及时告知《光明日报》，使《光明日报》早于《求是》杂志发出此文。酿成此大错的责任当然在我。领导很生气，同事很着急，我十分紧张，不知如何补救，心想这碗饭真吃不了了!按照主管领导的要求，我写出了书面检查，协助做了补救，同时也做好了回教育报当记者的准备。
几天后，在楼道里面碰上陈至立，我心想一定要被她数落一顿了!没有想到，她微笑着说：“小王啊，以后可不要这样马虎了!新闻宣传可是大事啊!”我连忙点头称是，心里的一颗石头落了地。
这是我来教育部工作十年所犯的最大错误，终生难忘。
在陈至立身边工作的五年，是节奏紧张、同时也很让人愉快和受益的五年。她的工作方式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就是经常“微服私访”。不与地方领导打招呼。不带记者，轻车简从。我当时作为处长有幸随从陈至立一同“微服私访”多次。
说“有幸”一点不假，因为按照惯例，部长活动一般要由司局级领导陪同。
而我从中也真正得到了锻炼。由于没有带记者，所以我既要充当摄影记者，还要充当摄像记者，还要兼职文字记者。当时，我身上的装备有照相机、摄像机，还有录音机，忙得不亦乐乎。记得第一次回来，我写出了长篇通讯《摸实况动真情出实招——记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考察河北教育》，她看后批示：“写得很好。但以不发为宜，我留下来做资料。”
以后，每次陪同她下去调研我都有一份这样的文字资料，虽然从未发表过，她都留下来做了参考。她离开教育部时，我曾经希望将这些报道综合刊发，她笑着说：“再考虑考虑吧!”
对写作者来说，写出的稿子没有刊发，也许是终身遗憾。但从另一方面说，在陪同她深入调研和采写报道期间，我也亲身感受到了许多基层教育工作者对党和政府的期望，对教育部工作的期望，以及他们反映的各种实实在在的问题。
记得有一次，我们的车途经路边一所普通中学时，陈至立让司机停车，顺路看看这所乡村中学。校长不知车上下来的人是陈至立，便说出了一大堆对拖欠教师工资不满的话来，还说：“陈至立都讲了话也没用啊!”当我们临别告诉他说，这位就是陈至立部长，朴实的中学校长既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觉得刚才的话有些唐突。陈至立微笑着对他说：“你说得很好，反映的情况很重要。”这种深入实际的务实作风使我受益匪浅。
每次考察结束后，我都将影像资料整理送她保存，她很高兴，我也因此提高了摄影和摄像水平，并以此为乐。
陈至立指导教育工作很细。很深入，她的工作方法也使我受到很多启发。比如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教育部长办公会，她说：“各位的业务都比我强。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大家在各自分管的领域都是专家，我再做也做不过大家。邓小平同志说要当好大家的后勤部长，朱镕基同志说。他要当好后勤处长。那我就争取当好大家的后勤科长，帮助大家解决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
她的这一论述，以及她在后来工作中的具体实践使我备受启发，后来我当了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之后，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我也表了这样的态，做好大家的“后勤组长”。
陈至立始终支持我的工作。在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教育部的新闻宣传工作得到过她的几十次表扬。至今，我还保留着2000年10月，她在教育部第三季度新闻宣传工作总结和第四季度新闻宣传工作要点上的批示：“新闻办围绕部中心工作和教育战线热点做了大量舆论引导工作，望再接再厉，明年更上新台阶。”
离开教育部以后，每次见面，她的微笑和握手都使我感觉增添了不少力量。还记得有一次，在她以国务院领导的身份参加教育部的年度工作会议上，当着各省教育厅局长的面，她突然把我叫起来。我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不想她说，旭明同志，你最近一段关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论述很好，我们每一位官员都要敢于宣传，敢于说明自己的观点。之后她又表扬了我以教育部发言人身份阐明的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观点。
当晚吃饭时，我与许多记者围坐在一桌吃饭。许多司局长和省教育厅厅长都来敬酒和祝贺。虽然我嘴上很谦虚，但是我心里特别满足。在一次会议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两次表扬，是我平生第一次。
最让我终身难忘的是，陈至立在教育部部长任内签署的最后一个同意提拔的文件，就是任命我为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我也因此成为教育部历史上第三任新闻发言人。
平民部长周济
与周济部长在一起工作的时光。也是我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五年多时光，弹指一挥间，挥之不去的是历历在目的许多情景。
周济对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同样特别重视。
在他当部长期间，教育部的新闻办公室的行政级别上升为司局级，在人员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还为新闻办公室增加了人员，增拨了经费。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教育部每月一次的党组会上，周济还特别提出要把每月的新闻宣传重点向党组通报。也正是在周济的提议下，教育部的新闻发布制度这几年有了长足的进展。2004年教育部召开33场新闻发布会，名列中央各部委之首。到了2005年，教育部新闻发布品种变得更丰富了，增加了记者招待会、新闻吹风会等多种形式。还是在他的推动下，2006年，教育部同卫生部和公安部成为全国首批推出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的部委。2007年，在陈至立和周济同志的批示和倡导下，教育部把新闻发布会开到了田间地头。2008年，他又批准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开展新闻发布工作理论与实践两个模板的研究。由此可见，周济对新闻发布工作可以说是积极支持、稳步推进，使新闻发布工作一年—个新台阶。
