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奇

　　出发前毛泽东同刘少奇彻夜长谈

　　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为此。从东北调回王稼祥，并由邓力群、戈宝权协助刘少奇准备材料。出发头一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彻夜长谈。谈话的内容，迄今没有任何的材料透露，世人也不得而知。但不外是自1948年9月会议以来中共对新中国一系列问题的规划和构想，加之如何处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这一切，都需要向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汇报并取得意见和建议，甚至“指示”。

　　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高级代表团王稼祥、邓力群、戈宝权、柯瓦廖夫和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翻译师哲等由清华园车站出发，经沈阳，同高岗会合，一同赴大连，乘“道格拉斯”飞机到伯力，经西伯利亚，于6月26日到达莫斯科，飞机上十分寒冷，一路上多次起降，非常辛劳。刘少奇这是第三次到苏联了。1921年到苏联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被选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在这里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带领中国工会代表团赴苏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49年6月，刘少奇再次来到莫斯科，却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率领中共代表团同联共(布)中央就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等问题进行磋商，征求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的意见和建议，为建设新中国探索发展之路。同样是寻找道路，二十八年前找的是革命道路，是“破坏旧世界”的道路；二十八年后找的是建设道路，是“建设新世界”的道路。当时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刘少奇；当时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名誉校长——斯大林。名副其实的“学生”与“先生”的关系。身份的特殊性、访问的特殊性、会谈内容的特殊性，构成了刘少奇此行的特点。

　　为迎接中共代表团，联共(布)方面也是煞费苦心，由于访问是秘密的，一切都还暂时不能公开，所以，代表团的住处、生活、参观游览、会见、会谈及其他的一些活动，都由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安排，而代表团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同国内的通讯联络，均由苏联方面的军事情报部门负责。

　　对中共的要求斯大林答复得很痛快

　　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被安排住在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街8号公

　　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宾馆的办公室里寓。27日晚23至24时，代表团被邀请到斯大林私人的孔策沃别墅进行非正式会谈，苏方除斯大林本人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人参加会面。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首先表示对毛泽东健康的友好祝愿。刘少奇感谢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关心，并递上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对斯大林给予中共的巨大帮助表示感谢。随后双方很快进入正题。

　　刘少奇首先提出贷款问题，说明中共中央希望从苏联方面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并就此签订一个正式的协议。这个问题，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时毛泽东曾明确提出过，当时要求苏方在1949年到1951年三年内每年提供一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新中国恢复经济，缩短过渡期。苏方研究后，斯大林已经复电表示赞同，但提出最好分期五年，年利率可以按1％计算。此次会谈时，斯大林进一步说明：苏联可以将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分为五年，每年六千万美元，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中国可以在贷款完全生效后十年之内偿还。斯大林笑着提及，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电报中曾表示，对于这样的贷款，1％的年利率太低了，应当提高。的确，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是2％。提供给中国的利率少了一个百分点，但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东欧国家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固。而中国还在打仗。经济持续恶化，因此对中国应当按照更优惠的条件提供大的帮助。当然，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关于签订贷款协议问题，斯大林提出两个方案：其一是由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其二是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

　　接着刘少奇提出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斯大林对此答复得很痛快，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斯大林提到，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人们所讲的，家中难免有丑陋之人，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国家的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刘少奇回答道。在中国有一些与帝国主义活动没有联系的外国专家，他们得到的报酬大大高于中国专家。斯大林则强调。苏联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己的看法和制度。我们想按照我们自己的看法和制度办。

　　关于军事援助问题，斯大林首先主动表示愿意派遣专家或提供扫雷艇。帮助中国清除上海港口水面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布下的水雷。同时。他强调不要拖延进军新疆的时间，以免引起英国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甚至可能煽动起穆斯林，包括周边国家的穆斯林，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斯大林强调：这种情况是不能容许的。“因为新疆有储量丰富的石油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刘少奇解释道，西北马步芳的军队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但斯大林不以为然，说不要过高地估计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炮的情况下，摧毁他们是轻而易举的。而且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还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用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斯大林接着询问中共是否建立起自己的舰队，是不是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舰只。刘少奇回答道，我们目前还没有自己的舰队。缴获的舰只也很少，吨位大些的不论是军用的还是商用的。大部分不是被国民党弄走了，就是被搞沉了，我们目前也还没有力量打捞它们。斯大林明确表示这应给予帮助，一是要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舰队，因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舰队；二是要帮助打捞这些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

　　关于建立莫斯科至北京空中航线问题，斯大林特别提出可以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甚至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不论是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歼击机，还是想要苏联生产的歼击机

　　都行。指出：一旦你们能够自己生产歼击机，就可以很容易地培养自己的航空飞行人员了。

　　中共代表团看了苏联原子弹试爆的纪录片

　　回到寓所，刘少奇召集大家整理问题，形成文字。王稼祥向刘少奇建议。应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为此，刘少奇在向毛泽东电报请示后，向斯大林郑重提出一个请求，要求全面报告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等问题。斯大林接受了这个请求，不仅同意给代表团三四天的准备时间，而且表示联共(布)将召开政治局会议来听取这个报告。

