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尧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写毛笔字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校的专栏，大队的大批判专栏，特别是后者，几乎我是一个人包下来的。此后，大概将近二十年，我差不多很少去拿毛笔，毛笔成为我书房的装饰，而这一变化又始于毛笔字从乡村生活中消失。这些年，我开始重新练习书法，或者说恢复写毛笔字。不必说年轻一代，我们这代人几乎连钢笔也很少使用了。签名笔的流行，以及电脑打印的广泛，书法几乎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消失，除了那些还以书法为生的人。

　　在大一、大二两年寒假，我负担最重而且也最热心的工作是为村上的乡亲写对联。我读小学的时候，村上的大部分对联是我爸爸写的，爸爸那时的书法开始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行书特别流畅和遒劲，而且是字越大写得越好。可惜，当时没有意识到让爸爸用宣纸写几幅字。到了初中，我开始帮爸爸裁红纸折格子。这项工作并不好做，人家送来的红纸是算好的，只会少不会多，除了大队部送来的红纸会宽余几张。你得按照人家的需要裁成几副，就像裁剪衣服一样，有时还要套着裁。万一我把格子折错了，本来是九个字我却折成七个字，而爸爸又没有数格子便径自按照九个字写下去，这副对联就作废了。如果这样，我们就得拿自己家的红纸给人家写。

　　差不多有大半个村的春联都是我爸爸写的。大年三十的前几天，送红纸到我们家的人络绎不绝，我先问清楚写几副，然后再写上户主的名字。堂屋门、房门、厨房门的对联长短都不一样，好在村上人家都熟悉，约略知道门框大小长短。这纯粹是服务，需要自己倒贴墨汁和时间，如果我裁错了纸折错了格子，还要赔上。我从读初一开始。不满足于给爸爸当助手了，开始跃跃欲试，而且会说爸爸哪几个字写得不好。爸爸连续写了几天，确实也毫无兴致，便说，我来裁，你写。我开始不相信，看他真的搁下毛笔裁纸去了，我就站到他写字的位置上了。我受爸爸的影响，从小的爱好就是书法，终于可以写对联了，就像学徒出师一样的兴奋。但笔落到红纸上，我就发现自己还不会悬腕，而且对联上的字远不及我平时。自然和爸爸还有很大的差距。

　　从1975年读初中，到我上大学的1981年，正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转折时期。村庄和学校也陷在政治风暴之中。学校会配合政治运动出专栏，要用毛笔抄写；我们大队是学大寨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先进，不时要出各种专栏，都需要用毛笔抄写。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四人帮”等，各种各样的专栏，我都是学校和大队的主要抄写者。经过这样的抄写练习，我的毛笔字大为长进，开始从容自如，甚至得心应手，在我们整个公社都有些名声。此外，我又临摹毛主席诗词手迹，至少做到形似。在1976、1977那两年，大队和公社的许多人家的堂屋里都贴着我临摹的毛主席诗词手迹。这个兴趣后来突然终止了。

　　在当时的乡村，有两样活儿是一个人地位的象征：算盘和毛笔字。从镇上到村庄，有些知名度的人无不以会打算盘或者写毛笔字闻名。算盘曾经是中国最通行的，也是唯一的计算工具，乡村里的帐目自然也是算盘上打出来的。书法和算盘都很厉害的，在全公社，我爸爸是其中一个。我对算盘没有很大的兴趣，但一直喜欢写毛笔字。我爸爸的算盘在50年代末期就闻名全公社，年终算账时总是被请去打算盘。但我更觉得毛笔字远比算盘重要。爸爸从来不自夸自己的毛笔字，他说公社有谁县文教局有谁写得很好。但我后来看到了这两个人的字，我觉得未必。和爸爸相反，到了我开始取代爸爸的位置给村庄的人写对联时，我觉得我的毛笔字是超过那两个人的。1982、1983年的春节，我差不多给大半个村庄的人家写了对联，除了行书，还有魏碑。我有时会在庄上的小巷里漫步，欣赏那些门框上贴着的我的作品。

　　这个状况正是乡村文化结构和文化变迁的一个写照。我爸爸那一代人读书少，能够上到初中毕业的已经是凤毛麟角。我们这一代人几乎至少读到高中，但很少受过书法的训练，也上过“大仿课”(毛笔字课)，但能够坚持下来的很少。在乡下，算盘、书法及器乐演奏都是有文化的代表。而且在一个时期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除了书法以外，会写美术字和绘画，也是一技之长。在这些“手艺”中，如果你有一项比较擅长，哪怕初通，只要在这个村上是矮子里的长子，你就有用武之地。70年代的乡村早已政治化，大量的政治活动都需要演出和书写。60年代末，是不要每年写春联的，所有家的门框都刷了红漆，再用黄漆写上毛主席的诗词，比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每家是清一色的主席像、样板戏剧照和各种政治宣传画。在这些油漆的春联逐渐褪色后的70年代初，开始恢复贴春联了，我爸爸和我也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1983年的春节，送到我家写春联的红纸越来越少。街上开始有各种春联印刷品，已经流行的“福”字也有了各种字体，这是文化工业在乡村的最初迹象。需要写字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墙上也不再需要写各种标语，商业的广告品也是印刷品，随意张贴在墙头。而算盘开始被计算器代替。“手艺活”几乎从乡村的文化中消失了。

　　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两年，虽然写对联少了，但我还每年帮村委会写一副贴在村礼堂门前的春联，要用六张红纸写成。到了1985年，我不用再写了，给村委会看门的老通信员死了，村委会也不需要人看了。写春联的事没有人管了。乡亲们也不再找人写春联，都从镇上买回印刷好的春联张贴。

　　我给这个村庄最后的“题字”，是为我的母校写了校名。镇上管文教的领导多次邀我写校名，我都婉谢了。隔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忘记这事，有一天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学校大门重建。等我的字做设计。我推辞不掉，就提出写归写，但不署名。双方就这样妥协了。这年的春节，我回到村上，看见了自己的字，站在门前，想起童年、少年读书的时光，竟然觉得自己和村庄都老了。学校的门前也一样有几处草堆子。而现在草堆子更多了，学校也无了声息。我们这个村庄的孩子，在这个世纪初到邻村的中心小学读书了。据说是因为村上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而邻村又和好几个村子都在公路边，交通方便，镇政府便在那儿设了中心小学。此事曾在村上引起哗然，在外工作的人也干预过此事，提出应当把中心小学设在我们村，因为从解放以来，我们这个村就是东半部的教育中心，几十年都有小学、初中，一段时间还有过高中。最终，村上的孩子还是跑到外面读书了。我回去的时候，听到感叹：这个村没有地位了。父亲是在村上的小学撤除之前退休的，比他年轻的那些同事现在差不多也都退休了。一个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缺少了灵魂什么的。我的那几个字挂在校门的墙上，孤孤单单。它们仿佛如我站在那儿，追忆着往昔的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