周济对新闻宣传工作重视的一大特点是，他经常上网。浏览报纸和网站，并就网络舆论和报道情况做出大量批示。他对各种教育报道，既有表扬也有批评。更可贵的是，他从很多报道中还引发出对教育工作深一层次的思考。如他在《让班主任回到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报道上，除批转有关部门研究外，他还做出批示要求认真对班主任工作进行调研，尽快形成《班主任工作条例》，要总结经验，同时要重在创新。特别是要将班主任工作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职业岗位对待，而不能仅作为副业和次要职业岗位对待。正如大家知道的，不久之后，教育部印发了加强高校辅导员和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文件。
在一篇《我是来寻求加快中国农业发展之策》的报道上，他除了请有关部门研究外，还批示道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农林院校、医学院校、地矿油院校行业特色显著的高校的建设，特别是要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合作共建工作。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不久，教育部在很多行业院校开展了省部共建工作。
从这些批示中，我们不难看出，周济对新闻报道不仅仅停留在表扬与批评的层面上，而是把它作为研究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在他的关注下，新闻宣传的作用得到了更大发挥。
记得2006年5月，《人民日报》要发表一篇根据周济的讲话改写成的五六百字的短文。我以为文章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想到的是周济在审稿之后，密密麻麻地改动了几十处。原文题目是《高校科研应当真正弯下腰来》，周济改成《高校科研应当顶天立地》，接到这份改稿时，已经是晚十点半了。至今望着这份改动了几十处的“花脸稿”，我的心头总是一热……
《人民日报》在2007年5月11日社会观察版做了一版大学生就业的稿件。周济批示道，这一版文章和评论都挺好，态度积极，而且有说服力，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宣传，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样的批示，五年期间，我不知阅读了多少。
他对许多报道，不仅仅是从宣传角度，而是从工作的角度给予批
示。如在一篇《学英语松了大人绑了孩子》的评论上，他批示：“公共英语考试怎么能对孩子开放?请基础司、考试中心阅研并报情况。”在他的干预下，教育部发出了“规范英语公共考级，禁止中小学生参加公共英语考级的通知”。
又如在《中国教育报》上刊登的《云南将特岗计划和两基攻坚大学生就业人事制度改革紧密结合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报道上做了长篇批示，建议进一步研究完善和推进特岗计划，使之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战略举措。建议对这篇文章予以表扬，称赞这篇文章把握住了特岗计划的实质内涵，强调了特岗计划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和关键地位，认识深刻，对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将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周济是一个很有人情味、十分平民化的部长。每次陪他接受记者采访，按照规矩，我都应该另外要车。他几次主动提出，让我随他一同前往，说还可以省一辆车。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您可真是平民部长啊!”他说：“那有什么啊，一起走还可以沟通情况!”
由于周济是工程院院士，学者出身，又做过老师，因此为人随和。广听群言。我在他面前也很放得开。有一次，我安排周济走访几家新闻单位。按照预先的安排，要先到中国青年报社，之后到新华社。后来临时改变了安排，决定先去新华社，后到中国青年报社。但没有想到由于路上堵车，无法按照预定行程走，到中国青年报社的时间被耽搁了。而此时，在《中国青年报》社等待的团中央一位书记因另有公务，只好先行离开。路上，周济心中也很着急，不时看看表，不时问着有关情况。我在他车内一路叨唠，一路埋怨，他不急不恼地说：“就是因为没有听你的安排，就招来了你一路的埋怨，没完没了的!”由于周济极少摆部长架子，使我在他面前惧怕心理少了许多，有时候还很放肆地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
在我卸任之际，周济共找我谈了三次话，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第一次更像是朋友似的谈心，谈到了教育问题，也谈到了教育宣传问题，还谈到了教育部的工作问题，谈得很深入，也谈得很投机。第二次是几天以后，他约请一位部长助理、我的继任者和我一起谈。他充分肯定了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取得的突出成就，特别是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在世纪之交，以及教育改革深化教育发展加速中的作用。他希望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做好衔接，把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再推上一个新台阶。他还破例地提出要我把宣传工作做一个小结，在党组会上再做一次发言。
第三次是我履新当日，也就是2008年的8月1日。我的所有家当已运抵新的工作单位，我与部里有关部门的同志辞行，周济非常高兴地邀请我到他办公室。我们又谈了半个多小时。他谈到了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的思考，还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到新单位要抓大事、抓重点、抓关键，这后来成为我到新的工作单位之后，一个重要的工作指南。当我们告别时，我从他慈祥的眼神、温暖的笑容和有力的握手中感到了他对我寄予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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