　　于是，刘少奇组织起草报告，7月4日最终完成。报告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为“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首先介绍了中国当前的形势，表示了对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占领中国几个海港或进行扰乱性袭击的担心，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第二部分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介绍了有关新政协和中央政府的情况，着重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第三部分为“关于外交问题”，特别声明中国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阵营一边，而不是走中间路线，同时希望苏联尽快承认新中国；第四部分为“关于苏中关系问题”，希望中苏尽快通邮、通电、通航。希望苏联向中国派专家，接受中国留学生，帮助中国培养海军干部，考虑毛泽东访苏的时间和方式等。

　　秘访期间，斯大林破例请中共代表团看了试验原子弹爆炸现场实况的影片，这是苏联首次让外国人看这样的纪录片。

　　双方会谈间隙时，刘少奇访问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财经委员会、国家银行、外交部、财政部、外贸部、化工部，着重了解经济计划工作、经营管理工作、外交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还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工厂、轴承滚珠厂、精密仪器厂、刀具量具厂等工厂，了解工厂的设备、生产情况，以及工人的劳动、生活、培训情况，仔细了解企业行政领导、党委和工会三方面的职权、职责、工作范围，以及如何统一步调共同保证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刘少奇还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列宁博物馆、列宁图书馆、莫斯科市苏维埃(即市政府)、历史博物馆、建筑材料陈列馆、煤炭工业展览馆等，并同这些单位的领导进行座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及经验。刘少奇参观访问得来的这些东西，统统搬回中国。

　　刘少奇始终没有接受斯大林这杯敬酒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宴请中共代表团及当时住在莫斯科的两位中国女同志的记载，值得一提。作为“女同志”之一的朱仲丽因王稼祥的劝说没有出席宴会，出席宴会的唯一女性是江青。平日十分活跃的江青，一反常态，十分拘谨，一言不发，原来刘少奇事先同她打过招呼，让她不要多讲话。刘少奇认为，江青是与代表团不相干的人，只因斯大林在会谈中提到了她，才让她来陪同。但当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劝江青向斯大林敬一杯酒时，她立刻举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提议道：“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同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请大家同我一道为斯大林干杯!”斯大林听完祝词，开怀大笑，并讲：“我的健康，竟可成为大家的幸福，这恐怕太高抬了。”“我们两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很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实际，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听到中国人特别勤劳的许多事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刘少奇忙摆手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这杯酒我们不能接受。”刘少奇的这番话非常出乎人们的意料。苏联人纷纷上来劝酒，希望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的良好祝愿和盛情。斯大林坚持敬酒说：“难道弟弟不应该超过兄长么?!我的意思是说，弟弟应该加倍努力，力求上进，争取超过兄长，这也是为了你们将来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现在中国不是孤立作战，这会使将来的发展和进步更快些，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也会多起来的。”刘少奇也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推来让去，让去推来。刘少奇始终没有接受这杯敬酒。

　　斯大林提醒：成立中央政府“不可错过时机”

　　在随后的会谈中，刘少奇谈到关于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时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斯大林听后言：“这是敌人教训了我们。”紧接着，斯大林问道：“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回答：“没有。毛泽东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是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很好的，使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接着，斯大林又问：“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即主张国共两党和解的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是否妨害了你们?”刘少奇答道：“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不对。”

　　斯大林立即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只是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先后六次被邀请到斯大林私人的孔策沃

　　别墅，其中第六次会见实为话别。谈到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时。斯大林讲：“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我们决定给中国派若干名当前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恢复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至于经济援助问题，待我们的专家实地了解情况后，再进一步研究。”斯大林又问：“你们打算何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因为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瘫痪，不复存在了。而你们现在已经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刘少奇答：“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斯大林听了不以为然地说道：“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着，不能不防。”

　　8月14日，刘少奇在行将结束秘访苏联使命时，给斯大林写了一封致谢信，以表达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由衷的感激之情。信中提到：承蒙你及联共(布)其他同志的特别盛意的招待与关注，使我们十分感激!在你及联共一(布)中央其他同志的伟大的帮助和指示之下；使我们这一次来到苏联获得十分满意的成就，特别是使中国及时地获得苏联的借款与专家的帮助。

　　秘访成果及其遗留问题

　　确实如上述8月14日致谢信中所言，刘少奇秘访苏联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第一，通过介绍中国革命战争形势和新中国建国构想，使苏联对新中国建设的大政方针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第二，通过介绍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委婉地表达了对苏联曾经干扰过中国革命的不满，致使斯大林在坦诚道歉的基础上。承诺率先承认新中国；

　　第三，落实了苏联向新中国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若干个援助项目，为新中国争取到有力的外援；

　　第四，转达了中共关于处理中苏两党关系的原则意见，从而消除了斯大林的担心，为中苏同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第五，就处理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提出供苏方选择的三个方案，了解到苏联对处理该条约问题的暧昧态度，从而为中共中央制定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谈判策略提供了依据。

　　但也有一些遗留问题，譬如：斯大林拒绝中共在占领台湾时给予空军援助，认为那样做意味着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而会为美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对此，“俄国人民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他们还会把我们赶走”；苏方没有保证废除其在东北的特权；苏方在中长铁路问题上仍持强硬态度；双方缔结新约问题悬而未决等。